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种城市综合体、超级大盘在三、四线城市涌现，如今却成了其去库存化过程中的“痛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开始出现持续回暖迹象，但三、四线城市仍然陷于房价下跌、库存高企的“困局”。记者了解到，由于市场持续低迷，一些中小城市的开发商资金链紧绷，缓建、停工、烂尾等问题显现。部分项目由于涉及大量民间融资，极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风险。
库存积压难消化“马太效应”凸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今年5月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明显;二线城市房价整体较为稳定;大部分三线城市房价仍然下降。
在业内人士看来，自“330新政”出台以及5月再次降息以来，一线城市出现了量价齐升行情。但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并没有明显好转，和一、二线城市相比呈现严重分化格局。
记者在湖南多地采访发现，当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化形势依然严峻。湖南正大行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泽认为，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供应量大，去库存周期大都在20个月以上，有的甚至达到30、40个月。
湖南永州市祁阳县是人口过百万的大县，也是湖南省县域经济强县。据统计，2015年1至4月，祁阳县商品房销售成交面积同比下降50%，商品房积压了15万多平方米，而2014年全年的销售面积也只有22万多平方米。
在湖南省中部的一个县级市，这几年建设的高层电梯房有30多栋，但很多楼盘销售惨淡，去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成。当地最大的城市综合体项目负责人介绍说，2012年以来当地房地产市场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称现在销售压力很大，感觉是历史上最低迷的时候。
分析人士认为，一线城市的优质资源和人口优势决定房价率先止跌回升，而三、四线城市库存高、城市吸引力不足，这是其楼市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此外，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楼市利好政策的效果集中体现在一、二线城市，在三、四线城市反映得并不明显。
湖南一些地级市和县城的居民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地方通了高铁，交通日益方便，有钱人更愿意到省会长沙买房，他们的子女也在长沙读书，一到周末很多人组团去省城“看房”、“看孩”。
“三、四线城市的购买力被一、二线城市吸收，由此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任泽认为，购房者不看好三、四线城市的发展，高库存难以被消化，这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回旋余地将非常有限。
部分项目资金链断裂引发系列风险
在销售惨淡、库存高企的背景下，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紧绷，有的项目因高度依赖民间融资而产生的“金融风险”也浮出水面。事实上，去年以来，一些地方爆发了较为严重的民间集资风险，并集中反映在房地产领域。
据了解，与实力雄厚、资金回笼快的大型开发商相比，三、四线城市的一些小房企由若干股东临时组建，自有资金不多，有的股东需要大量的民间借贷。一旦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很容易引发楼盘烂尾、经济纠纷等一系列问题。
湖南省中部某县级市，一个商住两用项目位于市区最繁华地段，其中商业项目原计划2014年开业，但由于后续缺少上千万元资金，只能完全“停摆”，涉及的债权人达数百人。还有一个项目已经销售了200多套商品房，但2014年6月至今一直停工，政府部门不得不成立工作组，并组织召开债权人会议，力争做好项目复工和债务清理工作。
记者了解到，由于资金链断裂，一些房地产项目即使顺利竣工，也难以办理规划、质监、消防等验收手续。有的项目拖欠水电费、电梯款，已经入住的业主面临着停水停电、电梯停运局面的可能性，正常生活无法得到保障。
一位地方房产局的负责人认为，很多房地产项目，如果有几百万资金就可以顺利完工，但就是差最后“临门一脚”。开发商与材料商、建筑商、农民工、购房者形成“连环债”，导致财富流失的“放大效应”和社会影响的“连锁反应”。
为了减轻资金压力，有的开发商不得不延缓开发进度，或者紧急叫停在建工程，甚至不惜为此缴纳土地闲置费。位于湖南某县新区的一个楼盘规划建筑面积70多万平方米，广告上对外宣称是“超级大盘”。但由于市场不景气，目前这个项目进展缓慢，已建成的大约只有1/5，其他土地尚处于闲置状态。
任泽认为，受限购政策、土地成本等因素影响，前几年开发商蜂拥至三、四线城市，开工建设了大量项目。现在房子卖不出去，资金压力特别大，很多开发商选择“恐慌性撤离”。
分城施策+产业支撑
