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港人手持英国及藏独旗帜示威
不给港人任何参政权 随意搜查传媒编辑室
英国治下，香港民主空白百余年
作者： 向广仁
香港回归已17年，但至今仍有少数港人抗拒回到祖国怀抱，甚至出现缅怀昔日英国殖民统治、要求港英政府回朝的荒谬现象。这些人声称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期间，曾给予港人众多民主权利，因此对殖民统治感恩图报。然而从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若非中英谈判香港回归，港英政府从未想过给予港人民主选举。就算其后引入民主改革，英国也是一再反复，另有盘算。
曾以殖民地模式统治百年
自满清政府在19世纪中后期将香港领土分别割让及租借给英国，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仍是沿用最典型的殖民地模式，受英国皇室委任的香港总督手握所有权力，只需接受行政和立法两局咨询。这两局的成员均由他委任，藉以听取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令殖民政府可以制订合适的政策，以及吸纳华人精英进入政府架构。但就算两局提出建议，对港督也不构成任何法律制约，他完全可以自行其是，无需理会旁人的反对。在此前提下，直至1982年之前，港英政府一直没有实行任何民主选举。唯一例外是市政局有部分议员由选举产生，但市政局并不具政治重要性，只有很少的市政职能。
相比二战后全球其他地方掀起的反殖民地浪潮，港英政府甚少受到冲击，因此并不考虑通过民主改革以减少港人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抗拒。就连在1966年、1967年香港受内地政治运动影响，发生连串“反英抗暴”事件，港英政府事后进行反省时，也仅认为“港人对社会缺乏归属感”是引发该事件的主要政治因素，并在1972年实施针对此问题的《入境条例》政策。自此，凡在港连续居住满七年以上的非本土出生居民，即可享有永久居民身份，和可享受教育、医疗及福利等权利，不用担心会被遣回原籍，或外游回港时被拒入境。
到1982年，当港英得悉中国政府肯定会收回香港时，才匆匆从香港地方层面着手，成立18个有民选议席及具备咨询功能的区议会，并在1985年将各区议会民选议员人数增加至整体的2/3，主席亦由选举产生，港人至此才首次有政治参与权利。
香港《文汇报》则回顾称，上世纪80年代，港英政府运用不同方法来钳制传媒，政治部有权搜查传媒的编辑室，因此除亲中传媒外，其他传媒都不敢大肆批评港英政府。
英国对香港民主改革立场多次变动
英国政府为香港引入民主改革，始自中英政府讨论签署《联合声明》。1984年7月发表的《代议政制绿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其内容是要“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这项改革包括扩大立法机构作为权力中心，以及作为其他附属制度、甚至港督的合法性来源。
然而英国担忧在撤退前出现不稳定局面，港英政府在同年11月又公布《代议政制白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这份白皮书虽向香港民主派作出一些让步，例如增加由间接选举产生的非官守议员一倍，减少委任非官守议员及官守议员等，但对香港民主改革的立场出现了第一次倒退，没有为未来的改革作出明确承诺。此外，港英政府改变行政局组成的计划被搁置，部长制的提案暂停考虑，也无意图改变港督的职权或遴选方法。可以说，英国政府当时已放弃在香港推行进一步民主改革的计划。在1985至1990年间，英国也一直相信在香港民主改革问题上的倒退对自身有利。
1988年2月，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今后的发展白皮书》，英国政府更清楚展示对香港民主改革计划的倒退：港英政府否决支持民主团体在当年立法局选举中引入多个直接议席的要求，原因是“香港市民广泛支持立法局加入一些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的原则，但对于应在何时执行有分歧”。此外，港英政府在建议内还显著遗漏如何改革行政架构以“更能向港人交代”的环节。
末任港督的民主改革实属一厢情愿
不过此后英国的态度又出现变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通货膨胀、失业问题等连串打击，令港英政府权威不断下降，统治变得日益困难，英国为维持在港的有效管治，需要对北京及香港采取新的立场。当时英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明言，《联合声明》对英国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影响甚微;英国在1987至1993年间对华出口激增的情况已终止，中国同期对英出口却增加逾倍。英国认为自己在中国经济利益有限，中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却非常庞大，因此即使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可能只需付出很低代价。加上西方当时正联合对付中国，英国认定由于中国陷于困境，对英方改变在港政策将无法进行有力反击。
1992年初，英国新政府上台，随即派遣政坛重量级政客彭定康担任最后一任港督，并悉力推行香港的民主改革。他在同年10月宣布政改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把投票年龄下调、设立多个新功能组别选举议席，让所有在职人士都成为功能组别选举的选民，并令这组别的选举变为普及选举。他的目标是要令立法会尽早成为全部议席均由普选产生。
然而港人并不太注意彭定康的改革内容，对他的政制改革兴趣也迅速下降。当时民意调查显示，约半数受访者认为彭定康在香港已甚无作为，甚至开始考虑撤换港督的需要。在1995年2月的民调中，约1/4人认为英国应撤换他。三个月后的另一项民调显示，近半人乐意看到他提早离开，香港改由一个本地人组成的议会，在没有港督下管理至1997年。彭定康作为末任港督，本以为藉大力推行民主改革，能换取港人尊重，为港英最后的殖民统治重振声威，结果证明这种想法实属一厢情愿。
在香港引进民主改革再次遇挫后，英国又重新采用过去与中国及香港保守政治势力合作，以谋求管治能力与光荣撤退的旧策略。1995年6月9日英国与中国就成立终审法院达成协议，这意味英国愿意在一直宣称与荣誉攸关的重大事情上放弃主动权。
英国政府在香港引入民主改革上一再表现反复，主要原因当然与其政府为自身利益而行事有关。但他们也对香港人在民主诉求的积极性作出错误判断。以往研究显示，香港人认为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比自由和民主更重。200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当受访者被问及：若必须在民主和经济之间作出选举，会觉得哪样比较重时，近六成人明确表示选择经济发展，只有略多于一成人选择民主，而认为两者同样重要的约为1/4。
学者认为，通常人们争取民主，目的是为推翻政治压迫、保障个人自由、保护人权、成立廉洁政府和确保民众分享平等机会等。但在香港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绝大部分香港人是在殖民地政府成立后才移居此地，对外国人入侵的感觉并不强烈。此外他们多数是为逃避战乱、灾荒、社会及政治动荡才涌入香港，普遍害怕社会混乱和不安定，一心追求安稳生活，不愿轻易挑起纷争。同时迫于国内外压力，英国需要以开明政策统治殖民地，因此除政治以外，在推行法治、保障自由和人权、维持廉洁社会上等事项上确是作出建树，香港人没有经历过痛苦和混乱的民主化过程，就享受到民主化的成果，因此也不愿意承担加速民主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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