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

原编者按

所谓原始积累，即暴力迫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中国私营资本的发展因其历史特殊性，似乎不存在一个“暴力”的原始积累过程。事实真的如此吗？

资本的积累依托于已有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因而在逻辑上，必须有一种“原始积累”或“预先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才能有后续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私营资本作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之“有益部分”的蓬勃发展，也应该存在一个逻辑起点。

这就是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

一、马克思与原始积累

若想对中国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现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马克思有关原始积累的经典论述是不容错过的。在《资本论》的《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马克思以英国为例，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事实的回顾，详细解释了“现代的无产阶级从哪里来？”、“无产阶级为何服从于资本？”以及“现代资本家从何产生？”三大问题。

首先，现代无产阶级从何而来？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广大失地农村居民是其无产阶级的重要供给。而农村土地的掠夺和集中又包括多种途径：（1）对封建自耕农私有土地的掠夺。15世纪末16世纪初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大封建主对农民的驱逐就已开始，而佛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又引起了羊毛价格的上升，这进一步加速了土地集中牧场化的趋势，使自耕农私有土地逐渐减少。（2）对教会地产的剥夺。16世纪，宗教改革波及英国，天主教会土地所有权动摇，掠夺教会地产的贵族对修道院的压迫使大量住在里面的人被抛进无产阶级行列。（3）欺骗性获取国有土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国便开始取消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权和定居法；到了光荣革命后，贱卖国有土地和直接掠夺国有土地为私人地产更是成为一时常态。（4）盗窃农民公有地。这一过程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18世纪更是通过公有地圈地法而得到法律承认，大租地农场迅速发展，到了19世纪，这一过程仍在继续，1801-1831年，3511770英亩公有地被议会赠予地主。（5）对苏格兰高地的克兰（氏族）土地的侵夺。主要包括19世纪上半叶的“清扫领地”运动。

其次，无产阶级为何服从于资本？马克思认为，“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早期，还需要有一定的“立法”来保证无产阶级习惯于服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马克思列举了三条法律：（1）惩罚流浪者和乞丐的法律；（2）压低工资的法律；（3）禁止工人结社。

最后，现代资本家从何产生？马克思主要考察了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产生。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起源于14世纪及以前的农奴的管事，到了15世纪，农业革命的发生使租地农场主得以致富；至于16世纪，新航路开辟引发的货币革命帮助租地农场主压低了由固定契约确定的工资和地租，这使他们更为富裕而掌握足够的货币资本。此外，英国的工业资本家的产生得益于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驱逐、这使他们有了足够的劳动力和国内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国家制度也促进了工业资本的积累，这包括保证了销售市场和垄断利润的殖民制度、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并催生了现代银行和交易所的国债制度、造成过重的课税但将其转化为资本的现代税收制度、打击了别国工业的保护关税制度。

上述历史过程充分说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就是暴力、掠夺、欺诈的历史。马克思犀利指出：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二、中国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劳动力商品化

马克思给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绝佳范例。但由于各国历史和地理条件的不同，原始积累的过程显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私营资本原始积累又是怎样完成的呢？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依然适用吗？在之后的章节中，我将尝试以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私营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进行讨论。

首先，有必要阐明无产阶级供给的来源。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就有无产阶级工人队伍，但在纯粹的公有制下他们并不具备商品化的劳动力，因而也无法为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原料。中国的无产阶级劳动力商品主要来源于改革开放以来转化为工人的农民（含农民工）和部分下岗的城镇工人。

1. 农民工。中国的农民之所以转化为工人，其第一步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计划经济旧体制中的隶属地位“解放”出来：1981年全国范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而到1983年底该制度就覆盖了1.75亿农户，占农民总数的94.5%；由于广大农业劳动者不再隶属于曾经的人民公社而成为具有人身自由的人，这些劳动者有幸成为私营资本原始积累中的第一批劳动力商品，由于城乡实际工资差距的存在，他们大批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截至2023年，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9753万人，其中外地农民工更是高达17658万。这第二步是城市大开发将农民从土地依附关系中再次“解放”：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其中包括大大小小的各式经济开发区——在2003年的国土资源部摸底清理过程中，共发现2003年以来中国有各类开发园区5658个，占地面积达3.51万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了中国当时的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城市开发所需的大量土地主要从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中征用，从而造就了大批失地农民，2013年，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就已达4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增长至1.1亿——这些失地农民是商品化的劳动力的天然“供应商”。

