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北京，100089）
摘要：心学或者心性之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当代，继承发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个结合”，就同样有必要发扬并实现中华传统优秀心性之学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结合。纵观中华传统心性之学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看出其对于个体修身和道德情操的重要扬升作用，对于在旧的历史时代实现治理起到了重要的维护和促进作用。传统心性之学的根本在于打破个体私欲的困囿而走向更广阔的精神天地和社会实践。这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乃至解放全人类的宏大理想有契合之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本质上是在个体精神和社会实践中发扬党性，知行合一，做到“大、仁、忠、纯、律、定、实”，从而以更高尚的精神视野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事业中。
关键词：共产党人；心学；两个结合
作者简介：何哲（男，1982-）陕西西安人，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包括政党治理、文化与治理、技术与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
心学或者心性修养之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从本质而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道德哲学，理想就是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内圣是外王的道德基础，而通达道德至圣的关键就在于修心。所以，中华历来传统各家各派，都无一不重视修心养性，所区别的只是实践路径不同，例如道家主张以无欲自然为本，儒家主张以道德礼教而约束内心。此后，理学、心学相继演化，修心之学更是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内在的精华。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遇历史之变，中国共产党秉承民族伟大复兴的理念，一方面，不断开拓进取，学习实践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魂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发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和精髓，从而实现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上两者共同促成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与中华优秀文化、实践、乃至未来发展的全方位的充分结合，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心性修养无论作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还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内在要求，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心性修养本质上是在塑造人、培养人。在革命年代共产党人需要心性的塑造，坚定革命意志，在发展、改革年代更需要心性的塑造，要坚定信心、防腐拒变、不忘初心、勇于克难，要用党员个人的心性修养来巩固党的事业之基础，本质就是党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常说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 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求是》2022年第3期。]
本文就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回顾中华传统心性之学的主要发展脉络和精华基础上，重点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心性，也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应该是什么。本文认为，其核心在于七个字，即“大、仁、忠、纯、律、定、实”，从而能够以博大高尚质朴坚定的心性长久持续投身于为人民服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之学
回顾历史，中华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上古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二是秦汉大一统乃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两个阶段各有侧重，存在着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转向，也就是从上古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到对现世生活伦理和人的生存发展的更加重视，体现在哲学层面，就是从“道本”到“人（仁）本”的转向。所谓道本，就是万物的核心是道，本质是道，道就是天地宇宙自然和其规律的化身，[ 何哲：《中华道家的治理思想及对人类治理体系完善的启示》，《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而人本，就是重视凸显人在天地宇宙自然万物中的价值，并彰显人的良善。[ 李健：《儒家文化的人本向度与德育意蕴》，《文化学刊》2020年第1期。]两者并不矛盾，在独尊儒术之后，道隐儒显，仁接替了道，囊括了道，用韩愈的话讲“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原道》）。但无论哪个阶段，心性修养之学却是如一的，因为无论是求道也好，求仁也罢，都需要修心，从修心而累德，克制妄欲，拾阶而上乃至成圣，数千年始终，从而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心轴线。
（一）诸子的心性之学
上古乃至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早期发展的一次高峰，其核心特点是伴随着王室衰落，诸侯崛起，王官之学散落四方，用庄子的话讲“道为天下裂”。而其思想取向则从自然为体逐渐向人伦秩序转向，构成了广泛的百花园式的文化谱系，形成所谓的诸子百家。所谓百家，《汉书·艺文志》归纳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九流十家，吕思勉则于《先秦学术概论》中增加兵、医二家，认为：“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书店，1992，第13页。]纵观百家，皆以修心修身为起点和至要，才能致学治世。如果进一步归纳，从对后世文化与政治的影响性和作用性来看，最重要的则是道儒法三家以及兵医农三家。道自不用说，百家皆崇道，如吕思勉认为“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 同上，第23页。]孔子亦求教于老子，历代初期皆以黄老之术治国以无为养民。儒家亦不用说，汉以后为历代显学官学。法家亦重要，一举确立了中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兵家在历代政治纷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医家济世救人是重要的民生，且形成了中医体系的文化；农家亦重要，自古民以食为天。农家论著轶失，儒家大兴于后世，后节专论，因此于后世影响最大的思想就是道、法、兵、医。
