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西孔庆南孔庆北或者张庆南张庆西张庆北都一样，出口成脏是不好的。骂人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们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在爸爸妈妈的怀抱里面就被教育，骂人不好好孩子不骂人……

当年鲁迅被国民党通缉时，连夜逃跑，如果出200元无事了，也不会那么狼狈。毛主席处于厄境时用铜板给人行贿，还享受不了200元了事的待遇呢。缔造新中国的毛主席多少人千方百计的找事抹黑，想到这一点，在目前的局势下，就能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由于中国几大网站的微博不采取实名制，也使得以造谣、传谣为特点的中国式信息恐怖主义得以大行其道。一个化名“XX秦火火”的人，使用数个微博名号，利用铁道部动车事故、重庆案件等事件，一年之内制造了数起谣言，是典型的网络恐怖分子。中国需谨防信息恐怖主义。

能否这样说，没有被压迫者的阶级解放，就不会有被压迫阶级话语习性的彻底改造?对于草根大众的“骂人”习性，老一代革命家遵循的原则是不是在肯定其社会历史根源的基础上，不歧视它，不刻意制止它，在没有完成阶级解放之前适当顺应它，在实现了阶级解放之后逐步改造它?

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各阶层话语习性最好的时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那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被管理层的权力通过建立以士兵委员会为标志的草根民主制度向上提升，并将“群众反映”视为干部的政治生命。那些出口成“脏”性情“粗野”的老军头，哪个下连当兵的时候不“文雅”，不“温柔”?在毛泽东强调“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变成国民党”后，各级领导干部按照中央的要求下基层参加体力劳动的时候，领导和群众的话语习惯是不是都有了改变?

骂人“狗汉奸”被追究，确有汉奸言行(如袁腾飞等)的要不要被追究?如果只追究骂汉奸的，不追究真有汉奸言行的，政治立场何在?

究竟哪些人实际拥有言论独裁之权，且行言论独裁之实，却长年终日悲天怨地为“言论自由”而战？逻辑至此，有句形象的描述便要脱口而出：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不止如此，更有筷子还未放下、端着碗边吃边骂的，例如戴着口罩公开签售。

今天中国的网络有一种很奇怪的声音，他们无视国家的成就，千方百计的诋毁英雄，仇视人民，而他们还是些名人和有钱人，据说是社会的“精英”。看看我们的网络世界，正面力量所占比重还有多少？

近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在校生关凯元告孔庆东骂其“汉奸”获得胜诉，引起网络热议。然而，网友翻看其发表的言论发现，他本身正是一位“出口成脏”“脏话连篇”的人，而且公开发表支持茅于轼汉奸言论。网友感叹：孔庆东真的是没有骂错，对法院的判决纷纷表示不满。

孔庆东专门对准汉奸，对准各种各样的汉奸言论、汉奸思想、汉奸行为，在网络、视频论天下，打破了野鸡台、精英系把持主流话语平台的格局。孔庆东，是汉奸国贼们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 要格外警惕关凯元背后的妄图祸乱中国的国内外推手、黑手！

南方系作为新生资产阶级改旗易帜航母，大肆编造谎言歪曲真相、绞杀中国进步力量，早已屡见不鲜。譬如，腾讯用春秋笔法歪曲铁道部真相，进一步丑化政府形象；《南方周末》制造“汪晖抄袭”事件，针对 08年北川地震伪造 “史上最牛的官腔”等等。

也许我们不应该对“好人”茅于轼求全责备。但是，《南都》封杀了对他的观点的讨论，则封杀了许多对我们社会有益的思想。这是很难让人原谅的。如果我指出了茅于轼文章中的硬伤，《南都》也拒绝刊发，这无疑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我必须提出抗议。

近几年，接连不断的网络舆论事件对中国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势。例如723动车事件、郭美美事件、司马南孔庆东事件、南周新年献词事件、罗援事件、戴旭事件等等。而在这一连串网络舆论事件中，“秦火火”网络团伙所编造的谣言，无一例外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伪造炒作出芙蓉姐姐、凤姐、干露露事件、杨紫璐事件、郭美美事件，制造网络低俗、恶俗、下流文化的，也都是秦火火团伙。

秦火火团伙渗透互联网管理部门从而使中国互联网乱象多年得不到根治，这是改开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大“奇迹”。秦火火团伙，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网络黑社会。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很快就会“谣翻”中国！

