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中册）

　　编者按：

　　在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夕，我们发表了郭建波同志的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现在我们发表的是第一卷《文革溯源》(中册)。《文革溯源》(上册)主要论述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中册)主要论述的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者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石。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作者认为一九五七年出现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不过是毛泽东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导火线，而不是决定性原因。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现单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必须同时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滥觞。

　　作者在本册中，以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发生的四个重大事件为线索，勾画了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基本过程。从一九五七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将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走向文革的原因。

　　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时候，尽管有不少干部群众，学习过这个理论，宣传过这个理论，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这个理论的真谛，对一旦违背了这个理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缺乏清醒的估计。许多人只是在践踏了这个理论以后，当资本主义已经大量涌现的时候，才看到了这个理论的光芒。

　　为了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论战，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从反面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光辉。

　　我们发表该文，并不表明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作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出发，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从历史的角度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出了扎实的学术的评价，这种研究态度是我们深表赞同的。

　　我们发表该文，就是希望通过抛砖引玉，引发大家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的思考，从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所造成的窘异的结果中，来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的实践有一个更真切的认识，通过探讨和争论，更进一步地接近真理，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社会主义大道在中国越走越宽广。

　　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郭建波

　　第一卷《文革溯源》（中册）

　　目录

　　前言

　　第一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三节：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一：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主线，从开门整风到开展反右派斗争，最终确立了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1、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

　　2、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

　　3、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4、全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实践—整风运动的发起。

　　5、整风因何转为反右?

　　6、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评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7、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8、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仍然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层历史原因分析。

　　9、整风反右的历史启示。

　　（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的争论趋于激烈，这种争论从实质上反映出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争论中出现的右倾则从客观上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关系问题的综述。

　　2、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内外、党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议论纷纷，庐山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致使意见难以统一。照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党内思想难以统一，还会动摇乃至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3、透过庐山会议的激烈争论，见微知著，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企图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若干迹象，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右倾思想业已产生，因而就及时提出要进行反右倾斗争。

　　4、在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来洞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一旦被否定后所可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严重隐患。

　　5、在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不仅仅是认识的分歧，而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6、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内外因对立统一的原理来分析党内产生的阶级斗争问题。

　　7、运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来正确处理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问题。

　　8、关于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及其扩大化问题。

　　9、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党内阶级斗争。

　　（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三：一九六二年党内在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反右倾斗争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引发了政治战线上的矛盾和斗争。这个时候出现的右倾则进一步说明在党内高层存在阶级斗争。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

　　1、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重要表现。

　　2、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产生的严重分歧使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3、通过对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的分析，毛泽东认为社会上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4、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及其内涵。

　　5、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从性质上来说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分歧还要严重，但是却没有导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激烈争论和斗争，也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患，最终能够以比较平缓的方式得以处理的历史原因分析。

　　6、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一九六二年党内分歧的深远影响。

　　（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四：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问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表明，走资派就在党内，而且还存在于党内的高层。虽然他们的分歧以《二十三条》的制定而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其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

　　2、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表现淡漠。

　　3、一九六三年二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在全党拉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

　　4、毛泽东通过批转关于社教的典型材料，与地方领导人谈话，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关于社教问题上的构想，以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为标志，形成了毛泽东在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5、为了对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能够从方针政策上及时予以指导，规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社教运动的健康发展，继《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之后，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

　　6、在修改《后十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上出现重要分歧。

　　7、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遭到了党内官僚干部队伍的强烈抵制与反对，这使得毛泽东对党内官僚主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允许对一些腐化变质的单位开展夺权斗争，并进一步探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途径。

　　8、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严重分歧与以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联系在一起，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他们的分歧因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制定而予以解决，但是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9、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的严重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10、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严重分歧的历史影响分析。

　　11、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斗争。

　　（五）斗争说明了什么？

　　前言

　　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夕，我们整理发表了《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现在献给读者的是该书第一卷《文革溯源》(中册)。

　　《文革溯源》(中册)主要研究的是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至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前这十年间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状况。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选取了这个时期对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影响比较重大的四个事件作为研究的重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通过对这四个事件的研究剖析，来梳理这个时期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脉络，探究在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后来最终走向文革的真实原因。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发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是在文革期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理论的若干内容却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出现了，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形成了雏形，以后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直到文革期间才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石。因而要接受这个理论，就必须首先承认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表明态度，他自己也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着思索。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发生在我国的右派进攻及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最终仍然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两对基本矛盾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对立统一。

　　他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进一步探索这一基本矛盾的能动关系，要想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迅速发展，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在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说明阶级矛盾已经在生产关系领域得到了基本解决，在这个领域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巩固，因为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实现真正平等，产品分配中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权利仍然没有给予必要的限制。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实现真正平等，产品分配中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权利仍然没有给予必要的限制，那么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也同样尚未真正实现，产品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也仍然存在，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同样尚未巩固。这种不巩固更表现在没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

　　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因为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然需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出发，反过来就必然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并最终会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仅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况且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的任务尚未完成)，也是不巩固的，同时还必须有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就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话，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紧接着进行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关于这个革命的理论，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个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不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矛盾都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标志着在这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个领域的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只有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可能有人会问，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为什么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从理论上作了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必然需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否则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并进而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共产党掌握了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但是旧有的上层建筑的根基仍然存在着，它不会自动变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想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内阶级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由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就会颠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我们说阶级矛盾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是主要矛盾，还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们看到，在经济基础领域(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这两种不同判断的原因，还是由于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和基本完成后，采取了不同的阶级划分标准。只要弄清了这个问题，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阶级矛盾中的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而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中的资产阶级，是指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后，阶级的划分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标准的;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第三个里程碑的奠基石。

　　那么，毛泽东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到底对不对呢?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来分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显然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分析，如果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还会得而复失，这就说明阶级矛盾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是主要矛盾，而且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样看来，原先按照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已经不再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划分阶级的标准发生了新的变化，就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了。

　　因而我们认为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阶级划分的标准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由以前以生产资料作为划分的标准变为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不然的话，如果仍然按照原先的划分标准，那么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就不仅从理论上背离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原理，而且还会在实践上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进而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说当毛泽东开始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人们囿于当时的局限尚无法看清这个理论蕴含的真理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则提供了沉痛的教训。苏联和东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后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也没有能够获得巩固，最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而中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失败后，最终导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基本丧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工农大众的主体又一次沦为雇佣劳动者。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不过，令人痛心的是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来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辉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因而不论理论上的论证还是实践上的证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划分的标准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正确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采取了那些形式呢?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导向文革的呢?

　　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识到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石。他指出仅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上，他认为阶级矛盾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一部分才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因而大部分阶级矛盾采用民主的方法，而只有一部分才采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就是一次党内产生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是要不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有一个起码的认定，只有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后，才能理清纷繁复杂的线索，揭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找到庐山会议发生转向的真正原因。

　　我们要把彭德怀在信中说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肯定的话，放到当时具体的场景下，与这封信转发会议后实际上起到的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同时，还要将反右倾斗争开展的正确性与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区分开来(反右倾斗争的决议不应传达到县以下，在县以下应该继续纠“左”。);也要看到一旦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只有这样，才能拨去笼罩在庐山会议上的云雾，对这个事件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

　　实际上，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纠“左”工作，纠“左”业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强大的否定氛围，如果不是毛泽东出来反右的话，从当时的态势看，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中国社会的发展，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征求了地方领导人的意见，又在七月二十二日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位常委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才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提出了反右问题。

　　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右倾，具体表现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其核心是在农村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对走集体化道路发生了动摇。当时中央政治局已经有五位常委同意或认可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种严重的事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一旦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如果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一旦被否定，那么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坚持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这里我们应该深思的是，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右倾是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右倾更为严重的事件，因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是要否定农业合作化的成果，但是为什么这次党内分歧却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而庐山会议却把彭德怀等人定为反党集团了呢?

　　在反击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坚持了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理性的思考，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社教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产生了重要分歧。当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而刘少奇仍然坚持他的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还一度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使社教按照刘少奇的主张进行。但是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就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这件事又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联系起来，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不适合再作党的接班人了。

　　从以上事件发展的脉络中可以看到，一九五六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及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识到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一九六四年在“四清”运动问题上产生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就是党内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毛泽东明确指出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就是修正主义路线。这虽然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这种动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这些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出现在党的高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是出现在苏共党内的高层。同时，共产党又处于执政地位，这不由得使毛泽东产生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内比党外危险，党内高层比党内中下层危险。这样如何防止党内高层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为社教运动的重点。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才提出了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究竟能不能避免在中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呢?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深思，愈发对这种方式的作用表现出怀疑的态度。

　　不论是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还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乃至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的扩大化，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违背中央的政策，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他们没有受到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没有深入实际，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有的甚至为了一己之私，随意扭曲中央的政策，造成了扩大化。

　　鉴于过去的教训，如何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使他们能够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成为对干部队伍的制约力量，从而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得到切实保障，就需要寻找新的方式。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能不能使干部幡然醒悟，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呢?特别是当着有些干部已经变质，还直接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于是就不得不进行夺权斗争。这在“四清”运动中就已经出现了。

　　“四清”运动是由上级党委派出的工作队来进行指导的，但是如果上级党委变质了，派出的工作队还能够起到指导“四清”运动的作用吗?那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一旦党内高层(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单纯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就要将群众组织起来，群起而攻之，将走资派夺得的权力再夺回来，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就是文革的方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发动了。

　　第一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三节：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说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难以获得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也就会付诸于东流。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而，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是维护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要求。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巩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就成为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

　　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才能够完成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这就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来探索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一：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主线，从开门整风到开展反右派斗争，最终确立了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在经济领域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消除了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到底还有没有矛盾存在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呢?到底还存在不存在阶级矛盾呢?如果存在的话，阶级矛盾在社会矛盾中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这就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艰辛的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上来回答这个问题。

　　1、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到底还存在不存在社会矛盾呢?

　　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由于在他们生前除了仅存在七十二天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外，无产阶级并没有能够在一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使得他们难以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而只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未来社会作了一些设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时期，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初级阶段来看待。到了列宁的时候，才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开始对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探索，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总结。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对抗消失了，但是矛盾却存在着。到了斯大林时期，又从列宁的观点上后退了。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已经消失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应该说，首先承认和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列宁。一九二○年五月，列宁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当读到书中“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一语时，他批注道：“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由于列宁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太短，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未能展开论述。[1]

　　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不仅没有在列宁认识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倒退，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2]

　　尽管斯大林在去世前，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但是他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影响仍然存在。以致于后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后，苏联官方仍然否认苏联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3]这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而毛泽东则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不仅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正是这些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前进，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演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学说。

　　毛泽东运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的基本原理，在对我国社会进行分析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

　　毛泽东说：“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4]

　　毛泽东这里指出了要正视我国存在的社会矛盾，要承认我国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妥善解决，来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旧社会存在的矛盾从性质上说又有什么不同呢?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5]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根本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才能获得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得到解决。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已经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同时无产阶级又掌握了政权的缘故。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从性质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乃至旧社会的矛盾有着根本的不同，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6]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环节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7]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过是这个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从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罢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从基本上说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这种适应表现在社会主义能够允许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完善，与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同时，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上也同样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具体表现的矛盾，在解决后仍然还会出现新的矛盾，这就需要在新的情况下再予以解决。

　　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认为只有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制约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这从我国生产力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尚不完善，与生产力之间还存在着矛盾。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就要求我们党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在探索中通过适度变革，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尽管尚未巩固，在某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变革，但是业已建立起来了。这样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虽然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也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但是却没有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样就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出发，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8]

　　前文我们说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要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只有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完成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沿着正确的方向迅速发展。如果没有完成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也就难以巩固。而一旦失去了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颠覆，资本主义会随之复辟，这就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进行的，在前面已经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来源。

　　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说明在经济基础(也就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经济基础上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难以完成，就会直接动摇乃至瓦解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直至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由此看来，在我国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因而毛泽东认为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了要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创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存在着敌我矛盾，但是却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9]因而就要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探索，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这样就可以化解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利于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矛盾。通过对本地区和本单位具体矛盾的研究，了解具体情况，做到胸中有数，制定适宜的方针政策，以利于推动本地区和本单位的工作。

　　比如，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了要处理好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大关系问题，也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这十大关系就是十对矛盾，处理好了这些矛盾，才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这里讲得是在社会发展和建设中的具体矛盾。

　　毛泽东不仅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还指出既要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要研究在新形势下的具体矛盾。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样毛泽东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学说，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2、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

　　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兄弟党和其他国家在政治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我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又及时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这样就便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

　　尽管这些政治制度尚不完善，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但是光靠这些制度并使这些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就能够完成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保障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吗?这在当时还真是难以做出确定性地回答。因为这是一个有待于在实践中得到解决的问题，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通过实践来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巩固了人民政权，而且还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又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样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这个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矛盾也就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中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11])，因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了。

　　这个时候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在警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中进一步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性。

　　一九五六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多事之秋”。二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世界。随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策动下，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潮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先后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所谓波兰事件，是指波兰波兹南市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发生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发生后，在协商无望的情况下，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出动军队，将骚乱平息了下去。