道家的核心是道法自然，无论为人治国，皆重无为，崇尚大道之治。道家认为人得道悟道的障碍，就是虚妄的欲望，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所以人要知道得道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心，[ 张广保：《原始道家的道论与心性论》，《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1期。]减少妄念、妄欲、从而减少妄为、妄行。所以《道德经》讲“故常无欲，以观其妙”，“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无欲就能通达无私，无私乃至无我无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无身就能成为圣人，圣人就可以以无为治世，教化万民，所谓，“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庄子认为人根据对道的理解，可以分为至人、神人、圣人、真人，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古之真人，以天待人”，而“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大宗师》）。所以道家的核心就是以无欲、无身而至圣，这一基本理念被后世儒学特别是理学所充分吸纳。
法家于治世方面虽崇法重信，如商鞅所言，“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商君书·修权》），其内核依然崇道，亦同样重视心性修养，主张君主的心性修养要虚静少欲，与道家实相合。法家认为君主执政应该重法重信而摒弃私欲。这种私欲与道家所指包括物质欲望的广泛欲望不同，认为君主去私欲主要是要约束对权力的随意干预欲望，[ 徐大同：《先秦法家权势、法治、心术的治国之道》，《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5期。]所谓“不失疏远，不私亲近”，从而去私而治天下，“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 商君书·修权》）。法家去私的目的在于崇尚壹法，所谓“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商君书·赏刑》）。要达到此目的，君主的心性必须虚静守定。因为只有虚静，才能够以暗观明，遍察群臣，如韩非子言，“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静无事，以暗见疵”（《韩非子·主道》）。因此，静生明，暗生威。而在虚静的基础上，才会内生定力，不会妄加干预国政。如韩非子认为，君主大患有二：任贤和妄举（《韩非子·二柄》），因为贤举赏罚皆有法度，君王不应以私坏法。可见，韩非之术虽与商君之法有所区别，但追求心性的虚静笃定恒一却是共同的。至于道家法家为主兼有各家思想的《管子》，同样把修养心性作为必要。如《管子》专有《心术》两篇，言“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内业》篇又言“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实际上都体现出了以虚静而修养心性为根本从而坚守以法治国的长策。而对于民心而言，道法两家都反对浮奢礼乐，“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商君书·说民》），主张质朴其心，“虚其心，实其腹”（《道德经》）。
兵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兵家虽以战场征伐为主，但亦极重视为将治军之心性。认为治军先治心，战胜必多谋。兵家修心分将心和兵心，为将者修心核心在于三者，一是广，天地万物战场形势、敌我双方、民心顺逆皆在心中，心不广者不能为将，如《孙子兵法·始计》讲要考虑五个因素，“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二是慎，为君为将者不可因一时情绪而兴兵，如《孙子兵法·火攻》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因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三是定，谋定而后动，不因一时一势的变化而改变长久战略，所以《吴子·治兵》讲，“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而要做到广慎定，为将者就需要不断修炼心性。而对于治兵而言，好的军队“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孙子兵法·军争》），要做到这样，就需要治军，治军必要治心，核心在二，一是要明义激心，兵家认为，战必义，所谓“争义不争利”（《司马法·仁本》）。二是要明律塑心，以公正的赏罚塑造军心，“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孙膑兵法·威王问》）。
医家同样重视心性，医家在根本的哲学观念上也认同于道，只是更专注于人身。医家认为，心是身之主，治病先治心，所以尤其强调修心。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 素问·六节藏象论》），心乱则病生，“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素问·灵兰秘典论》）。认为长生无病的核心在于心的淡泊少欲，“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言，“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素问·上古天真论》）。
除了以上四家，其他各家也有类似修心的观点，如《墨子·亲士》讲“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又如《鬼谷子》言“安徐正静，其被节无不肉。善与而不静，虚心平意以待倾损。右主位”，指君主应该心平气静，才能安守君位。所以，纵观诸子，可以发现，其都重修心，而修心之要在于虚静守定四个字，以此便可以合道，然后便可于世间作为。
（二）儒家心性之学
儒家起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土壤中，历秦以法制力取而一统天下后，汉初又以黄老之术养民后，儒家以其系统性、包容性和政治性，逐渐成为适应于大一统的正统官学。儒家虽名为一家，但实际上是融汇整合了诸子百家各家之学，并不断吸纳外来文化，成为秦汉以后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学说。儒家能够于大一统后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其完整的系统性、广泛的包容吸纳能力和对于现实大一统政治的服务功能。儒家学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修齐治平。然而，究其根本，儒家从修心开始，而且尤重修心。因为儒家志在以德治世，因此，特别重视士人心性，因为心性弱则多欲寡德，就无法完成此重任。大体而言，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与高峰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战国百家时期、理学时期和心学时期。
