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尔都塞一样，齐泽克依然坚持经济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支配性地位。他认为如果要从根本上对抗和瓦解“后政治”的局面，就必须对作为真实界的资本进行批判和质疑，并将社会运动上升为真正的政治革命。因此，齐泽克所理解的政治介入，就是针对资本主义整体框架、打破资本逻辑统治的系统性政治行动。这种行动是一种打破现存秩序，开辟新秩序、新空间的开创性行动。为了探寻21世纪的政治介入路径，齐泽克将目光投向了列宁。
在齐泽克看来，“回到马克思”已经成为一股在西方流行的学术风潮，形成了各种“被消毒过”的“经典马克思”“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以及“后现代诡辩论者的马克思”，甚至连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门也成了马克思的拥戴者——因为马克思被视为了预言资本普遍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先知。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接受马克思而拒绝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但是列宁则不同，列宁有鲜明而毫不妥协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立场，可以避免被“消毒”、被阉割、被收编的命运，但正因为如此，列宁遭受到了主流疯狂的抹黑、污蔑和攻击。在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下，西方主流左翼圈将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追溯到列宁。
对此，齐泽克曾经讥讽地说道：如果说今天的激进左派还有什么”共识”可言的话，那就是必须抛弃列宁的遗产。齐泽克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共识”，提出了“重复列宁”的口号。他把列宁与马克思的关系，比喻为保罗与基督教的关系。在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中，保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所创立的教会制度，使得基督教成为一种现实的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的发展，但也因此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使得基督教背离了原初的教义。
齐泽克认为，西方学术圈对列宁的批评，正如一些人对于保罗的批评一样，他们把早期的“本真”的马克思与列宁主义形成之后“僵化”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对立起来，而没有认识到：“在圣保罗之外没有基督；同样，绕开列宁也就没有可以直接接近的‘本真马克思’。” 齐泽克这一形象的比喻，凸显出了列宁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即列宁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与现实的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中介环节。回归马克思而抛弃列宁的思想倾向，将会阉割掉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革命锋芒，而将其变成一种对资本主义无害的神像。
齐泽克因而指出，在当今这样一个“治理”取代了“政治”、想象资本主义灭亡甚至比想象世界末日还要困难的“后政治”时代，“我们急迫需要列宁”。因为只有列宁这个完全悖逆于资本主义的“例外”，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禁忌，实现资本主义的再政治化。当然，齐泽克所说的对列宁的“重复（repeating)”，并不是简单地“回到（return)”列宁。也就是说，不是重复列宁曾经做过的事情或提出过的观点，而是重复列宁没能做到的和他可能错失的可能性。
列宁最伟大的贡献在于突破了第二国际那种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历史发展不再是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而是忽左忽右的偶然性“事件(event)”。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抛弃了经济领域斗争的纯粹的政治主义，也要反对排除了政治介入的纯粹的经济主义，而是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有机的接合起来。不仅要进行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秩序的经济斗争，而且要从根本上瓦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以往相比，我们今天更应该回到列宁，因为经济学是关键性的领域，胜负将在那里决出；必须打碎全球资本主义的符咒。但是进行干预的方式应该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
（摘自《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视域中的西方“后政治”现象研究》第87-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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