　　紧接着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党员和干部，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革命暴乱。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匈牙利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的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鉴于事件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出发，在中共的支持下，苏共中央决定出动军队，将暴乱镇压了下去。

　　在苏联、东欧出现事变的时候，我国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的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10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上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十一二万户，等等。有人在闹事过程中公开提出来一个“匈牙利”![12]

　　这里我们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一是广东某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要在某乡盖一个麻风病院，和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而县政府根本不顾群众的意见，硬在那里盖了一所麻风病院。这样就惹恼了群众，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八名警察赶赴现场，开枪打死五个人，打伤九个人。二是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当然，用这种办法对待群众闹事是极个别的，但采取种种压制和压服手段的则所在多有。[13]

　　当时，有没有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员和干部呢?有，但不多。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是一个好的例子。1956年9月初，昆明市发生了由广东来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学生向省人民政府请愿，要求提高助学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达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学生，没有受影响，而且很少怨言。其实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还差。他们并没有闹事，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团省委写的材料说，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较具体切实的”。校领导说老实话，把学校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告诉学生，动员学生共同克服困难;校领导和师生同甘共苦。学校没有饭厅，师生都吃“露天食堂”，每逢雨天，干饭成了稀饭。但是学生说：“看见老师的干饭也变成了稀饭，我们年轻人还怕这些困难?”发现个别的坏人坏事，严肃处理，并让大家讨论，受教育。就这样，“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毛泽东十分称赞他们的做法，说：“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了，这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办学校的办法。”[14]

　　我们看到，当出现矛盾的时候，由于处理方法的差异，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少人还是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习惯于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来处理罢工、罢课等问题，结果不仅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导致了矛盾的激化。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从对这些事件的理论思考中来研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了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15]

　　当时在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16]

　　由此看来，这个时期我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一般表现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变成对抗性的矛盾，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还会威胁到人民政权的稳定和生存。毛泽东就是由此出发，提出了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

　　3、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中已经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社会的矛盾主要地不是表现为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因而毛泽东才于一九五七年二月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毛泽东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是很慎重的。他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从一月会议到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于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千八百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正式讲话，后来经过修改后，又作了若干补充，于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17]

　　那么，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知道，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前提。要想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必须首先能够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认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够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想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必须准确把握两类矛盾的性质。因而准确把握两类矛盾的性质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前提。那么，如何才能把握两类矛盾的性质呢?

　　应该说，即使从理论上弄清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没有私心杂念，处以公心，也不见得在实践上能够将这两类矛盾区分开来。因为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

　　毛泽东说：“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18]

　　由于这两类矛盾是容易混淆的，因而我们就必须不仅从政策上规定要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而且还要从实践中去探究如何正确把握这两类不同矛盾的性质。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之一，是首先要弄明白人民在现阶段的准确含义。

　　要想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人民在现阶段的准确含义。

　　毛泽东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9]

　　敌我之间的矛盾，敌就是指敌人，我就是指人民。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要首先分清敌我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也就是敌人和人民的划分标准问题。由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因而要想将敌人和人民正确地区分开来，就必须准确界定人民的具体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不是拥护社会主义就成为划分敌人和人民的根本标准。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之二，就是要准确把握两类矛盾的对抗性程度，将是否具有对抗性作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根本标准。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所以性质不同，就是因为其对抗性程度不同。因而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要准确地把握矛盾是否具有对抗性及其对抗性程度。只有这样，才能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20]

　　由此我们看到，矛盾是否处于对抗性是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根本标准。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无产阶级和民族阶级之间则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为什么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呈现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呢?

　　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21]

　　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之所以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是由于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对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就可以将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反之，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改造，就可能演变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

　　正是因为这样，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激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演化为敌我矛盾。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是要弄清楚人民这个概念在现阶段的准确含义，切实把握矛盾的双方是否具有对抗性及对抗性的程度，这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根本标准。当然，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掌握这个标准，还需要下一步进行认真地探索和研究。

　　(2)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前提和基础，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目的和归宿。因而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必要条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充分条件。

　　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

　　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在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方面，又分别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毛泽东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22]

　　由此我们看到，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因而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也不同。在敌我矛盾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专政的方法，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处理上采取民主的方法。对敌人进行专政，对人民采取民主的方法，就构成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处理敌我矛盾问题上，采取专政的方法，那么这个专政的职能是什么呢?又是有谁来行使这个专政的职能呢?

　　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23]

　　由此我们看到，这个专政具有对内和对外两种职能：对内的职能就是镇压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对外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解决对外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不能适用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个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因而这个专政的职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族人民来行使。

　　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要采取民主的方法。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民主和自由这些概念呢?这种民主的方法是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呢?这种民主的方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要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对民主和自由这些概念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只有理解了这些概念，才能采用民主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民主和自由这些概念呢?

　　毛泽东说：“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24]

　　毛泽东认为，民主和自由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而不是没有阶级性的。

　　民主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需要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为它服务，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需要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为它服务。因而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民主和自由并非是一种目的，而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的民主和自由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失去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总是表现出具体的内涵，呈现出相对性的特点。

　　毛泽东在这个分析中，清除了笼罩在民主这个概念上的非阶级性、抽象性、绝对性和认为民主是一种目的的烟幕，深刻揭示了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民主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具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具体内涵，它与集中构成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这也就决定了民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对民主的科学认识，对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和说明，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才出现的呢?在以前究竟存在不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呢?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说：“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25]

　　由此我们看到，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以前就早已存在。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罢了。毛泽东在讲话中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而且又对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作出了深刻而又细致的分析说明，为下一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指明了方向。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而具有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为什么又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新问题呢?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26]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早就开始这样做了。不过是由于过去敌我斗争尖锐，人们的注意力比较集中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掩盖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缘故。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个时候大量表现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使阶级矛盾也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呢?

　　毛泽东说：“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7]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的方法。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因而这种矛盾就表现出非对抗性，这也是能够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的前提和基础。这个经验过去在历史上我们党曾经成功地应用过。

　　毛泽东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以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28]

　　由于历史上我们党曾经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了内部的矛盾，增强了全党的凝聚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后，我们要将这个方法推向全国，探求在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式，来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

　　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对抗性的矛盾转化。

　　毛泽东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恰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29]

　　由此我们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从非对抗性向对抗性转化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我们要通过对转化的条件的研究，防止人民内部矛盾从非对抗性向对抗性的转化，同时一旦发现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后，就要及早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也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可以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民主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手段，它有具体的内涵，它与集中形成对立的统一，因而是有条件的，是相对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上，就是由于能够正确而又妥善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而才不断增强了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通过对转化条件的研究，尽可能地将敌我矛盾化解为人民内部矛盾，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历史经验，探索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式，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

　　(3)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要达到的目标及意义。

　　为什么要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呢?毛泽东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又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意义呢?

　　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30]

　　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31]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以后，我们社会仍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矛盾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而这个时候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不仅关系到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否进一步巩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否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的问题。从这里出发，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全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实践—整风运动的发起。

　　在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为了使全党学会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整风，以便化解矛盾，改进作风，凝聚人心，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党内外又是什么样的反映呢?

　　(1)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党内外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反映。

　　我们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考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当时的党员干部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是积极支持呢，还是消极应付?

　　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文艺和学术发展的方针，文艺和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生的气象。可是，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与这些气氛不相协调的现象。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提出了批评意见。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中有些界限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作为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文章还说，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但百花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土壤上开出的花朵，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一九五七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多次提出了批评，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陈其通、陈亚丁在《人民日报》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对此作了自我批评。[32]

　　针对当时我国的文艺和学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已经确立了党对文艺和学术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才能促进文艺和学术的发展呢?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文艺和学术发展的方针，希望以此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陈其通等四人在文章中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的文章也表明他们头脑中缺少辩证法，这样才没有认识到文艺和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认识到文艺和学术只有在斗争和争鸣中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他们只知道维护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却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实现文化事业的发展，反而还想照搬以前的老一套办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如果不实行“双百”方针，我国的文化事业就不能得到顺利发展。当时主要是打破文化事业发展上的“一潭死水”，形成蓬勃发展的局面。特别是在“双百”方针刚刚开始实行，过去的禁锢尚未打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还未形成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陈其通等人文章的发表实际上起了阻止“双百”方针实行的作用。

　　这种意见并不仅是陈其通等人的，而是在党内有着相当的普遍性。他们的文章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及后来《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批评陈其通等人文章上的消极态度上就可以反映出来。这当然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后，因为写了中央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在文艺界遭到了围攻。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毛泽东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发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33]

　　毛泽东在谈话中主要谈了对王蒙小说批评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在王蒙遭到围攻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他的小说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既指出了小说中存在的缺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小说予以了肯定。毛泽东主张应当去帮助年轻人，不要一味地去批评，而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批评要有说服力。针对有人在批评中认为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的观点，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不对的。既然中央会产生坏人，怎么会没有官僚主义呢?这不符合事实嘛。因而他指出这种教条主义的批评是没有力量的，也是难以服人的。

　　从上面我们引用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双百”方针制定后，党内确有一股力量对中央的方针还不适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抵触情绪。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和对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不过是这种抵触情绪表现出来的两个具体事例。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批评以及对王蒙小说的支持不仅是他对这种抵触情绪的批评与反击，也是他身体力行地执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存在这种抵触情绪的人，到底是一种认识的问题呢，还是利益使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三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随后，他到南方巡视，一路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讲话，宣传讲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么当时党内干部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映呢?四月上旬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动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是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向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34]

　　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的反映看，当时党内确有一些人认为“双百”方针影响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提的不是时候，是不赞成的。而毛泽东则认为“双百”方针提的正是时候，他主张要消除党与非党的鸿沟，调动党外群众积极性，这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选择。他注意到现在关于“双百”方针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外传达很快，而党内反映迟，作为党的喉舌的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对此也很少反映，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党内对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消极态度。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别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35]

　　思想政治工作是灵魂，抓了思想政治工作就可以提纲挈领，带动全面工作的开展，因而毛泽东特别强调第一书记要抓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共产党不与知识分子改善关系是宗派主义作风，主要原因不在知识分子，而是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因而他要求共产党员要与知识分子改善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不论是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改善，还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抓紧与加强，主要责任在党委，特别是第一书记。他在谈话中将矛头指向了党内领导干部，这样一些领导干部产生抵触情绪也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为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36]

　　从刘子见反映的情况看，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有些人并没有认识到人民内部还有矛盾。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那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搞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掩盖了的缘故。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理解民主党派的难处，更强调共产党的责任，他要求打通党派之间的鸿沟，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况，这是共产党的责任。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党内干部是否对此有了足够的认识呢?我们从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提了批评意见的人被划为右派的结局中可以找到答案。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的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37]

　　从吕志先反映的情况中我们看到，党外的人士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后是兴奋的，当毛泽东问到党内的反映时，吕志先却回避了。其实党内对毛泽东报告的反映是有不同意见的。对于党外党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还是由毛泽东自己点明了这个问题，说他的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想抵触，而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的大多数。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38]

　　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相当多的党外话讲得是对的，他要求对党内外提出的意见，不要一下子顶回去，要进行分析，对的就要接受，坚决改正，否则就会陷于被动。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然要求。这里我们要深思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意见能够被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接受吗?

　　从叶飞的反映来看，党员干部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理解和应用上是存在强烈反差的。这里固然有认识和缺乏经验方面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克服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洞悉即使从个人利益的角度上党员干部也是对毛泽东的主张存在抵触心理的。不过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已。要想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许多党员干部中是有抵触情绪的。这种抵触情绪到底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还是与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密切相关呢?从后来对整风运动中给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意见的许多人被划为右派来分析，我们不能不说这后一个因素起着更大的作用。

　　这次南下，给毛泽东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39]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引者注)，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后来胡乔木说《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40]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领导人的批评是严厉的。尽管邓拓作了解释，从毛泽东反驳的内容来看，邓拓的解释是很牵强的。至于胡乔木后来作的解释和说明，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即使按胡乔木的说法，毛泽东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说暂时不要宣传，那么在非党报纸大讲特讲后，《人民日报》社的领导人也应该就宣传的有关事宜及时向上请示，并提出建议性意见。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没有这样做。如果我们把《人民日报》社在陈其通文章上的态度、最好国务会议及宣传会议的报道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不能不说《人民日报》社领导人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深刻而又公道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党内外确实表现出了两种不同意见：党外反映热烈，传达快;党内则反映迟钝，传达起来颇费周折。党内确有不少领导干部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对此持抵触态度。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采取了批评、教育和开导的方式，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政治局面。

　　(2)整风运动的发起。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在党内外遇到了不同的反响。这种不同的反映进一步使毛泽东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迫切性。党内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论是在宣传还是在执行方面出现的迟滞，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党特别是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首先在本单位能够践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起草了《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的党内指示。

　　指示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41]

　　这个指示是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的。这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省部级领导干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也是向他们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的调查。指示中提出的这些要点，既是要求他们向中央报告中写明的内容，也是对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的指导。毛泽东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检查个人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省部级单位搞好后，再进一步向下推广。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活动推向深入，毛泽东开始考虑提前发起整风，以便使全党在新形势下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从文献资料中显示，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作了明确的界定，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42]

　　这样就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发表为标志，整风运动在全党开始了。

　　(3)从文献资料中来透析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特点。

　　这次整风运动是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为指导，以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为基础，要求全党在新形势下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次整风运动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① 整风的主题、方针和原则。

　　在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这次整风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43]

　　指示还要求全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实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来进行整风运动。[44]

　　② 整风的对象。

　　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因而这次整风就与延安整风有了不同，用官僚主义替换了延安整风时的党八股，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整风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45]

　　③ 采用小民主而不是大民主的方式进行整风。

　　毛泽东到底是如何看待大民主和小民主的呢?在整风运动中他是主张采用大民主的方式呢，还是小民主的方式?