专家学者认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供过于求、资金紧张等问题，这既与整个经济环境和市场行情有关，也有中小城市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有分析人士称，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同质化竞争，每个城市都轰轰烈烈地进行过量开发，结果是大家都在找出路，又都没有出路。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没有区位、资源优势，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医疗、教育资源向大城市集聚，难以吸纳、留住更多的人口，这成为其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掣肘。
记者采访到的多位地方房产局负责人认为，当前中央及省一级出台的房地产新政对三、四线城市的考虑较少，影响也较小。政策不应“一竿子到底”，应该充分考虑中小城市的实际情况，真正做到“分类施策、分城施策”。
湖南省国土厅此前发布的报告分析称，受国内积极的楼市新政影响，房地产市场或将有所回暖。保障刚性需求，做好分类调控仍是湖南未来房地产调控的主基调。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建议，后续围绕库存而制定的政策，应从总量调控转变为结构调控的思路，让各地政府从地方实际出发，围绕供地计划、城市开发边界划分、房源收购、二次置业等方面出台更细的政策。
从长远来看，中小城市的产业和人才集聚能力亟待提高。严跃进认为，过去地方政府采取比较激进的土地政策，希望“做大城市”，往往事与愿违。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要持续健康发展，关键是要有产业导入，积极提供就业机会，并解决住房周边的配套问题，才能避免出现较高的空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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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雨亭 · 2015-06-24 · 来源：经济观察报
一个小县城，土地该卖的都卖完了，房子已经建到郊区，但是唯一的问题是没人
福建宁化，一个经济落后的山区农业县，近两年却卷入了疯狂的房地产发展漩涡当中，不足10万人的县城，却有数十个楼盘拔地而起，房地产的到来打破了边陲小城昔日的宁静，它像一个富有魔力的巨大“吸金石”，让数十亿民间资本卷入到了那场风暴眼，难以自拔。
“我现在都不知道未来的生活怎么办了，过一天是一天。”林旭(化名)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现在他的生活目标完全改变，一天到晚只有一件事——“讨债”。每天都和几十个债权人聚在一起，商讨着下一步的行动。
退休后，林旭攒下了一笔积蓄。为了让这笔钱保值增值，他想了不少办法，宁化这座小县城，没什么好的投资项目，直到房地产业兴起。2012年，他将自己的积蓄、再加上外借的几十万元，筹集了总共150万元，通过一个叫钟运生的中间人借给了一名来自福建沙县的房地产开发商——三明市海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海云。
现在，林旭成为了一位愤怒的“讨债者”，这已经成了宁化县房地产疯狂生长后的现象：建筑材料商、包工头、建筑工人、债权人……拿着一纸证明，通过上访、起诉等手段，为自己争取希望。
现在，宁化县的人正在学着与那些永远有可能要不回来的债务和平相处。房地产老板、债务人纷纷“跑路”，大量现金沉睡到了那些尚未建成的烂尾楼中——它们吞噬了无数人大半生的财富。
起初，没人想到它会衰落得如此之快，代价如此之大，可怕的“后遗症”开始凸显，它带来的后果远远超乎了这座边陲小城所承受的压力。无论如何，宁化县因房地产疯狂而引发的债务危机，正是中国县级城市房地产疯狂后的一个值得深思的样本。
愤怒的债权人
宁化县位于福建西部，和江西交界，曾经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被誉为“苏区乌克兰”。作为一个山区的农业县，由于交通不发达，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宁化地区生产总值(GDP)为101.58亿元，在福建58个县市当中位列44位，过去几年，也差不多是这个名次。
近几年，宁化县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为了改变宁化县的经济和城市面貌，引进和批准了很多重大建设项目：诸如经济开发区、文化园、商贸城、大酒店、博物馆……
“虽然这些项目的名称不同，但大部分都是房地产开发商搞出来的。”宁化县政府一位官员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称。
根据公开文件显示，宁化县政府对引进项目很重视，县委县政府主要官员负责对每个项目进行“深入重点跟踪”，现场办公，为项目把脉，并协调解决项目进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从立项、用地审批、征地拆迁到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当地政府都参与其中，体现出了强大的支持态度。
这种政府对开发商的支持姿态，也不知不觉中演化成了一种无形的信用资产。“我当初就是因为看了宁化县人民政府给地产开发商的批复文件，才决定将钱借给他们的，谁想到也会出事儿啊?”罗昌豪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最初，当“中间人”钟运生找到他时，拿出了一份宁化县人民政府对建设宁化华侨经济开发区出让土地的批复文件，并且声称该项目有“特殊背景，肯定赚钱”，经过了解，发现这块地确实是开发商“用相对便宜的价格拿到的”。
基于上述情况，罗昌豪也先后凑了90万元通过钟运生转借给了来自沙县的开发商罗海云。
罗昌豪万万没想到，当初他确信有“特殊背景”的项目最终变成了烂尾楼，“中间人”钟运生也难觅踪影，90万元的债务无处追讨，他自己也成天被人追债。
