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民主转型后一直动荡不断，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并未使国家回归常态。近日，埃及多所大学学生爆发反政变示威，反对“政变者的宪法”和国家军事化;而军方则对前总统不依不饶，检方以涉嫌间谍罪及恐怖主义罪行起诉穆尔西，埃及“政治极化”仍将持续。
如今的埃及面临三大困境：一是分权和集权的问题。民主化往往意味着多党竞争和分权制衡，但分权必然导致中央政府威权弱化，不同程度丧失国家能力，国家运行陷入“功能紊乱”。如何克服阿拉伯国家惯常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悖论，埃及至今没有找到答案。
二是民生和民主何者优先的问题。在特定时空下，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两大目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如果要实行宪政民主，前提则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埃及等中东转型国家将民主化放在优先位置，反而使经济变革变得更加困难，民生更难改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埃及人也没有答案。
三是世俗化和伊斯兰化的矛盾。在深受伊斯兰文化熏陶的中东国家，民主化往往导致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势力得势，并随后推行伊斯兰化政策，但此举无形中引发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的对抗，而要恢复世俗化道路，又主要靠威权统治。要么是“专制的世俗化”，要么是“民主的伊斯兰化”，惟独没有“世俗的民主化”。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埃及人同样没有答案。
实际上，导致埃及当初衰落的根源是政权阶级基础的权贵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而与威权政体本身关系不大。将“民主化”作为药方，事实上并没有抓住埃及症结的主要矛盾，反而弄丢了“稳定与秩序”这一基本公共产品。政治乱象又使整个经济深受牵连，日趋恶化。目前，外汇储备从2011年的360亿美元降至2013年的160亿美元，国际信用等级降低16位。有分析称，这场革命从经济意义上使埃及倒退至少15-20年。
埃及经历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教材。2011年中东剧变刚发生时，不少国人充满艳羡，一厢情愿地将这场剧变称为“阿拉伯之春”。但随着“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秋”乃至“阿拉伯之冬”，那些曾经表达对埃及民主化进程羡慕的人，如今也缄默无语。任何不怀偏见的国人开始明白：稳定与秩序远比廉价的民主化更能带来福祉。
在这方面，中国的经验值得提及。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使中国明智地绕开了“普适价值派”给中国设定的民主陷阱，使中国没有像苏联和当前的埃及这样日渐陷入迷途。如果将现行政体比喻成一座房子，政治改革不等于“拆房子”，房子里面虽然有点脏，但进行“大扫除”才是成本小收益大的聪明做法。而当前中国新一届政府倡导群众路线，反四风等改革举措就是在“大扫除”。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打扫完灰尘和污垢之后，这座房子会越变越干净。▲
(原标题：田文林：埃及“拆房式改革”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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