　　据我们现在获得的文献资料，毛泽东首先讲到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还是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我们就借用这个话。”[46]

　　从以上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讲大民主和小民主最初还是由于几个知识分子干部在民主问题上的议论引发的。这些干部主张的大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当然被毛泽东否定了。但是这种形象性的说法却被毛泽东所肯定，以此来阐释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毛泽东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打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47]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民主是一个方法，它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主。有资产阶级的大民主，也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他列举了过去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表现形式，说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成为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锐利武器。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如果有些人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官僚主义积习难改，群众就要通过大民主的方式来迫使这些官僚主义者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官僚主义者屡教不改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张群众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反对官僚主义者。

　　毛泽东进一步说：“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48]

　　如果官僚主义者高居于群众之上，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不与群众同甘共苦，拒不改正错误，在人民群众请愿、要求、申诉无门的情况下，就要采用大民主的方式来反对他。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把学生、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看作好事，赞成他们的行动，这表明他是坚决支持群众反对官僚主义者的。毛泽东点出了共产党要得到教训，就是说如果党内的官僚主义盛行，一直得不到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一旦在党内占了主流，共产党就有可能被群众所推翻而亡党。

　　毛泽东在谈到党内的官僚主义时又说道：“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49]

　　这里毛泽东特别指出了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县委以上的几十万干部手中。如果他们滋长官僚主义而在长时间内得不到克服，就会形成一个贵族阶层(后来叫特权阶层)。这会导致党和政权的变质，进而走向覆灭。因而毛泽东全力支持人民群众去革除官僚主义。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是深恶痛绝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官僚主义的痼疾不仅不是一朝一日可以消除的，而且还会顽固地寄生在在党员干部身上，致使党的肌体发生腐化变质，进而丧失战斗力。因而为了克服我们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在党员干部沉迷享乐，斗志丧失，不思悔改的情况下，他主张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向党内的官僚主义者发起攻击，打掉他们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气息，使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这个时候，群众的大民主就成为迫使党员干部改掉官僚主义作风的有效手段。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肯定了大民主是人民群众对付党内官僚主义的锐利武器，那么在整风运动中到底是运用大民主呢，还是小民主?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整风运动时说：“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要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50]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主张在整风运动中采用小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整风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保护和批评相结合的方针，要求犯错误的同志主动坦白交待问题，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后来他又多次讲到在整风过程中要采用小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与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说：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51]

　　三月十二日下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要是搞得一点民主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52]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济南讲话时谈到整风问题时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53]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大民主的方式还是存在顾虑的，认为有人会利用大民主来整人，这不适合于多数人民的利益。因而他主张不仅在党内整风中，而且在人民内部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都是采用小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认为大民主是人民群众对付官僚主义的锐利武器，但是鉴于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因而，一般来说，毛泽东还是主张用小民主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整风的。只有在党内官僚主义顽固不化，屡教不改，在采用小民主也没有成效的情况下，他才主张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反对官僚主义。

　　④ 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由于我们党现在掌握着政权，因而这次整风与延安整风不同的地方，就是不仅仅是共产党自己在内部整风，而是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要求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及其他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在共产党整风后，各民主党派内部再进行整风。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谈到全党的整风运动时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54]

　　从以上讲话中我们看到，涉及许多人的事，不搞运动，搞不起来。开门整风是把党外力量作为一种压力，来监督、促进党内整风，以使整风取得成效。这次整风就是要发动党外人士，造成一种批评的空气，党内党外打成一片，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进一步促进党外人士参与共产党的整风，推动整风运动的发展，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毛泽东起草了《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党内指示。

　　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55]

　　从这个指示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整风过程中，既可以采取党外人士参与整风的方式，也可以采取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方式，发动党外人士对我们党内存在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形成一种风气，造成促使党员干部改变缺点错误的强大社会压力，否则整风不易收效。从最近两个月以来的情况看，党外人士提出的大多数批评是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是极为有益的。对于他们提出的错误的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及时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不能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这些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些人的面貌，利于将来我们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在我党整风取得成效后，再进行社会各界整风。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正是处于担心整风流于形式，避免整风走了过程的意图，才实行开门整风的。通过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这样就便于克服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

　　⑤ 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克服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手段。

　　这次整风运动还特别强调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抽出必要的时间来参加劳动，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改进干部作风的重要手段。

　　关于为什么要求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在四月三十日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全党的整风运动时曾说道：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点劳动。” [56]

　　由此看来，通过干部参加劳动不仅可以消除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而且还可以深入到基层，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将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真正落实下去。

　　在整风运动中为了进一步促进干部及时参加劳动，并将干部参加劳动逐步形成一种制度。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党内指示。

　　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步)。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四月十九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57]

　　在这个指示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每年抽出必要的时间去农村、厂矿、工地或其他场所参加劳动，通过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疾苦，克服老爷作风，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同时还要加强对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增强领导能力，提高领导艺术，及时掌握情况，说服干部和群众，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将领导干部参加劳动作为克服自己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整风运动能否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保证。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为了在整风运动中取得成效，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这次整风运动是以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为对象，采用小民主、开门整风、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方式进行的。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整风运动中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5、整风因何转为反右?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次整风是建国后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为了使这次整风能够取得成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开门整风的形式，发动民主党派、党外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并将在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刊登在报纸上，以期形成一定的压力，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58]

　　在整风过程中揭露出来的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尤为发人深省。尽管有的人在批评过程中用语尖锐，但态度还是中肯的，批评也是善意的，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希望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能够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使党员干部改正错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有人利用整风鸣放之机，将矛头对准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将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和不良作风，说成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这样就超出整风的范围，将整风发展为一场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事变。这种行为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已经出现，比较突出地反映在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召集的座谈会上。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会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无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59]

　　从章伯钧的发言来看，他是要改变“党组决定一切”的状况，取消党组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权，要党组交权与党外人士的。章乃器却将共产党员维护党的领导和坚持党的原则批评为“党党相护”，说共产党内存在着维护党派利益的宗派主义。从他们的发言看，他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表示不满，尽管在用语上还是比较委婉的。

　　五月九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秘”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60]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在发言中提出的意见是尖锐的，但也不过是对具体问题由感而发，而没有攻击乃至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五月十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王绍鏊认为：“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他还说，这堵墙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从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语言不同。不要把语言习惯都看作是思想问题，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搬出来整人。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61]

　　从他们的发言看，邵力子虽然批评了“以党代政”问题，但还是在肯定党组领导制度的前提下，对党组在政府机关的领导形式提出了意见。王绍鏊说要消除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隔阂，这不是共产党一方的事，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好。张治中从思想认识、制度上、生活和交往及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改善党和党处人士关系的建议。这些发言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大多是建设性的。

　　五月十一日，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健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委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委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重视不够。[62]

　　这次发言是在肯定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的前提下，针对党的领导和干部选拔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批评与建议。致公党和台盟从党派利益出发，对统战部对他们重视不够提出了批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湘，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社会上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这次座谈会。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63]

　　我们看到，虽然这次座谈会受到社会上的影响，但是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高级党外人士，他们不会不明白应该在承认共产党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来进行发言，而不应一味地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责难和非议。可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人却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向民主党派放权，民主党派要取得和共产党真正的平等地位。还说共产党能执政就执政，否则就下台，交给别人来干。

　　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宾，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这次座谈会，明显有两种声音。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声音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64]

　　在这次座谈会上，明显出现了两种声音。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对整风过程中出现的否定一切的极端倾向提出了批评，他表示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应该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才好。可是当场就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认为他们那个党没有缺点，缺点和错误全是共产党的。张奚若还对共产党冷嘲热讽，挖苦式地进行攻击。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65]

　　我们看到，在讨论高校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时，有人提出了取消高校党委负责制，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要取得与中共组织平等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要共产党交出高校教育权，或者至少也要让民主党派参与共同治校。

　　这个时候，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66]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候下有人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嘲讽对共产党讲公道话的人，煽动学生上街和工人罢工，试图制造动乱，形势有急剧激化之势。

　　前面我们引用了统战部与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发言的一些文献资料。通过这些文献资料和各地进行的整风来看，出现了两种动向：一方面揭露出了建国后我们党内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着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党进行整风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有人借整风之机，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设想，是要通过开门整风的形式，发动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方法，以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对整风过程中揭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要求全党高度重视，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

　　《解放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邀请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五月十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这个摘要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五月十四日阅后非常重视，随手写下批语：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毁了。”他还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67]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有人却公然提出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新的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

　　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曾代表中央以统战部名义组织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后来他回忆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同志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政治上很敏感。”[68]

　　作为统战部长，李维汉是要把座谈会的详细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的。他的回忆反映了当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后，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69]

　　这两次会议的召开，表明在整风过程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已经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警觉，通过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这个动向的性质及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虽然这两次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我们可以从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和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及他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得到印证。

　　针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中央在这两次会议期间又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看到，中央一方面要求全党认真对待并诚恳接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批评意见，一方面高度重视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并对这种动向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定性，制定了相应的策略措施。

　　(1) 全党要认真对待并诚恳接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必须估计到他们(指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引者注)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其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 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70]

　　五月十六日，中央下发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71]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在整风运动中曝露了我们党在近年来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大部分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全党同志不管批评意见提得如何尖锐，不管是谁提出来的，只要是正确的，就要立即改正，越快越好。对于那些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不信任的人就要迅速调动他们的工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认为整风运动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人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善意的。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高度重视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

　　(2) 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向的分析及应对策略。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党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这是党的高级领导层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① 从对党内外思想状况的分析中来看待当前政治形势的变化，确定这种动向的性质。

　　面对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毛泽东从党内外的思想状况入手，分析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并进而确定这种行为的性质。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对党内思想状况的分析。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道：“在共产党内，有各种人。有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72]

　　毛泽东在这个分析中，将党内成员的思想状况划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这是大多数，虽然有缺点，但并不严重;一个是教条主义者，这种人虽然有片面性，但是在革命目标上还是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一致的;一个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人是危险的，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下面又进一步指出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同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体等表现。从毛泽东的意向来看，虽然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是少数，但是却已成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然后，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分析及采取的对策。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73]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认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比解放初期大为进步了，他们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大多数批评也是对的。[74]但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自觉转化为无产阶级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要完成这种转变，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成员当中仍然存在，一有机会他们还想在政治上显示出力量。毛泽东通过右派的进攻认识到，资产阶级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的失去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这篇文章中把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仍然当作资产阶级来对待。

　　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就自动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原先附着的皮(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占有制)已不存在了，现今附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上，但是他们仍然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75]因而在文章中毛泽东仍然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是毛泽东与党内某些高级领导人的主要分歧之一。因为党内有些高级领导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过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随着他们存在的经济基础由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他们的阶级属性也就发生了变化，转化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而毛泽东却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不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而自动消失，在他们头脑中仍然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要使他们将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还要进行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采取双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将他们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充满信心地指出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改造是一定可以达到目的的。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76]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党外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也进行了估量：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中间大约占百分之七十，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至十。这也就形成了下文提出的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击右派的策略。

　　毛泽东在在这篇文章中又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77]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高等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这主要还是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初步锁定了右派出现的范围，并且指出了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右派的猖狂进攻。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通过对党内外的思想状况及面临的政治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是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个鲜明特点，应该引起全党的高度注意。他对党内外思想状况进行的分析，是为了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此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明白应该依靠谁、争取谁、打击谁，为制定斗争策略作好准备。

　　② 我们和右派斗争的焦点及右派的进攻策略。

　　这个时候，我们和右派斗争的焦点及右派进攻时策略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78]“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79]

　　由于中间派在党外知识分子中占了大约百分之七十，因而争夺中间派就成了我们和右派斗争的焦点。右派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局。先争夺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而后再争取整个中间派。明白了右派的斗争策略以后，我们就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将中间派争取过来，这也是可以争取过来的。

　　③ 对右派数量的估计。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了右派的数量问题：“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80]

　　我们结合前文党外知识分子派别的划分情况可以看到，大量的还是中间派，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右派占百分之十左右。这是一个大概的估计，可能多些或少些。作出这样的估计就是要求高级干部对这个问题要心中有数。

　　④ 初步确立了划分右派的标准，准备进行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了区分的标准：“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81]

　　“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下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82]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间内)在你们手里。”“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决定。”[83]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划分右派的主要标准—接受不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从文章中表示要给右派“扣帽子”和警告右派“继续胡闹，自取灭亡”来看，这是要准备反击右派了。但是从“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何去何从，要右派来选择看，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还要看一看。

　　⑤ 放任右派分子的言行，静观其变，作好反右派斗争的准备。

　　对于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暂时采取放任态度，不仅不予以批驳，还将这些言论的全文登到报上，以便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言论，来增长见识，增强免疫力。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议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84]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道：“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85]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写道：“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到达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86]

　　五月十六日，中央下发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87]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后，暂时并没有反驳，表明态度，而是将这些言论全文登到报上，以便在人民面前暴露出这些人的反动面目，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故意“引蛇出洞”，意思是说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进行鸣放，而后针对党外人士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行，再进行反右派斗争，共产党这是在搞阴谋。

　　其实，这是误解。共产党是诚心诚意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可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要借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突破了底线，究其原因还是这些人自己造成的，这又能怪谁呢?

