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混乱扰动了洛杉矶的清晨。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未有明显预警的情况下，突袭洛杉矶市中心时尚区的多个住宅与工厂区域，抓捕大量无证劳工。
这一行动并非孤立发生，而是经过联邦政府特别授权，并伴随着军方力量的调动。当ICE武装人员破门而入、带走工人时，愤怒与恐慌在这个城市最沉默的一群人中蔓延。
随后，街头出现抗议者，人群喊着“放人”、“这是家不是战区”，将高速公路堵死，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接连几日，抗议潮蔓延至市政厅、各大移民机构门口，部分区域爆发打砸、纵火，甚至冲击商店与公共设施。
最终，总统动用《叛乱法》，调集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入城“维稳”，地方政府虽试图制衡，但终未阻止联邦武力介入。
一切看似混乱无序，实则井然有序地指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没有战争、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政府会用如此极端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城市？”
人们或许可以从“非法移民”的名义中找到借口，从“联邦与地方的执法分歧”中获得表面上的解释，但倘若我们将目光稍作深入，就会发现，这场“骚乱”并不突兀，它不过是深埋于表面之下的某种结构性张力的一次释放。
从街头被捕的工人面容中，从呼喊“不要再驱逐”之中，我们或许看见的是种族冲突、移民政策、治安失控。但在真正的问题浮出水面之前，这一切都只是表象。在这样一场危机的背后，隐藏着一条更为幽深的线索——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累积的阶级矛盾，在经济压力、政治紧张与制度不公中逐渐酝酿，并以移民问题为引线，在一次执法行动中全面爆发。
在没有真正对现有制度产生质疑之前，群众往往倾向于将痛苦归咎于“可视的敌人”——这也是为什么统治阶级总是擅长塑造这样一个敌人。它可以是移民、可以是异族群体、可以是“犯罪分子”，唯独不能是制度本身。
这一套逻辑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近十年来，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通胀压顶而工资停滞，大城市中产阶级大量滑落，低端劳工无力生存。住房问题、医疗债务、教育负担、就业不稳构成了底层生活的常态——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一场大规模的移民驱逐，不仅仅是一场执法行动，更像是一次社会情绪的“疏导阀”，一个将原本针对统治阶级的愤怒引向边缘群体的有力工具。
这并非首次出现类似情况。
1929年大萧条期间，成千上万墨西哥移民被无审判地遣返，作为“替经济不景气背锅”的对象；
70年代洛杉矶黑人社区的骚乱，也被迅速转化为扩大警察预算与强化监控的理由；
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愤怒，则被媒体和政客引导至“贪婪的穷人”和“偷渡者”身上。
历史反复上演的逻辑是——经济危机的爆发，总会带来统治阶级“寻找替罪羊”的强烈需求。
在马列主义看来，国家机器并非“公共利益”的中立调解者，而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当经济增长难以维持统治合法性时，暴力机器便会进一步膨胀以维系秩序。当上层的统治变得更加艰难，底层的呼声也更容易被理解为“威胁国家安全”。这便是所谓“维稳优先”的逻辑，其核心并非解决问题，而是压制反抗。
伟人曾指出，阶级斗争并不会因社会“进步”而自然消失，它只会以更隐蔽、更复杂的形式存在。
在这一事件中，移民是被选中的靶子，但实际受害的是整个劳动阶级。他们不是“非法”的，因为“合法”本身就是由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制定的框架，而这个框架排除了真正的平等，只留下“可控的竞争”。
再看如今洛杉矶街头被投掷催泪弹的人群，其实不过是美国工人阶级的缩影。无论是持证的本地工人，还是无证的外来劳工，他们共同面对的都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压榨和国家机器对反抗的镇压。真正让人心惊的不是骚乱本身，而是它在更深层次揭示了一个事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平只是一个被维护的表象，而这个表象的代价是无数次对“非我族类”的清洗、驱逐和隔离。
或许，有人会天真地认为，这不过是“美国的问题”，是远在大洋彼岸的民主迷宫里走错了路。可我们若真正从历史与现实的深层结构去审视，就会发现，这种“远处的火光”并非与我们无关。只要资本主义的逻辑仍旧主宰着社会的分配结构，只要劳动力商品的地位没有被真正打破，那么无论是在何地、以何种名义运行的制度，都难以摆脱类似的命运：底层的痛苦被否认，中层的焦虑被掩饰，高层的危机被转嫁，而整个社会的能量，则被引导进一次次“有组织的混乱”之中。
这些年一波波自下而上的抗议风潮，一次次街头与警察对峙的影像，表面上似乎彰显了群众的怒火和不满，但往往未能突破系统的高墙。原因不在于人民不愿意抗争，而在于这些运动普遍缺乏有组织的、科学的、以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为核心的阶级领导力量。
