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实际上与结束大萧条毫无关系，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它反而具有收缩效应。工资税从1937年开始征收，而常规的福利支付则直到1940年才开始。
然而，其财政遗产在当今时代却潜藏着灾难，因为其“社会保险”的核心原则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一台财政末日机器。在现代政治民主的背景下，当国家向公民提供普遍性的转移支付而不要求证明其需求时，这本质上是在为自己的最终破产铺路。
相比之下，1935年法案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体现了相反的原则——即通过针对低收入老年人、盲人、残疾人以及贫困家庭的分类援助，提供基于经济状况调查的安全网。这些项目本质上是自成体系的，因为接受经济状况调查转移支付的受益人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也就是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有组织的游说机制——去“掌控”政策制定，从而危及公共财政。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负所得税计划中有力主张的那样，若基于经济状况调查的社会福利严格以现金形式发放，其财政稳定性会更高。这种纯粹的现金转移支付不会动用和调动实物援助（如住房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销售者的游说力量。
另一方面，社会保险存在两个弊端：在分配上具有累退性，在财政上具有爆发式扩张性。这两个弊端的根源都在于通过强制将大量人群纳入其中来提供“收入替代”的原则。
在融资方面，为该计划提供资金所需的高额税收之所以在政治上可行，是因为存在一种错误观念，即参与者缴纳的是“保险费”，用于购买“应得的”年金，而非税收。因此，工资税融资具有很强的累退性，因为所有参与者不论收入多少，都按统一税率缴纳。
与此同时，福利也具有累退性，因为那些终身工资最高的人得到的替代收入最多。所谓的“折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累退性，即对纳入保障范围的工资中的第一美元提供的替代率高于最后一美元，但效果有限。
因此，新政时期的社会保险倡导者们达成了一项浮士德式的交易。为了给最需要帮助的人争取到政府资助的养老金和失业救济，他们避开了经济状况调查，转而同意在全民范围内提供慷慨的工资替代福利。为了支付这些全民福利的巨额成本，他们同意征收累退性的工资税，并将其伪装成保险费。然而，其长期结果却极具荒谬性。
工资税已经变成了一个阻碍就业的怪物，但在全民福利的旗号下，有组织的劳工却顽强地捍卫着这本应是他们克星的东西。与此同时，富裕阶层从这些转移支付中获得了很大一部分利益，现在还声称这些是他们应得的——而富有的公民本不应对公共财政有任何正当的索取权。
因此，社会保险将所有潜在的政治反对力量都拉拢了过来，这使其从本质上变成了一台财政末日机器。例如，用不了多久，庞大的受益人群体就会掌控两党的福利政策，尤其是拉拢持保守财政立场的反对者。
事实上，短短几十年内，共和党人的财政顾虑就彻底消失了。这一点在理查德·尼克松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72年大选前夕，他没有否决一项提高20%社会保障福利的法案，反而签署了它。更糟糕的是，该法案还包含了臭名昭著的“双重指数化”条款，从那以后，通过对每个工人的工资税缴纳历史进行过度指数化调整，导致了大量隐性的福利增长。无休止的全民福利扩张所带来的财政成本，推动了工资税的大幅上涨。1937年最初的工资税税率约为工资的2%，但经过多次法定的福利上调、1965年医疗保险的加入、尼克松时期的福利激增以及卡特和里根时期的工资税上调后，雇主和雇员的综合税率现在已接近16%（包括失业税）。
因此，联邦和州用于社会保险的工资税每年带来1.2万亿美元的收入——是企业所得税的四倍。由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如今它对工资征收的税款高得令人难以承受。因此，美国受制于八十多年前达成的那项破坏性交易这一政治偶然事件——当时，其港口周围是高高的关税壁垒，而非满载着由廉价外国劳动力制造的廉价商品的集装箱船。
然而，情况还有更糟的地方。当前高额的工资税实际上还是太低了——也就是说，由于75年精算预测中假设的经济增长率完全是虚构的，导致它对未来的福利支付严重不足。结果是，福利结构在自动运转中不断推进，没有遇到任何政治上的反对。与此同时，即将到来的清算日被信托基金的会计假象所掩盖。
事实上，这些信托基金既毫无意义，又已破产。每年的福利支出已经超过税收收入500多亿美元，而所谓的信托基金储备——前几十年积累的3万亿美元虚构国债——只不过是承诺将利用美国政府的一般征税权来兑现不断增长的福利支出。
新政时期关于“已缴纳的保险费”形成了信托基金“储备”，从而获得“应得的”年金这一社会保险神话，完全是一场财政骗局。实际上，社会保障只不过是一个代际转移支付系统。
此外，这一系统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信念之上，即新工人和工资被纳入该系统的速度能够永远快于福利增长的速度。例如，在1967年的繁荣时期，保罗·萨缪尔森及其在约翰逊政府中的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仍然认为，美国经济有能力保持5%的年增长率。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向读者保证，向当前的社会保障受益人支付非劳动所得的意外之财并非难事：“社会保险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在精算上是不合理的。每个人……所获得的福利特权都远远超过他所缴纳的任何费用……”
萨缪尔森反问这怎么可能，并简明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国民生产总值正以复利速度增长，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会如此……社会保障完全建立在复利的基础上……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庞氏骗局。”
当5%的实际增长率被证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幻想，且世纪之交后产出增长率降至1%-2%时，萨缪尔森庞氏骗局的精算基础轰然倒塌。如今显而易见的是，华盛顿方面无法缩减，甚至无法遏制其背后的这台财政末日机器。
新政社会保险计划中潜藏的财政灾难并非不可避免。1935年，罗斯福白宫委托的分析能力精湛的专家们明确建议实施一项由一般财政收入资助的、基于经济状况调查的退休计划。但以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为首的罗斯福政府中的社会工作改革者小集团认为，经济状况调查有失体面，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福利国家民主制度中，经济状况调查是保护公共财政的唯一真正防线。
1960年，当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时，萨缪尔森的庞氏骗局所征收的工资税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半个世纪后，在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到东亚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之后，工资税的征收比例增加了两倍半，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5%。因此，值得注意的并非是那些起草1935年法案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当时屈服于社会保险的浮士德式交易。令人困惑的是，75年后——在所有可怕的事实都已为人所知的情况下——左翼仍然固执地认为社会保险是新政最辉煌的成就。但实际上，这是新政代价最昂贵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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