　　出现这种想法还是由于有人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原因的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我们知道，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实说过暂时不要反驳，让他们表演一番，暴露出来以后再反击的话。这是针对右派说的，而不是指那些响应党的号召，真诚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尖锐批评的人。后来由于确实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把不少处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因而有人就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的事实出发，反向推理，与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党中央暂时不予反驳而要右派继续暴露的要求联系起来，认为是共产党搞“引蛇出洞”，让别人提意见，而后进行打击迫害造成的。这就将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党员干部由于没有认真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和策略，造成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转移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

　　后来，毛泽东在回答当时为什么将右派的言论登在报上，暂时不予以回击的时候说：“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间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88]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会见匈牙利政府代表团的时候，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在这个时期的策略是，党委领导人、支部书记只准听他们的批评，不准说话。我们也不告诉他们和下级干部如何办，要他们自己用脑筋去想，要他们在这两个星期中不睡觉。很多人流了泪。”[89]

　　周恩来后来也曾就这个问题予以解释和说明。那个时候，有些人问：既然要反击，为什么不在问题刚刚露头时就反击呢?

　　周恩来解释说：“事情发生之后，为什么我们不马上敲起警钟，马上反击，反而让他们在报纸上、大字报、大辩论中这样大讲特讲呢?因为右派分子来势很凶，本来我们讲的‘鸣放’只限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文化上的百花齐放，而右派分子要把整党都搞成鸣放。这样一来，问题就扩大了，什么反动话都打算说出来。既然来势很凶，我们索性就让他们都说出来。否则，如果马上反驳，群众必定眼着起来反驳，正义的人也要跟着起来反驳。结果少数人的话说了，右派中的多数人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又回去了，回去了又悬起来了，将来还有一天又要露出来，所以不如让他们都说出来。于是一个短时间内，拿北京来说，包括党校在内的各学校、机关好像是乌云遮天，了不起。这一点，应该说我们是有意识的‘放’，便于把形形色色的反动观点都露出来，使群众更容易认识它的反对性，认识事件的严重性，就更可以激起群众的正义。”[90]

　　这样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暂时不公开表明态度，就是让右派公开暴露出来，让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右派进攻的事实面前，自己去分析判断，辨别是非曲直，以增强他们的政治鉴别力。

　　右派的进攻是由于其阶级本性决定的。只要他们越猖狂，暴露的越充分，就越容易被锁定目标，被歼灭。这最终还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决定的。针对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受人欢迎的。就是有人提的意见很尖锐，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以此为借口趁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那是不允许的。是提批评意见，还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善意，还是恶意，这是可以看出来的，也是区分右派与否的标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因而先后召开两次会议对此予以研究和讨论，以便在党内高层统一认识，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方面肯定了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绝大多数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予以接受，并切实加以改正;另一方面又将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公开发表，用以教育人民，并对左派与右派争论的焦点及右派进攻的策略、右派的数量、划分标准、右派进攻的性质及当前形势的特点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解释和说明。毛泽东的文章和这两个指示当时没有发表，只是在党内传达，要求党内高级干部从思想上对已经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引起注意，并保持高度的警惕，作好反击右派的准备工作。

　　我们也应注意到，从这些文件在党内传达而没有公开发表也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纵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为反右派斗争作了必要的准备，但是还没有对开展反右派斗争下定决心。

　　是不是要开展反右派斗争，这取决于右派分子下一步的行动。如果右派分子悬崖勒马，偃旗息鼓，放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那么就没有必要开展一场反右派斗争，即使进行反右派斗争也会是另一种方式。如果右派分子铤而走险，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那么反右派斗争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因而毛泽东还要对右派分子下一步的活动状况进行观察以后才能最后做出决定。

　　以上召开的两次会议和毛泽东写的文章及中央发的两个指示都是在内部进行的，没有公开发表出来，因而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仍在按照原来的程序继续进行。

　　从五月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又开了七次会。

　　五月二十一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措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治设计院”和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摆?他没有明说，但把他在五月八日的发言对党委(党组)领导的否定性批评联系起来看，事情已很清楚了。[91]

　　我们看到，尽管章伯钧打着“走社会主义的路”的旗号，说的也比较委婉，但是他提出设立的“政治设计院”，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至少要与共产党平分权力。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于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92]

　　我们看到，在共产党处在执政地位的情况下，罗隆基主张在党外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平反委员会”，对过去共产党发动的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审察。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组织党外“平反委员会”呢?难道共产党领导的司法组织不能纠正冤假错案吗?这样做显然就是以让共产党交出司法权为突破口，进而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或者与共产党分享权力。“平反委员会”不过是罗隆基挑战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第一步。

　　六月一日，第十二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从章乃器关于“党党相护”的说法讲起，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健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健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六月二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93]

　　我们看到，储安平从章乃器的“党党相护”讲起，将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为“党天下”，说当今“一切宗派主义现象”，“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党群关系的不好”，“全国性的缺点”，皆是共产党的领导造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储安平明目张胆地要求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这期间举行的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与这两类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94]

　　除此之外，在整风运动中还出现了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反对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政策。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提出让私人办报、办新闻社。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95]

　　还有我们前面介绍的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们公然反对共产党执政，鼓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又叫“轮流坐庄”)，说什么“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他们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党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什么“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他们还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说什么“三害”(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等等。[96]

　　由此我们看到，从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十分紧张，社会上极少数人乘“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97]这种反攻倒算已经发展到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和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程度。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只是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许多党员也都着急，对少数人那些煽动性的极端言论非常不满。

　　很快，毛泽东的心里有底了。几个月以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98]

　　这个时候，根据五月十四日、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在五月下旬加强了对整风运动的领导，并着手准备反右派斗争。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话的方针。”中共中央指示各省市党委要注意加强“孤立右派，争取中间”的政策，并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做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五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报纸宣传和写文章争鸣问题，同时抓紧组织专人撰写反驳右派观点的文章，为反击右派作准备。

　　五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

　　邓小平在会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

　　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99]

　　中央认为，整风运动的目的：一是整自己，改缺点、改进工作;另一个是团结党内外中间派。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采取“放”的方针策略。中央决定主要在国家机关和大专院校集中一周左右的时间“放”，党员暂不反击。这次会议实际也是在具体落实《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要求，准备由党内整风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右派斗争。[100]

　　我们看到，中央不论在五月下旬发的党内指示还是召开的会议，事实上是根据近期右派发展的动向，积极落实五月十四日、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作好反右派斗争的准备工作。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五月十四日、十六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会议期间发的指示和毛泽东写的文章中已经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保持着高度警惕，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当时还是没有决定要开展反右派运动。这是因为中央要根据右派分子下一步的作为，来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此后，右派分子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猖狂地行动起来，认为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严重问题，不能继续领导下去了，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至此他们的面目已经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下定决心，发起反右派运动。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完全错误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段讲话。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101]

　　在右派公然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毛泽东公开表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批评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与行动。这是向右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下定了发起反右派运动的决心。

　　在决定了要发起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又从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反击准备。

　　一是打招呼。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准备在会上讲话。据李维汉回忆：“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他们两位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六月九日晚又约李达在颐年堂谈话。

　　二是发指示。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抓紧做好反击前的准备，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的标准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指示特别关照：“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102]

　　六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六月初，在招待法国总理富尔的酒会上，章伯钧对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的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笑了笑没有说话，心想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103]

　　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及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

　　六月六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104]

　　我们看到，进入六月份后，右派分子造谣生事，鼓动是非，还要煽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形势在急剧恶化，反击右派已经是刻不容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早已下定了反击右派的决心，这个时候出现的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恫吓的事件就成为发起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

　　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了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他还指出，一些人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认为，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该由两方面来拆，并且批评了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105]

　　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六月六日下午，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还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有的人辱骂我，有的人威胁我，有的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我的发言，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吗?”他表示不怕威胁，不怕辱骂，还要讲话。[106]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107]

　　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恫吓的事件以及他在会议上的发言第二天(六月七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看到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反击右派的机会。于是，他把胡乔木和吴冷西找来，决定以这个事件为突破口发起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为什么要以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恫吓的事件作为反击右派的突破口呢?

　　后来吴冷西对此有一个回忆：“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

　　“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108]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社论抓住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用党报社论的形式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这是第一次。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09]

　　这样就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为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动了反右派斗争，整风也就转为反右了。

　　6、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评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从前面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风运动中出现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后，就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度警觉，在对形势分析后决定暂时采取观察的方针，根据右派下一步的表现来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但是右派却毫不收敛，仍然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策划串连，要上街游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以卢郁文事件为突破口，《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发动了反右派运动。

　　反右派运动发起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出了不少重要指示，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指导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展。这个时期，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和文章有：六月六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六月八日，毛泽东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七月九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起草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八月一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110]在这些指示和文章里，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现在我们根据这些文献资料并结合反右派斗争开始前的相关文献对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做出进一步分析。

　　为什么要发动反右派斗争呢?开展反右派斗争又有什么意义呢?反右派斗争的前景如何，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取得胜利呢?毛泽东在起草的指示和文章的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111]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指示中表示了对右派分子的藐视，展示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胜信心。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而并非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毛泽东把即将开展的反右派运动形象地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也是有着科学依据的。这也表明毛泽东对这场反右派斗争是高度重视的。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112]

　　毛泽东在指示中充满信心地指出国内形势是好的，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是支持我们党的。这也就决定了大的乱子是出不了的，我们的反右派斗争必然会取得胜利。通过整风克服了我们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进一步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在整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右派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攻击，这样就将可能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分割到各个机关和学校去处理，从而避免发生大的动荡。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打胜这一仗，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正好可以通过反右派斗争来识别右派，经受锻炼，接受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113]

　　毛泽东要求地方党委要培养人才，以适应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狠抓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这种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不仅要使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工商界的人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且也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接受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充满信心的。他从“匈牙利事件”和右派的进攻出发，认识到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斗争，才可以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

　　在这种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制定了那些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呢?我们下面再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问题。

　　(1)对右派的性质及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判断。

　　在右派发起进攻后，毛泽东对右派的性质及敌我力量对比又是作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114]

　　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毛泽东明确指出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种判断是从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才产生的吗?当然不是。这从我们前文引用的李维汉在五月上中旬向毛泽东汇报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当即予以否定，认为是“敌我”的判断中就已经产生了。[115]当然，这并非毛泽东的主观臆断，而是由于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过是为了对右派再观察一番，才没有公开表示态度。

　　毛泽东认为在反右派斗争中，要信任并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主要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这个判断是英明的。共产党只要能够维护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就会获得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人的支持，共产党也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共产党一旦维护不了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了，共产党也就会失去工农大众的支持了。失去工农大众支持的共产党就会成为“泥足巨人”，在国内外资本的挤兑下，迟早是要垮台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公有制经济，则是共产党维护工农大众利益的根本保证。而右派恰恰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样讲清道理后，共产党必然会获得工农大众的支持。这是毛泽东做出这个判断的基本依据。就商、学两界中的人，虽然他们可能会一时受到蒙蔽，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共产党的教育和现实面前也会清醒过来的。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文章中批评了现在许多党员干部在右派进攻下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力量对比估计上的错误，说服他们要认清形势，不要过低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要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力量，要对阶级力量对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对阶级力量对比认识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在反右派斗争中对这场斗争采取的措施、反击的程度和打击的力度，后来不少党员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严重扩大化就与他们的这种对阶级力量对比的错误认识密切相关。

　　后来有人说毛泽东对右派的进攻估计得过于严重，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从毛泽东的这段话看，到底是毛泽东估计的过于严重呢，还是党内有些人估计的过于严重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毛泽东为了消除党内许多党员干部对右派进攻过于严重的估计，还是作了不少思想工作的。这篇文章的相关文字就是一个证明。

　　(2)依据在运动中的表现对本单位人员进行排队，作好反右派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

　　“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116]

　　由于前一段时间当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曾经要求各级党委不要表示态度，观察一番。这样就使得各单位的人员在运动中的政治态度显露了出来。因而毛泽东才要求各级党委根据本单位人员在运动中的表现进行排队，锁定右派，为开展反右派斗争作好准备。

　　(3)对右派数量的估计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117]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118]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认为右派仅占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后来说的极右派)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这是毛泽东对右派数量的基本估计。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中写道：“右派和极右派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119]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北京和全国的右派人数。当然，这个人数是各地在反右派斗争中报上来的。将右派人数通报是为有关党委进行反右派斗争时参考的。

　　毛泽东在七月九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说：“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50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700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120]

　　在这个通知中我们看到，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发展，右派骨干增加了一倍，达到八千人左右。同时决定要增加在报上点名批判的右派人数，但到占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这样不论是右派骨干和登报点名批评的右派人数均有大幅度的增加，这自然就增强了反右派的斗争声势。

