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胜利原因，到底在哪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不是存在？如果存在，其内容和效果是什么？这些原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最近几十年来经过“去政治化”的逆向意识形态输灌，把假问题提得很高，真问题反而被掩盖了。这篇短文，是在一个微群里，与群友们辩论的发言，经过初步梳理和补充之后而成文的。
本文的主旨是要揭示：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群众成为人民的唯一正确路线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到底有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这回事？
1966-1967年，报章上天天狠批谁谁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个舆论潮流，显著激活了人们对于革命史的兴趣。井冈山周边和赣南各县，都开始成立由专人负责搜集和整理革命史的部门——多数称为“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办公室”，简称为“宣办”。那个时候，出版文献数量很少，这样的机构内部的人员，多数是从搜集和整理口述史为主要方法，重新访问革命史的。依据老田目前所见，《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部书，上中下三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就属于这项工作的成果；这本书看起来像是文学作品——例如文章中间人物对话都使用双引号，但实际上是依据深入的口述史工作写成的。井冈山周边各县的口述史调查，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井冈山斗争口述史》（上下两册）。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不是存在，有没有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内容，似乎都成了问题。与此紧密相关，革命胜利如何解释，也称为争论的焦点。大体而言，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解释，一个是群众力量决定论，另外一个替代性解释就是各路精英决定论了。
与革命胜利是群众力量决定论相关的思考，其核心逻辑是路线问题——群众如何由消极被动的分散状态，转化为有觉悟的积极行动者，成为有力量创造历史的人民，在这里，正确路线就成为决定一切的关键。
但是，正确路线却很难被多数人认识到，甚至，正确路线提出者，还往往被党内多数人反对，这就导致革命道路过于曲折，并由此付出了过多的不必要牺牲。依据毛教员的诊断，反对正确路线的党内同志，大多数人是因为没有实现世界观革命，因此，就长期看不见正确路线——结果就本能地反对正确路线。
其实，苏区时期的非毛化群体，跟建国后的走资派，在世界观上是一样的，所以，毛教员认为革命者需要改造世界观，要不然这一次wG出二千走资派，下一次要出四千；但是，改造不好世界观的刘邓是官场大多数，哪怕是拎着脑袋干了一场革命的张闻天，到临死还是公式化的头脑，世界观硬是改造不过来；所以，改造世界观是很难的事情，毛教员认为既然大多数人做不到，那就只有教育提高和等待。照说，那些人都是方法论的国民党，所以，1968年毛教员说过：目前的WG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说除了毛教员之外，党内没有第二个世界观过关的人。早期大体上如此，周总理私心最少，最可能被说服。一个人哪怕以为“我比你看得清，比你高明”，有这么点小九九，说服工作的难度就会指数提升；长征到贵州苟坝之后，大伙儿又闹着要打打鼓新场，毛教员一个人反对无效；到了半夜，毛教员想起来周胡子私心最少，最有可能被说服，所以提着马灯走了两里地去找他，果然说服了周，避免了一次失败；当时，红军的处境是很危殆的。
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效果与威力——人民成为上帝是如何可能的
到了解放战争晚期，土共已经形成了天下无敌的政治态势，但是，要分析比例，各个层次的觉悟者占比都不高，基层群众中间的表现最好，越是到上层自觉者就越少，数据分析就很不可观。
大体上，村子里的农民中间，有3-5%的家庭，是有觉悟和坚定选边站的，这些人多数已经被发展入团入党，成为基层干部了，他们起模范带头作用，引领着大多数农民支持解放军和共产党；天下无敌的力量源泉，是体现在这个层次——有觉悟的群众能够组织起来，积极主动地支持他们选边的政权和军队。
在共产党组织的中间层次，抗战进入敌后，就不再像在南方那样，老是沉迷于外线出击和打大城市，而是组成地方工作团或者武工队，只要日军不来扫荡，就深入农村，找到那些最有可能率先觉悟的农民，激活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奋斗能力，组建强有力的乡村政权组织；在这个政权组织低下，地主富农都已经没有了忽悠群众起来跟共产党扳腕子的可能了，在政治上就无害化了，与此对应，毛教员在江西湖南时期，文章中间还经常有“土豪劣绅”“地主富农是反革命”这样的表述，到了延安之后，文章中间只剩下“开明绅士”——显然地富阶级成员不可能都喜欢共产党，开明绅士的政策含义是不排斥那些主动靠近八路军与共产党的地富成员。所以，在共产党的中间层次，多数人到了抗战时期能够坚持群众路线，去农村寻找和激活关键少数——积极地搞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和群众动员。
