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于历史的十字路口重审根本分野
自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论争便从未停息。在这场宏大的思想角力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各派思潮交锋的最核心、最尖锐、也最持久的战场。它并非一个可以被历史尘封的纯粹学术议题，恰恰相反，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日益深化、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今天，这一论正以一种全新的、更加迫切的姿态回归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议事日程上来。
资本主义世界每一次无法自洽的经济危机，每一次转嫁给无产阶级的深重苦难，都在事实上宣告着市场无政府状态的破产，并重新唤起人们对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向往。然而，历史的幽灵同样在场。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以及某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全面拥抱市场经济的“成功”样板，似乎又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注脚。正是在这样复杂而矛盾的历史语境下，厘清“计划”与“市场”的真实关系，便成为了一项决定未来道路选择的、不容回避的根本任务。
理论的堕落，往往始于概念的混淆。修正主义的惯用伎俩，便是蓄意模糊“市场”与“市场经济”这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本文的使命，就是要刺破这层概念迷雾，从理论根源、核心判准、历史实践、现实批判和未来展望五个维度，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清算，以重新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调节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捍卫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科学灵魂。
第一章：概念的骗局——修正主义如何用“市场”偷换“市场经济”
1.1 作为思想武器的语义陷阱
在任何意识形态斗争中，对核心概念的定义权都是必争之地。修正主义之所以能够迷惑相当一部分人，其首要的策略便是在语义层面设下陷阱。他们利用“市场”一词的多义性，构建了一个极具欺骗性的逻辑滑坡：他们首先指出，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乃至所有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都从未能完全消灭商品交换，即“市场”是客观存在的。随后，他们便从这一不争的“事实”出发，直接跳跃到“因此，社会主义可以、也应该搞‘市场经济’”这一结论。
这个过程看似顺理成章，实则是一次精心的概念偷换。它将一个描述性范畴（指存在商品交换的场所或行为）与一个规定性范畴（指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完整经济制度）混为一谈。前者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社会主义国家所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旧社会残余；而后者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义词，是与公有制和计划调节根本对立的制度体系。修正主义正是通过抹平二者间的鸿沟，从而为其全面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披上了一件“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理论外衣。
1.2 对历史中“市场”的唯物主义分析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从不否认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存在“市场”。但关键在于，必须对其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理解其存在的根源、性质和作用范围。
第一，所有制结构的不统一性是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其初级阶段，往往存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甚至还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的产品交换，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借助商品货币的形式。
第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使其具有存在的必要性。社会产品尚未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无法实行“按需分配”，因此在消费品领域，等价交换原则（体现为按劳分配）仍然是主导，这就为商品交换提供了空间。
第三，其性质是受控的、从属的。在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由国家计划统一调配。市场仅仅在某些次要领域、在计划的“缝隙”中发挥着补充作用。它是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工具，而不是支配整个经济运行的主宰。列宁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与资本主义进行“谁战胜谁”的斗争，而不是向其投降。
1.3 从策略性利用到战略性投降的蜕变
修正主义的蜕变过程，正是一个从对市场“策略性利用”滑向“战略性投降”的过程。最初的改革，往往打着“利用市场机制，搞活计划经济”的旗号，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然而，市场逻辑一旦被作为“价值标准”和“效率来源”引入，其内在的扩张性和腐蚀性便会不断侵蚀计划的主导地位。
这个过程往往表现为：首先，扩大企业自主权，将“利润”指标作为企业经营的核心；其次，放开价格管制，让价值规律在更大范围发挥作用；再次，建立生产资料市场，将原本由计划调配的核心资源也推向市场；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步，便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彻底完成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至此，“市场”已经不再是计划的补充，而是取而代之的统治者，“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已然确立。这一演变清晰地表明，一旦在战略上将市场视为发展的方向，而非需要逐步克服的对象，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就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章：经典的判决——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对“商品经济普遍论”的彻底否定
2.1 商品的“幽灵”：从《资本论》的细胞形态看资本主义的生成起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即石破天惊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基本形式。”这一论断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商品”并非一种超历史的、永恒的经济范畴，而是特定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细胞”。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必须从解剖这个最简单的细胞开始。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在于其内在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而价值，作为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只有在普遍的、社会化的交换中才能得到实现。当商品交换从偶然的、边缘性的活动，发展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普遍形式时，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便诞生了：生产者彼此独立，他们的社会联系只能通过他们产品的交换来建立。这种以“物”为媒介的社会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生产关系，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
