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抗战系列丑闻(一）

【国军抗战丑闻一：投敌数高于杀敌数】日原生省1964年统计侵华日军亡43.56万人（美数据44.7万），就算全为国军打死。国军投敌50万人（见李敖《蒋介石评传》，《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11章3节：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国军抗战丑闻三：日军称国军为“友军”】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章第1节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国军抗战丑闻四：日本为对付中共放蒋介石一马】《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11章5节：“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日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记录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一次谈话：“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国军抗战丑闻五：污蔑中共游而不击】日《朝日新闻》1944年1月15日载1943年战果：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遗体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国军抗战丑闻之六：降官如潮，降将如毛】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投降日军自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事实上还不止），直接降日正规国军50余万，占全部伪军的大半。

【国军抗战丑闻七：塘沽协定丧权辱国】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派熊斌与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实际承认日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自由出入区，中国军队不得越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中外约章汇要1680-1949》592页-593页）。

【国军抗战丑闻八：蒋卖满卖蒙卖国】“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比表示承认毫无异议”，中方主张“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今井武夫回忆录》132-134.136.341页）

【国军抗战丑闻九：力量占优却吞“九一八”苦果】事变前，东北军、关东军在北大营兵力比8千:3千，在奉天为9万：1万零5百，直隶热河可驰援东北军25万，5个空军航空队，22艘舰船、3千余海军，不发一枪沦丧，9.5万支步枪、2500挺机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及大批物资拱手献敌。

【国军抗战丑闻十：同室操戈，亲痛仇快】对苏区“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人要换种”，1933-1936年东北沦陷、华北危急，蒋却集力杀自己人，吉安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被杀300多万，福建被杀100多万。1942年1月5日“皖南事变”，9000多新四军仅千余人突围，副军长项英一下20多名高级指挥员遇害

【国军抗战丑闻十一：炸黄河堤害人命无数】一九三八年的炸堤，使黄河改道，水淹二十余县，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淹死的人数接近一百万（日军只有几千人），并引发一九四三年大饥荒（中国百姓死了一千万）——李敖《蒋委员长是这样领导抗战的……》

【国军抗战丑闻十二：畏敌自宫长沙焦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日军尚离数百里，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士兵误为信号，大举火烧城三昼夜，烧死2万余人。此事根源在蒋致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李敖《蒋委员长是这样领导抗战的……》

【国军抗战丑闻十三：空自独得巨量苏援】1937-1939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1千架飞机，2千名“志愿”飞行员，5百名军事顾问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一直延续到1941年。以上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中国共产党人。抗战四年半后，西方民主国家援助总额才与苏大约相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657、658页）

【国军抗战丑闻十四：农民被榨太甚竟致攻杀国军】几十万河南农民被征来运粮和开挖壕沟，近一百万人被征加高黄河堤，因不得工钱、常得自备饭食，他们的愤懑表面化了。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692、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