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写镜头
央视一频道最近播出《大道薪火》第18集，剧情开头有一个细节：
——1933年在红色苏区，因市场上不断出现假钞，毛泽东、项英、邓发、邓子灰、毛泽民等人一起开会商量对策。会议结束后，众人起身陆续离开，毛泽东站起身来，把抽剩下的半截香烟扔进了桌上的烟灰缸里。
我十分不解的是，导演还专门给这个细节拍了一个特写镜头：
——毛主席站起身来一边和项英说话，一边用茶缸里的水浇灭自己抽剩下的半只香烟，随手扔进了一个竹节做的烟灰缸里，然后转身离去。
耐人寻味的是，在第21集也有一个特写镜头：
——毛主席和邓小平坐在田埂边上谈话。邓小平起身与毛主席告别时，将手中抽剩下的半只香烟掐灭，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里……
二、细节决定成败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一生反对铺张浪费，生活之简朴甚至到了苛求自己的地步，他老人家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终生不改。
我纳闷的是，一个连喝茶水剩下的茶叶都要吃掉的伟人，在经济和物资十分匮乏的红色苏区，他能舍得把抽剩下的半只香烟随手扔掉吗？
我之所以追看这部电视剧，并不是因为剧情主线展示了“苏区经济工作”，而是因为，剧情力图客观再现中央苏区主要负责人与毛主席之间的路线分歧。
《大道薪火》的看点在于，编导和演员再现中央苏区主要负责人与毛主席的路线分歧时，没有为尊者讳。
瑕不掩瑜，“扔掉半只香烟”或仅仅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而已。
虽说历史剧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但是，细节往往决定成败。更何况，细节必须在符合真实人物的性格和基本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小事不拘”。
恕我直言，剧情中编排“毛主席随手扔掉半只香烟”的细节说明，要么编导或演员未能准确把握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得历史再现缺乏深度，要么就是编导或演员随心所欲地想当然耳。
剧中扮演毛主席的，是青年演员侯京健。
试想，如果扮演毛主席的不是侯京健，而是古月、唐国强或者佟瑞欣呢？
果如此，窃以为，这个特写镜头或许就不会出现。
三、最大的任务是“扩大经济”？
也是在《大道薪火》第18集，刚到红色苏区的博古、张闻天等人，一起去看望养病（受到排挤）的毛泽东，于是发生了毛主席与中央苏区领导人之间面对面的冲突。
针对博古提出“进攻大城市”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毛主席说：“我认为，我们苏区当前最大的任务，还是扩大经济……”。
毛主席说过这句话么？我深表怀疑。
所谓“扩大经济”，就是“发展经济”。
所谓“最大的任务”，就是“第一位任务”或“首要任务”。简言之，苏区“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经济”；用今天的话讲，苏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战争时期的经济工作重不重要？当然重要。1933年，毛主席在《必须重视经济工作》中说：
“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然而，在白军围剿与红军反围剿的残酷阶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核心工作，是红色政权的建立和生存；由此形成的工作重心，是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正如毛主席在《必须重视经济工作》中严肃指出：
“在现阶段，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是为着它的，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
换言之，苏区的中心任务或最大的任务，不是“扩大经济“，而是“革命战争”。苏区的一切工作，包括“扩大经济”，都必须围绕着革命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来展开。
四、“最大的任务”是怎么来的？
我并不是说，发展经济不能成为“最大的任务”——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问题是，发展经济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苏区的“最大的任务”？这既不取决于历史当事人随心所欲的主观选择，也不是今天后人能随意强加给历史当事人的历史结论。
那么，“最大的任务”由什么决定呢？它是由中共在不同时期所处的不同环境，以及面临的不同任务来决定的。
很遗憾，尽管编导（或者也包括演员）在剧中反复通过毛主席的意见，来强调“实事求是”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精神，但是，该剧再现苏区“最大的任务”这段历史，却未必“实事求是”。
重温一下这段历史就知道，当时苏区的最大任务是：“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在生死存亡的革命战争背景下，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的最大的任务，并不是“扩大经济”，而是一切工作都要“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
记得之前我审过一篇学术论文，作者断言，当年红色根据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当年红色根据地是否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可以讨论。
但是，把今天的“政治正确”强加给过去的历史，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
五、经济与政治