当革命的主轴不明确，方向就容易被篡改；当群众运动脱离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指导，它便极易被自由派、非政府组织、民主党、甚至某些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所引导和收编。一次本应指向根本系统变革的起义，最后却被包装成“投票权的胜利”或“警察改革的成功”。“系统可以修复”、“投票可以改变未来”这些幻觉，构成了一道更隐蔽却更牢固的意识形态囚笼。
结果就是：群众的愤怒一次次被利用，又一次次被抛弃；运动刚一成形，就被导入议会政治的死胡同；资本的逻辑被抗议者当作救赎的希望，而不是压迫的根源。
这是改良主义的典型陷阱，它不仅瓦解了群众的斗志，更遮蔽了他们的视野，使得最需要阶级觉醒的时刻，却陷入“和平转型”的麻醉中。而这正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高明之处：它不会禁止你喊口号，但它会精心挑选你能喊的内容。
由此，我们更应警醒——帝国主义没有出路。这个由垄断资本主导的世界体系，其生存逻辑便是通过战争、掠夺与内部压榨不断续命。它无法真正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公平发展，也绝不会允许本国劳动人民摆脱被剥削的地位。那些期望通过“系统修补”或“透明治理”解决问题的想法，不过是镜花水月。
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并未成为缓解阶级矛盾的良药，反而进一步揭示了所谓“民主”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专政在包装术语下的合法暴力。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执政党是谁”、“政府是否公开透明”，而是“谁掌握了国家机器”、“谁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分配”，而这，才是所有社会的分界线。
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执法是否过当”，也不在于“政府是否失控”，而在于一个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度构成的社会结构，其本身便不断制造不稳定、不公正与冲突。
这是一种自我增殖的矛盾机制，它通过不断的扩张和掠夺来维持运转，但当世界的可扩展空间趋于极限，当内部再也无法通过压榨获得增量，它就开始向内吞噬自己——割自己的韭菜，榨自己的工人，吞自己的城市。这种自噬的过程，便是现代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必然表现。
这种危机并非只表现在银行倒闭、股票下跌或者GDP增速放缓上，更深刻的，是它在社会结构内部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裂痕。原本应该是并肩生活的邻人，被舆论引导成“资源竞争者”；原本都是劳工阶级的个体，被划分为“守法者”与“非法者”、“稳定者”与“破坏者”；人们相互猜忌、相互排斥，最后都被逐个击破。
这种原子化的社会状态，不正是为大规模控制提供了最理想的土壤吗？
而国家机器的角色，也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某种质的转变。它不再仅仅是法律与秩序的维持者，而成了统治阶级最后的堡垒。当市场无法平衡利益时，他们便必须动用警察与军队去平衡；当社会无法通过“代表”表达诉求时，他们便选择直接剪除“多余声音”；当政权面对群众的失望无力回应时，便以民族主义、对外仇恨、意识形态清洗来重建“忠诚”。
马列毛主义在这里提供了清晰的认知框架：国家不是超阶级的，它永远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当资本控制了国家，那这个国家就只能为资本的秩序服务。所有被暴力驱赶的移民、被驱逐的工人、被污名化的抗议者，不过是阶级斗争中的一次次现实注脚。
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或许暂时被镇压，但矛盾不会自动消解，它只会沉入地层，等待下一次更猛烈的喷发。
此时再回望那条被军车碾过的洛杉矶街道，再回望那些痛哭的孩子与愤怒的年轻人，我们或许才会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不是“美国式悲剧”，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共同命运的一个缩影。
在世界其他角落，一些社会虽未爆发出如此剧烈的冲突，却也在经历同样的结构性紧张。人们沉默、焦虑、困顿，却始终找不到对抗的出口；劳动者忍受剥削、青年看不见前途、父母不敢生养下一代，但似乎一切还在“正常运行”。只是，当系统无法自我修复，而群众又被剥夺了组织与表达的权利，迟早会有某一个瞬间，那些被压抑的情绪会突然席卷城市街头。
今天在那里开火的，是炮弹；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更隐秘的寒冷——低薪、失业、禁言、封口、放弃、沉默。
只不过，有的火在地上烧，有的火在人心里烧。而被烧到的人，都沉默不语。
但火终究不会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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