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常常想到犹大。
大家都知道，犹大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为贪图三十块银币出卖了耶稣。为捉拿耶稣的人带路的就是他。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画的就是这个故事。我在佛罗伦萨看到了这幅名画，画面有些斑驳，但犹大那副手握钱袋惊慌又卑鄙的叛徒嘴脸，还是活灵活现。
自古以来就有叛徒。自古以来的叛徒，无不受到人民的唾骂。因为在人民的心目中，总是有一个判断是非的尺度。不管叛徒当年如何风光，总逃脱不掉遗臭万年。
最典型的要算秦桧了。此人已经死了八百多年，至今提起来，还是人人痛恨。杭州西湖的岳王坟前，有几个跪着的铁人，其中就有这个奸臣。前几年我去那里游览，看见秦桧的铜像满脸全是游客的痰液，真可谓万人唾骂了。而与此对照的却是含冤而死的岳飞英名长存。
当斗争最激烈最尖锐的时候，就会出现叛徒，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都是如此。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拥有大批大批的英勇战士和出类拔萃的英雄，但也常常出现叛徒。最典型的要算张国焘了。他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和高层领导，最后却卖身投靠，成为敌人特务机关的走卒。而叛徒们是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张国焘最后竟冻死在加拿大。
许许多多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都说：叛徒最可怕、最危险!因为他可以带着敌人来抓你，指着你的鼻子说你是共产党员。其实战争中也如是，一个肮脏的叛徒告密可以使军事计划全盘落空。因此，革命老同志都懂得：叛徒往往比敌人更可怕。
而今是天下太平，天朗气清，我们阵营里、党里，还会出什么叛徒吗?
过去的叛徒多属如下类型：一种是革命意志不坚定，一旦被捕，不能临危受命，软弱了，投降了，给敌人做事了;一种是入党就带有浓厚的投机心理，想借助党的事业把自己变成出人头地的人物，随着地位的增长而野心越发膨胀，最后碰了壁，就干脆反戈事敌。而今天的叛徒随着时代的变化却带有新特点。我这里说的时代变化是指相对的和平环境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在和平演变战略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广泛渗透;还有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持续灌输。在这种影响下，某些缺乏阶级斗争经历的年轻人，很早就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种人虽然加入了共产党却并不信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他们却从内心里厌恨阶级斗争，而相信那种人人应当相爱的抽象人道主义的胡说;马列主义主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他们却学着资产阶级的腔调，也骂这种政体是“极权政治”;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经济学说早已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而他们却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吹得天花乱坠，把它看成是挽救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在哲学上，他们主张取消一切革命斗争，实行全面调和，实际上是实行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总之，这种人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反对共产党，搞垮共产党，或把共产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至少是对资产阶级无害的俱乐部。这种人一旦爬上了共产党的高位，就会首先对准共产党开刀，最无情地打击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逮捕他们，迫害他们，审判他们，直到把整个共产党捣个稀巴烂，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捣个稀巴烂。
如果说，过去一个叛徒叛变，可以使一些党员遭受杀害，甚至搞垮一个组织、一个地区，而现在一个这样的叛徒占据了领导地位，就会使整个党、整个国家完蛋。过去敌人以数百万大军达不到的目的，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了。人们看看，这是多么危险啊!
现在大家常常谈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其手段是很多的。广播喽，书籍喽，电影、电视喽，各种文化渗透喽，通过贸易的接触喽，以及其他又打、又拉、又吓的手段喽，这些自然不能小看。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借助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来推行和平演变，他们尤其希望于自由化势力的代表人物，支持他们，吹捧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攫取共产党的高层权力。 事实也证明，并不是从国外派多少万人来搞和平演变，而是我们的“自己人”在推行和平演变，危害的严重性正在这里。因此，要真正抵制和平演变，首先就要认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也许正因为这个，我最近常常想到犹大。(作于1991年)
(魏巍(1920年3月6日—2008年8月24日)，本名魏鸿杰，笔名魏巍、红杨树，中国当代作家、诗人。抗美援朝期间，三次赴朝 ，写下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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