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形态，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数字生产方式必然创造出与数字资本利益相匹配的时间统治形式。从现实表征来看，数字资本主义对时间的统治表现为社会时间加速化、劳动时间弹性化和生活时间殖民化。究其本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统治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进行布展，构筑了“时间剥削—时间规训—时间控制”的统摄图景，确立了基于数字资本与社会时间媾和的结构性统治。在经济维度上，数字资本通过延长剩余数字劳动时间来压榨剩余价值；在政治维度上，通过对生命时间的结构性权力支配来进行时间规训；在文化维度上，通过隐性数字时间规范的普遍化来实施驯服意识的时间控制。为了超越数字资本对时间结构的深层统治，需要立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构建起时间解放理论。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 时间统治 社会时间 时间结构 政治经济学批判 来源：《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与现实》2025年第4期
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时间模态，基于物质实践基础的社会时间模态塑造了人们的感性存在。马克思指出：“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的存在着的自身反映。”当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演变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其生产方式也必然创造出与自身相匹配的时间模态。这一时间模态作为数字资本利益的化身，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全过程的统治律令，为人们的感性存在构筑起精密的时间牢笼。
一、数字资本主义时间
统治的现实表征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变革改变了原有的时间境域。“传统社会中凝固化的时间，被资本搅动起来，变成了吸纳一切的旋涡。”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构形决定了其吸纳时间与控制时间的统治方式。从现实层面看，数字资本构筑的时间统治体制具有三重表征，即社会时间加速化、劳动时间弹性化和生活时间殖民化。
（一）社会时间加速化：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结构的数字加速
哈特穆特·罗萨指出，现代社会时间结构演变的深层本质受加速逻辑的支配，“而且这种加速逻辑与现代性的概念与本质有着几乎尚未被人发现的关联”。然而，决定时间漩涡急速流转的根本力量是数字资本逻辑，加速逻辑只是充当着数字资本逻辑发挥作用的中介力量。正是由于数字资本对时间结构的统摄，数字社会时间的加速逻辑才呈现出数字科学技术、数字社会变迁和数字生活节奏的三重加速面向。
首先，数字科学技术加速。“技术本身并不存在着绝对的竞速逻辑，更不是社会加速的决定因素。”数字技术之所以呈现出时间加速的逻辑，是因为它身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成为数字资本逻辑构筑的技术加速装置。数字资本对价值增殖的渴望，促使其通过科学技术和工艺流程的加速进步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使数字算法和人工智能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而先进的数字科学技术使数据资料赋能其他生产资料，在摩尔定律作用下充分激活生产资料融合升级的技术合力，由此数字技术在资本逻辑与竞速逻辑的推动下加速提升。
其次，数字社会变迁加速。当数字科学技术在资本逻辑驱动下被广泛应用时，社会中的一切都被裹挟进数字平台之中，例如通讯平台、购物平台、游戏平台、视频平台等。这些数字平台中介了我们生产生活的社会场域，造成“我们社会里‘每件事物’的加速，无情地压缩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中的时间”。数字资本主义对社会事物的时间重构，使资本价值实现的法则经由数字平台完成普遍布展。在既定的时间区间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在数字平台上不断涌现，它们失效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促逼着社会事物的时效加速萎缩，社会变迁的速度整体上加速。
最后，数字生活节奏加速。数字生产方式加速变革，生活状况动荡不安，一切固定的东西也都烟消云散。加速使“真正生活”与数字生活充满矛盾张力，“它一方面作为通往真正生活的道理和保证进步的途径，而另一方面又是无限的深渊和吞噬一切的漩涡”。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体验着数字生活的加速，主观上感受到数字时间资源的紧张匮乏，时间紧迫的压力促逼人们提高生活实践的速度，如此才能赶上数字社会的加速步调；客观上行为事件的发生愈加紧凑，塑造出时间稠密的生活模式，表现为“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为此，人们通过压缩生活实践行为之间的休息间隔，追赶数字生活的加速节奏。
（二）劳动时间弹性化：困在算法的时间规制系统中的数字劳工
在数字化生产方式占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数字资本逻辑重塑了现代劳动的时间结构。数字劳工依附于由智能设备构筑的“移动工厂”，在其中，与工业生产劳动中相对稳固的雇佣关系不同，数字劳动中非稳固的雇佣关系普遍存在。雇佣关系的非稳固性意味着数字劳动时间的弹性化。数字资本通过算法系统确立了新的时间统治机制，表面上灵活自由的劳动时间，实际上是数字劳工的弹性劳动时间，受到隐藏在数字世界背后的智能算法调控。
