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李进同志（三）
注：本系列将打乱序节选若干李进同志的故事。
（三）
她接着说：这部小说的背景、人物和语言的真正意义常遭曲解宁国府和荣国府在很多方面是对立的。宁国府代表东方，荣国府代表西方，就像两个政党，荣国府是父系统治，宁国府是母系统治，而两府都要争夺宝玉，但最后都失败了。她宣称：小说的前五回长期遭曲解，不过，现在毛主席已经给出了正确的指示，要从阶级斗争和劳苦大众的角度来分析这部小说。
小说中众多人物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亲戚和主仆关系。大部份人都同情宝玉少爷、他的表妹黛玉和妻子宝钗。首五回介绍了小说的所有主要人物，而第一回中的《好了歌》则揭示了整部小说的结构和主题。说到这里，她轻声哼起来：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她抱歉说记不得完整的词了。
作者在整部小说中的用词和人名的选择都有深意。他运用道家哲学，揭示表像背后隐藏着真相：宝玉在梦中遇到一个姓甄（真）的少年，也叫宝玉，而真正的宝玉却姓贾（假）。甄（真）贾（假）的隐喻贯穿整部小说的人名、物名和语言。
她引用了《好了歌》的注释，指某些段话在不同版本中经常有所不同。
陋室空堂
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
如何两鬃又成霜?
昨日黄土想预送白骨
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
谈到小说具有的神话、超自然和梦幻的特点，江青讲述了小说中某一个情节。说的是刘姥姥进了荣国府华丽的大观园，里面住着她的富亲戚。大观园的设计仿照天上的太虚幻境，故事展示的是大观园和太虚幻境的呼应以及逃离现实到梦幻世界的可能。林黛玉是天上的绛珠仙草（女性的特点），贾宝玉是神英侍者。他可怜这棵草，每天以甘露灌溉（汉语中历来以此为性的象征），所以绛珠仙草化为人形，下凡去用眼泪报答神英侍者的恩情。
江青解说小说里很多诗词和大段篇章的意义。比如，她把宝钗称作”白骨”（虽然在现有版本和曹雪芹原版里，宝钗都活着。她指的很可能是死去的女主人公黛玉）。“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这说的肯定是宝玉。下面一句说的是谁就不太清楚了：“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说的是宝钗的哥哥薛蟠薛蟠是个读书人，却没逃脱做强盗的结局。
讲到第五回，江青停顿了一下，开始讲述其中宝玉在太虚幻境遇到警幻仙姑的一段。警幻仙姑送给宝玉有插图的十二支曲子，十二支曲子就是小说中的金陵十二钗，每一曲影射一位女子。江青说这一段发生地点是天上的太虚幻境，里面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和副册。副册里面就有宝玉的丫鬟晴雯，最美丽却很苦命，死得很凄凉。
江青凭记忆念出这段诗词，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抒发其含义：
弄月难逢，
彩云易散。
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
风流灵巧招人怨；
寿天多因诽谤生，
多情公子空牵念。
以下这首诗前有一幅插圆，画的是两棵枯萎的树上挂着条玉带。树下是一堆雪，雪裹插着一只金簪。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襄埋。
“林中玉带”指的是黛玉，“雪里金簪”指宝钗。玉和金的象征意义一直贯穿小说始终。宝玉的象征物也是玉，金玉不成良缘的预言在宝玉和宝钗不幸的婚姻中得到应验，宝钗是金，宝玉是玉。
