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9.7万、678.9万、689.4万、702.1万、708.9万——近日，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一组数字夺人眼球，从2008年至2012年底，四年间全国公务员数量增长近50万人，达到708.9万。(7月1日《北京晚报》)
一些人有意将国外“官民比”提高，来试图证明中国公务员总数并不多，如该文给出美国“官民比”为1：12.7，日本为1：28.5，而中国“官民比”仅为1：188.9，来证明中国公务员总数并不多。笔者虽然没有对美、日公务员总数方面进行过研究，但这个数据肯定“失真”，和中国公务员总数不是一回事，无可比性。
实际上，中国“干公务员活”的人远不止这么多，还应该加上行使执法权力的事业编制人员，和协警、协管及各类单位的聘用人员。因此，总数是令人吃惊的，尤其是在“精兵简政”口号震天响、“大部制”改革进行期间这四年出现的增长速度，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那么，中国党政机关在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这几年，为何公务员如此庞大却出现越来越不够用的巨大反差?笔者以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国公务员队伍涵盖的范围过广，虚增了公务员人数。除了较其他国家多了党委这一套班子之外，中国公务员队伍还包括各社会团体如工会、妇联、残联等，也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团委等政治组织，甚至还包括本应由民间管理的协会、学会，如作协、个私协会、消费者协会等，连红十字的官员也都是公务员，享受相应的职务和级别。而在其他国家，这些都不在公务员序列内。经济越发展，这类机构也越来越多，对比其他国家，实际上是虚增了公职人员的数量。
其二，公务员群体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是滥竽充数的公务员太多。因为此前公务员准入门槛较低，一些公务员缺乏基本的职业技能，无法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的行政执法。即使是近几年，仍有大批军转干部进入执法队伍，很多甚至成为专业性要求很高的法官、检察官、税官。一些年轻军转干部还能从头学起，而上了年龄的军转干部，就只能充数了。
二是公务员队伍平均年龄偏大，导致一线岗位人员短缺。这几年，因为“精兵简政”的需要，很多单位严格控制新进人员数量，导致公务员平均年龄偏大。80年代初招录的干部，现在普遍在50周岁所有，依然是执法单位的主体。这些人，有很多已经不适应信息化下的行政执法模式，无法在一线岗位任职，而新录用人员偏少，无法做到正常的新老交替。
三是“官兵比例”越来越高，导致做事的人越来越少，扯淡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的“官民比”在世界上不一定算高，但体制内“官兵比”肯定是世界第一。不说我们比其他国家多了一套班子，仅就单位和部门动辄两位数的副职，所形成的内耗就不可估量。前几天网曝河南项城市卫生局“一正十四副”，后该单位辟谣。可国家发改委千真万确是“一正十副”外加一名纪检组长，明显违法《国务院组织法》“一正四副”的规定，却依然堂而皇之存在多年。如果说单纯养这么多的副职，倒也算不了什么，可关键是，这些副职平时都需要表现，以便年终好写总结，因此“分管”的工作就需要不断翻新，下面必须认真落实，加之机构设置严重重叠，导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窘境。
此外，以增加“官帽子”为目的，党政机关内设机构肆意增加，导致一线人员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不好做。
四是编办凭空给编制，导致部门间人员的结构性短缺。一直弄不清楚，中国各级编办是如何核定一个部门的公务员人数的，凭我的印象无非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以拥有60万大军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例，2008年全国取消“两费”，工商的工作量瞬间减少七成;查处大街上无照经营职能划归城管后，其工作量又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可笔者注意到，该部门在近几年还在一个劲地招录公务员，编办凭啥还要给这个部门增加编制?此外，地区间的公务员人数也是严重不平衡。
其三，行政机关过多做职能无关的工作，消耗了大量的行政资源。从重庆大张旗鼓地“唱红”，即可窥见行政机关并未将行政资源真正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已成惯例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歌咏比赛、体育比赛，甚至还有扑克牌、象棋比赛，其实都是公务员不务正业;我们司空见惯的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其实都占用了为纳税人服务的时间，可国民都已经习惯。
笔者以为，要想将公务员总数裁下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而最需要做，也是最容易找到的“突破口”，就是大幅度裁减副职，大幅度裁减内设机构的数量。如果真这么多了，如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所言“把公务员的数量压缩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工作也还是能做好”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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