腾讯网在其推出的主题《图话》“中日地震灾后对比”中，有意选择一组照片，大肆渲染此次中国雅安地震局部紧张场面，大肆渲染日本大地震后政府、民众和日本天皇的正面形象。实际上，日本大地震后不但哄抢偷盗事件上升，日本黑社会借机扩大地盘，而且历史上还有日本政府为稳定震后社会栽赃屠杀数千名无辜朝鲜人的反人类罪恶事件。中国军队救援以及志愿者救援从来不讲条件不讲报酬，而日本大震后进入核电站的所谓“英雄”事后被揭其实是被日本黑社会“胁迫”的。对这些，腾讯网怎么不报道不宣传？

腾讯网是中国的网站还是日本的网站？天地不仁，人间有爱，灾难面前媒体更应该宣传鼓舞人心的消息，而不是相反，否则很难让人不怀疑其背后的动机。

为什么要重新审查郭美美事件? 首先，郭美美事件不仅仅成为了红十字会的沉重十字架，而且成了整个公益慈善体制的十字架，甚至也有可能成为整个体制的十字架。其次，郭美美事件本身也存在很多争议，即便是今天来看，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郭美美炫富和红十字会之间的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用舆论力量来宣判红十字会死刑，显然不符合公知一再标榜的法治精神。再次，当时有些情况没有调查清楚，所以有再查的必要。　

客观而言，还有一个原因也加强了重新审视郭美美事件的必要性。这就是郭美美舆论事件中的公知水军的基本手法和在7.23动车事件中的公知水军的表现高度相似，而且参与主力基本是同一帮人。结果就是利用郭美美打残了红十字会，利用动车事件打没了铁道部，打伤了中国的高铁战略。两个事件中，受伤的都是国家的整体形象和利益，最大的得益者都是外资和买办资本，国家利益受损最终的买单者还是老百姓。

长期以来，中国弥漫着一种论调认为，凡是官方的都是坏的，是要改革的对象，而改革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私有化。慈善领域自然也不例外，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红十字会。当前舆论对郭美美“鞭尸”，无非就是在抗震救灾的当口，让红十字会再次信誉扫地。因此，在商业慈善的理念下，郭美美旧事被重提，等于是为民间最大合法的某基金争抢公众募捐提供了最强大的、现成的武器。

这是一次抢钱战役,目的只是为了在慈善的大蛋糕里切割一大块，实在是令人不齿。慈善红与黑是国有、私有争论的缩影，也是国有、私有抢占有利地形的延续。看不清这一点，就看不清当今中国五花八门的民间慈善。

2006年3月4日“改革”“精英”们在北京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 (简称3月4日西山会议)。 “精英”们在这次会议上共同阐述着他们的基本理论：改革中出现的分配不公问题，以及看病难、上学难问题，不是因为实行了市场化，不是因为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不合理，恰恰是因为市场化不够，只有政府放弃对医疗、教育的垄断，实行私有化，才能解决看病难和上学难的问题。

中国“精英”们此举，正表明他们在悄悄地、有条不紊地瓦解中国。他们不仅在组织上瓦解农民、工人，更在精神上瓦解社会的凝聚力，瓦解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已经搞垮了相当一些中国人判断是非的能力，搞得他们弄不清什么算“对”，什么算“错”，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精英”们还鉴于政府作用所谓的不到位，以他们自己制造的腐败问题为借口，提出“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骗局，用消灭问题来掩盖问题，主张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实质上就是要瓦解政府。“精英”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没有现代化的政府管制，就没有现代化的社会。

4月18日，《南方周末》发表采访戴旭的文章《“我本来就怀疑美国搞生物武器”》。然而，此报道所采访的绝大部分对象都认为该文背弃承诺、断章取义、移花接木。该文大幅删减戴旭在采访中提出的相关论据，断章取义地反复强调戴旭“我掌握的资料没必要告诉你”这句话。

 其实，南方系媒体抹黑戴旭并非稀奇，这从十多年来南方系对毛泽东的暴君结论先行的疯狂妖魔化中可见一斑。南方系擅长阴谋论史学，总是遵照CIA所设计的基本战略。南方系恶意抹黑戴旭，不仅突破了新闻伦理底线，也突破了基本的法律底线，沦为不择手段推销政治、经济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党”争工具，更加凸显了其为西方颠覆中国的重要工具。

当中国微博公知领袖们在媒体上围攻罗援、戴旭时，布热津斯基却对此进行胡搅蛮缠地说谎、撒泼。他于2013年3月7日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要求中国军队开除罗援、戴旭等不屈服于美国的鹰派军人，并表示：“假如一位美国空军的将领或者海军将领公开的那么说，他很可能会被开除的。”为何85岁的布热津斯基要撒泼、撒谎？