根据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开发商罗海云通过钟运生这条线总共借了2460万元，涉及76位债权人。如今，当这些债权人联合起来，找到罗海云在宁化县投资的两个项目新天地、星河湾的办公场所时，才发现罗海云早已暗中将这两个项目的产权和股东关系变更。
一个事实是：罗海云来自沙县，宁化县房地产兴起后的开发商，多数都来自沙县。“2008年以前，宁化没有一个沙县的开发商，包括搞市政工程的包工头，没一个是沙县的。2008以后就到现在，我估计95%都是沙县人，从开发商到搞市政工程的包工头，差不多都是沙县人。”一位宁化的建筑商人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
而在诸多项目的招投标中，很多举动也让人不解。比如在宁化县某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宁化县政府将场所选定位于宁化县千里之外的湖南长沙某宾馆，而不是在宁化县的宾馆举行。况且，招标的信息刊登在了省外的媒体，而不是宁化县人能看得见的报刊。
事实上关于这起民间借贷纠纷，宁化县相关部门也组织联席会议协调此事，并且成立了协调小组，由县委主要领导和部门组成。即便如此，效果仍不理想。
如何解局？
如今，宁化的民间借贷也影响到各个社会阶层，其中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的民众，还有到处讨债的包工头、建筑工人，以及付了钱却拿不到房的购房者，他们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诉求群体。很多人认为，在这场房地产疯狂当中，当地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大跃进式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一个小县城，土地该卖的都卖完了，房子已经建到郊区，所谓的新城，规划得十分华丽，到处都是欧式风情的宣传画，医院、学校、超市什么都齐全，但是唯一的问题是没人。”一位从宁化县政府退休的老干部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说。
这位老干部认为，如果按照宁化县的现在的存量房，估计未来几年都卖不完，而且宁化县经济落后，城乡大部分青年都选择离开县城，迁往福州、厦门这样的大城市。目前，还留在偏远乡镇的都是留守老人，所谓的“城镇化人口红利”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宁化县建设的新区，晚上亮起来的灯屈指可数。
对于房地产过度开发的情况，宁化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从中央、省市到县，都在想办法解决，每个县都有不同的办法。”当记者问及宁化县具有将采取什么措施应对时，他说：“具体由建设局在负责。”
宁化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江陈林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也坦承，宁化县房地产业的确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但他认为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很多地方差不多都这样”。
张永(化名)是一位福州的房地产老板，此前，他常常接到一些政府官员的邀请，到一些地级市去搞房地产开发，到了2012年，他感觉到了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发正存在巨大风险，便果断停工。
如今，张永成为了一个幸存者，那些深陷其中的开发商朋友却在艰难度日，手头上有很多骑虎难下的项目，如果开工建设，肯定是死，如果不建，也是死。更难过的是，当地政府坚决不允许房价降下来，不然土地卖不出去，地方债务也还不了。“尽管我不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房地产老板跳楼了，但是我想很多老板都有跳楼的心。”张永说。这些房地产企业要么被高额的利息压垮，出现兑付危机，要么房子买不出去，资不抵债。
张永认为，下一波危机的重灾区将是中国广大的县级城市，那些地方的房地产开发充满危机，无论是搞商业住宅，还是搞商场或者各种形态的经济开发区。他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很简单，谁来消费?每座城市都在搞城市综合体，结果发现商场里的工作人员比顾客还要多，消费如何能起来呢?
为了以免因为房地产而引发的社会矛盾。2014年7月，宁化县政府成立了一个“县房地产市场风险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的组长由县长杨胜担任，其余成员由各单位主要领导担任。在公开文件中，宁化县对该小组赋予的功能是：“为有效预防和迅速处置我县房地产市场风险突发事件，减少房地产市场突发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稳步增长，维护社会稳定。”
宁化房地产的危局或许代表了中国相当一部分县级城市，过去数十年，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大跃进，造成了房地产的严重过剩，这种过剩可能是超乎人们想象的。现在，福建宁化县的讨债者们已经开始不再期待拿回钱了，他们开始打起了以物换债的主意，只要房地产开发商能用房子抵债，他们也就不追究了。这或许是他们在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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