引论：在“人民”的旗帜下
“人民”，无疑是现代政治话语中最核心、最神圣，却也最富争议的词汇。从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到《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到各国宪法中庄严的“人民共和国”，几乎所有现代政治实体都宣称其权力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然而，在这面看似普世的旗帜之下，所召唤的“人民”形象，其内涵、边界与历史能动性，却因其所处的社会制度与阶级立场而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
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在于将“人民”简单地等同于一个国家疆域内的全体居民或公民总和，视之为一个同质化的、超阶级的、抽象的集合体。这种理解，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精心构建的理论迷雾，其目的在于掩盖社会内部深刻的阶级对立，将资产阶级的统治意志包装为“全民的意志”。与之相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特别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发展的思想体系，则将“人民”的概念从这种抽象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具体的、动态的、充满斗争性的阶级内涵。
本文的使命，就是要系统性地解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民观”。我们将首先辨析资本主义话语中“人民”的抽象性、原子化与被动性特征，揭示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工具的本质。随后，我们将深入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是如何将“人民”定义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以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政治范畴。通过对“人民”概念与国家政权、阶级斗争以及历史使命的辩证关系进行分析，本文旨在最终阐明：“人民”是谁，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核心场域。对其定义权的不同争夺，深刻地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两条历史道路的根本分野。
第一章：资本主义的幻影——作为抽象公民总和的“人民”
1.1 法律神话：被抽离了经济基础的“抽象公民”
资本主义语境下的“人民”，其最核心的特征是其抽象性。这一观念滥觞于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其历史进步性在于，它以“公民”的平等法律地位，摧毁了封建社会基于血缘、等级的身份制度。在法律面前，无论是大资本家还是流水线工人，理论上都是平等的、拥有相同权利和义务的“公民”。“人民”因此被定义为这些在法律上平等的、抽象的公民之总和。
然而，这种法律上的平等，恰恰是建立在对现实经济不平等的系统性遮蔽之上。它巧妙地抽离了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具体位置——即阶级属性。一个掌握着生产资料、靠剥削他人剩余价值为生的资本家，与一个除了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的无产者，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权力、自由和生存境遇是天壤之别，但在法律的帷幕下，他们却被化约为相同的“一票”。这种“人民”观，通过宣扬形式上的、政治权利的平等，来掩盖实质上的、经济权利的 不平等，从而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合法化”与“自然化”。
1.2 市场的逻辑：被拆解为原子化个体的“人民”
与法律上的抽象性相辅相成的，是经济上的原子化。“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系统性地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竞争的个体。他们作为“消费者”在商品市场中追逐欲望，作为“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相互竞价，作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进行博弈。联结他们彼此的，不再是基于共同生产和共同命运的有机团结，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冷冰冰的“现金交易关系”。
这种原子化的“人民”，无法形成统一的、自觉的集体意志。他们的所谓“民意”，往往是通过民意调查、市场调研等方式，被收集、量化和分析的、无数个孤立意见的算术平均值。这种“民意”极易被掌握着媒体、资本和权力的精英阶层所引导、塑造和操纵。因此，资产阶级所言的“尊重民意”，实际上尊重的往往是他们自己所制造出来的、符合其统治利益的回声。原子化的个体，是无法真正与强大的、有组织的统治阶级相抗衡的。
1.3 政治的客体：作为被动投票者与合法性来源的“人民”
在政治实践中，这种抽象的、原子化的“人民”，最终沦为了一个被动的政治客体。他们的政治功能，被高度简化和程序化为周期性的投票行为。在选举的狂欢时刻，“人民”被抬上神坛，成为所有政客争相献媚的对象；而在选举结束后，他们便重新回归沉默，成为被统治、被管理的对象。他们是权力的来源，但绝非权力的行使者。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人民的名义”运行，但其日常决策过程，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行政，都牢牢掌握在由职业政客、技术官僚、法律专家和企业说客所构成的统治精英手中。所谓的“民意代表”，一旦进入这个体系，便迅速地与其所代表的民众脱节，成为整个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人民”在这里，更像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一个为资产阶级国家提供合法性“授权”的“第一推动力”，一旦完成了授权，其历史使命便宣告终结，直到下一次选举的到来。他们是历史舞台上的背景，而非真正的主角。
第二章：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阶级分野——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
2.1 具体的、有边界的范畴：人民是一个阶级联盟
与资本主义的抽象性截然相反，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语境下的“人民”，首先是一个具体的、有明确边界的阶级范畴。它从来不包括一个国家疆域内的“所有人”。“人民”的构成，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由革命阶级所组成的联盟。
“人民”这个概念，只有在其对立面——“人民的敌人”——的存在下，才具有意义。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人民”就是所有参与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和阶层的总称；而“敌人”，则是所有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的、没落的阶级和阶层的总称。因此，判断谁是“人民”的第一步，就是进行深刻的阶级分析，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例如，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就包括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资产阶级就从昔日的“人民”的一部分，转化为了“人民的敌人”。
2.2 历史的能动者：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跃升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人民”，绝非被动的、原子化的个体集合，而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历史主体。然而，这种主体性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锻造而成的。马克思区分了“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根本不同。