一方面，数字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算法时间统治导致了数字劳动时间的弹性化，进而模糊了刚性的时间界限。数字生产资料引发劳动方式发生历史性重构，劳动过程逐渐跳出传统实体工厂的围墙，慢慢扩展到人们的数字生活中。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每一台智能移动设备都能承载着数字劳动场景，在算法时间规制系统构筑的“移动工厂”中产生着劳动时间界限模糊的数字劳工，例如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界限模糊的玩工（play-labor）、生产时间与消费时间界限模糊的产消者（prosumer），等等。数字劳工“在网上花费的所有时间都构成了工作时间，在这些工作时间里产生了数据商品，并实现了潜在的时间盈利”。而智能算法在支配工人劳动时间的同时，能够对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和提炼，将潜在的时间盈利转化为现实的资本利润。
另一方面，数字劳动时间弹性化导致了劳动过程的不稳定性。对于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数字劳工而言，他们追求弹性灵活的劳动时间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即必须长时间依附于数字平台，时刻待命，等候算法系统派送订单，唯有如此才有机会接收订单并获得相应的报酬。然而，依赖算法系统派送订单的工作是不稳定的。不过，对数字资本家来说，“不稳定性是一种管控机制，决定工人的时间安排，摧毁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的区分，虽然不要求工人整天工作，却需要其时时待命，准备工作”。数字算法通过对劳动过程的实时监控，在数字系统中计算出符合资本利益的时间参数，数字劳工必须根据严格设定的时间参数进行劳动，才能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总之，数字资本逻辑借助算法时间规制系统，确立了符合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时间统治体制。“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也即困在算法时间规制系统中的数字劳工。
（三）生活时间殖民化：闲暇时间与睡眠时间的数字殖民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变革，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数字平台已经完全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罗萨看来，“若想要检视我们生活的结构与质量，就必须聚焦于我们的时间模式”。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主要分为闲暇时间与睡眠时间。在数字资本主义技术装置的介入下，数字平台掠夺和瓜分了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时间资源。在被数字殖民化的生活时间内，人们的闲暇时间只剩下残骸，睡眠时间也逐渐被侵蚀。
其一，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肢解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闲暇时间，并将支离破碎的闲暇时间整合到数字平台之中。数字技术的革新和进步原本是减轻劳动负担和增加闲暇时间的有力手段，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数字资本通过技术装置的架构，不仅缩短了闲暇时间，而且造成了闲暇时间的碎片化。“从根本上讲，时间蕴含在社会生活形式之中，这些社会生活形式构成了时间，同时也由时间构成。”支离破碎的闲暇时间构成了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食人的资本饕餮吞噬闲暇时间并将之化零为整，吸纳到数字平台的数据生产装置中，将数字主体的闲暇时间资源物化为数据资料，进而转化为数字资本增殖所需的原料。
其二，数字资本的技术装置蚕食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睡眠时间，通过缩减睡眠时间以服务于24/7式的资本主义体制。乔纳森·克拉里提出了全天候不停歇的24/7体制，即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资本主义时间控制体制。资本主义的时间体制不再局限于控制人们在白昼清醒状态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而是逐渐侵入人们的睡眠时间。“睡眠的存在意味着，有的人类需求和间隔时间是不能被殖民的，也不能被那个巨大的利润引擎所吸纳。”但是，数字资本的技术机器成功蚕食了睡眠时间，通过在数字平台呈现的商品、游戏、视频等娱乐景观，让人们“沉溺在数字信息和服务带来的高愉悦感体验中乐于延长在线时间”，不愿进入睡眠之中，从而逐渐摧毁了人们的睡眠时间。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间
统治的本质透视
现代社会的时间统治不仅扎根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而且“‘深嵌’（dwells）入我们的生命之中——制约我们的生物节律”。究其本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统治表现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维统摄。
（一）经济维度的时间剥削：通过数字化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实现经济压榨
数字资本主义时间统治的本质是盘剥剩余价值的经济统治，其奥秘在于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数字化剥夺。为了盘剥更多的剩余价值，数字资本必须化身为吞噬时间的饕餮巨兽，尽可能无偿占有数字工人的劳动时间，在通过数字化剥夺剩余劳动时间的过程中实现资本增殖。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榨取剩余价值的时间剥削方式有两种：绝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与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数字资本逻辑重构了压榨剩余价值的时间图式，最大化延长了数字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使得“人类的所有时间趋向于变成受资本剥削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