　　由于反右派斗争在向地县两级展开，并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深入挖掘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121]

　　从指示中我们看到，随着反右派斗争向地县展开和在省市两级的深入挖掘，右派人数逐步增多，因而需要在报上点名的右派骨干分子也要逐步增加，可以达到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五十。我们注意到，指示中点明了右派骨干分子必须是实事求是鉴定了的极右派，也就是说是货真价实的极右派，而不是误划造成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数量的估计是慎重的，认为右派只占百分之几，而百分之九十几的是中间派和左派。应该说，这个估计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经中央认可的右派骨干分子从四千人上升到八千人，中央同意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也随着不断增加，直至占右派骨干分子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样自然就增强了反右派斗争的声势，打击了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但是不论从全国右派骨干分子的人数，还是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我们也不能不说从总体上看也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4)反右派斗争的重点。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122]

　　我们看到，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右派刚刚开始冒头的时候，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动向就发现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的右派最猖狂。既然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是这次右派活动的重灾区，那么如何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进行反右派斗争呢?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123]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个指示中介绍了一些方法。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召开座谈会，让左中右的人参加，向党提意见，这样就给右派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和舞台。然后党委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讨论，将正确的建设性的意见和破坏性的批评区分开来，对建设性的意见就予以接受，对破坏性的批评就予以反驳。指示中还介绍了组织座谈会的一些具体策略问题。

　　对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的反右派斗争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毛泽东在六月十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说：“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做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124]

　　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指出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是闹得最凶的，并进一步分析了这部分右派分子闹得最凶的社会原因。

　　这个指示是在指出了反右派的重点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以后，把整风运动中的民主党派，根据其表现进行了分类，指出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表现最为恶劣，点了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名，列举了他们的右派言论，进一步点明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是重点中的典型。

　　接着又对民盟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指出了民盟的右派大约占百分之十以上，比例较大，但是却肯定了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好的，是有希望改造好的。这种分析和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反右派斗争中，对具体人物要进行具体分析，掌握确凿的证据材料，实事求是，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要看得准，打得准，始终将打击的矛头对准极少数右派分子。这是一个策略原则。

　　毛泽东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写道：“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大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数。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125]

　　毛泽东在社论中又一次对民盟及其控制下的报纸《文汇报》和农工民主党进行了严厉批判，指出他们在整风运动中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再一次指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只是一小撮人，分布于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资产阶级队伍中，也存在于共产党和青年团里面。右派人数虽少，但是能量颇大。他们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后，取而有之。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将反右派的重点对准了在整风运动中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若干民主党派成员和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对他们的言论进行分析，对建设性的批评认真接受，对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要打得准，将矛头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就为反右派斗争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5)将反击右派知识分子和争取先进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对于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的阶级面目，毛泽东与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认识是有分歧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知识分子依存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而就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动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毛泽东则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知识分子依存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在思想意识和世界观方面也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却没有自动转变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来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在他们身上仍然占着支配性地位。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说：“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126]

　　这是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之一。这种分歧后来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成为党内高层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分歧的重要源头。毛泽东认为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这需要通过教育，靠说服而不能靠压服，逐步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次整风运动主要是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以后再搞。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又说道：“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127]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在知识分子中间还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他们的世界观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只能靠说服而不能靠压服，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他特别指出，我们的事业需要大量知识分子，我们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当然他也坦率承认当时共产党在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上还存在欠缺，还难以实施有效地科学领导，这就要求我们党在不断加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同时，果断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加强我们党对于知识分子和科学事业的领导工作。[128]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前就有吸收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来加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工作领导的想法。他在三月二十日下午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129]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的同时，还是积极团结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大力争取知识分子中的中间派，力求发展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巩固和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的领导工作。

　　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130]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在肯定他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要靠说服教育，而不能靠压制。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队伍的改造和科学工作的领导，就必须吸收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是加强党在这个方面领导的重要保证。在反右派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击右派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加大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力度，这对于我们党改造和争取知识分子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

　　(6)采用“四大”进行反右派斗争。

　　所谓“四大”，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大民主。原先毛泽东希望通过小民主的方式，和风细雨地进行党内整风。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右派分子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转而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来进行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在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既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131]

　　毛泽东在起草的指示中对大民主的表现形式—大鸣大放和大字报予以肯定，通过鸣放和大字报使建设性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都显露了出来，这就为我们弄清他们的政治态度，为下一步进行反右派斗争提供了条件。

　　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说：“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辩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132]

　　通过座谈会，使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辩论，在辩论中提高左派的识别力，教育中间派，进一步暴露右派的真实面目，使右派显形于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钓鱼”、“引蛇出洞”吗?其实不是这样。共产党进行整风，发动党外人士向党意见，可是有人却趁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难道不明白向党提意见和否定党的领导是性质不同的两个事件吗?知道了还要这样做，那么就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后来遭到打击，这又能怪谁呢?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是因为整风期间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了意见的不少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出现的误解。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情。” [133]

　　从文章中我们看到，后来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雏形已经在这里显现，毛泽东又一次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表示了赞赏和肯定。因为“四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共产党人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打击右派分子的有力武器。通过辩论，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勇气，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四大”不过是一个工具，右派分子可以用它来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反击右派分子的利器，同时还可以克服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起到使人民受到教育的作用。毛泽东是在整风反右过程中才逐渐认识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重要意义。他将“四大”用于反右派斗争，后来又写入宪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反对官僚主义，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有利武器。

　　(7)对右派分子的策略。

　　在反右派斗争中，又要采取那些具体的策略措施呢?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

　　“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能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134]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暂时不要整风，但要注意做好群众工作，也要注意做好回乡大学生的工作;在斗争中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近期内要在高等学校和机关中尽快解决一批不合理的事，以便为争取中间派创造条件。这样就为反击右派作了重要的准备。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架。”“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135]

　　在这个指示中，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决定开始对右派进行反击了，因而才对右派的进攻由守势转为攻势，要求各级党委采取措施禁止右派分子到外单位串连，动员群众将他们贴的标语撕毁。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做好工厂干部和工人的工作，对他们讲清利害，取得他们的支持，保持稳定，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分子了。指示还提醒各级党委要根据本地具体实际灵活制定相应的策略措施。

　　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136]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又一次指出要做好回乡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要使他们认识到合作化的好处，对他们解释清楚二类社三类社暂时没有办好的原因。如果他们煽动农民闹事，就要予以批评和阻止，但是要以理服人，不要采取简单粗暴的作法。

　　从理论上来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毕竟已经被消灭了，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又使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补偿，因而在这次浪潮中，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表现是好的，没有乘机闹事起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他们的工作，注意改善与他们的关系，使他们保持稳定，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右派分子。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策略。”[137]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又一次重申了在右派进攻的情况下，暂时要耐着性子，观察两三个星期，待右派充分表演后，再进行反击的策略。在反击中，要采取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方针。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制定了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方针。要求各级党委要在工厂中进行教育，获得工人阶级的理解与支持，做好回乡学生的工作，化解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力争解决在整风过程中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争取更多的人站在我们这一边，最大限度地孤立右派，这样就为反右派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8)关于对右派分子定性的标准问题。

　　在反右派斗争中，判断是不是右派分子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我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138]

　　从上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鉴别右派真假的根本标准。在整风运动中，多数人的批评是合理的或基本合理的，毛泽东特意指出了这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傅鹰那样的尖锐批评在内。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这种批评是善意的。而右派的批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恶意的。善意与恶意，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是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区分善意和恶意，不能以批评是否尖锐为标准，而应该以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准绳。后来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就是因为有的党员干部，故意混淆这个标准，将别人对自己提的意见作为向党进攻的证据，从而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分子。这到底是这些党员干部辨别能力的欠缺呢，还是他们借反右派斗争趁机进行报复呢?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后者在起作用。

　　在右派发动进攻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时，加了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139]我们引述如下：

　　“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消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消弱这种领导;(六)有利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140]

　　从这六条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雏形已经显现。这六条标准的核心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是与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鉴别右派真假的根本标准相一致的。这六条标准可以作为反右派斗争中划分右派的重要依据，当然我们也看到这还不是划分右派的具体标准。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中改写了一段文字：“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引文中加着重号的为毛泽东修改时加写的文字。—引者注)[141]

　　从毛泽东修改的部分来看，为了改造右派，争取中间派，他主张对右派采取打击、孤立、分化的政策，要将右派言论与右派行动区分开来，对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动的人要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要争取他们，一般不要划为右派。由此可以看到，既然有右派言论的人还不能轻率地划为右派，那么仅仅向党委及其负责人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就更不能划为右派了。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不少党员干部违背了毛泽东的这一政策主张。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七月十一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在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的基础上加以解释，虽然具体了些，但仍较空泛，不便于掌握。直到省市以上机关和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八届三中全会才定出一个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于十月十五日下发。《标准》中有一条：“在根本立场上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分右派分子。”[142]

　　我们看到，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的相关规定比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修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指示稿中加写的话更为具体详细，只不过是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指示的落实而已。因为两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也就是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才能划为右派。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对中央指示稿的修改中明确指出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动的人，要采取教育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一般不要轻率地给他们扣上右派帽子。既然仅有右派言论的人一般不要轻率地划为右派，那么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共产党的个别组织和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就更不宜划为右派分子了。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毛泽东在修改稿中对右派言行的区分似乎更倾向于分化和争取右派，缩小打击面，为右派回头留下一个回旋的余地。而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标准更侧重于对划分右派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是因为通过对反右派斗争的实践进行总结的结果。

　　从以上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划分右派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文章和指示中多次指出了这一点。围绕这个根本标准，毛泽东又提出了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并且提出将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动的人区分开来，对仅有右派言论的人要做好工作，一般不要轻率地划为右派。后来中央又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制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作为在反右派斗争中划分右派的依据。可惜这些文件和指示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最终造成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9)加强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政策指导。

　　在反右派斗争中，只有给予右派以坚决地打击，才能消除他们的嚣张气焰，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143]

　　在确定了对右派分子进行严厉打击政策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不断根据新的斗争情况，作出政策指示，指导着全党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说：“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144]

　　在通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同意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以这个领域存在着右派的“准确的事实”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再与他八月一日起草的没有右派就不要乱找的指示联系起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右派还是必须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为条件的。这也就是说，如果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就要进行反右派斗争，如果没有右派就以正面教育为主，不必再开展反右派斗争了。由此看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条件。至于有的地方党委负责人违背政策，主观随意，人为地制造右派则是又一回事。

　　从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看，这个时候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为制定反右派斗争的政策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曾经召集意识形态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就划右派问题制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要划右派，需报国务院批准;二是对海外国外有影响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要划右派，需把材料送给他看。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处理本届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有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分子的通知(草案)》。通知指出：“各校在学生的左、中、右的排队时，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强求一律。”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也是经过周恩来修改审定后下达的。他十分同意邓小平在批示中加写的“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该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145]

　　从这个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及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要划为右派需报经国务院批准，对应届高校毕业生进行左、中、右排队时要实事求是，对于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除个别情节严重的外，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从后来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来看，我们不能不发出疑问，这些政策规定到底落实了没有呢?又是在什么程度上落实了呢?没有落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起草的《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说：“(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146]

　　我们在这个指示中看到，毛泽东要求在反右派斗争中实事求是，不要主观主义地去找右派;要划清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对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政策;要从事实的真相出发，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论辩的方式，让大多数人在受到教育和心服口服的情况下来划定右派分子;要加强对地县两级及工厂的反右斗争的教育和指导;对党内团内右派分子与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进行严厉批判;要及时改正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取信于人。

　　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在反右派斗争中到底贯彻执行没有呢?又是在什么程度上进行贯彻执行了呢?如果毛泽东的这些措施能够真正贯彻执行的话，还会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结果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0)对右派分子的处理。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很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例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147]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由于右派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与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而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但是我们称他们为右派，而不称为反动派、反革命派。还要将只有右派言论而无破坏性行动的右派与既有右派言论又有破坏性行动的右派区分开来。对前者要宽大处理，除对他们的言论进行彻底批判外，还可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就是对那些没有转变的死硬派，也就是极右派，只要他们不再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不触犯刑律，也不治他们的罪，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还要给他们一点事做。

　　这样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对右派分子的称呼上，或者是对右派分子言行的区别对待上，还是对死硬派右派分子的处理上，毛泽东都是作出了具体的政策指导，其目的是为了分化右派，争取中间派，以便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教育人民，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制定的政策措施是否真正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1)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时间估计。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中说：“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风整风。”[148]

　　从这个指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有十五天左右就行了，也就是现在可以对右派进行反击了。反右派斗争大约需要一个月就够了，然后就进入和风细雨的整风阶段。可是后来反右派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八年夏季，不论从持续的时间还有波及的范围上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估计。这是应该引发我们深思的问题。

　　(12)关于反击右派的时机问题。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们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149]

　　毛泽东在指示中指出，北京市于六月八日已经开始对右派的反击，即使在反击右派开始后也会登载建设性的批评，对这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必须认真汲取，立即加以改正。同时，还要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们在对比中接受教育，得到警惕。至于各地开始反击的时间，由各地党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己决定。

