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2日这天，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十余名成员，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里，激烈的讨论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到底哪一套理论和方案才是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为什么会有这个激烈的讨论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和官僚代替原来的满清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和买办群体。这些军阀在不同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相互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和战争，巨额的战争开支全部加诸在中国人民身上。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黑暗，加上战争造成的各种破坏，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时候我们迫切需要一套真正适合中国的社会改革方案。
而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批判中国两千多年来以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也为各种新潮流、新思想、新理论、新主张打开了思想涌入的闸门。
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和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这一运动加速了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寻找改造中国社会方案的步伐。
他们有的撰写文章，有的创办刊物，有的成立社团，用来宣传、研究和探索国外的各种新思潮。这些新思潮的各种主张和内容十分庞杂，有什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
这些青年们对于这些纷繁复杂，又十分新鲜的各种理论主张，很多也处于“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朦胧状态，并不十分清晰。他们还在分析、比较、探索和选择。
而新民学会，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成立的其中一个社会团体。他们在1918年4月份成立新民学会，到1921年的1月，已经过去了两年零9个月的时间，经过这两年多时间的比较、判断和思考，不同的学会成员也大多都有了自己比较清晰的主张。
因此，也就有了1月2号这天，十余民新民学会成员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里的这次激烈的讨论。
他们面前一共摆着5套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的方案，这5套方案代表着五种主义，或者说5种主张，而这5种主张也基本概括了当时中国最主流，最具影响力，最有社会基础的5种主张。
我们分别来看看这5种主张到底都是啥？
第一种：
社会改良主义。
这种主张认为，只要每个人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着手解决，从一个个具体的政策着手改革，最终就能实现根本问题的解决。
具体怎么办呢？
比如，通过教育塑造一批优良学子，等这批学子进入到社会领域的各行各业，发挥他们的才智、在每个不同的行业里面发光发热，就能逐渐实现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造。因此他们大力倡导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兴办教育、出国留学等等，以求尽快培养一批这样的人才学子。在政府方面，他们认为应该推荐和选举一批德才兼备的“好人”进入政府核心领域，由他们来主导社会政策的变革，并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来打造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
所以他们也常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一派最鲜明的特点，其实是反对根本的改革，也就是革命。尤其反对马列主义式的暴力革命。胡适就曾讽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他虽然说的是反对空谈各种主义，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借这种说法反对谈论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他后来自己就说，当时是不希望大家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
第二种：
社会民主主义
这种主张认为社会的根本问题在制度，这里所提的制度主要指的是如西方的选举制、议会制等民主制度。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较为民主的办法，来制定一套符合社会方方面面运行的制度，包括宪法、法律、程序、规则等等。
他们认为社会最大的阻碍在于不公平，特权阶级总是压迫普通人民。要消灭特权阶级，就要制定一个人人都遵守的法律、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应该享有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
这一套思想大抵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它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就是它所说的制度，并不触及最基础的经济问题，也就是不促及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他们说的“制度”其实主要指的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法律层面的制度。
第三种：
温和的共产主义
也称经济主义，它与第二种方案，即社会民主主义在出发点上完全不同，它把自己的出发点放在了经济问题上，从这点看好像有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味道。
因为从经济基础着手分析社会问题，因此他们看到了剥削的实质，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甚至也赞同将来的社会应该要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他们认为一定要首先让资本主义先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才能设想社会主义的实现。
什么意思呢？
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根是太穷了，生产力极度不发达，小农生产占据极大的比例。因此，核心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而不是革命，不是阶级斗争。所谓的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先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在他们看来，大量涌入的帝国资本，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经济的好事，非但不应该反对帝国主义，反而应该积极拥抱帝国资本。
有了资本主义的大力发展，就有了经济的发展，有了经济的发展，就有钱办教育，有钱培养劳动人民，提升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这样，在将来才能实现由劳动阶级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大多目不识丁，粗鄙不堪，如果在那样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工农专政的社会，简直是中国的灾难，是不可设想的。
这就是由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演讲和传播的温和共产主义，把这种主张说简单点就是：赞同共产主义，但是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最根本的办法是先好好的、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只有当生产力足够发达，资本主义足够充分的发展，人民受教育程度足够高，才能设想实现劳动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当时已经充分暴露的劳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他们则宣称应该采取劳资调和的解决办法，而不是革命的办法。
这些观点听上去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孙东荪、梁启超等人对罗素的观点大加赞赏，积极传播。
虽然这一派也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的样子，但其实质是比前面的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更激烈反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尤其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的一种主张。
第四种：
无政府主义
这一派的主张和观点，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颇受欢迎。毛泽东刚接触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就很受它的影响，赞同它的很多主张。
它的主张首先源于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他们认为劳动人民之所以极端的贫困和落后，皆是来源于阶级压迫，而阶级压迫最深刻、最剧烈的形式和后盾恰恰就是国家机器的暴力压制。
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强权，认为历史就是一个强权打倒另一个强权，得到的又是一个新的强权，然后这个新的强权又反过来剥削人民。
因此，他们否认一切国家政权，否认一切形式的专政，不但否认资产阶级专政，同样地也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因此赞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基本主张，他们看到了暴力机器的本质，因此反对一切强权。尤其在中国，他们还看到了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因此反对一切压迫和吃人的制度，崇尚人的绝对自由。
从他们对问题根源的认识上看，显然比什么民主主义，经济主义要深刻得多，但是无政府主义开出的药方问题就很大了。
他们既认为一切强权都不应该存在，那么自然也就不可能赞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方式。
注意，他们不是不赞成革命，而是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新的政府，新的国家机器，而是在于消灭一切的强权和暴力机器。
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那么怎么才能消除剥削，打倒强权，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强权的社会呢？自己既然不能建立政权，那么革命的方法就只剩下罢工、游行、示威等呼吁性质的革命。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不流血的呼吁革命。
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在当时之所以非常受欢迎，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封建专制的统治，本身对强权，尤其是衙门、军队、律令有很深的厌恶和反感。民国建立以后，军阀当权，军阀政府的压迫丝毫没有较之清政府而有所减轻，这种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自然很受欢迎。
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刚接触无政府主义观点的知识青年来说，他们对于这种既不通过暴力，又能实现革命目的的方案，自然是非常欢迎。
为此，他们不但组织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而且还做了大量在经济领域方面的试验。
当时非常流行的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实际上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尝试，他们希望通过建立这种没有剥削的小团体，互助组，新村等示范区，来逐渐达到建立没有剥削的社会。
同时，又不断地通过各种学生联合会组织游行示威、呼吁社会、宣传新思想等方式，来尝试达到革命的目的。
第五种：
激烈的共产主义（即马列主义）
与前四种主张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马列主义主张暴力革命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而绝不能是无政府主义，更不是寄希望于劳资调和，寄希望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自动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用后来毛主席的一句话来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其实上述五种方案并不完全都是各自孤立的，他们在某些方面的主张常常有重合的地方，但是又都有原则性的分歧，甚至同一派的主张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如何看待阶级斗争，如何看待暴力革命的问题上分歧极大。
此刻，新民学会的成员们正在就这5种主义，5套方案之间进行着激烈的讨论，而此时的毛泽东会支持其中哪一种呢？
这不单纯是一个思辨问题，也不是哪一种主义就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说到底，这些理论如果不能与实践结合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选择哪一种，就与当时毛泽东本人的亲身实践是分不开的。
于是，我们不得不把时间线拉回到两年半前的19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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