在这里，布热津斯基犯了两个基本错误。首先，是美国围堵中国在先，中国将领提出反围堵措施在后；是美国军队主动先挑衅中国，戴旭等人被迫提出策略进行应对。其次，美国将领即使主动挑衅中国、提出联合盟友对抗中国的主张，也不会被解职。比如，美国战略之页网站2013年3月22日会发表题为《轰炸北京》的文章，直接点明美国的空军规划者公开声称自己当前的工作就是研发“轰炸北京”的制胜技术，这是赤裸裸地战争威胁，却不见有任何人被开除。

布热津斯基的如此行径，只能证明其不顾一切地在执行猎鹰计划。

4月15日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但是在整个事件中，外媒闹了几次乌龙。跟着外媒走（主要靠编译外电）的中文媒体，也无一幸免地掉进了乌龙坑。

比如，爆炸案发不到2个小时，福克斯新闻网、纽约邮报等美国媒体报道，一位疑似参与波士顿爆炸案的沙特阿拉伯籍嫌疑犯已被看守在波士顿一家医院中。国内很多媒体就直接用了“警察已经锁定波士顿爆炸案嫌疑犯”等类似标题。而第二天，FBI以及波士顿警察局澄清，并没有逮捕任何嫌疑人。

新浪网友@慕容寒潇发表评论表示，中招是必然的。现在很多媒体已然只学会了批判、ctrl+c和ctrl+v，听风就是雨，早已忘了自己的导向作用，丢掉了记者的责任，失去了严谨、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和尊重当事人的底线。许多人对于要报道的内容根本没进行过核查确认，但却大胆使用标题，纯粹是抱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来吸引读者的。（据人民网，新浪微博）

早在2006年，美国智库斯坦利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就已经意识到：“互联网是我们与中共迎面交锋时最重要的战场。我们与中国的战争，战场既不在海上，也不在空中，而是在互联网上。”“为了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我们必须确保能够让中国最出色的大脑停止思考问题。独立思考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我们要让这种稀缺的资源变得更加罕见，直至完全无影无踪。”

作为弱势群体的一方，我们无法改变美国的决策，但我们可以做的是不要让英雄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戴旭事件”究竟是成为网络战的上甘岭，还是滑铁卢，早已不仅仅是戴旭个人的进退荣辱问题，而是攸关国家安全的一次较量。

今年第四期《炎黄春秋》，它使出了浑身解数，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尽管对十八大后发表的一些主张和采取的措施说了一些场面话，但在伪装背后，仍掩盖不住的是其一二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内心的邪恶和阴毒：无时无刻不在热推热销西方宪政民主那一套——这一贯是《炎黄春秋》上经常亮相人物所作发言的突出内容；竭力渲染党和人民的对立，离间和割裂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歪曲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和历史；把全部矛头全部指向毛泽东，竭力丑化毛泽东，吹捧美国和“普世价值”。

《炎黄春秋》主任杜导正自称“我们一直是恪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真实的反映历史原貌”。其实，其惟一最大特色是不讲实事求是。它以歪曲历史真相为己任，以给推动历史前进的著名的历史人物泼污水为能事，它用尽心机，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毒素，妄图洗遍中国人的脑子。其颠倒是非黑白的水准，让一切真正的史家哂笑不己。

网友通过facebook和youtube揭秘真相，美国重大新闻报道中的亲历者是演员，这成为现时科技时代的新闻造假聘请特约演员的典型例证。

就以美国最近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说起!这则新闻中，被发现疑点重重。一位被CNN 电视台访问女士，声称是该校学生的家长，同样在蝙蝠侠(Batman The Dark Knight Rises) 首影枪击案中，扮演枪手(James Holmes) 的律师。她和她丈夫均在不同新闻，以不同身份扮演不同角色。

再来看一则以前的报道。以 911为借口侵略伊拉克的911事件的目击者却是个演员。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曾在这位目击者见证会播出后，十次引用她的见证，说服国会和人民支持出兵伊拉克。这位女「演员」 Arden Wohl 的母亲就是Denise ​​Whol，Denise ​​Whol 的姐姐是Vicki Greenberg，Vicki Greenberg 的丈夫就是Michael Greenberg，而Michael Greenberg 就是AIG 前主席和CEO Maurice Greenberg。AIG 就是现今全球最大的保险企业，亦是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大家族之一。

2月16日，美国波士顿发生连环爆炸。不少“公知”借此宣扬美国政府、媒体和民间“信息公开透明没有掩盖事实，没有谣言，感慨美国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值得我们学习”。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看：

Twitter有一条假消息可谓触动人心：一名男子本打算在爆炸发生的马拉松比赛终点向女友求婚，怎奈女友在爆炸中丧生，从此天人永隔。南方人物周刊、人民网、腾讯等各大新闻网站及官方微博皆发布了该假消息。经查该图原始出处为CNN对爆炸事件的图片报道，图中“一名男子在安慰一名伤者” ，并不是他的女友。