“自在阶级”仅仅是指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一群人，他们可能是分散的、缺乏统一意识的。而“自为阶级”，则是这个阶级通过斗争，形成了自身的阶级意识，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先锋队政党），并明确了自身的历史使命。
“人民”的形成，正是这样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跃升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由其最先进、最革命的部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来领导。通过政治动员、理论灌输和组织建设，先锋队将分散的、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各个革命阶层（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具有统一意志和行动能力的革命联盟。此时，“人民”才真正从一个社会学概念，转变为一个能够改天换地的强大政治力量。
2.3 作为过程的定义：人民的内涵在斗争中被塑造
因此，“人民”的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内部的构成、团结的程度、斗争的目标，都会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历史任务的转换而不断演变。
它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实体，而是在与“敌人”的持续斗争中，不断地被重新定义、重新塑造和重新巩固的。这种过程性的、斗争性的理解，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话语中那种静态的、超历史的“人民”幻象。
第三章：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辩证的、动态的“人民”观
3.1 矛盾分析法的运用：人民范畴的灵活性与原则性
毛泽东同志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人民”观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运用了矛盾分析法，将其发展为一个既具有高度原则性，又具有极大灵活性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此做出了最经典的论述：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他明确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
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则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则包括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
这种定义的灵活性，其背后是坚定的原则性，即始终以特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为划分标准。它要求革命者必须具备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准确判断谁是当前阶段团结的主要力量，谁是当前阶段打击的主要敌人，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3.2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人民内部”与“敌我”关系的不同方法
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伟大独创，在于明确区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
敌我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的、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类矛盾，必须采用专政的、强制的、革命的手段。
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类矛盾，只能采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其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
这一区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它明确指出，即使在“人民”这个范畴内部，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如工农矛盾、脑体劳动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等），但这些矛盾不能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
它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具备高超的政治艺术，善于倾听群众意见，正确处理各种非对抗性矛盾，以不断巩固和扩大人民内部的团结。这一理论，是防止官僚主义、防止党脱离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
3.3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作为力量与智慧的源泉
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更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石。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
“从群众中来”，意味着党的一切正确思想和政策，都必须来源于人民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和实践经验。共产党人必须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将这些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上升为理论和政策。
“到群众中去”，意味着将这些来自群众的、又高于群众的理论和政策，再拿回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使其变为群众自觉的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人民”不再是被动的被领导者，而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是智慧和力量的无穷源泉。党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血肉相连的互动关系。
这与资本主义精英政治中那种视民众为“群氓”、需要被“启蒙”和“引导”的傲慢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章：国家机器的归属——谁的“人民”，谁的专政？
4.1 资产阶级国家：“人民”作为合法性符号
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核心工具。两种不同的“人民”观，必然对应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国家。
资产阶级国家，无论其形式是“民主共和国”还是君主立宪，其本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它以“全民”或“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宣称自己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但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装。其法律、军队、警察、法庭等整个国家机器，其首要的、根本的职能，是保卫私有制，维护资本积累的秩序，镇压任何威胁到这一秩序的无产阶级反抗。
在这种国家中，“人民”仅仅是其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外部来源和符号，而非国家权力的真正拥有者和行使者。