　　(13)反右派斗争由省市两级、高等学校向地县、工厂等地扩展，反右派斗争的范围逐步扩大。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说：“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150]

　　在通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同意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以这个领域存在着右派的“准确的事实”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再与他八月一日起草的没有右派就不要乱找的指示联系起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右派还是必须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为条件的。这也就是说，如果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就要进行反右派斗争，如果没有右派就以正面教育为主，不必再开展反右派斗争了。由此看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条件。至于有的地方党委负责人违背政策，主观随意，人为地制造右派则是又一回事。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151]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两个月在反击右派方面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还要深入发展，因为这一仗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在运动向地县两级发展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中央有关机关和省市要注意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受到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在今冬明春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152]

　　我们应该注意到，将反右斗争引向深入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党内整风运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这两者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当然，不同时期在测重点上会有一些差别。我们看到在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中，已经明确指出了反右斗争要向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进入深入挖掘，向地县深入发展，那么，这是不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呢?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这个指示中可以看到，其实毛泽东要求反右斗争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深入挖掘，向地县深入发展的同时，在这个指示中还要求“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在反右斗争中“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要对“地县两级”“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153]

　　由此我们认为，尽管毛泽东在指示中要求对反右斗争深入挖掘并进一步扩大到地县及基层单位，但是随后他在指示中又对反右斗争在政策和策略上制定了一些具体规定和要求，特别是在“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的情况下，[154]更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指导。可是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在指示中的这些要求，到底落实了没有呢?在地县及其他基层单位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中央有关机关特别是省市自治区党委对他们有没有进行及时的教育指导呢?如果进行了及时的教育指导，又怎么会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呢?这是今天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想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后，再转入党内整风的。当然，这也并不是事先预计好的，而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后，才不得不由整风转入反右，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后，才又转入党内整风的。因而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写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入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155]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 “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判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156]

　　在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明在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后，再进一步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根据前一个时期整风的经验教训，他将整风分为四个阶段，整风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要一哄而上，整风不能耽误生产。这对于下一步开展的整风当然是必要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向全党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文章，其中不少重要的指示和文章还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这些指示和文章规定了反右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成为全党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方针。

　　由于右派进行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因而这种矛盾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敌我矛盾。但是为了争取中间派和分化右派，不称他们为反动派或反革命派，而是称他们为右派。对右派只要他们不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就不追究他们的罪责。就是对于右派中经过教育争取而仍不悔改的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于右派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对他们的处理却是慎重的，也是极为宽容的。

　　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认为整风过程中提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意见是正确的，要求各级党委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在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批评意见。要对在整风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意见进行认真思考后，分清那些是正确的批评，那些是错误的批评，提出批评时是处于善意还有恶意，并且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是不难分清的。对正确的批评就要虚心接受，认真改正。对错误的批评如果不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就要耐心地加以解释和说明;如果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就要予以坚决反击。

　　在反右派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估计是百分之几，极右派不到百分之一，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左派和中间派。后来虽然右派的数量进一步扩大(从六月二十九日全国右派约为四千人扩大到七月九日的八千人左右)，但是从我们获得的文献资料上看，还是在报纸上点名的人数在迅速增加，直到占所划极右派的百分之五十。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右派，中央还要求有关党委要做好工厂中工人干部的工作，向他们讲清利害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也要协调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要注意做好回乡大学生的工作，主动解决在整风过程中反响比较强烈的一些问题，以期化解矛盾，争取主动，将主要矛头对准右派。

　　根据右派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反右派斗争的重点确定为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要求相关党委召开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座谈会，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右中左的人都参加，在鸣放辩论中使右派分子暴露出来，进一步锁定右派对象，确定反右派斗争的目标。对民主党派也是有所区分，重点点了民盟和农工民主派的名。就是对民盟也仍然肯定其多数是好的，或者是有希望改造好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也只是有大约百分之十以上。这样就不仅有利于团结左派和中间派，还可以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反右派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分化右派。要将仅有右派言论和既有右派言论又有右派行动的人区分开来。对前者侧重于争取和教育，一般不要轻易戴上右派的帽子。

　　中央还制定了右派划分的标准。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制定的标准越来越详细具体。从毛泽东在六月十九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到七月十一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直到十月十五日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发。这些规定成为划分右派的重要指针。

　　当反右派斗争在省市两级深挖和向地县扩展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特别要求省市要加强对地县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同时还要求，划分右派一定要实事求是，没有右派就不要乱找;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划分右派要以事实为根据，要使绝大多数人心服口服;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要边整边改，取信于人。等等。

　　从以上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风过程中，当出现右派分子的进攻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了反右派斗争的决策。为了指导这场斗争的顺利进行，通过指示和文章，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措施。如果这些政策和策略能够真正得到贯彻执行的话，又怎么会发生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呢?

　　可是后来的史实却证明，在反右派斗争中，确实发生了扩大化的失误。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内容也是适宜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7、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反右派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发起，到九月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已划右派6万余人。当时估计，右派最多有15 万左右。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单位还规定了划右派的具体数字指标，而上面规定的指标在下面一些单位也被突破了。一九五七年冬至一九五八年春，在全国中小学教职工中开展反右派斗争，仅小学教员中就划了10 多万右派分子。最后到一九五八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整个运动历时一年，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157]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分期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至一九六四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九月，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进行复查，截至一九八一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都得到了改正。[158]

　　由此我们看到，改正的面是很大的。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当然应该予以改正，就是“其中有些人是属于可改正可不改正的”，也“本着从宽的精神予以改正”，后来改正的占55 万多被划右派分子的98%以上。[159]基本上是“一风吹”了。这是当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为了分化争取右派分子，创造一个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要求。从后来的情况看，这种作法的效果并不理想。

　　既然被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人后来都予以改正了，那么是不是就说明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错误的，当时本来就不应该发起反右派斗争呢?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决策的错误呢，还是实际执行中的错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呢?由此引发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1)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和发起反右派的决策是正确的。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文件中将右派定性为敌我矛盾，这个定性正确不正确呢?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在整风运动期间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的若干史料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起草的文件中多次表示，在整风运动中对我党所提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批评和建议是正确的，即使有些批评措词尖锐，我们也一定要虚心接受，认真改正缺点和错误。可是右派分子却不是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从批评和自我批评出发，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来提出批评和建议，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说明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区分右派与否的根本标准。既然右派的根本目的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那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也就自然要定性为敌我矛盾了。因而我们说这个定性是正确的。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还看到，在右派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攻击后，五月十四日、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期间毛泽东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表明，右派的进攻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度警觉。虽然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简短讲话已经表明决定要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我们注意到直到六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正式发起反右派斗争。右派进攻从引起中央警觉到最后中央发起反右派斗争，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时间，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发起反右派斗争是慎重的，是在全面观察和分析了右派分子的行动以后，经过权衡利弊得失才做出的反右决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当时如果不能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就难以获得稳定的政治局面，巩固党的领导地位，难以建成社会主义，因而我们说反右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

　　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后来通过的党的历史决议和主要领导人的谈话中获得印证。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60]

　　虽然我们对历史决议的基本观点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我们认为决议在反右派问题上的这个判断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可以认同的。

　　后来，邓小平在谈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时，多次肯定了当年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当然也谈到了扩大化的问题。

　　邓小平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161]

　　邓小平在一九八○三月十九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162]

　　邓小平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就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163]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历史决议和邓小平谈话的文献资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九五七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及发起的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这种正确性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一个事件上得到反映。

　　当年在反右派斗争中茅于轼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七八年后平了反。但是他却说当年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现在平反了就说明“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以此来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看他下面的自白。

　　茅于轼说：“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茅于轼：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 1978：平反之年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如果政府不雇佣你，你还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富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1978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据我看来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但是这件事至今还留着尾巴，并没有彻底给予解决。(编辑：陆思同)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茅于轼：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 1978：平反之年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如果政府不雇佣你，你还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富强之路。　　平反，并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164]

　　从茅于轼的这个自白中我们看到，一九五七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及做出的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当时茅于轼虽然还比较年轻，不是右派分子的骨干，在大右派中还排不上号，但像他这样的右派还不是少数。直到几十年后，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识还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近年来，茅于轼打着资本主义的旗号，组织了一个傀儡机构—天则研究所，拿着美国人的钱，到处宣扬“普世价值”，就是想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重新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时候的茅于轼可真算是右派中的死硬派了。一九七八年后我们党从分化、争取右派的良好愿望出发，给茅于轼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却又燃起他的资本主义激情，加速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由此我们认为一九五七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及做出的反右派的决策是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行动，这是一场护宪运动，因而是正确的。

　　(2)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分析。

　　在反右派斗争中出现扩大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出版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中有一段分析，我们引述如下：

　　由于当时复杂的情况，卷进去的人们情况各有不同，属于敌我矛盾的人是极少数，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确有一些处于敌我矛盾边缘、拉一拉就可以过来的人，也有一些一时还难以分清属于哪类矛盾的人。还有一些情绪偏激但并不是出于敌意的人，甚至只是对本单位领导提了一些尖锐意见的人。这几种人中的许多人都被划成了右派，打击面严重扩大。[165]

　　从这一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的是极少数，而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判断基本上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紧接着下面又列举了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四种情况：处于敌我矛盾边缘的人被划为右派;由于一时难以分清是属于哪类矛盾的人被划为右派;当时情绪偏激但并非从根本立场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被划为右派;对本单位领导提了一些尖锐意见的人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这几种人中的许多人被划为右派，才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有见地的。

　　不过，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果真正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六月二十九日将“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与“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的指示，[166]还会发生将处于敌我矛盾边缘的人划为右派的结果吗?至于一时难以分清到底是属于哪类矛盾，当时倒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如果真正贯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中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按当时规定的标准来划右派，后来还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吗?如果真正贯彻执行了毛泽东五月十六日起草的“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的党内指示，还会出现将情绪偏激的人，将对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分子的严重后果吗?[167]

　　令人遗憾的是，党史著作的作者们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地分析，也没有对这四种情况在反右派扩大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深入地分析。

　　后来邓力群在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时候也曾说道：“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168]

　　从邓力群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虽然他在讲话中采取了一种设问的语气，但是他的意向是明显的。他认为毛泽东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理论和政策是正确的，后来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由于违背了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在反右派斗争中，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不少单位负责人，借助反右，假公济私，针对在整风运动期间对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党内外人士打击报复，发泄怨恨，这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作出这个判断，可能会有些人不理解，认为是武断地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推给了各单位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党员干部，是所谓“决策者无过，执行者受罚”，果真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扩大化了，把许多在整风运动期间给单位负责人提了批评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把这些在整风运动期间响应党的号召勇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分子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党内外确实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反映：党外反响热烈，传达快;而党内却反映迟钝，传达起来颇费周折。党内确有不少领导干部从思想上和认识上对此持抵触态度。当然这里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经验不足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毛泽东提出这些观点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和约束领导干部的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他们的这种抵触显然更具有维护个人利益的因素。正是由于这样，才导致他们不能在整风运动中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们提出的批评性意见。一旦由整风转为反右后，就乘机反击，成为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背景。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这里就从两个事件说起。

　　一个是整风反右期间发生在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个事件为什么叫“二王、八司马事件”呢?我们还要先从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说起。

　　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是指唐顺宗永贞年间，王伾、王叔文执政，针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他们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颇得民心。但革新只进行了146天，随着顺宗逊位，宦官集团又联合地方节度使整垮了王叔文集团。为首的二王：王伾贬为开州司马后，不久病死;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其属下柳宗元﹑刘禹锡等八员干将，统统被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在整风反右中发生在中办秘书室的事件，恰巧牵涉到了八名科级干部，而支持八人的领导又恰恰是二人(田家英和彭达璋)，毛泽东就把他们比喻为“二王、八司马”，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 后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事，告诫大家要从中吸取教训。

　　那么，中南海里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的事实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还要从整风运动说起。这个事件跨越五七年和五八年两个年度，中间经历了一些曲折的过程。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办秘书室的几个年轻人给秘书室主任何载和支部书记王文提了不少意见。据戚本禹回忆，他曾对何载提出如下批评：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棘手问题绕道避开;何载思想右倾，苏共二十大后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的秘密报告。

　　结果在六月份全国开始反右后，中直机关党委欲将八个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戚本禹，打成反党右派，说他们给领导提意见是向党进攻。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田家英和彭达璋也受到牵连，彭达璋已决定调出。他们不服，认为真正的右派不是他们，而是何载、王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何载曾秘密写了《建议书》，建议定他们反党。杨尚昆还讲到这样一件事：“(戚本禹)曾和刘华峰(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或中直党委的什么人吵过一架，态度很坏，为此曾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讲过他主张开除戚本禹的党籍。”

　　在双方争论趋于激化的时候，这个事件曾经因为一九五七年九月何载下放十三陵水库劳动，王刚接替何载主持中办秘书室的工作而一度平息了下去。

　　虽然何载离开了，但是中央秘书室关于谁是右派的争论却仍在继续。进入一九五八年后，双方的争论又趋激烈。后来刘少奇出面过问此事，从领导整风运动的角度考虑，经党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

