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宇：我也要纪念邓小平

近日笔者在网上稍微浏览了一下有关介绍《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播出的新闻和几个网友写的纪念邓小平的文章，觉得很出彩。本来，根据本人对“总设计师”多年来的认识，笔者没多少兴趣关注他的，不过，看到这么多人在关注，也激起笔者产生一番来凑凑热闹的冲动。

笔者是出生于毛时代的人，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很大，对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红色的概念都非常热爱。那时，笔者是非常坚定地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人。记得毛主席在世时，有一段时间举国上下都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笔者还是小学生，也跟着老师、同学们积极参与。到毛主席逝世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也是跟着大家一起欢呼，没有什么疑虑。不过，当不久被“批倒批臭”的邓小平复出，官复原职，当时还是小孩子的笔者却疑虑重重：为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都点名批判的邓小平，会一转身就官复原职了呢？这种疑问，随着以后政治风向的不少变化，不断加深着。

那时的疑虑，可能是受一种对毛主席无比崇敬和信赖的朴素感情的影响所致。随着年龄逐步增大，笔者独立思考的意识也渐渐形成，以后在对事物作判断时，除了受外因作用，还重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农村，最为轰动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跟“单干”是异曲同工）的推广，媒体宣传力度也是非常之大，几乎一边倒地说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让农民富了起来。对此，笔者更是疑虑重重。

笔者印象中，毛主席一直是批判“包产到户”的，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谈到“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见下文：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毛主席的讲话，真是振聋发聩。此后，毛主席还多次批过包产到户。

著名电影《金光大道》反映的就是“包产到户”搞单干带来的巨大恶果，大部分农民贫困不堪，少数人发家致富了，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电影的主题就是要农民“组织起来”，组织互助组、合作社。这也成了后来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方向。

笔者印象很深的，还有中学课本中散文家杨朔的一篇散文《泰山极顶》，其中有一句形容包产到户后农村的田地，像老和尚的百衲衣，零零碎碎的。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笔者十分喜欢。原文转摘如下：

我沉思地望着极远极远的地方，我望见一幅无比壮丽的奇景。瞧那莽莽苍苍的齐鲁大原野，多有气魄。过去，农民各自摆弄着一块地，弄得祖国的原野是老和尚的百衲衣，零零碎碎的，不知有多少小方块堆积在一起。眼前呢，好一片大田野，全联到一起，就象公社农民联的一样密切。麦子刚刚熟，南风吹动处，麦流一起一伏，仿佛大地也漾起绸缎一般的锦纹。

这段话中，作者杨朔的观点不言自明。

现实中，“包产到户”带来的危害越来越明显：集体财产被私分，集体经济基本消亡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进程被打断，只能长期行使落后的生产方式，等等。

中国的改革开放，媒体广为宣传的是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序幕的。与此相配套的，有大量歌颂性的文章、歌曲和影视作品等。到1989年学潮，中央开展了一轮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再到1992年，已完全退休的邓小平发表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南巡讲话”。

说到“南巡讲话”，真是名声在外，常常被人引用其中的句子。笔者以前没看全文，今在网上一搜，该文竟然是长篇大论，洋洋洒洒7800多字。稍看了一下，还真是叹服该文可谓“总设计师”的心声，其中谈到“傻子瓜子”年广久不能抓，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要“不争论”等等。现摘录几段：

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象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总设计师的“南巡讲话”，受到哈日人士马立诚等人的极力推崇。马立诚在《交锋》一文中这样评价道：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这一次是从经济体制上再造了中国。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凝聚全身力气，最后推了中国一把。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突破与发展所作的最大贡献。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在老人家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至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基本上是沿着“南巡讲话”的精神在向前推进，其中重大事件有：国企改革拉开序幕，许多国企被贱卖，几千万工人下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外国转基因作物以低关税涌入我国，中国稀土等低价出口；中国成为低劳动力成本、高环境污染的世界加工厂，并且这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手段；政治上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盛行，等等。

今天，赶上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那些先知先觉的人本来对他有看法，而那些盲从的人在经过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对比后，也不再盲从，会重新对他作出评价。笔者今天来凑这个热闹，没别的意思，就是展示一下这位“总设计师”的观点，让大家见仁见智，以作出各自的判断。

呜呼哀哉，让我们一起来纪念邓小平吧！

2014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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