其一，数字资本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和窃取休息时间的方式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压榨超额的绝对剩余价值。如果资本像在传统工业社会中那样绝对延长工人辛苦劳作的时间，则必然会因为生理和道德的双重限制，遭到工人的激烈反抗。而在数字零工集聚的资本主义数字平台中，一方面，资本通过智能算法系统，精准控制数字零工劳动过程的时间参数，制造高度紧张的劳动和让人疲于奔命的工作节奏，让工人付出巨大的体力和脑力来提高劳动强度。另一方面，游戏化的数字运作机制“通过等级划分、派单奖励和积分制等各种方式诱导劳动者长时间地驻守在数字平台上”，如此一来，全天候待命的数字零工必然要打破工作日界限，数字资本则隐性窃取了数字零工的休息时间。无论是提高劳动强度的方式，还是窃取休息时间的方式，本质上都是绝对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由此数字资本剥削了大量的绝对剩余价值。
其二，数字资本依靠智能技术革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必要劳动时间置换为剩余劳动时间，从而达到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和压榨相对剩余价值的目的。工作日是解剖资本逻辑的重要时间范畴，其内在的时间结构受物质生产条件所制约。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消融了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坚固界限，重塑了工作日的时间结构。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数字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争相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和迭代，导致的普遍结果是缩短了生产工资商品所需的时间，即减少了必要劳动时间的份额，并将减少的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工作日的时间结构趋向于将生产可变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甚至消除了隐藏在剩余价值公式中的可变资本的形式”，最终目的是压榨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
（二）政治维度的时间规训：数字资本对生命时间的权力统治
数字资本的时间体制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后，必然要寻求使其政治权力支配体系获得相应的统治地位。在现代社会中，“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数字资本拥有了物化劳动的时间资源，就拥有了对人们的生命时间进行抽象统治的规训力量，其时间统治的权力逻辑表现为资本化的时间对人们生命时间的结构性支配。具体而言，数字资本通过算法控制系统和数据监控系统，将其时间权力的规训力量深嵌到人们的生命时间过程，其隐蔽无声的规训力量披着理性的数字技术的外衣，实施着时间统治的权力暴政。
一方面，数字资本基于算法的时间控制系统将数字劳工降格为算法的时间仆从。在数字劳动过程中，算法系统是实施资本命令的权力载体，“算法在设定的同时，已经将支配劳动者权力烙印进去”。算法作为数字资本权力的化身，将资本的嗜血逐利本性转化为支配工人的权力要素，并将之融入数字劳动过程的时间规划中。在算法系统内，“权力通过管理时间从而控制时间的全部使用方式”。无论是等待订单、接收订单的时间，还是配送订单的时间，算法系统根据资本利润最大化法则，设定控制工人劳动活动的时间节奏。数字劳工只能服从算法系统的时间“指挥棒”，在规定时间限度内完成算法系统的派单任务。算法系统会根据资本需求的变动来改变时间结构，而数字劳工为了获得薪酬就只能将生命时间附着在算法的时间齿轮上，逐渐降格为算法控制系统的时间仆从。
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基于大数据的时间监控系统构筑了生命时间沉沦于其中的虚拟构境。在数字场域中集聚起的数据是通过人们的生命时间遗留的痕迹才得以沉淀积累起来的。因为“积累是在时间内被组织起来的，是一种特殊的时间权力组织方式”，所以人们的生命时间在数字空间中沉淀为数据，而数字资本占有了庞大的数据积累，从而也就拥有了主宰生命时间的权力。数字资本通过人与数据的关系全景式监控人们在数字空间的生命活动，同时凭借大数据持续追踪人们的生命时间的活动痕迹，不断挖掘专属于数字主体的个性化偏好，由此时间权力依靠大数据监控系统得以全面布展，构筑起吸纳注意力的规训王国和生命时间沉沦于其中的虚拟构境，从而“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
（三）文化维度的时间控制：隐性数字时间规范对意识的普遍驯服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统治不仅有时间权力展开规训的一面，还有时间权力实施意识控制的一面。如果说时间权力在政治层面展开的规训具有强制性的特征，那么时间权力在文化层面实施的意识控制则体现着一种隐性规范的顺服力量。数字资本塑造的时间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发挥着作用，促逼数字主体自我形塑与之相适应的时间习惯。随着“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数字主体自愿臣服于隐藏着剥削关系的时间规范，由此产生的“所有经济能动性最终都被包容进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的逻辑中了”。
首先，数字资本将自身增殖的欲望塑造为数字主体自我剥削的时间规范。为了延缓自身的消亡，数字资本以数字平台作为媒介传播手段，将符合资本增殖目的的数字时间规范包装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自主行动必须遵循的规范。“人们直接被更宽泛的制度——大众媒介、文化产业等等——形塑，并屈从于它们。主体性以及有意识地反抗统治的舞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当作操纵的纯粹客体的个人。”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剥削褪去了显性外在的强迫力量规制，披上了自由行动和自我实现的外衣，在追求经济理性与效率至上的时间绩效的鞭笞下，“人们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供人剥削，还幻想着是在自我实现”。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包含着隐性剥削的时间规范攻心为上，因而自由幻觉包装下的自我剥削比他者剥削更有时间效率。
