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汪晖为《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韩文版所作的序言。《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发表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作者把阿Q的形象置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中来解读，并以此对辛亥革命和现代启蒙进行思考。正如汪晖在本序中所说，那个时代的因子至今“潜伏于我们时代内部”。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了二十世纪，但我们并没有远离阿Q那个时代。】
在行旅中收到倪为国先生的来信，说是《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已经被翻译为韩文，即将刊行韩文版。出版社希望我不拘长短，为韩国的读者写个序言。去年，我的第一部有关鲁迅的著作《反抗绝望》的韩文版出版，而在1989-1990年间负责编辑此书中文版的也正是倪为国先生。屈指算来，我们的友谊也近三十年了。其实，我与韩国朋友交往也始于对鲁迅的思考，而结缘的开始就是《反抗绝望》的出版。对我而言，鲁迅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这个时代亚洲乃至整个被压迫民族的精神导师之一。对于韩国的知识界，鲁迅并非只是一位“中国作家”。我的几位韩国朋友都把鲁迅看作是思考韩国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阿Q正传》是鲁迅文学中最出名的小说，评论汗牛充栋。从小说诞生之时起，几乎没有人否认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围绕其主题、描写方法和作者动机，论者争论不断。鲁迅生前也罕见地对小说做过不止一次解释，回应评论者的说法。对于这些评论，他都不大满意。在写《反抗绝望》一书时，我也曾涉及这部小说，却没有作为重点来分析。这部作品说的人多，讲出新意却不容易。大约七、八年前，我在清华大学为本科同学开设过一门鲁迅作品的阅读课程，从鲁迅的杂文、小说、散文诗中选择了约十篇作品，共计八讲，做文本细读。在讲解过程中，我对阐释《阿Q正传》和《故事新编》最没有把握。在演讲之前，我将各种有关小说的解释放在一边，反复细读作品，因为没有现成的讲稿，讨论有某种随机性。但结果似乎比预料的要好一点：在讨论中，这两讲我似乎找到了突破自己二十多年前形成的解释套路的契机。助教将八次演讲的录音整理出来，我迄今只是修订出版了这一篇，其他各篇还都静静地躺在我的电脑里。但是，在那次课程之后，我开设了专门的研究生课程，逐篇讨论《故事新编》中的八篇故事，虽然迄未成书，但形成了对这部作品的较为系统的、不同于过去的解释，至少对我而言，却是意外的收获。从《反抗绝望》出版至今，我已经二十五年没有从事有关鲁迅的研究，但关于他、他的思想和文学及其持续不断的争议，却时时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我觉得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解释鲁迅了。
在以书的形式出版之前，2011年，这篇演讲稿作为论文首先发表于上海的《现代中文学刊》。这也正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阿Q正传》不仅是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也是对1911年革命的思考。鲁迅说过：在多年之后，如果再度出现革命，也还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不只是对于辛亥革命的思考，而且是对可能反复出现的革命和革命者的探寻。在演讲稿中，我拈出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结合着这些问题加以分析，算作对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开端的祭奠。
《阿Q正传》中的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与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时期相互重叠;鲁迅写作这部作品的时期，也正是1919年“五四”运动落潮的时分，而“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正好与同年韩国为追求独立而展开的“三一”运动相重叠。鲁迅的分析对于我们重新解释这些相互连带的历史或许仍有意义。
阿Q的时代确乎过去了。早在1926年，中国有影响的批评家就已经如此宣称，此后也一再有人作此断言，但阿Q的时代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登场。即便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之后，我们也能找到潜伏于我们时代内部的那些因子。我在文章附记中提及的有关鲁迅作品是否应该退出中学课本的争论，就是一个鲁迅仍然存活的证据。但这并不符合鲁迅的意愿，他说过：他和他的作品都应该“速朽”。
末了,我要感谢译者金永文和韩国NermerBooks出版社的辛勤付出，是他们延缓了这篇本该“速朽”的文字，让它与韩国的读者见面。我庆幸有这样的机缘，也盼望着韩国读者的批评。
2015年4月20日星期一
于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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