1.百家时期
从根本来讲，儒家修心之学源于春秋百家，因此，与诸子尤其是道家修心之内核并无分歧，所以才有孔子问道于老子，根本都在于少欲而静定，静定才能达道，达道才能生德。如《大学》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又如孔子答颜回，“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内篇》）。然而，儒家与诸子修心仍有区别，重要有三：
一是提出“仁心”。其他诸子，以道为本，强调道心，儒家虽同，但又专门提出“仁心”的概念，以与儒家的仁德相呼应。仁的含义很广，简言之，“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故仁心就是善心，就是爱心，就是仁者之心。仁心在《论语》里就是君子之心，如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君子之心有很多种美德，典型有九德之说，如《逸周书·常训》言，“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孔子认为，君子之心最重要的就是中庸，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由仁出发，至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乃至由君子而修大人。
二是系统提出了心性论和养气说。自《中庸》而孟子，儒家确立了早期系统的心性体系。《中庸》开篇即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将性与道并列，完成了从道到性的本体论革新。继而孟子认为，性是天地的本来属性，而人要参悟天地之性，就需要修心，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章句上》）；就方法而言，《中庸》认为要“慎独”而“至诚”。这实际上是构建了从修心到达道的通路，确立了修心作为核心方法论的根本定位。孟子进一步认为，人生而有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此，修心就是要发扬内心本身的善。应该如何修心呢，孟子扬弃了道家无欲无为的观点，认为“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不能简单地无为无欲，而是要修仁行义，所谓，“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人无敌于天下”。而修仁就要养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 公孙丑章句上》）。从《中庸》而《孟子》的心性气理观，被后世理学所发扬光大。
三是确立了以礼修心的体系方法。儒家认为，人心斑驳，要真正修心，仅通过心理活动是远远不够的，更要用行动来约束内心，儒家提出了以礼修心的体系。因此，就儒家而言，礼不仅是一种维护社会运转的宏观的制度安排和社会伦理体系，也是修心的主要手段，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这实际上是对诸子修心的一大突破，因为诸子修心，大多仅停留在心理层面而只有儒家法家构建了行为层面，但儒家从道德到生活日常则比法家更系统彻底。同时，也体现了儒家学说的内在自洽性和完整性，儒家通过礼实现了对修齐治平的贯通，实现了从修心到天道至德到大同的贯通。因此，儒家能够在诸子中脱颖而出，不是没有道理的。
2.理学时期
自秦汉一统后，儒家在自身被逐渐被确立为历代官学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对各家学说乃至外来思想的互鉴融汇和整合，至宋，理学的出现，既是儒家思想整合而飞跃的发展高峰，也是其心性之学的又一个飞跃。
理学自北宋五子开始，其根本飞跃来自于三者，一是充分继承整合了中华传统的道易思想，从天道到天理，从而形成了绝对道德指代的天理观，所以称为理学或者道学。二是直接继承了《中庸》《大学》的至诚道德心性观，从而形成了由内在道德累积的路径。三是充分借鉴了道家和外来佛家的体系化的修身修心方法，尤其是禅宗通过修心人人一念可以成佛的观念，借鉴中华传统尤其是道儒两家的圣人观念，提出人人可以修心而至圣的理念。尤其是第三点是一大突破，因为自古无论孔孟，都多在讲君子最多到大人，人人成圣的观念是从理学开始确立的，所谓“ 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 》）。
从方法而言，理学修心的核心在于正心诚敬。[ 鲁芳：《宋明理学“诚”“心”关系之三个层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理学直接继承《中庸》的诚敬思想（“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将诚敬作为内修圣心的根本，如周敦颐《通书》开篇所言，“诚者，圣人之本”，“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又如张载所言，“圣者，至诚得天之谓”，“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正蒙》）。敬是对诚的延伸和拓展，诚通道，敬达人，如二程所言，“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又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二程遗书》·卷十一》）。为了达到诚心敬意，理学的方法有二，一是聚精会神，排除杂念，尤其是参照了禅宗一心不乱的内修方法，主张“主一无适”。如朱熹言，“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朱子语类·卷九十六》），实际上就是一心不乱，毫不沾染，如禅宗所言，“时时勤拂拭，物使染尘埃”，这个尘埃在理学来看，就是人欲，所以要灭人欲，如二程言，“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卷二四》）。又如朱熹所言，“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圣人“无人欲之私”（《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二是延续发扬早期儒家对礼的重视，但更强调礼的作用，所以理学发展到后来，倡导非常刻板的礼制，本意还是以礼来束心。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篇》），理学将之发扬光大。如周敦颐讲，“礼， 理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而后和”（《通书》）；张载言，“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张载集摘·语录下》）；朱熹又言，“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朱子语类》·卷四十二）。
3.心学时期