因此，一个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其内在逻辑必然是：生产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人的直接需要（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并带来剩余价值（利润）。这种生产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正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建立在对这一点的深刻洞察之上。任何试图将社会主义与这种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进行嫁接的理论，都是对《资本论》最基础结论的公然背弃。
2.2 恩格斯的判决：《反杜林论》中对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预言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是什么”与“为什么”，那么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更加旗帜鲜明地阐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将是什么”。针对杜林之流企图在未来社会保留商品生产的谬论，恩格斯做出了堪称“判决”的经典论述：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这段话清晰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三个核心特征的内在联系：第一，前提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即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结果是“商品生产被消除”，价值规律失去作用；第三，实现的手段是“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即实行计划经济。恩格斯在此明确指出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消灭商品生产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铁三角关系。公有制是基础，计划经济是其必然的运行方式，而消灭商品生产则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修正主义者常常辩称，恩格斯所说的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完全消除商品生产。这种辩解看似有理，实则偷梁换柱。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承认社会主义作为过渡阶段，会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将这些“痕迹”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加以巩固和发展。正确的方向应当是自觉地、有计划地去限制、改造和逐步消灭它，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任由其泛滥，最终反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2.3 “哥达纲领”的启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分配原则与商品货币的消亡趋势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构想。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尚未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高度，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为了实现这一原则，马克思设想了一种“劳动证券”或“劳动证书”。
这种“劳动证券”是理解未来社会交换形式的关键。它记录了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时间，并据此从社会储存中领取等量的消费品。修正主义者常常将其混同于货币，以此证明社会主义依然需要商品货币关系。然而，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了二者的本质区别：
第一，“劳动证券”不是货币，因为它“不是流通的”。它在生产者领取了消费品后便完成了使命，不能再转手用于购买其他商品或进行投资，从而切断了资本积累的一切可能性。
第二，它所交换的不是商品，而是生产者个人消费的资料。生产资料、公共服务等领域，则完全遵循社会计划进行调配，不存在“市场交换”。
“劳动证券”的构想，深刻地体现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对于在社会主义阶段如何既遵循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又坚决防止商品货币关系复活的思考。它雄辩地证明，即便是在按劳分配的阶段，交换形式也必将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发生质变，其发展方向是朝着最终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而去的，而非相反。
第三章：唯一的“试金石”——劳动力再商品化与无产阶级的再生产
3.1 资本的“秘密”：劳动力何以成为商品的“王冠”
在商品世界的万神殿中，有一种商品拥有独一的“神性”，它就是劳动力。马克思指出，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的源泉。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商品，支付其价值（以工资形式表现的、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却能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新价值。这部分超出工资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新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绝对前提。没有一个庞大的、自由得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阶级，资本家就无法找到榨取剩余价值的“活的源泉”，资本的积累和增殖也就无从谈起。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全部剥削关系，都浓缩于“劳动力”这一最特殊的商品之上。
这也意味着，评判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最根本、最核心的“试金石”，不在于它是否还生产杯子、粮食等一般商品，而在于它是否还存在一个将人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进行买卖的“劳动力市场”。只要这个市场存在，那么无论它披上多么华丽的“社会主义”外衣，其内核必然是资本主义的。
3.2 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实践：存在商品生产，但不存在“劳动力市场”