其次，数字资本将消费陷阱和娱乐陷阱伪装成数字主体实现精神自由时所要遵循的时间规范。在日常生活中，数字资本精心设计控制时间的陷阱，鼓励人们在数字平台上用消费活动和娱乐活动来填充休闲时间，让人产生精神自由和自主掌控时间的错觉。然而，“消费化的休闲时间实际上只是劳动时间的一种虚幻延伸, 其本质是资本将被雇佣劳动所压制的人的自由需求重新包装成商品, 再强加于人们身上”。娱乐化的休闲时间也只是数字资本吸引注意力的数据生产时间，体现着资本意志的时间规范内嵌于数字主体沉浸式自我沦陷的时间中，结果是，“命令机制和规范化的效果见缝插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而且以更全面更微观的方式进入到人的内心”。作为一种隐秘的驯服意识的力量，数字资本的时间模态转化为人们的数字活动的规范性尺度。
三、超越数字资本主义
时间统治的路径
数字资本逻辑对社会时间结构的统治，已经严重制约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人们被数字资本化时间所剥削、规训与控制的困境。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统治危机，西方学者提出的方案均未抓住资本逻辑这一根本因素，因而无法提供彻底摆脱时间统治危机的办法。实际上，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统治与其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我们诊断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统治仍然具有理论穿透力。为了超越数字资本对时间结构的深层统治，需要构建带有马克思印记的时间批判理论。
（一）破除资本魔咒：以社会主义制度驾驭数字资本
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统治本质上是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时间维度形成的统治形式，问题的根源在于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任何不动摇数字资本主义根基的方案，对于纾解其时间统治困境而言都是无效的。南希·弗雷泽曾指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困境和不公正的回应：对该系统定期沉淀的、无法明确克服的困境的回应；对深深扎根于资本主义的、无法在其内部根除的统治形式的回应。”因此，只有以社会主义制度驾驭数字资本的发展，推进数据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变革数字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才能彻底破除数字资本对时间结构施加的统治魔咒。
一方面，要推进数据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促进时间资源的共同享有。数据是数字化生产中的核心生产要素。如果数据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应用于劳动过程，那么数字主体的生命时间受到数字资本统治的命运就不会改变。只有在数据生产资料不再归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而是由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的条件下，数据生产资料所创造的时间资源才能不被数字资本家无偿占有，时间资源的共同享有也才能不再受狭隘的数字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束缚。因此，大力推进数据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弥合数据鸿沟，彻底根除资本主义数据霸权对时间资源的掠夺，让人民的生命时间创造的数据以及数据生产资料创造的时间资源最终都归全体人民共同享有。
另一方面，要变革数字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保障数字劳工的时间权益。数字资本之所以在劳动领域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是因为它掌握了构序时间的力量，能够在劳动过程中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肆意支配数字劳工的生命时间。“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资之间的雇佣关系具有非正式化的趋势，数字资本更容易将工人的自由支配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导致数字劳工的时间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针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资关系的新变化，需要制定相应的规范性和保障性制度，既要落实数字平台的法律责任，为数字劳工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设置合理的标准，又要解决数字劳工的后顾之忧，保障休假时间的落实和提高劳动保险的覆盖范围。
（二）重构时间秩序：节约时间与有计划地分配时间
数字资本的时间统治在微观上掠夺了数字主体更多的时间。因此，对于个体而言，时间资源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约，而是更加匮乏。此外，这种时间统治在宏观上成为一种迫使数字个体服从资本增殖目的的盲目力量，进而造成了时间配置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危机。马克思指出：“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因此，需要以数字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时间的节约，以及推动数字技术与有计划分配时间的深度融合，重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秩序。