心学是理学的发展和扬弃，准确说，心学属于理学的范畴，但更强调心的根本作用。理学时期，就已经重视心的作用，并且视心为本体，心即是道，如邵雍即言，“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张载又言，“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张子语录·后录下》）。程颐认为，“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二程遗书》· 卷二）。所以，早期理学，实际上是心道不二，心体不二的。而朱熹则在此基础上发挥说：“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发于智识念虑处皆是情，故曰心统性情。”（《朱子语类》·卷九十八）。需要指出，朱熹的心说，与北宋理学的心体不二已经有微妙不同，朱子的心说，更归于人心情绪，而非本体，且更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放弃了心的本体性，这为后续心学的大兴留下了空间。所以理学自南宋二分，朱熹重天理而象山更重心体，形成心学，后至阳明而大兴。
心学的根本观念就是承自北宋理学的心体不二、心道不二、主观之心与客观之道的统一，如陆象山所言，“道未有外乎此心者” (《陆九渊集·敬斋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集·杂说》）。王阳明言，“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传习录·陆澄录》）。正因为天道与人心的统一性。所以王阳明把自古传来的儒家道学、圣学，称之为心学，“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相传授”（《象山文集序》）。也正因为人心与天道的本质一体，所以，心学扬弃了朱子灭人欲的主张，《传习录》开篇即言，“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但心学并不否定“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其依然是通向至善良知的功夫，“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而“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传习录·陆澄录》）。而如何修心乃至良知呢，心学既传承了理学承鉴儒学传统以及道佛的静坐方法，所谓“宁静存心”，“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但也更强调动静相宜：“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重视知行合一：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陆澄录》）。
正因为心学正视人欲天理的同一性，倡导良知，倡导知行合一，倡导入世，因此，心学更符合于早期儒学的观念，而反对后世的刻板礼教，所以阳明言，“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书魏师孟卷》）。因此，在心学影响下，明代逐渐呈现出名臣辈出、思想开化的格局。自王阳明始，乃至徐阶、张居正都深受其影响，思想界则出现了李贽这样的启蒙思想家，后世至曾国藩，甚至毛泽东亦极为敬重心学。
从以上中华传统文化对心性之学的回顾可以看到，心性之学实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根基，其基本出发点就在于去除无谓的奢欲，求得本心的宁静，塑造内心的良善，坚定对真理探求，并树立治平天下扶助众生的志向并积极投身于实践。在心性之学的指引下，华夏有识之士一代代致力于推动文明的进步，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历史。
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心性修养理论
中国共产党秉承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解放之志，因此，一方面既继承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党本身对于党员修养的各方面的崇高要求，同时另一方面，也始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身心修养部分的精髓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以党性修养目标为根本，继承结合传统身心修养理念方法的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心学”体系。就本质而言，这种基于党员个体身心行为方面的“两个结合”，实际上构成了当代宏观层面的“两个结合”的微观基础，从而形成了从微观的党员个体修养到宏观的伟大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完整的结合体系。这也体现出当代两个结合命题的内在一致性和统一性。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身心修养微观层面的结合，本质上还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伟大理想和事业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中华传统身心修养的目的与方法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党对于党员修养具有相通之处，这也正是“两个结合”之所以能够成功实践的内在哲学基础。
(一)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典党员要求理论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理论，在心性修养方面也是如此，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典作家在宏观方面提出党的路线方针任务的同时，也对党员提出了相应要求。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对盟员提出了六个要求：一是生活方式和活动符合同盟的要求；具有革命毅力并和宣传热情；承认共产主义；不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团体和组织，并向上级机关报告参加其他团体的情况；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秘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纪念版》，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 这既是组织纪律的党性，其实也是对盟员个体的心性要求，例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具有革命热情、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等。