在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层中间，依据目前看到的文献，只有毛教员一个人有着高度的路线自觉和意识形态自觉，其他人，经过长征和整风之后，基本上是不发言了——不再公开讲述反对意见了，除了一个短时期王明鼓吹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之外。
共产党组织这么个三层结构，觉悟者其实占比极低，而且是越到上层觉悟者越少；但是，政治上已经天下无敌了。山东根据地有一个顺口溜说“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儿郎，送他上战场。”这是指代村庄内部的先觉悟者群体而言，这样的家庭可能只有3-5%，最高不超过10%，但是，这就已经支持政治上的质变了。
由于抗日根据地成功的群众动员与组织工作，日寇虽然军事力量优势，但是其群众基础被共产党和八路军夺走过于彻底，以至于日军士兵的日常生活都处于高度不安全之中，不得不住进碉堡和炮楼里去了。
提出路线分界线，不是说那些人跟毛教员不同，就是坏人，而是说大多数人完成世界观革命是很难的；毛教员自己也说，那些人还是延安，不是西安。但是，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条路线就是要找到和激活基层人民群众中间的最可能觉悟者，并把他们选拔到领导群众的地位上，这个才能够创造天下无敌的政治态势；这样的路线正确，才是决定革命胜负的关键。
应该准确地说，一些右派说中国革命胜利，是毛教员领着一帮子贫下中农进了城，所以带来文明倒退。这个说法，在结论上是错误的——中国革命打破了近代史的僵局，极大地推进中国历史的前进，带来人民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在事实和人员组成方面，那个说法还是有事实基础的——毕竟革命者大多数来自底层，文化资本积累不足，管理经验少，这是大多数人的平均状况；革命者胜过对手的地方，是与人民群众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经过正确路线去结合群众的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就能够天下无敌。把中国革命胜利，说成是谁谁的智慧高明，谁谁道德高尚，谁谁英勇深入虎穴做大大贡献，这些都是为了突出精英，遮蔽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的决定性作用的话术。所以，革命者不能够吹嘘领导层个体的人力资本优越，并由此去解释革命胜利的原因，这一点应该与右派达成共识。
三、几次非毛化过程的“去政治化”与“去阶级化”底色
说领导层很多人如何能干与正确，才能够引导群众进步和革命胜利，这个解释套路，属于一种历史与政治解释方案——似乎历史进步是由一群高人的文化资本或者道德品质，超强，由此决定了革命胜利或者其他大事件的成功，这个解释套路的背后——是超人决定历史，其他人作为阿斗群氓跟随大流。这个在毛时代是反复被批判过的唯心史观。
集体智慧说的背后，是一群人的智慧累加，实现了文化资本俯视对手，然后胜利了。这个解释逻辑，本身就是为了替代路线斗争说——路线背后是群众动员的唯一可能路径，目的也还是与毛教员展开辩论——劳动者到底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还是只配成为工具效率的对象和有待削减的成本因素？当然，毛教员的观点大家都熟悉，始终认为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键差别——对人民群众是什么态度、能不能发动群众做事情，群众路线本身就成为划分不同政治势力的标准。
正确路线只有一个，其他人除了主动跟随毛教员的时候，其余时候都站在错误路线一边，中央苏区时期的三次非毛化，建国后官场学界的系列向后看，都反应内在的世界观不一致和冲突；从路线上看，反对毛教员就是背叛人民，并且被后续的历史演化所证实，确实如此；主流的官学意识形态主流，目前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要掩盖这个核心问题。而且，别人也没有隐瞒，而是公开说的，看看胡乔木文集，中间不是一篇文章提到，以后不要提路线斗争，不要提左右倾机会主义，果然，现在只剩下抓贪官了——似乎看不见政治上识别人的标准在哪里。
这个重新书写党史国史的潮流，有人称之为“去政治化”“去阶级化”——把革命和国家运作中间的政治基础和阶级问题，遮蔽起来或者彻底加以掩盖。
而真能够动员群众力量的那条正确路线，只有毛教员有高度自觉，还始终坚持，结果还被党内多数搞了好几次“非毛化”——中央苏区时期就搞了三轮，延安整风算是对非毛化思想的一次不全面批评和教育，目前我们正处在第四次非毛化的意识形态浪潮中间。
与正确路线唯一性相关的，是群众如何变得有力量，参与各种管理事务并成为阶级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按照马列的措辞——路线背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落地路径问题，今日非毛化的内在逻辑是直接反对这个；革命时代的非毛化，是世界观问题和认识不足，还有可能纠偏；现在的非毛化背后，就是要工具化劳动者的制度质变要求。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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