江青继续说：宁国府的每一个女孩都有独特的美丽之处但都以悲剧收场。例如，贾敬的儿媳妇秦可卿被贾敬诱奸最后上吊自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她知道婆婆和丫鬟亲眼目睹了这一不伦行为。两个丫被吓呆了，一个自杀了，另一个逃到尼姑庵出家。这一连串撞奸、逃跑和自杀说明：互相猜疑的主子和仆人住在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家族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人们常说坏事都发出在宁国府，实际上大部份坏事都发生在荣国府。
小说第四回描述了控制社会的四大家族(贾、史、王、薛)：
贾不假，
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
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束海缺少白玉床，
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铁。
（四）
江青对小说的独白，以戏剧性的姿态烘托。傍晚的酷热令人窒息。有一次，她断断续续地从椅子旁的桌子上拿起一条白色毛巾，紧紧地裹在头上，做成一个三角帽。她拍了拍毛巾，吸了吸汗，然后解开，甩了甩，又把头发甩了出去。
在谈话或吃饭时，她偶尔会从头发里取下小梳子，若无其事地解释道：“我喜欢短发，因为这样凉快……”（这让我怀疑，她是否想起以前在上海的时髦，梳着不同样式的鬈发……）。坐在桌边的江青兴致很高，凭着记忆又背诵了大段诗词偶尔夹杂着对女服务员送上的精美点心的评论。太过投入的江青有一次从腿上拿起那条亚麻大餐巾，把两只角绕着自己的脖子打了个结，另外两只角压在餐盘底下。这样就在她的下巴和餐桌之间形成一个钩悬带，而身上被弄得脏兮兮，她大笑起来，就像一个小孩似的。
数小时专注于《红楼梦》优雅的表达和精心设计的世界，似乎增强了她对当下的女性意识。有一次，她回头向警卫员示意，警卫立刻递来一个装着未经装饰的长方形纸板的大盒子。她笑得像一个小女孩，她掀开被子，像变魔术一样，拉出一条又一条长长的黑色百褶裙。
“我喜欢裙子，”她一边说着，一边给每位女服务员发了一条裙子。“夏天穿裙子很舒服。”
我从来没有见过革命时期的中国穿着如此明显的外国服装，所以我问她这些服装是从哪里来的。
“来自友谊商店！”
尽管官方宣称友谊商店专供外国消费者，但她对此毫不在意。从厚重的束身衣和古板的款式来看，中国设计师们心中想的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物种：20世纪50年代身材丰满的苏联妇女。
第二天，张颖、江青的两名翻译以及我的两位同伴聚在一起接受采访时，都穿着新买的黑裙子，露出了原本不显眼的小腿和脚踝。她们穿着惯常的裤子，尴尬地、不自在地坐着，把裤腿上翻滚的褶子从一边捋到另一边，不知道该如何收住自己的动作。
（五）
江青说，李讷小时候，她就给给小李讷读《红楼梦》，并教她如何正确解读：要用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分析他们的生活。主席也告诫全党：我们看这本书，不要只关注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爱情故事。还要看阶级斗争，牢记书中的二十多条人命。还有数百人靠富人的赏赐活着。只要丫鬟得到主子的宠爱，她们就可以恃宠而骄。但一旦失宠，等待她们的就只有死亡。
俞平伯从唯心主义立场穿凿附会地做了一堆假设，武断地对书中人物关系和事件进行解释。例如，他分析其中一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连谁坐在哪儿，谁怎样都画了图，但都是自己造的。然后，他就荒谬地说，两个女主人公林黛玉和薛宝钗是合二而一的，是一个人的两个面。古人坐在哪个地方，坐的姿势，他怎么可能考证得那么准确？真是太主观了!