列宁尤其强调党和党员的纪律性。他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他同时也对党员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这里列宁既指的是实际的战争，其实也指的是思想上的和党员内心的战争。要不断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为了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建设，他还特别指出了共产党员的三大敌人，“狂妄”“文盲”“贪污受贿”，党员必须要有“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和品质[ 同上，第590-591页。]。总而言之，列宁认为，“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2页。]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党员修养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党员的个人的修养和行为都有着明确的要求。从党的成立开始，就树立了党员必须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对党忠诚、严格遵守纪律等要求。例如在一大党纲中明确规定，党员要“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的人”，“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分应保守秘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延安时期，党发起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作风和党八股的文风的整风运动，实际上都是既指向党员的外在行为，更指向党员的心性。例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主观主义，“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他指出，“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能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0页。]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较为系统提出了党员的修养问题。他认为，共产党人的修养不同于中华传统个人修养的关键在于实践性，也就是必须要在革命实践中塑造修养，他指出，共产党员要虚心学习马列主义，并且“运用到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页。]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修养方法。在具体的方面，他认为根本有三：一是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二是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和志向，投身于伟大实践；三是党员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在七大党章中，对党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包括，思想觉悟；严格遵守党纪；为人民群众服务；遵守各项纪律，精通业务，起模范作用。[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6页。]
新中国成立后，以上的这些要求被进一步地贯彻下来，并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因此，一些新的问题也浮现出来，核心就是腐败和官僚主义。毛泽东从建国伊始，就高度警惕新政权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1950年2月毛泽东途径松江省时，特意题字，“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刘扬.“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给松江省委的题词[J].中国档案,2013(2):74-75.]从1951年开始，党在全国范围多次开展“三反”“五反”、“整风”运动。其根本指向就是政权中的腐败和官僚主义。毛泽东认为腐败和官僚主义不仅是执政行为中的问题，更是党员干部思想观念上的问题，1958年1月，毛泽东指出，要“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
改革开放后，面临改革开放的历史重任，党同样高度重视党员的心性修养和党性教育问题。这一时期对党员的思想要求在于两者，一是要打开思维，扩大视野，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二是更要坚守共产党员的根本党性原则和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前者而言，根本上是要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念和思想方法论，因此以全党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因此，他认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 同上，第312页。] 他特别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思想基础。” [ 同上，第143页。] 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出发，他特别推崇实干，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这样的实干论，都是在竭力打破单纯教条主义的思想桎梏。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物质条件上升，外部的思想也同时流传进来，从而加剧了思想污染腐败变质的风险。因此，党特别强调党员干部以及全社会要坚定信念，建设精神文明。邓小平指出，“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页。]“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同上，第28页。]党员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江泽民、胡锦涛也高度重视党员思想作风修养建设，1998年起全党开展了“讲学、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50页。]
（三）新时代以来共产党人心性修养的理论进步
进入新时代以来，对于党员的心性、党性等相关问题，有了更为明显的理论进步和飞跃，逐渐形成了愈来愈清晰完整的共产党员心性修养理论。
1.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命题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尽管在不同时期，党对于党员的思想意识作风修养都始终有着强烈的要求，但都没有明确提出“心学”这个概念。而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概念，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指出，“‘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 2016年第9期。]2021年又指出，“我常说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 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求是》2022年第3期。]共产党人“心学”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精神修养的认识和要求上了一个台阶，并且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心学体系形成了隐含的脉络联系，本质上就是在这一领域的“两个结合”的先导和示范。