4.2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真实内涵
社会主义国家，其国体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则具体表现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精确地体现了国家的阶级属性与“人民”范畴的内在统一。
“民主”，是针对“人民”内部而言的。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远超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制度。人民享有管理国家、参与决策、监督干部等各项权利。
“专政”，是针对“人民的敌人”而言的。对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对分子，必须实行坚决的专政，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不允许他们乱说乱动。
“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提法，本身就公开地、毫不含糊地宣告了国家的阶级性。它不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国家，而是一个属于“人民”并由“人民”用来对付其敌人的工具。
国家在这里，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神秘力量，而是“人民”自己手中掌握的、用以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武器。
4.3 蜕变的危险：从“人民公仆”到“官僚主人”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后，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危险，即政权的蜕变。如果领导国家的共产党，其内部产生了脱离人民群众、享有特权的官僚主义阶层，那么这个政权就有可能从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蜕变为压迫人民的工具。
这正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悲剧所在。赫鲁晓夫集团篡夺领导权后，鼓吹“全民国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其结果便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掌控了国家机器，将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变为了事实上的“官僚所有制”。此时，苏联的国家政权，已经不再代表苏联人民的利益，而是代表这个特权阶层的利益。
广大苏联劳动人民，则从国家的主人，重新沦为了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对象。这一教训深刻地警示我们，即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能时刻警惕和反对官僚主义，“人民”的江山也同样会得而复失。
第五章：当代世界的镜像——全球化下的“人民”消散与重构
5.1 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将“人民”消解为“人力资本”
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对“人民”概念的瓦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去管制化，试图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改造为市场。在这种逻辑下，有组织的、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概念被进一步消解。
取而代之的，是“人力资本”、“消费者”、“纳税人”等一系列经济学术语。人不再被视为一个有阶级属性、有集体归属的政治存在，而被视为一个需要不断自我投资、自我经营、对自身盈亏负责的“微型企业”。
工会被削弱，公共服务被商品化，社会团结被个人竞争所取代。这种意识形态，成功地将结构性的社会矛盾，转化为个体性的生存焦虑与能力不足，从而从根本上瓦解了“人民”形成集体反抗的可能性。
5.2 民粹主义的幻象：被偷换了阶级内涵的“人民”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残酷现实，也激起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当代右翼民粹主义，以一种扭曲的形式，重新捡起了“人民”的旗帜。他们高喊“人民”反对“精英”的口号，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粹主义的“人民”，是一个被偷换了阶级内涵的伪概念。它往往不是以阶级，而是以民族、种族、宗教或文化来界定“人民”的边界。它所树立的“敌人”，不是剥削阶级，而是移民、少数族裔、或“堕落的”文化精英。
它通过煽动排外主义和身份政治，成功地将底层民众的愤怒，从指向真正的压迫者——大资本集团，转移到指向其他受压迫群体。这种“人民”观，是法西斯主义的现代变种，是无产阶级团结最危险的腐蚀剂。
5.3 重塑21世纪的“人民”：新的斗争与新的联盟
在今天的世界，重新建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意义上的“人民”范畴，是一项无比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望远镜，去穿透全球资本主义制造的种种迷雾。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识别出在新的生产方式下诞生的、新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包括“零工经济”下的平台劳动者、背负沉重债务的知识无产者、发展中国家“世界工厂”里的新生代农民工、以及被气候变化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驱赶的生态与战争难民。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起最广泛的、超越国界的统一战线，将所有受跨国资本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力量团结起来，形成新的“人民”联盟。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斗争中，创造出属于21世纪的、能够凝聚人心、指引方向的新理论和新纲领。
这场斗争，将是漫长而曲折的，但它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结论：为“人民”正名
综上所述，“人民”这一概念，绝非一个温情脉脉的、人人可用的标签。它是一面战旗，一个分水岭，一道深深刻在历史肌体上的阶级烙印。
资本主义的“人民”，是一个被法律抽象化、被市场原子化、被政治客体化的幻影。它的存在，是为了通过制造虚假的“全民”共识，来掩盖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它在根本上是反历史、反斗争、反主体的。
社会主义的“人民”，则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诞生的、具体的、动态的、有机的革命联盟。它的边界由主要矛盾所决定，它的力量源于群众的实践，它的目标是彻底改造世界。它在根本上是历史的、斗争的、主体的。
对“人民”的定义权，就是对历史的解释权，对未来的塑造权。因此，为“人民”正名，就是要坚定地撕下资产阶级套在它身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恢复其作为革命阶级联盟的真实面貌。就是要坚持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教导，永远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一边，准确地分辨谁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谁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敌人”，并为“人民”的最终解放事业，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这，就是这场看似简单的名词辨析背后，所蕴含的全部革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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