其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将节约的时间转化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数字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缩短生产人类物质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但并不必然实现时间的节约。因为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数字生产力表现为资本运用数字技术所产生的生产力，它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最终目的是延长剩余劳动时间，造成的结果是，食人的资本饕餮吞噬了工人更多的生命时间，社会成员的时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节约。因此，“我们必须区分时间的节约和时间的统治”。在社会主义的时间结构中，随着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智能劳动与先进技术在社会大生产中的应用会减少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时间，而腾出的剩余时间不会被数字资本所统治，而是转化为所有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真正实现时间的节约。
其二，推动数字技术与有计划分配时间的深度融合，实现时间资源在不同部门的有效配置。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人与时间处于头足倒置的关系中，即不是人合乎目的地分配时间，而是时间悬置在头顶之上奴役着人，时间的配置只能按照生产剩余价值的节奏来调节，最终必然会造成生产与消费、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时间错配。事实上，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智能科技为有计划地分配社会总时间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如果大数据技术摆脱资本的控制，那么就可以成为具有目的性和预见性的时间配置手段，将劳动时间资源合理分配到不同生产部门中，真正满足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推动数字技术与时间的有计划分配之间的深度融合，不仅有助于社会大生产摆脱无政府状态，而且能够促进时间集约型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提高时间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恢复主体地位：将时间复归为主体的积极存在
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与自身相匹配的时间模态，其时间模态作为数字资本利益的化身，统治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人们只能消极被动地适应它的支配。由此，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失去了主体向度，只是人的消极存在。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因此，为了瓦解数字资本主义时间统治对主体的感性存在的钳制，将时间复归为主体的积极存在，既要停止将数字劳动时间作为主体价值的衡量尺度，也要打破将生命时间作为数字资本增殖空间的困境，如此才能真正将时间复归为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的空间。
一方面，要将时间重塑为主体本身的生命尺度。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时间就是金钱”的意识形态在数字空间中弥散，时间只是数字劳工的价值标尺。“时间不再具有属人的特殊性质，而变得到处通用。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出卖自己的时间而获取报酬，所有的报酬都标明时间量。”人们花费在数字平台的劳动时间越久，完成的订单数量和产生的数据商品也就越多，从而获得更多的货币报酬。在此过程中，数字劳动时间成为主体的货币价值的衡量尺度，驱使数字工人过度劳动，变成加速数字资本增殖的役畜，人们由此丧失了主宰自身生命时间的主体性。只有摆脱数字资本对劳动主体的时间支配，将自由时间重塑为主体本身的生命尺度，人们才能积极运用时间进行能动的创造性活动，进而充实主体的生命世界。
另一方面，要将时间转化为主体的发展空间。从唯物辩证法来看，时间与空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既可以用时间消灭空间，借助智能信息技术将商品进行空间转移所需的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也可以凭借自身的统治地位，实质性吸纳数字主体的生命时间，并将其转化为数字资本的增殖空间。如果人们除了必要的生理时间外，其余时间都用来为资本增殖服务，那么其生命时间只是资本所控制的剩余价值时间转化机器的原料，这导致人们极度缺乏为自身谋求发展所需的自由时间。“剩余也可以被理解为时间上剩余：在满足我们的需求和补偿我们所使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剩下的时间；因此可以成为自由时间。”只有在打破生命时间沦为数字资本增殖空间的困境，进而打破自由时间与发展空间之间的隔阂之后，人们才能利用剩余的自由时间，凭借自身的兴趣从事艺术创作与科学活动，不断拓展主体自由自觉活动的发展空间。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学院《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与现实》2025年第4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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