2. 下岗的城镇工人。部分下岗的城镇工人也是商品化劳动力的重要供给。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早期虽然已经悄然改变了国企职工的用工关系，但尚未直接造成职工下岗沦为劳动力商品（这点在之后会再次说明）。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量公有制企业经营面临严重亏损，国家开始进行大范围的“买断工龄”改革措施【“买断工龄”或称“买断身份”，是指参照职工在企业工作年限等条件，经企业与职工双方协商，报有关部门批准，由企业一次性支付给职工一定数额的货币，解除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的一种形式】，职工在被企业买断工龄后，不再享受原有企业的任何工资及福利待遇，其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待遇也与企业彻底脱离，这事实上就是“下岗”，“下岗”工人与国有资产分离，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者。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数量也在减少，由于“抓大放小”的改革措施，小企业实行民营化，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由1997年的74388家减少到2002年的42696家，国企从业人员也从7700万人减少到3383万人。这无疑为劳动力市场输送了大批商品化劳动力。

三、中国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工人阶级与政治转向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中国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也要保证无产阶级“自愿”地服从于资本的统治——这很大程度是由对工人阶级政治权力的消解所促成的。我国是怎样逐渐消解工人阶级政治权力、从而使他们不得不服从于雇佣劳动纪律呢？

首先是罢工自由的取消。1982年《宪法》删掉了1978年《宪法》第十五条中“公民有……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罢工权是世界公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是1975年在毛泽东主席建议下加入的重要条款。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取消罢工权，使中国工人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陷于弱势地位。

其次是工会组织的衰落。在1978年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党的伟大领袖邓小平宣称：

“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积极参加企业管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企业的领导干部要在大会上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批评和监督，某些严重失职或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大会有权向上级建议处分或撤换。各企业的工会，将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因此，工会再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那种可有可无的组织了。”

这其实肯定了工会作为企业工人集体组织对企业管理的参与权力和对企业负责人的监督权力。但在短短十几年后，情况便为之一转，1994年的《全国总工会关于贯彻实施〈劳动法〉的决定》指出：“工会的性质和肩负的任务，决定了必须遵循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我们工会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的主要手段是维护。通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护和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积极完成党和政府提出的各项任务。”2006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在题为《坚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会工作创新》的讲话中强调：“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性质是社会性质的重要体现。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是工会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切入点。”上述转变意味着工会不但要完全服从党的领导、甚至要在“新型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向资产阶级妥协，这决定了此时的工会已很难发挥民主管理和监督职能。

最后是劳动合同制的确立。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更是企业的主人，这是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劳动合同制度逐渐确立，1987年国务院颁布《国有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暂行规定》等，职工与企业之间只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契约关系，职工与企业的生产资料无关了，这事实上降低了劳动者在国有企业中的“主人翁”感，增强了其就业危机意识，进而培育了增强劳动纪律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工农人大代表和工人党员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

四、中国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私营资本家的诞生

最后，中国的私营资本家从何而来？虽然有部分资本家依托劳动、科技专利、知识和信息、金融投机等致富，总的来说还是“合法”的原始积累，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资本家依靠的是走私贩毒、偷税漏税、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以权谋私等非法途径获得“第一桶金”。就拿以权谋私来说吧，1993年，我国就已有90万个行政事业单位从事商业活动，一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通过权力变现完成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1992-2002年间，国企改革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估计每年在1000亿元以上【199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才26000多亿元】。此外，还有大量资本家依托灰色产业、民间借贷、合法逃税等其他途径完成原始积累。

总的来说，中国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与马克思笔下的英国有所不同，但依然符合其理论框架。中国原始积累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点：（1）农村劳动者与土地（生产条件）分离过程的“非暴力”性。无论是联产承包、还是征用农地，像圈地运动那样强制驱赶农民进入城镇的景象并不多见；（2）劳动力商品化的不彻底性。这里主要指依然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群体；（3）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的“补偿”性。中国农民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失地往往会得到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城镇下岗职工也基本能得到买断工龄的货币补偿；（4）私营资本原始积累与工人阶级政治权力消解同步。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无产阶级始终无政治权力；但中国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国，保有一定的社会主义遗产，所以要在中国建立雇佣劳动纪律、首先要瓦解工人曾经的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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