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近年来中国遭到的恐怖袭击相比，巴黎遭到的恐怖袭击只能算小菜一碟：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都是无选择的——不管是拉萨3.14恐怖事件、乌鲁木齐7.5恐怖事件、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汽车爆炸事件还是昆明火车站3.1恐怖事件……都是毫无理由上来就杀，不分青红皂白、不管男女老幼、不问本族异族、不管三七二十一滥杀无辜，逮着谁杀谁，无缘无故无的放矢，不折不扣歇斯底里灭绝人性。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则是有选择的——专杀被认为亵渎了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没有象中国的恐怖袭击那样不管是不是女人孩子或不相干的人照样格杀勿论。相比之下算是有缘有故有的放矢了。
如果说巴黎的恐怖袭击性质恶劣不可容忍，那发生在中国的上述一系列恐怖袭击就更性质恶劣更不可容忍。巴黎恐怖事件后发生多起针对穆斯林的报复性活动和威胁，而中国一系列恐怖事件发生后从来没有发生过针对少数民族的报复性活动和威胁。但西方各国对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和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的立场却截然不同——巴黎的恐怖袭击发生后许多国家的首脑当天就紧急表态声讨谴责。美国不仅第一时间站出来，而且还承诺提供直接的资源帮助缉拿凶手。西方舆论开足马力同仇敌忾一致谴责，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言论自由保卫战”。而那些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呢?尽管性质恶劣得多、规模大得多、伤亡人数多得多，但西方国家的官方和主流舆论却根本不承认是恐怖事件——把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定性为“绝望的呐喊”，把昆明屠杀称之为打引号的“恐怖袭击”，把恐怖分子称为“激进分子”、“好斗分子”(militant)，把恐怖袭击称为“持刀攻击事件”(knife attack)。“对于新疆‘7.5’恐怖事件事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今天表示，美国对事件造成惨重伤亡，深感关切，当务之急是设法结束暴力。”对昆明火车站恐怖事件，美国政府一开始只承认是“暴力行为”，不承认是“恐怖袭击”。等美国和西方媒体对昆明恐怖袭击案的态度引起中国老百姓震怒、人民网刊出“图解：西方媒体对昆明暴恐事件和伦敦砍杀事件用词对比”、“看看西方媒体报道昆明暴恐案中的嘴脸”、中国网民舆论一边倒地谴责昆明恐怖案同时猛烈抨击西方官方媒体的双重标准时，美国政府才在3天之后改口称昆明大屠杀为“恐怖主义行为”。但美国国务院2014年4月30日发布的《2013年国家反恐报告》，报告中仍然坚持“中国政府没有提供详细的证据，来让第三方予以证实。美国无法获得独立信息来证明是由东突伊斯兰运动参与”，并称“不同国家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看法”。
从对发生在巴黎恐怖事件和对发生在中国的恐怖事件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同国家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看法”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和反恐大业是有选择性的——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同样的恶劣，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一定算“恐怖主义”，发生在中国的就未必;伤害白人的一定算“恐怖主义”，伤害中国人的就未必;伤害知识分子的一定算“恐怖主义”，伤害无辜老百姓的就未必。
这次出事的《查理周报》前身因讽刺戴高乐而被禁，因讽刺名人而在1981年至1992年被停刊。可见西方国家不仅反恐有选择性，“言论自由”也有选择性：用于挑衅伊斯兰教可以，讽刺“自己人”则不行。
“选择性反恐”其实是假反恐——反对一切恐怖主义是一回事，只反对某些恐怖主义是另外一回事;反对发生在一切地方的恐怖主义是一回事，只反对发生在本国领土上的恐怖主义是另外一回事;反对伤害一切无辜的恐怖主义是一回事，只反对伤害“精英”、“知识分子”的恐怖主义是另外一回事。“选择性反恐”对发生在本国的恐怖活动严厉打击，对发生在中国的恐怖活动变相包庇，说白了就是在我这儿作案不行，到中国做案可以;杀白人不行，杀“垃圾人口劣等人”可以;杀知识分子不行，杀普通老百姓可以……总而言之并不真反恐，而是借反恐而把恐怖主义祸水外引，以邻为壑借刀杀人。
“有其主必有其仆”。西方国家的反恐和言论自由有选择性，中国“民运人士”、文人“公知”的“恐怖主义”和“言论自由”自然也有选择性——对乌鲁木齐的恐怖事件，魏京生发表《乌鲁木齐暴乱责任在谁?》、《谁是(新疆暴乱的)幕后黑手?》、《新疆“7•5”事件被忽略的两个问题》等文章，一口咬定“中共主动闹事”、“不可能是临时起意，必然是长期预谋的计划”，把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国政府。对拉萨的恐怖事件，王力雄、刘晓波等来了个“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把恐怖事件说成“民变”、政府“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为”、要求联合国干预、“让藏族民众充分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希望”;吴稼祥写文章“剪掉国家头上的辫子——通过联邦制将国际问题国内化”、《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公然鼓吹“联邦制”分裂肢解中国。《南都周刊》的长平写文章说“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而对这次法国《查理周报》挑衅穆斯林触发的巴黎恐怖事件，长平们怎么就不敢跟法国人也来一句“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怎么不敢说是“民变”?怎么不敢说“让穆斯林充分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希望”?怎么不敢说“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由此可见中国“民运人士”、文人“公知”们敌我阵线分得多清，其“正义”、“普世价值”的选择性针对性有多强。
巴黎恐怖分子的逻辑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挑衅我的权威就杀谁，而这跟“民主了杀你全家”、“民主了爆你菊花”、“把毛左都送去炼肥皂”、“杀左族毛”的“公知”逻辑难道不是一码事?只不过一个已经付诸实施，一个还没来得及而已。在“选择性施恐”这一点上二者实在是“哥俩好”、“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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