用这块“试金石”去检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我们能够得出清晰的结论。在那个时代，国营工厂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他们与国家之间是一种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关系，享有“铁饭碗”所保障的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一系列社会福利。他们的身份不是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同样，在人民公社，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的社员，通过参加集体劳动获得“工分”进行分配。尽管工分制存在其历史局限性，但它体现的是一种成员与集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关系。
诚然，如前所述，当时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不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还存在着商品交换。但这与劳动力商品化是两个截然不同范畴的问题。国家通过计划调控、统购统销等手段，严格限制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最关键的是，社会的主体——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力被排除在商品范畴之外，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赖以生存的土壤。这才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
3.3 “市场化改革”的图穷匕见：从“打破大锅饭”到无产阶级的全面再造
“市场化改革”的整个过程，如果剥去其“提高效率”、“搞活经济”等动听的言辞，其核心步骤恰恰是围绕着“劳动力再商品化”这一轴心展开的。这个过程通常分为三步：
第一步，思想松动。通过批判“大锅饭”、“铁饭碗”养懒汉，将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劳动保障污名化为“效率低下”的根源，为砸碎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制造舆论。
第二步，制度破局。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将工人与企业之间稳固的、带有政治属性的成员关系，改造为临时的、纯粹经济的、可以随时中断的契约关系。与此同时，通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名目，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从生产单位中抛入社会，人为地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失业后备军，也就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劳动力市场”。
第三步，全面确立。在劳动力市场化的基础上，医疗、教育、住房等原本作为社会福利的领域也相继市场化、产业化。这使得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所必须包含的生活成本）被不断压低，劳动者不仅要为资本家创造利润，还要在市场上购买那些本应由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从而陷入更深重的被剥削地位。
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再生产”过程。它不仅再生产出在经济上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更通过制造生存的不安全感和原子化的个体竞争，再生产出在政治上被瓦解、丧失了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
第四章：历史的审判庭——南斯拉夫与苏联“市场化”道路的崩溃与教训
4.1 “自治社会主义”的样板悲剧：南斯拉夫从理论蜕变到国家解体
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史上，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曾一度被誉为最成功的“样板”。其核心理论是“工人自治社会主义”，主张将国家所有权下放给企业，由“工人委员会”管理，企业在市场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一理论在初期似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第一，它以企业的分散主义取代了社会的统一计划。各个“自治”的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在市场上进行着残酷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导致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经济周期性波动，更重要的是，它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了分裂。富裕企业的工人与贫困企业的工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利益鸿沟，所谓“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被碎片化的企业利益所取代。
第二，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和失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企业管理者（经理、技术官僚）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逐渐演变为一个脱离工人群众、掌控企业实际权力的“红色资产阶级”。为了“提高效率”，企业大量解雇工人，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闻所未闻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大批工人被迫到西欧充当廉价劳动力。
第三，它加剧了地区差异和民族矛盾。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就不平衡。市场化改革后，富裕的共和国（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不愿用自己的利润去补贴贫穷的共和国（如马其顿、科索沃），地区间的经济矛盾日益尖锐。这种经济上的离心力，最终与历史上复杂的民族问题相结合，为90年代那场惨烈的内战和国家解体提供了最深厚的土壤。南斯拉夫的悲剧以最血腥的方式证明，“市场社会主义”非但不能导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反而会成为民族主义和国家分裂的催化剂。
4.2 从“新经济体制”到“休克疗法”：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系统性背叛
苏联的演变则是另一个更为触目惊心的案例。赫鲁晓夫上台后，通过“秘密报告”等方式，在政治上否定斯太林，在经济上也开始了一系列背离计划经济原则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柯西金改革为代表的“新经济体制”，正式将利润、奖金等资本主义的经济杠杆引入苏联的计划体系。其核心思想是，用物质刺激和企业利润来取代计划指令，作为衡量企业经营好坏和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一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公有制的空壳化。名义上仍然是“全民所有”的工厂，实际上其生产经营活动越来越围绕着本单位的“利润”打转。厂长和管理层的权力急剧膨胀，他们与上级计划部门和下层工人群众的关系，都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一个盘根错节、拥有巨大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巩固起来。他们享受着资本主义的好处，却不必承担资本家的风险，成为计划经济体制最积极的腐蚀者和最终的掘墓人。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只是这一长期蜕变过程的最后临门一脚。当他鼓吹“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并试图全面引入市场机制时，早已腐化的苏联特权阶层看到了一个将他们窃取的经济权力合法化、公开化为私人财产的绝佳机会。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最狂热的“市场派”和“民主派”。最终，叶利钦的“休克疗法”——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抢劫——将苏联人民几十年积累的社会财富，在极短时间内瓜分到了少数寡头手中。苏联的崩溃，并非计划经济本身的失败，而是修正主义集团系统性地、持续数十年地背叛和瓦解计划经济的必然恶果。
