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30日，北区反课纲高校联盟发言人林冠华烧炭身亡，希望藉此方式“让舆论燃烧”，反对课纲微调的学生和团体旋即在深夜占领教育部，现场一名自称是林冠华男友的学生呼吁大家，正视林所提出的诉求，而不是他的死亡本身。笔者认为，这位青年说的话有其道理，此刻我们只有冷静地分析反课纲运动的诉求，以及运动根本的性质，而不是将这样的行为一味地道德化、神圣化，才有助于我们厘清课纲争议，并做出真正有益于台湾的政治判断。
首先，很明显地，反课纲运动不只是抗议“程序黑箱”的运动，它基本上延续了去年(2014)反服贸运动的操作方式和意识形态，即表面用程序问题来包装，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因“中国”而起，透过排斥“中国”、召唤“台湾人”认同政治为核心的运动。不同之处在于，反服贸是在经贸议题上反对中国“以经促统”吞并台湾，反课纲则是在教育议题上，试图阻挡国民党政府的“大中国史观”微调课纲，主张回复到微调前的课纲，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捍卫民进党执政时去中国化的成果。
当然，批评学生简单地受到民进党或绿营操控并不准确，但若是说这场运动和现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总统和立委选战毫无关联，却又未免一厢情愿。早在上月23日学生冲撞教育部的隔天，蔡英文脸书就发出和全台绿营县市首长的联合声明，声援反课纲学生的诉求，8月1日新课纲上路的当天，民进党执政的12个县市宣布沿用旧课纲，和反课纲学生的主要诉求不谋而合。除了传统绿营势力的相挺之外，反课纲运动也受到各路新兴台派政党的奥援，如时代力量党“退回课纲”的声明、自由台湾党协同学生占领教育部等等。从客观形势来看，无论反课纲学生主观上是否愿意，这场运动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国民党政治势力累积实力、合纵连横的舞台。
用“思台”认同检验历史
不过，反课纲运动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在于以高中职学生为主体的青年参与者与前述政党势力的差异。目前为止，反课纲运动的核心争议点都围绕在历史问题之上，那么这些正值青春的高中职学生，究竟如何看待历史?主导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我认为，运动当中一句广为流传的标语──“汝思华，吾思台”，足以标示出这些青年的历史认识和政治倾向。
尽管反课纲青年们义正词严地反对政治力介入历史，他们所标举的“汝思华，吾思台”，却恰恰就是透过认同政治的操作去认知历史、划分敌我。当新课纲凸显台湾人抗日事迹，他们会说怎么不提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当反课纲学生被批评美化日本殖民统治时，他们会反射性地用“国民党也镇压台湾人”来反唇相讥，彷佛台湾历史上的日据时期和国民党威权时期存在矛盾对抗的关系，只能选一边站，不能同时反思。这显示出他们眼中的历史只有两种：一种是“思华”之国民党的大中国史观，强调日本殖民台湾和抗日战争;一种是“思台”的反国民党的台湾人史观，着重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而运动的目的就是反对“思华”的史观，用“思台”的史观取而代之，为此可以忽视前者所提出的历史事实，甚至不惜合理化日本殖民和侵略的历史。
由于反课纲青年“思台”的认同情感，是建立在敌视“思华”的认同情感之上的，又由于他们是从这种排他的认同情感出发，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使得台湾历史当中带有“思华”成分的、和中国相联系的、或是微调课纲凸显的历史议题，都成为质疑或反对的对象。正因如此，反课纲青年才会语出惊人地呛声：新课纲在慰安妇问题上加上“被迫”两字，但要如何证明慰安妇全都是被迫的?此处的症结，不在于反课纲青年对日本军国主义战时体制的无知，而在于青年问出这种问题的心态，是因为慰安妇乃是“思华”的敌方阵营课纲微调的内容，所以“思台”的我方必须加以反驳。于是，我们看到“思台”的认同情感成了检验历史的标准，而历史本身，以及历史中的人们，则彻底沦为政治攻防的工具。
台湾民族主义不是出路
反课纲的青年学生虽然意识到微调课纲是国家机器灌输意识形态的手段，却不愿面对自己也在利用“思台”的史观，打造所谓的“台湾民族”、宣传“台湾独立建国”的意识形态。接续去年反服贸运动的香火，当下的反课纲运动无疑能被摆进近年兴起的一系列以反对“中国因素”为核心的运动系谱。在同性质的运动基调下，我们得到的是一种排除中国的历史认识，以及“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而由于这种台湾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历史的彻底断裂，和日本殖民主义的交缠共构，以及和现实中右翼势力的互通声气，使得它必然走向了右翼民粹。
反课纲运动的右翼意识形态，清楚表露在青年们对几个历史问题的立场。首先是慰安妇的历史问题，慰安妇制度之所以存在，根本非关个人的意愿，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结构性的产物。日本二战时透过强征拐骗等手段，迫使殖民地的妇女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并在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朝鲜、菲律宾、印尼等地设置慰安所，由此可见，慰安妇制度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环，也是日本帝国行使国家暴力、蹂躏殖民地女性的明证。但是反课纲青年对慰安妇的漠视和诡辩，竟和日本右翼如出一辙，暴露出内在于台湾民族主义的日本殖民性。另一方面，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给了青年反对国民党的天然理由，他们却没办法从国共内战的脉络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批判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等右翼政权的包庇，而只能用“‘中国’国民党压迫台湾人”的认同逻辑解释这段历史，从而急速靠向代表本土资产阶级利益的民进党和新兴台派政党。
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的中国民族主义本质上也是右翼的，但要反对国民党，是否只能走上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的台湾民族主义一途?若我们回顾日据时代以来台湾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就会发现除了国民党代表的右翼民族主义，还存在中共为代表、被包含在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之内的左翼民族主义，认同后者的青年包括二二八时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暴政，之后从“白色祖国”转为认同“红色祖国”的陈明忠、1957年跑去美国大使馆抗议美军枪杀台湾人，时为成功高中学生的陈映真、乃至于1970年代激起海内外大学生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的保钓运动......。这些青年追求的不只是被帝国主义所分离的中国民族的统一，还怀抱着更大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理想，完全迥异于反课纲运动的台湾民族主义──亦即某种去历史化的、附和帝国右翼的、没有阶级视野的民族主义。
经过数十年的两岸分断，台湾青年一代大多都深化了李登辉“两国论”式的思维方式，是否能够重新面对与台湾历史存在深层内在联系的中国，进而找回对中国的认同，似乎已无法强求。但至关重要的是，如果反课纲青年们为之呼喊的台湾民族主义，是企图合理化殖民历史的，是在现实上背靠帝国主义的，是排除无数“思华”的台湾人的历史经验的──那么，或许就该想想，为了这种无损于台湾统治阶级的地位，却明显不利于两岸人民的和平的右翼运动牺牲奋斗，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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