　　戚本禹讲：“正是这个工作组，在中直党委的支持下，把我们八个青年打成反党小集团。从三月到四月，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大会、小会残酷斗争。秘书室的同志都不敢跟我们接近了，我们成了比右派还要反动的反党分子。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因为在给我们定性之前，王光美那里一直退给我的文件，不退给我了。”王刚甚至以中直党委的名义整了一份林克的材料，托叶子龙交给了毛泽东。

　　那段时间的中秘室，林克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工作组甚至布置人盯梢(比如方世郁就是从青岛市公安局调来干这事的)，盯的对象是支持“八司马”的领导：田家英和彭达璋。四月二十三日，何载又写了第二封《建议书》，托人转给王刚。到四月末，反党小集团的宣布已是箭在弦上，林克回忆：“当时我曾含着泪对妻子说，为了不牵连你和孩子，准备离婚，我准备去劳改、去坐牢。”恰在此时，毛泽东要身边的秘书打电话给林克，叫林立即去广州。

　　林克走后，反党小集团就宣布了，戚本禹说：“对我们的结论已经作好了。就在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去新疆劳动改造时，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在外地的毛泽东，从林克那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派徐业夫来中秘室抄大字报。知道主席关心，双方都沉寂下来，批斗会也停止了，大家都紧张地等待主席表态。”

　　据林克讲，毛泽东一见他便明确表态：“有人就是要吃掉你，但是，他们吃不掉。”表态之后，才让林克汇报。汇报之后毛泽东就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

　　那次会，邓小平、杨尚昆、田家英都在场，毛泽东当众表态：“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秘书室有一群年轻人，敢想敢说，挺身而出，反对何载和王文。上边的党组织，中办总支和中直机关党委，不支持这些年轻人，反而支持何载和王文，打击这些年轻人……因此，出了个‘八司马’。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我提请注意这件事，并建议由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挂帅，组织力量，彻底查清，向党中央报告。”

　　五月一日毛泽东由广州飞武昌，是夜和林克彻底长谈。五月三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便在卧室菊香书屋召开了由中秘室对立双方都参加的会议。

　　参加菊香书屋会议的人，林克讲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党委工作人员晓岚，原中办秘书室主任彭达璋，林克、李公绰等八人，王刚、阎草等人。戚本禹回忆，还有田家英、邓力群(中办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

　　戚本禹说：“开会之前，主席照例对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然后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主席的话，一下子把我的紧张情绪解除了。”

　　“会议开始，主席让他们先讲，王刚等人不吭声，只有晓岚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等等。至于为什么定我们反党，她说：‘他们攻击中直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说：‘吆!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吗?’”

　　“轮到我们讲时，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的把柄，李讲话不硬气，田家英、彭达璋又不便讲，于是就当仁不让地讲起来。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秘书室和中办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璋。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彭、田却被说成是我们的后台。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确实有官僚主义。彭达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罢他用眼看杨尚昆，杨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出来打圆场。他先说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不对，话锋一转，又说青年人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双方应各打五十大板，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反右。主席当场反驳：‘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挨板子，那么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受了批评，邓力群后来改变了观点，1964年我调《红旗》杂志社，时任副主编的他热情地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会议最后，毛泽东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其要点如下：

　　“我的讲话也不顶事，在广州讲了，到北京就不灵。按兵不动，也就是消极对抗。”

　　“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

　　“谁叫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久仰大名，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

　　“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

　　“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

　　当晚八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大家立即展开讨论和揭发。不少人热泪盈眶、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169]

　　因为对“二王、八司马事件”的错误处理，中直机关第一书记杨尚昆，书记曾三、刘华峰都受到了批评或处分。杨尚昆虽然以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名义继续指导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两个党委的工作，却不再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的职务。

　　后来杨尚昆对此有一个回忆：如果评价我这个中直党委书记的工作，也是四平八稳的话，那么，到了1958年在秘书室整风反右运动中，我被指责为“扶右反左、插黑旗”，就茫茫然了。事后，我辞职未成，但已开始物色适合担任中直党委书记的人选，准备换届交班。[170]从杨尚昆的回忆看，他对自己当年的错误并没有想通，还是耿耿于怀的。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中央书记处是在一线直接负责全党反右派斗争的，杨尚昆这个时候还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成员竟然有此认识，这对于反右派斗争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了。

　　这就是发生在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的整个过程。这个事件发生在毛泽东身边，还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才将“二王、八司马”的冤案翻过来的。毛泽东甚至还说了“我的讲话也不顶事，在广州讲了，到北京就不灵。按兵不动，也就是消极对抗”的话，这说明即使在毛泽东干预的情况下，也有人还在负隅顽抗，这就足见当时官僚主义势力的强大了。

　　不过，所幸的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终于翻了案，没有重蹈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的覆辙，还算幸运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事件却没有这么幸运，即使在毛泽东过问的情况下，被错划的右派也还是没有能够改正过来。

　　这个事件就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曾经对李慎明谈过的他们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情况。李慎明后来回忆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告诉笔者：“1957年10月间的一个周末，我与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斋跳舞。毛主席问我，仲丽呀，你们单位打了多少个右派?当时，我任友谊医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我回答，十二三个。主席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我说，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个科室。基本上是一个科室打了一个。主席说，你们是搞自然科学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别一下，砍它一半?那时的保密观念和纪律观念强。回到医院我又不能说是主席的指示。我们总支讨论多次，要往下砍，但每个科室抓了一个，每个科室主任都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因为每个科室抓的‘右派’，往往都是本科室与自己对着干的‘刺头’。在整风时，这些科室领导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特别是言辞激烈的人，十分窝火。整风被迫停止开展反右斗争后，正好给这些领导提供了出气的机会。在我们当时的友谊医院，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在整风时要给科室主任提意见，一位老同志劝他说，这个主任官僚主义确实严重，但他报复心也很强，你还是不提为好。这个小伙子说，党开展整风号召群众提意见，就是让他改掉这个官僚作风的，为什么不能提?这位老同志摇头说，你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小伙子说，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那位科室主任说，你敢说党是老虎?这还不是典型的右派?!我原打算解脱几个人其中包括这个小伙子的，但由于各科室领导的坚持，原来划定的十多个右派，一个也没被砍掉。” [171]

　　我们看到，朱仲丽所在的友谊医院就是在毛泽东过问的情况下，错划的右派一个也没有能够减下来。虽然当时的科室主任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意见。但是从他们谁也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右派”来看，还是有来由的。因为这些“右派”在整风运动期间大都给自己提了不少批评意见，因而他们就利用反右的机会，乘机树威，公报私仇，拔掉自己的“眼中钉”，这也就足见这些人的官僚主义有多严重了。

　　李慎明由此作了一番评论，他说：“笔者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可能有一定的普通性。有些人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极不公道的。”“我们也应看到，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不少人也有直接的责任。整风被迫中止开展反右后，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此后，群众给领导提意见都是小心翼翼的了。1957年以后，我们党又开展几次小规模的整风，但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的扩大化，成效都不明显。”[172]

　　李慎明虽然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可能有一定的普通性”，“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但也只是比较谨慎地承认了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问题，他没有进一步对这些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过程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进行深入分析，并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在右派的进攻下毛泽东当时对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同时又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修改联系起来，从而得出“左”的错误开始出现的结论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他的认识还是有局限性的。

　　刚才我们列举的这两个事件，都是由于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对在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典型事件。到底这是两个偶然性的事件呢，还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果是两个偶然性的事件，那么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对在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意见的人的打击报复行为就不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两个事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那么这些负责人的打击报复行为就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在建党七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书中在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时，是这样评述的：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片面性，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即使方向有偏差，也应该通过讨论和教育来解决，不应该当作反社会主义加以打击。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由于反右扩大化而使更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173]

　　从这段评述中我们看到，被划分“右派分子”的人中，除去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以外，大部分是被错划的。错划的原因，一是由于“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造成的。一是由于“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却被“当作反社会主义加以打击”造成的。前者属于打击报复，假公济私，后者主要属于认识问题。

　　就是这些认识问题，也是由于对中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指示出现了认识上的错误，才导致在处理上出现不当造成的。试想，如果按照中央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为的人不要轻率划为右派的指示，[174]以及规定的其他一些标准，还会在这方面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结果吗?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评述中着重指出了许多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的人借机进行打击报复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但是也不过是比较委婉地说这是由于这些干部把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没有对这些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明确的界定。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时也曾说：

　　“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

　　“由此说整风、整党到后来，除了所说的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效果大不相同。应该讲是毛主席接受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175]

　　从邓力群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主要还是因为各单位负责人没有执行毛泽东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政策，对在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打击报复造成的。这样经过反右派斗争，全党的三风不是减少了，反而是更厉害了，整风的目的没有能够达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领导干部假公济私，把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并没有什么异议。这里的分歧在于这些领导干部的作为在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问题上到底是起了重要作用呢，还是主导性作用?

　　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确定的判断，就必须弄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问题上到底是否制定了相关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以及这些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的执行与否对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必须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考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否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

　　从前面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反右派斗争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问题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其中不少指示还是毛泽东起草或修改的)，毛泽东也在《事情正在起变化》、《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几篇文章中不仅就这些问题进一步作出了说明，还对反右派斗争从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上作出了新的分析和指导。从这些文章和指示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反右派斗争从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上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如果这些文章和指示规定的基本原则能够被从事反右派斗争的绝大多数干部严格遵守和执行的话，又怎么会发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呢?

　　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这些文章和指示规定的基本原则没有被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绝大多数干部严格地遵守和执行?难道单纯是因为他们理解和认识上的错误才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结果吗?

　　我们承认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干部在理解认识上的错误确实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但是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重要原因，却并非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因为像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在一般情况下本来是不难分清的。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也说“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176]

　　而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绝大部分人是错划的，这错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人又是给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意见的人。既然被错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给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同时在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政策与标准也是不难分清的背景下，这些提了批评意见的绝大多数人却最终被错划为右派，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认为他们正是由于在整风运动中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给这些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性意见，才被这些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干部划为右派的。因而我们说这才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下面的一个史实上获得进一步的验证。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已划右派分子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40万人。[177]

　　在对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于十月十五日下发。[178]

　　这个标准虽然下发的晚了一点，但是这个标准如果能够被负责反右斗争的单位负责人严格执行的话，在已经划了62000多人的右派分子，就是在会上的透“底”估计才有约15万右派分子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出现比透“底”估计还多划40万右派分子的不幸后果呢?就是会上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15万右派分子，在会前也已经划了62000多右派分子的情况下，如果严格执行这个标准，又怎么会出现再划88000人为右派分子的结局呢?就是对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62000人，还可以根据这个标准进行甄别平反啊!

　　可见在当时虽然中央通过了这样的政策和标准，但是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单位负责人，却置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标准于不顾，主观随意地划定右派分子。从所划右派分子中有许多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响应党的号召给单位负责人提了不少批评意见的人来进一步分析，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负责人的打击报复是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既然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的打击报复是造成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斗争的政策、策略及标准的情况下，这些负责人为什么能够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于不顾而能够肆意妄行呢?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央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书记处和地方省市级党委的问题了。

　　② 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反右派斗争指导和监管不力，致使反右派斗争失去控制，这是从领导和组织实施上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中央书记处和省市级党委指导和监管不力，当然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中央书记处一般不直接划定右派，而是对各地进行的反右派斗争进行指导和监督，以保证反右派斗争的顺利进行。地方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指导和监督本区域的反右派斗争。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问题上，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导和监管不力，这是没有疑义的。但问题是这种指导和监管不力，从领导和组织实施上来说，到底是一般性的原因呢，还是主要的原因?

　　从前文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可以看到，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的杨尚昆显然对此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就是在文革以后，他也没有对此承认错误，还是对当年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耿耿于怀的，甚至还想给这个事件平反。作为书记处成员的杨尚昆尚且有此认识，那么作为具体负责全党反右派斗争的中央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作用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和反思。、;了。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在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时说：“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179]

　　从邓力群的国史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只是泛泛地谈到了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的责任问题。在反右派向省市级以下单位开展的时候，书记处没有对地方党委的反右派斗争进行监督和指导，总以为有了理论和政策，照政策办就行了，对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干部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没有检查和督促，结果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中央书记处的一些领导成员，后来在谈到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时，也谈到了书记处的责任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一九八○二月二十九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80]

　　黄克诚一九八○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中说：“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成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181]

　　从两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都认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不能由毛泽东一人负责，作为当时书记处的成员，他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他们承担了自己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上的责任，这也就承认了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上的责任。这也就说明书记处指导和监控不力，确实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不论从邓力群的国史讲话，还是邓小平、黄克诚的讲话，他们都承认书记处指导和监控不力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从领导和组织实施的角度看，书记处和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导和监控不力，到底是不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呢?他们的讲话并没有做出这样的界定。

　　现在我们先从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作用上来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中央书记处是领导全党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指挥机构，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具体领导地方的反右派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就反右派斗争中的策略及划分标准问题也作了明确规定。其中许多指示还是毛泽东起草的。在中央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斗争策略及划分标准后，下一步就需要中央书记处和省市级党委来具体组织实施了。能不能将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落实下去，并指导和监控反右派斗争的发展，对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上来，以供中央参考，并及时提出调整反右派斗争政策和策略的建议，这是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特别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中央作出的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又制定了适宜地方针政策、斗争策略及划分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正确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就主要取决于对这些政策措施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了。因而从领导和具体组织实施的角度上讲，反右派斗争的重任就落到了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的肩上。他们能否正确而又妥善地组织实施反右派斗争，就成为反右派斗争能否避免扩大化的决定性因素。

　　下面我们再从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占所划右派分子的比例上来进一步分析。

　　我们知道，九月二十日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已划右派分子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40万人。这多划的40万人还是在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产生的。 [182]

　　这个标准虽然下发的晚了一点，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标准下发的时候，才划了62000多人的右派分子，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也才有15万右派分子，如果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严格按照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这个标准，怎么会再有88000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呢?更何况比透“底”估计又多划了40万右派分子?就是对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62000人，也可以根据这个标准进行甄别和复查啊!