本来奥巴马讲话中要求人们不要等事实还没出现就乱下评论，但就连美国权威媒体都没有听从这个劝告，而是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发布假消息，胡乱猜测凶手：基地恐怖分子、茶党、沙特阿拉伯人、等等，很多推文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指责金正恩和朝鲜政权是幕后黑手……

罗援、戴旭等爱国军人被网络围攻事件，是一个典型的网络舆论战的案例。首先是日本邪教发起行动，发布传单造谣罗援等军人主张“轰炸东京”。复旦大学冯玮将此谣言当真理，在微博上攻击罗援、戴旭为“狂徒”。微博水军开始围攻罗援，罗援开设微博参与舆论战。而吴祚来、薛蛮子、李承鹏等公知领袖立即带领网络水军围攻罗援，所用的招数主要也是造谣。

二战后，大国的斗争形态已从单纯军事层面转移，舆论战、信息心理战往往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苏联解体前的舆论乱象至今值得我们警惕。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曾公开叫嚣可利用网络水军扳倒中国。罗援、戴旭事件客观上符合美国上述战略。中国绝不能允许网络五反分子在互联网舆论场中占主导地位。

袁伟时教授批判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去做那些挑衅洋人的事情，火烧圆明园并不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说，在如果能够在法国马赖神父的问题上“程序正义优先”的话;比如说，当时的中国人像现在的中国人一样高高兴兴地欢迎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话;比如说，当时允许公使愿意走哪条道就走哪条道的话;火烧圆明园就是可以避免的。顺着这条思路下来，袁伟时教授认为，义和团运动加深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则中国可以赢得时间。总而言之，就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应该招惹洋人。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两点。第一，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当事者确实很难作出我们后人“事后诸葛亮”所能看到的最佳选择——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第二，如果我们就此而得出结论说，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失误，所以就不应该反击侵略，反击侵略就是如袁伟时教授所说的“反文明、反人类”，那么，这不仅仅从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从策略上也未必站得住脚。

作为教科书，对于史料和观点，在不歪曲历史的大轮廓的前提下作为教科书，有其基于国家或民族的立场的取舍，这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缺陷并不能证明袁伟时教授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颇就是正确的。

“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是现在公知这个名字臭了。中国公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知，他们的问题很多，比如缺乏逻辑，好玩情绪；喜欢扯淡；专制，像给人乱扣帽子，扬言殴打不同观点的人；自我标榜，自我美化；喜欢造谣，而且无耻的为造谣唱赞歌；逼着别人做洋奴和资奴；只能自己批判别人，容不得别人批判自己等等。“公知”实际上成了中国自由派的私货。

公知们的今天其实是“公共知识分子”神话的破灭，这种神话都是人们头脑中的枷锁，破除这些枷锁，其实就是一场思想解放。做为普通民众，我们应该提高自己认识事物解读社会的能力，而不应该依赖别人，不要迷信那些知识分子，网络意见领袖之类的，只会跟随别人，那也是对我们自己智商的侮辱。

本文以新浪微博上有关"吴英案"的讨论为例,从话语生成机制和政治倾向入手分析微博公共议题讨论的传播特征。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微博上,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由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体构成,他们基本持有同质化的政治观念,与这些政治观念相悖的事实和意见很难进入公共议题的讨论中。我们再以当下一些微博知识分子对戴旭集中攻击的手法来作为例子，会发现其手法何其相似乃而!

不仅如此,微博舆论领袖们还具有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并主动利用网络空间发起政治动员,试图影响现实政治决策,甚至推动政治体制变革。在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宣称下，我们看到了微博上面“赤裸裸的阶级性”。这也应证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思想经典的一句话：“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主流媒体在党/国体系下并无作为，而宣称要媒体公共性的那些人反而实现了媒体的党性，我们要反思：公共性是不是以阶级性为基础的是不是不能抛开阶级性来谈公共性?

据大公网报道，广州南方报业送报员连续多天罢工。他们堵住报社门口，拉起横额“还我血汗钱”、“不做二等员工”等。随后一组新闻照片在新浪微博上开始快速流传，可接下来却被大量删帖。幸亏部分网友及时截图，留下证据。

对比年初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当下的维权事件却没有记者报道，没有外电介入，没有造成舆论，没有取得进展。基层送报员的唯一发声空间——微博——并没有逃脱被删帖的下场，凡是涉及此次罢工的图片和微博都被新浪果断封杀。

南方报系所宣称的到底是谁的言论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劳工有必要始终谨记《国际歌》里的那句至理名言：“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