说到苏区的经济工作，那就不得不提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以及《长冈乡调查》。在调查中，毛主席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南方农村的经济状况，做了详实客观的科学分析。
可以说，这些调查是毛主席重视和指导苏区经济工作的经典之作。
那么，毛主席是怎么指导经济工作的呢？
我在学习《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中深切感受到，面对苏区的经济工作，毛主席不是单纯地就经济谈经济，不是单纯地从生产力维度谈经济，而是把经济工作置入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之中，把发展经济放在“变革生产关系”（土地革命）的维度来考察并展开的，比如：
——在《寻乌调查》的“税捐剥削”中，毛主席深刻揭示了各种捐税背后的剥削压迫的阶级关系；
——在《寻乌调查》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中，毛主席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经济工作的重要性；
——在《长冈乡调查》的“劳动互助社”中，毛主席特别强调：“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令人遗憾的是，在《大道薪火》中，除了假钞案，苏区的经济似乎与政治没啥关系，苏区的经济工作成了与生产关系没有关系的单纯事情。
即便剧情中偶尔涉及到了耕牛合作社和农具合作社，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不知道，《大道薪火》的编导和演员是否真的理解那段历史中的经济与政治？
六、“土地革命”不容否定
用影视艺术来重现苏区的红色经济，其价值和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份。就此而言，我要为《大道薪火》的编导和演员们点赞。
但是，一边再现苏区红色经济的历史，一边却对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重大历史闪烁其词、王顾左右，由此重现出来的历史，可信吗？
在第23集，剧情通过毛主席制止贫苦农民抢夺富农的耕牛，再现了毛主席坚决反对苏区土地革命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历史。
令人遗憾的是，剧情虽然再现了毛主席纠正苏区土地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却有意回避，甚至只字不提苏区的土地革命。
对于苏区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俗称“打土豪分田地”），《大道薪火》的编导为什么讳莫如深、三缄其口、只字不提？
我不知道，也不妄猜。
问题是，在苏区土地革命完全缺席的背景下，这段历史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以及毛主席纠正“左”倾错误的主张，就显得莫明其妙，不知所云。
在不知土地革命为何物的背景下，《大道薪火》中出现了贫苦农民抢夺富农耕牛的剧情。这样的剧情，别说“70”“80”“00”后的中青年人会懵懵懂懂、云里雾里，即便是了解苏区土地革命历史的明白人，恐怕也不知道编导的意图究竟想干嘛？
这里我有必要重温一下历史常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之所以竭尽全力要剿灭红军，不就是因为共产党要实行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吗？
坚决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这才是20世纪30年代红色苏区经济工作的逻辑主线之所在！
土地革命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抹杀不了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伟大意义。
抛开土地革命来重现苏区经济发展的成就，只能是南辕北辙。
七、根本分歧
在第26集，张闻天与博古有一段对话。
博古在谈到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时，抱怨说：
“其他的我没看到。我现在看到的，是耕田养牛、妇女互助、修路补路那么点芝麻小事。按王明同志的说法，（毛泽东）就是典型的农民思想”。
对于经济工作，毛主席与王明、博古有没有分歧，有什么分歧？这可以讨论，其中的细节需要严肃的历史考证。
但是，把毛主席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分歧，解读成“发展经济”与“不发展经济”的分歧，我以为这不是严谨的科学态度。
在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推翻历史定论之前，我必须强调：毛主席与王明、博古的分歧，并不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是在于毛主席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而王明、博古却“坚持城市中心”“坚决打击富农”的路线。
对前人已有的历史定论视而不见，又没有推翻前人定论的证据，仅凭艺术想象，就要颠覆历史，这是“实事求是”吗？
八、政治正确与历史真相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后人常常依据后人的“政治正确”来解读历史，这并不奇怪，抑或无可厚非。
然而不论怎么解读，后人强加给历史的“政治正确”，不会因为它是今天的“政治正确”就能颠覆历史真相。
《大道薪火》不断强调“实事求是”，很好。
但是，“实事求是”不是选择性“实事求是”。在反对一种倾向时，要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否则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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