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谈《关于调查工作》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61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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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看就是了。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呢?
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最近，中央的文件提到农村要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会，需要重新夺取政权的那些地方，更要建立强有力的贫农、下中农代表会，因为现在还存在着阶级。
剥削阶级，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被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不是一点也没有了?要做调查研究，可能还在有一些地方没有打倒，还在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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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包五保户，照顾困难人是有眼睛的，不会看着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农民自己说，他们饿饭，不照顾他们。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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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对于海归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这种错误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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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查的技术：
第一点是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要做讨论式的调查，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
第二点是讲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从职业上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
第三点是讲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第四点是讲调查的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按纲目发问，这就要有一定的时间。
第五点是讲要亲身出马。这里讲，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身出马。我讲得很宽，那个时候也有点无法无天了。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第六点是讲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
第七点是讲要自己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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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熟悉了。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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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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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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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四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甲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这句话好让人伤心，真有人这样诋毁毛主席!您好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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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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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
我不是反对理论，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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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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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〇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那个秀才，年纪相当大了，很有味道，看我尊重他，就跟我讲了许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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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还说过，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究竟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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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
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
【这里有点春秋采风的味道。诗经300篇，大多数是采风得来的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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