4.3 共同的墓志铭：公有制的空壳化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必然腐化
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历史悲剧，为我们提供了千金难买的教训。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铁的规律：经济基础的“市场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腐化和最终的变质。当经济运行的逻辑从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计划，转变为追逐局部利益的利润时，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
它将不可避免地蜕变为一个为新的资产阶级（无论是南斯拉夫的“红色资产阶级”还是苏联的“寡头”）服务的工具，最终丧失其阶级性质。公有制也就名存实亡，沦为一个可以被内部人肆意侵吞的空壳。这块共同的墓志铭，应当被所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永远铭记。
第五章：未来的展望——计划经济的科学性、阶级性与更高形态的复归
5.1 直面“效率”神话：揭穿资产阶级话语的阶级本质
“市场社会主义”最具有欺骗性的话语，莫过于其对“效率”的鼓吹。他们声称，计划经济必然是“僵化”和“低效”的，只有市场竞争才能带来“效率”和“活力”。对此，我们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并反问一句：是谁的效率？为了谁的效率？
资本主义市场的“效率”，是资本增殖的效率，是榨取剩余价值的效率。这种效率是以生产过剩的巨大浪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生态环境的巨大毁灭以及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巨大损害为代价的。它在创造了惊人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同样惊人的贫困与异化。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等效率标准，其前提恰恰是承认现存剥削关系的“合理性”，在这种框架内讨论效率，无异于研究如何更“高效”地为奴隶主榨取奴隶的血汗。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追求的“效率”，是一种全新的、更高级的效率。它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效率，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效率，是为了实现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效率。它可能在某些具体环节、在短期内，不如市场那般“灵活”，但它能够避免资本主义体系性的巨大浪费，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自觉地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服务于人的社会总效率。将资产阶级语境下的“效率”神话，当作评判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适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上的缴械投降。
5.2 哈耶克的“知识”困境在信息时代的破产
反对计划经济的另一个经典论调，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知识分散论”，即认为任何中央计划机关都无法搜集和处理分散在无数个体那里的、瞬息万变的经济信息，只有市场价格体系才能有效利用这些分散的知识。在20世纪，这一论断确实构成了对计划经济的严峻挑战。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论断的物质技术基础早已被彻底动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超级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在一个更高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实现更加科学、精细、乃至带有民主参与性质的计划调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未来的计划经济，能够通过传感器和网络实时掌握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精确需求；能够利用算法模型模拟资源最优配置方案；能够通过分布式网络将计划的制定与反馈下沉到基层生产和消费单位。哈耶克所说的“知识”困境，正在被技术的发展所克服。
5.3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计划作为人类自觉的最高体现
计划经济的意义，绝不仅仅停留在经济效率的层面，它更具有深刻的哲学和解放意涵。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认为，人类历史的演进，是一个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市场关系、商品关系等“异己的”力量所统治，身处“必然王国”。而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这种“共同控制”，正是计划经济的精髓。它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作为自觉的、联合的主体，去掌握自身的经济命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社会，而不是被盲目的经济规律所支配。因此，捍卫计划经济，就是在捍卫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桥梁。它代表的不是僵化与服从，而是最高层次的、属于整个人类的主体性与自由。
结论：一场不容调和的路线斗争
通过以上五个层面的系统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之间，存在着一种生命攸关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公有制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前提，而计划经济则是公有制的灵魂与生命。
“市场”与“市场经济”绝非可以混用的同义词，而是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策略性工具”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本质”。任何模糊二者界限、试图将后者嫁接到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理论，都必然导向劳动力再商品化、公有制空壳化、无产阶级专政变质的历史悲剧。南斯拉夫与苏联的覆辙，便是这一规律最沉痛的证明。
因此，“要计划，还是要市场”的理论斗争，绝不是什么纯粹的“学术”之争。它是、也只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根本的路线斗争。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毫不留情地去撕碎一切修正主义的理论画皮，并坚定地向全世界无产阶级阐明：只有重新建立起劳动者自觉掌控的计划经济，才是将自身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最终走向一个真正属于人的自由王国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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