　　不论是透“底”估计中的88000人右派分子，还是比透“底”估计又多划的40万右派分子，都是在八届三全会中央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产生的。这个时候，反右派斗争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的《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就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183]

　　可是，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同时又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各单位领导人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违反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向，但是为什么中央书记处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却没有对此进行纠正呢?如果他们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及划分标准去领导、组织和检查反右派斗争的话，又怎么又会出现近49万人被划分右派分子的结果呢?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具体负责全党和各地反右派斗争的工作。被划为右派的55万多人中的近49万人是在反右派斗争向省市自治区以下展开，中央也已经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而毛泽东又要求他们对反右派斗争随时给予检查和教育的情况下出现的。对地方在反右派斗争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问题，不论是中央书记处还是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该予以及时的指导、检查和纠正，可是他们却没有能够这样做。因而我们认为从领导和组织实施的角度上说，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导和监管不力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③ 由于斗争对象和划分标准的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尚未被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掌握，在反右派斗争中又缺乏经验，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前进行的群众运动，不论是土地改革运动，还是三反五反运动，虽然斗争的对象不同，但是划分的标准往往在数额上有着明确的规定。土地改革运动中，把占有多少亩土地，是否存在剥削行为作为划分是不是地主、富农的标准。在三反中，又往往把干部贪污多少钱作为区分大小老虎的主要标准。五反中则往往把资本家行贿、盗窃国家财产及偷陋税的数额作为主要的标准。这些运动中，在划分的标准上，往往在数额上有着明确的规定，因而操作起来，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对号入座”了。

　　这次反右派斗争，则是针对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在划分标准上没有也无法从数额上作出明确规定，因而执行起来就比以前的运动存在不少困难。以前的标准有明确的数额限制，而现在的标准则是抽象的，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明确的数额限制。后来虽然制定了统一、具体、可操作性的划分标准，但是这些标准仍然不如按规定的数字划分起来方便易行，直接套用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起来就容易出现偏差。

　　同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刚刚提出，尚未被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掌握。 在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没有真正理解和灵活把握的情况下，贯彻执行起来也就容易出现问题。一种再好的理论，在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时候，也只能是纸上的东西。列宁指出：“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又说：“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事实的确是这样。[184]

　　又由于过去又没有搞过这种斗争，缺乏经验可以遵循。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到底什么样的言论属于右派言论，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右派行为，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划分右派，什么样的人属于右倾，什么样的人属于中间偏右分子，虽然有了政策的规定，但是要真正划清界限，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摸索和研讨。

　　这样就容易采取简单化的作法，将所有提过意见的人，看成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将他们划为右派。正是因为这样，在反右派斗争中，才容易出现判断上的失误。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属于敌我矛盾。这样处于对敌斗争的仇恨，反击起来，也往往出手重，打击狠，容易造成扩大化。

　　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反右派斗争的特殊性，难以像过去运动中那样从数额上制定出明确的划分标准，也由于广大党员和干部没有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又由于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区分上，没有经验可循，存在一定难度，一时又难以辨别清楚，才造成了处理上的偏差，这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个重要原因。

　　④ 反右派斗争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而群众运动自身是存在副作用的，这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过去我们党搞过多次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在号召群众，组织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行对敌斗争，完成革命任务方面，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党的历史上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群众运动也是有副作用的。在群众发动起来后，有其自身发展的惯性，在没有得到有力引导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盲动性，从而使群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控制，甚至会产生破坏性。即使得到了有力的引导，其自身的副作用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因而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在颐年堂与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谈到群众运动时说：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185]

　　从毛泽东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他着重指出了群众运动的副作用，有人总想利用大民主来整人，因而这个时候搞大民主是不适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要接受以前的教训，探索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

　　但是反右派斗争为什么又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呢?

　　这是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从性质上说属于敌我矛盾，是对敌斗争。发动群众进行反右派斗争，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要求，是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方式。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反右派斗争，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经受锻炼，接受教育，增强他们的鉴别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培养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因而就在反右派斗争中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

　　右派的进攻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他们早就对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极为不满。这样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给了他们同右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他们就大张旗鼓地同右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就使群众运动的副作用迅速凸显出来，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又一动因。

　　邓力群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这样说道：“还有一点应该说到，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6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18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群众运动本身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右派的进攻又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这样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就使得群众运动的副作用急剧发展起来，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⑤ 毛泽东没有将反右派斗争一直负责到底，致使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偏差，这也成为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前后，毛泽东起草了一系列的指示和文章，对右派进攻的性质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及斗争策略作了明确规定，指导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展。在七月召开的青岛会议上，毛泽东在和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后，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既对前一段反右派斗争进行了总结，又对下一段反右派斗争作出了部署，还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

　　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八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187]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看到，他认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这样在反右派斗争已经走上轨道的情况下，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也就放在了农业及其他工作上来了，因而整风反右只占了他讲话的一小部分。[188]这说明毛泽东工作的重点已经从反右派斗争转移到了其他方面。

　　而后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的大局已定，就将这个工作交给了处于一线的中央书记处去负责，而自己将精力转移到另一个方面去了。因而我们也就难以在文献资料中找到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起草或批发的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文章或指示。

　　恰恰在此以后，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

　　我们知道，在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已划右派分子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40万人。[189]由此看来，八届三中全会后又划了右派分子488000多人。

　　邓力群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曾说道：“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190]

　　从邓力群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中虽然作了数字的控制，但是他没有将反右派斗争一直负责到底，而是在反右派斗争发展到省市自治区以下后，将反右派斗争转交别的领导同志负责，“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去搞别的工作了。这却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七月份以后，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就开始将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农业上来了。八届三中全会后，他将反右派斗争交给在一线工作的同志，自己将精力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可是就在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全国才划了右派分子62000多人。在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却又划了右派分子488000多人。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也主要产生于这个时期。因而我们说毛泽东没有将反右派斗争一直负责到底，致使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偏差，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以上我们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没有将反右派斗争负责到底、群众运动的副作用以及缺乏经验确实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却并非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不少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对在整风运动期间给自己提了意见的人，打击报复，寻私舞弊造成的。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书记处和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又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并具体纠正这些错误，这样就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3)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问题。

　　我们上面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那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问题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不少单位负责人，借助反右，假公济私，针对在整风运动期间对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党内外人士打击报复，发泄怨恨，这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因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责任就应该由具体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来承担。

　　我们注意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主要是在转入省市自治区以下的时候发生的。一九五七年八月初，反右派斗争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深入挖掘的同时，开始将主要力量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以下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到九、十月间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时，才划了62000名右派分子。在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又有前一阶段开展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八届三中全会也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到运动结束时又有488000余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作为一线从事反右派斗争的各单位具体负责人显然应该承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责任。

　　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反右派斗争指导和监管不力，致使反右派斗争失去控制，这是从领导和组织实施上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因而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应该承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领导责任。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毛泽东就提议中央分一、二线。毛泽东处于二线，主持大计，一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日常工作。往往是在方针政策作出决定以后，毛泽东就退居幕后思考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而由一线的中央领导同志来具体组织实施。一九五七年八月以后，当反右派斗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别的工作上去了，全党的反右派斗争就由中央书记处来具体主持开展了。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到八届三中全会时才划了62000多名右派分子。这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

　　可是当反右派斗争转入省市自治区以下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后，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了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谆谆给予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党内指示，[191]这个指示不仅是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也同样适用于此后具体主持全党反右派工作的中央书记处。

　　在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又有了前一个阶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八届三中全会又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反右派斗争的标准》，并在中央要求对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的反右派斗争随时进行检查和指导的情况下，却又划出488000多名右派分子。这恰恰是中央书记处具体主持全党的反右派斗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持本地反右派斗争的阶段。

　　在毛泽东主持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反右派斗争的第一阶段，全国总共才划了62000多名右派分子。在整风期间，闹得最凶的也就集中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因而这里面有不少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这个阶段虽然也有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但其比例在整个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中是很小的。

　　在中央书记处具体主持全党反右派斗争和省市自治区主持本地反右派斗争的第二阶段，总共划了488000多名右派分子。这个时期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占了整个被错划右派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主要是在这个阶段发生的。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没有按照中央已经制定的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及《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去检查和指导工作，及时纠正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致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因而我们认为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应该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负主要领导责任。

　　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领导责任。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右派进攻的性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机、政策和策略都作了明确规定，在他主持的中央全会上又制定并下发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到别的工作上去了。在反右派斗争转入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后，他仍然担心反右派斗争可能会出现偏差，于是又起草了要求省市自治区对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反右派斗争及时检查和指导的党内指示，但是不论是具体主持全党反右派斗争的中央书记处，还是主持本地反右派斗争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没有很好地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尽管这样，鉴于毛泽东担任着中央主席这一领导职务，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也与他对工作的监督不力有关，因而我们说毛泽东也是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领导责任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负有主要责任。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领导责任。

　　8、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仍然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层历史原因分析。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显示，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也已经结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索，最终确立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

　　那么，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阶级矛盾还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下面我们就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研究这个问题。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探索。

　　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到底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又是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他并没有轻率地做出判断。这是因为他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对这个问题经过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我们的这个认识可以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得到验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192]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已经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阶级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他并没有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阶级矛盾的实际存在情况区分开来，而只是概括地说阶级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将会层出不穷。这表明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了，对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的全国宣传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答问题时说：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193]

　　看来当时有人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仍然认为以阶级斗争为主，因而才在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了到底是以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问题。从毛泽东的回答看，他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现实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还是以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不过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具体说明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问题。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的。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么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194]

　　在这次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现在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过去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党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建党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们全党学会了阶级斗争，夺取了政权，改变了中国政治的面貌。现在我们全党也一定会学会经济建设。力争少犯错误，负出较小的代价，来实现我国的工业化。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就是全党下一步的任务了。

　　三月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同非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195]

　　从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显现出来了。他又进一步解释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含义，就是说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意识形态方面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我们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还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指出了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斗争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说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认识深化了。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时，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196]

　　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接着就要转入与自然界的斗争，实现工业化，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党要认识到这种变化，为实现这个任务而奋斗。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在我们面临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197]

　　从这次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指出了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出现的矛盾就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而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于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我们注意到，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时候，他还没有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而到同年九月召开八大的时候，却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表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新的理论的产生，并影响其发展。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也体现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中。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198]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甚至还要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这个时期出现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一般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今后出现的更多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会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要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九五六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甘肃省委向中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个矛盾，应当以哪个为主，毛泽东说，还要看一看，没有答复。[199]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谈到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时说，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200]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还是后来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里，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既没有对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作出肯定性的表态，又没有提及八大政治决议中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也没有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解释。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阶级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问题;也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仅仅是完成了经济战线(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没有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仅不能巩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且还会出现倒退，直至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生，这样就必然破坏而不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还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此进行新的研究和思考，以求在探索中确定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2)毛泽东对八大决议提出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表示质疑。

　　我们知道，在八大政治决议上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是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论断质疑呢，还有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才对这个论断产生疑问的呢?对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决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01]

　　这是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那么，在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和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见，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202]

　　由此我们看到，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通过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的。从他对八大政治决议“琢磨了半天”来看，当时对这个论断还是有疑问的。由于大会快闭幕了，时间比较紧迫，毛泽东当时又没有发现什么别的问题，也就认可了。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他的疑问，随后他又对此提出了质疑。那么，他提出质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当有人问道，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说：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年，不是先进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203]

　　我们看到，毛泽东驳斥了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指出这个论断是错误的。在如何纠正这个错误，以便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在进行着探索，但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因而他希望大家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谈话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当时还未开展反右派斗争，我们再结合前面的文献资料就可以断定，毛泽东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疑问，并非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才产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这就表明他不是因为反右而是在此前就意识到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存在着严重问题。

　　那么，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知道，社会主要矛盾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只有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纲挈领，势如破竹，以点带面，推动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从当时社会存在的多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中去寻找，而不能置这个矛盾体系于不顾，从将来或外国的发展历程中去寻找。正是从这里出发，毛泽东才说将落后的生产力与外国比较，或者与将来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也是在理论上说不通的。这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会出现两种解决矛盾的方法：一种是改变社会制度以使它“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来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得到解决。

　　如果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这一矛盾出发，就容易使人认为既然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同时这又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还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社会主义制度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因而才产生了这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应该退回去，重新确立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就是生产关系)，这样就会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论来。于是当时党内就出现了要搞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