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闪闪的红星》里，蒋军围剿红军，红军失利撤退，恶霸地主胡汉三又回到了老家柳溪。胡汉三的一句经典台词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
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潘冬子和母亲暂时离开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在当地领导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增强了潘冬子和母亲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看到母亲的死，变得更加坚强。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他在战斗中破坏了吊桥，切断了敌靖卫团的后路，使敌人缴枪投降；他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
他和椿伢子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搞沉了敌人的运粮船，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他沉着机智地应付了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最终满怀仇恨地砍死了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
当然，这是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象，那么这个胡汉三和现实中的恶霸地主有没有共通之处呢？昨天的文章里，我举出雷锋的遭遇，举出红军中无数个“红小鬼”曾经受到恶霸地主欺压的遭遇。试问，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谁家的未成年的孩子会背井离乡去投军呢？
民国时期，这些恶霸地主不是投靠了官僚，就是投靠了日本侵略者，他们手中有枪，又豢养了很多打手爪牙，哪个百姓敢说个“不”字？解放前，我们镇里有一个“自卫团”团长，实际上就是一个恶霸，他代表的都是有钱人的利益，加上他有枪有人，便横霸一方。
谁家的姑娘媳妇长得漂亮，只要能让他看上，必须在第二天送到他那里，不然他就会派人扛着枪把人带走，主人家要是不服，他就会给你扣上“通匪”的罪名，或者扭送官府，或者就地杀害。共产党来了，他望风而逃，最后还是被抓获审判。
毛伟人的侄子毛楚雄，从延安出发要到南方工作，途径山西某地的时候，被一股地主还乡团抓获，遭到活埋。刘胡兰是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47年国民党残匪占领云周西村，刘胡兰和几位民兵殒命于铡刀之下。这股残匪实际上就是胡汉三一类的恶霸地主还乡团。
说到这里，有人一定会说，当今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没有蒋匪军，更不会有胡汉三，更更不会有阶级斗争了。
是这样吗？如果是真的，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政府为什么会发起“严打”运动，“严打”的对象是谁？这些人一定会说，被“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不错，他们是这样的人，但剥开犯罪分子的皮，露出的却是胡汉三的骨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日报刊载一篇长篇报道，说的是云南省某村支部书记的恶犬被一个村民打死，村支书强迫这个村民赔偿损失外，还要披麻戴孝为其恶犬送葬。
最近十年，打黑除恶运动中，主要的黑恶分子大多是农村的家族势力，以及家族势力把持的村级政府。他们欺凌弱小，强买强卖，多吃多占，甚至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有人会说这是犯罪分子。不错，他们是犯罪分子，但透过犯罪分子的表象，人们看到的却是“胡汉三又回来了”。
九十年代，是黑恶势力横行的最猖獗时期。以东北为例，每个城市有一个共产党的政府，还有一个被黑恶势力把持的黑社会。沈阳刘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依仗父亲的权势，结交公检法领导，又交上了市长慕绥新，副市长马向东，加之他豢养了一大批打手，在沈阳，甚至整个辽宁，刘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有人说这是黑恶势力犯罪，其实人们咋能不联想到“胡汉三又回来了”这句台词的深层次涵义呢？
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段视频曾引起社会的热烈讨论：某日，北京市一辆公交车上，一个穿着脏乱，神情疲惫的农民工坐在一个北京大爷身旁，受到了北京大爷的严厉驱逐。原因很简单，我是堂堂的有钱的北京大爷，你是没钱没势的臭农民工，你是没有资格坐在我身边的。
当我们歌唱社会公平的时候，你想过没有，我们国家，有人拿着一万多元的退休金，过着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却还有没有社保，没有医保的百姓正在为活着而奔波？
当许家印们一顿饭或许要花上几十万，住宾馆要清空整个楼层，乘电梯要专用的时候，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的百姓正就着咸菜啃馒头过日子，他们正在垃圾箱里翻检着有用的食物和物品。
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特征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但当阶级和压迫剥削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
如果无视历史发展规律，无视社会现实，无视阶级的存在，无视剥削和压迫的存在，刻意回避斗争，迟早“胡汉三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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