仔细阅读小说，会发现虽然黛玉和宝钗都是贵族，但宝钗是尖端顶儿上的，黛玉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宝钗挖空心思害黛玉，而黛玉则天真烂漫。当然林黛玉也反抗过，最后还是放弃了，不希望得罪别人。
曹雪芹写薛宝钗都是称赞她的美貌：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含翠，眼同水杏，脸若银盆。江青马上补充说：当然那个时候算美的，现在看来很可怕。曹雪芹写林黛玉倒是很细致，和宝钗完全不同，都是在批评她，从来没有说林黛玉漂亮。他形象地描写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的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什么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什么行动如弱柳扶风。两个女孩性格的不同，还体现在对两人房间的描述上。在刘姥姥的眼里，林黛玉的房间是哪一位哥儿的书房，尽是书。在那个年代是很不正常的。
宝钗还显示了一点文化野心，她曾经试图到宫里考贤人黛玉从小被当作男孩子那样培养和教育。从经济条件上说这两个女孩也是一高一低。黛玉从小寄人篱下，实际上是无产者，没有产业。当然，她的思想还是贵族，这必须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相反，宝钗家里很富，是皇家商人。宝钗和黛玉之间存在如此根本的不同，但俞平伯在《红楼考证》里还坚持说林黛玉就是薛宝钗，薛宝钗就是林黛玉。
曹雪芹写的本身就是一群贵族，但贵族中出了两个叛逆一个贾宝玉，一个林黛玉。尽管这样刻划两个主人公，但也批评了他们的对抗姿态:贾宝玉的无所事事，林黛玉的不合群。作者总是慷慨地称赞宝钗，夸她何等大方，其实薛宝钗手里有钱，用钱收买人心。从这个角度看，宝钗可以扮演“特务”了。无论如何，宝玉的作风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叛逆。他直率地说，其他书都是假的，只有《四书》是真的。宝玉厌烦传统，不愿意读所谓正经书，也不愿意应考。这是他对抗官场的一种方式。他说，官员们千方百计向皇帝递奏折，唯一的动机就是名声。一些有雄心壮志的大臣为博取名声，甚至在皇帝面前自杀。在宝玉看来，那些当朝的武官根本就不是真正关心社稷安危，打仗也是为了名声和奖赏。
与宝钗不一样，黛玉没有钱，仅有的就是外祖母每个月给她的一点零花钱，而且连这点钱也不是都归她一个人用。有一次，她把零用钱和其他个人财物分给了有需要的人。江青严肃地推论说：如果林黛玉和贾宝玉活到现在，也是大右派。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他们对封建主义的反抗是那么坚决。甚至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宝玉和黛玉也是作为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出现的。真是太了不起了!
她强调：对前五回的理解可能不完全正确，自己只能算是半个红学家。这部小说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这场围绕小说的争论，涉及到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胡适和俞平伯把它看作是爱情小说，一部人物传记。但把它看作一本带有传记色彩的小说不是更好吗?难道小说不能对中国社会做出深刻的概括吗?难道这本书不是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吗?难道它只是一本描写爱情的低俗小说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宝玉和黛玉是作为叛逆出现的吗?黛玉和宝钗真的是同一个人的两面而已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合而为一的人物与“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呢?
她更倾向于认为黛玉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而宝钗则是帮凶。就是这一差别最终导致黛玉的死亡。胡适和俞平伯的论调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外出现的，但从1960年开始，他们的观点正式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和警惕(导致更多有关文学遗产的争论)。
1962（1963？）年，江青在上海组织各种文艺运动时，和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打过交道，当时称他“好同志”，后来才发现他不可靠。一天，在谈论小说的历史背景时，他告诉江青在北京发现了小说描写的大观园。江青就说：哦，要是真的，那么《红楼梦》就应该改名《曹雪芹游记》了。她讽刺说，这个人根本就没听懂那句话的意思。
曹雪芹的小说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朝廷被迫禁了这本书。清朝一代，《红楼梦》都是官方规定的“禁书”。但这样的禁令只会使老百姓更喜欢它。人们如此渴望得到未经删节的原版小说，都愿意花几两银子买一份小说抄本。经过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人的抄写，致使流传下来的几个版本间存在不少差异，但小说原本的锋芒并没有因此磨灭。道光年间（1821年至1851年）和鸦片战争期问（1939年至1840年），有一位大官还认为《红楼梦》可以出口到国外去毒害那些外国人，就像英国人把鸦片进口到中国毒害中国人一样。
（六）
在我们脑海里，有关18世纪的花园、诗词和成群结队女伴的想像已经很生动了。江青在南方的生活方式也可以看到这些画面微妙的投影。虽然没有《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供江青支配，但在广州休养期间也享受到同样的愉悦：在她的别墅和珠江间有一个兰圃。一大早晨，江青和我大谈一通文革的严肃话题后，突如其来地提议换个谈话的环境：下午为什么不到兰圃集合再继续谈话呢?
