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朋友之邀，看了一遍电视剧《寻路》。笔者以为，那不是寻路，而是寻人。路是人走出来的，路在人的脚下。
在目标明确之后，怎样做是个大问题。在怎样做这个问题上，大家谁都会犯主观主义错误。实事上，人类并不存在先知，实践就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认识过程。陈毅对毛泽东有一个很到位的评价：不二过。不二过，看似简单，但多数人是做不到的，多数人会在一个地方反复地栽跟头。为什麽呢?因为不二过是一种深厚的哲学修养。用现在的话说，这种哲学修养就是建立主体性。用阳明先生的心学来描述，就是正心的功夫。在这个问题上，王明等米夫的弟子就差远了，他们确实有一些主义，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功夫。毛泽东的老师是杨昌济，杨昌济的老师是谭嗣同，师徒三人皆有深厚的心学修养。就世界观而言，毛泽东与王明等大体无异;就方法论而言，他们相去甚远。王明等人是没有主体性的，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只有教条主义，没有主体性的人当然就只剩下教条主义了。毛泽东是主体性极强人，一向拒绝接受一切教条主义(造反有理)，他是能够做到明心见性的，见性的人自然明路。见性和明路的功夫见诸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军事战略和军事战术。所以，毛泽东战无不胜。我党能人众多，但就正心的功夫而言，无人可与毛泽东比肩，所以他们心悦诚服地追随毛泽东。
路是不定的、变化的、发展的，寻路的工作是永恒的，我们今天仍然在寻路。但是，人是可以相对确定的，那些有能力寻路的人是可以找到的。或者说，具有强大主体性的人总是可以找到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人往往不像是指路人，他们指出的路也往往不像是正路。新路总是崎岖不平的，永远也不会像被踏平的老路。说到这里，又要回到哲学上了，正与不正原本不在路，而全在于心。正心之后，才能看到正路。毛泽东很早就用正心的功夫找到了正路。很遗憾，证明正路的代价往往是很高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血流成河，苏联共产党人为此亡党亡国。一时间流血牺牲算是幸运的，毕竟可以完成血证。然而，有些时候，连血证的机会都没有了，直接就亡党亡国了，这是极端惨痛地以亡作证。再延伸一步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的，虽然没有正心的功夫，却拥有无比的诚意，他们在血证之后能改正，他们拥有了毛泽东。拥有了毛泽东之后，在一段时间中寻路的工作就解决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寻到一个正确的人，也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寻路问题，不能一劳永逸。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人修成正心的功夫。毛泽东留下了自己的心学著作《实践论》，为了简易和便易，毛泽东将之概括为——实事求是。邓小平总结毛泽东，也将实事求是归纳为毛泽东活着的灵魂。但是，实事求是是正心的结果，而不是正心的功夫。要获得正心的功夫，必须在德性上去修行，要去除种种的私心杂念，要心性清明纯正，要志存高远。这当然要比实事求是复杂得多。毛泽东晚年想要集体正心，所谓文革者，革心而已。很遗憾，心学修行，并不适合集体进行。大众修的太苦了，反而会适得其反，造成了集体的逆反。毛泽东一死，中国人就不革心了，他们轰轰烈烈地改革了。改革是什麽?就是不要正心了，也就放弃了主体性。放弃了主体性，也就只能随波逐流了。当代的波和流，不再是马列主义，当然不需要米夫的俄语弟子了;当代的波和流，是新自由主义，于是美国来的英文翻译就成了先知。这并不有趣，历史再一次重演，一群三流翻译在中国忽然变成理论家了，他们的异国老师们开始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了。米夫虽然是一个二流的理论家，但他并不是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他误导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却未必想毁灭我们的党和革命。今天的情况有些复杂了，英语老师就未必仅仅是误导了。中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似乎又要来一场血证了。
我们相信我国新一代领导是有诚意的，他们希望国家好，他们愿意人民幸福。所以，他们想要通过整风来改变一些事情。然而，整风可以正心吗?不正心可以找到正路吗?其实，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今天中国的事情了无新意，还是一个寻人的老问题。好在，毛泽东去犹未远，正心的功夫并未失传。民间的思想家已经开始激烈地批评翻译们了，民间的思想家们已经开始强烈质疑道路问题了，民间的思想家们已经开始进行艰苦卓绝地探索了。中国的左翼，既不是米夫的弟子，也不是自由主义的传人。他们是一些深受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中国人，他们有着坚不可摧的主体性，他们是新一代的寻路者。有这些寻路者在，中国就有了希望了。剩下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寻人。寻人，当然不仅仅是领导人的责任，这将是人民的选择，这也将是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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