我们分头抵达江青的这座繁茂的秘密花园。张颖带着我一起沿着蜿蜒的小道缓步前行，指给我看沿路几百种兰花里的稀有品种。我们漫步穿过月门，走过依地势起伏浑然天成的花园，经过简朴的凉亭以及溪流上的拱桥。大概只有穿长袍的先生和躬着腰的仆人才会错失这种田园风光。远处朦胧地出现一座赏月亭，江青穿着闪亮的丝绸正坐在亭子里俯祝着莲花池。
我们一行人走近时，江青坐在一把宽大的柳藤椅上开心地向我们打招呼，继续着她手上的工作。她从篮子里取出稀有的兰花，放在带软木框的吸水纸上（这些软木框是江青的警卫员做的）。她把每一种兰花样本放在一个木框上，然后，一个盖住另一个，再用线把四个角穿上，两个木框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她手不停，一边微笑，一边对我说：“我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拍照。”我拍了几张她制作兰花标本的照片。虽然下午的日头很毒，但警卫还是在她身上打着强光。突然，她觉得这样的形象有些轻浮，于是就走到栏杆边，对着莲花池，摆出一个严肃的官式表情。
“现在轮到我拍了，”她一边说，一边走向走廊另一边的那套高级瑞士摄影设备。操作着三角架上那台双镜头反光照相机时，江青把头和相机都埋在一块旧的蓝丝绒布下面，轻快地按下快门，低声地让人调换姿势。她把那些做好的木框一个一个地递给她的保镖，解释说他们会照看这些标本。她不停地指挥陪同她的这些人给自己当模特照相。
我们回到亭子里，喝着用新鲜兰花泡的花茶，观赏着关在漂亮鸟笼里面的鸟儿，欣赏着园子里稀有的兰花，闲逸地聊天。很快江青又开始在游廊上散起步来，脚下五彩斑斓的金鱼在水中欢快地游来游去。
也许是金鱼身上的光芒让她想起马来，想起驯马以及高高地骑在马肯上的挑战。然后，她的谈话从马又转移到了人身上，讲到如何讨好和拉拢人心的艺术。那么我呢？我们靠在栏杆上的时候，我好玩地问到自己。那一瞬间，我们都笑了。然后她把话题转到晚上。
“晚餐前换身衣服。怎么不穿颜色亮丽一点的衣服？你为什么穿黑色的？你知道我今天的拍摄是原色的。”
我对她解释说，我的同伴小前和小陈向我推荐了这身暗色服装。
她强调说：“你决不要听别人的。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穿你喜欢的衣服，穿让你觉得最开心的衣服。”
傍晚我们重逢时，她仍然穿着米色丝绸连衣裙。我穿着红白波点衬衫和白色斜纹裤，这似乎让她很满意。几个小时后，大约午夜时分，她再次转向重新安置在室内的相机。为了模拟自然环境，她让小娇搬来几盆巨大的棕榈树盆栽做背景，并人工照明。即将再次拍摄时，她伸手抚平我自然卷曲却又略显凌乱的头发。“我这头发很叛逆，但并不革命。”江青就笑了，垂下手，让我去梳一梳头发。
当她从天蓝色的头巾下出来时，我再次伸手去拿我的尼康相机。“彩色？”她问。不，当时相机里正好是黑白的。她提醒我，她更喜欢彩色。“我知道。”我说，“但黑白胶片能捕捉到更多细微的外表细节和人物的细微差别。”。她没说什么但脸上的表情一直很僵硬，完全不同于平时她生动的面部表情。透过取景器，我意识到，当她不看向后人时，她看起来更加真实可信，更加迷人。
后来，当我回想起她对《红楼梦》的刻苦研究以及她迫切地想与我分享这部作品时，我意识到在她自己的头脑中，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文学、过去与现在已经模糊不清。这种综合是她宣传的核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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