2.构建了共产党人“心学”与党性之间坚实的内在理论联系
从本质而言，共产党人的“心学”与党性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从而也自然形成了各自相应的语义内涵和延展。相较于党性这一概念更加强调为人民服务、更加强调组织性纪律性，且提出历史较短（在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以后[ 李永杰、王凤：《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性概念的百年建构》，《兰州学刊》2021年第5期。]），而心学概念则蕴含了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涵义，从而更加丰富了党员修养的历史意味和民族性。但其根本指向和目的是一致的，即党性也是“心学”，修炼心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增强党性。这种在党的理论上构建起的坚固的内在联系实际上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为共产党人的“心学”正名，孔子言，“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共产党人的“心学”正名很重要，使得心学这个传统被认为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理论，开始被党的理论体系所接纳和发展，这就为充分扬弃传统心学理论打下了基础。二是极大丰富了党性修养的理论视野和理论背景，传统上的党性修养体系，总是与革命、斗争等政治语汇联系在一起，从而容易形成与中华传统个人身心修养体系的隔断，不利于充分构建全面的全生命周期的党员修养体系，例如党员在入党以前的个人道德修养与党性修养是不是割裂的，党性修养是不是就要完全抛弃传统道德心性修养所要求的那些方面？因此，从以上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构建共产党人的“心学”与党性修养之间的内在坚固联系，无论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到党员个人修养的“两个结合”，还是进一步延展扩充党性修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到未来的不断发展中的全面的精神谱系
新时代以来，除了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命题外，在具体的党员精神修养实践方面则是系统提出整理归纳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开端，包括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各个时期的精神，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从而构建了一个连续且宏大神圣的精神世界。这与共产党人的“心学”修养形成了内在的联系。换句话说，共产党人的“心学”就是要学习继承既有的精神谱系，并在新时代以来乃至未来的革命改革建设实践中不断发扬和延展补充精神谱系，从而以中国共产党的谱系来不断支撑伟大实践，并以伟大实践而不断扩充精神谱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下“心学”之路。
因此，从以上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共产党人的个人修养和精神塑造，这在新时代被归纳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根本上是增强塑造党员的党性，从而不断以个人高尚的精神世界支撑现实实践并反过来以现实实践进一步完善塑造个人精神世界，从而微观汇聚于宏观，促成党的整体伟大事业目标的实现。
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性修养方向
尽管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和党性具有坚固的内在联系，但是在具体要求上，还是略有不同。“心学”更加凸显了对心理精神建构的重点和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因此心理意识是人的根本特质，从而才能形成实践性这一人的本质属性。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修养既要秉承党的宗旨目的，强化党性，也要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的心学传统，借鉴传统体系的表述，笔者认为，可以被凝练为以下七个字，即“大、仁、忠、纯、律、定、实”。
（一）大
大就是宽广博大，共产党人的心性首先要大。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是不再拘泥于个人的私利而是致力于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宏伟愿景，这就是共产党人心性的博大。没有这种博大的心性，就会失去理想，失去意志乃至动辄就陷入私利贪欲之中。在中华传统心性修养之中，大也是一个根本性的方向，所谓从小人至君子而至大人，修齐治平乃至大同世界，浩然之气，充塞天地，都体现一个大字。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致力于共产主义人类解放的宏大使命，必须有博大的心性作为支撑，什么是博大的心性，就是理想要大，视野要大，情怀要大，心胸要大，心系天下，情系万民。由大才能至公而无私，才能为了伟大事业无怨无悔，才能做到“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页。]
（二）仁
仁是中华传统心性道德的根本，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就是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仁就是人民，就是人民性，就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因为无论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还是实践历程，都是为了毫无保留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言，“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又如邓小平所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声音”。[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化党的人民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习近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求是》2024年第7期。]共产党人在心性修养上的人民性的根本在于在思想意识方面与人民相沟通，在情感观念方面与人民相共情，始终以仁爱善良之心相待人民，由此才能真正在执政实践中实现彻底地为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三）忠
忠是中华文明中非常特有的核心价值观念，儒家专有《忠经》予以阐述，所谓，“天下至德，莫大乎忠”，由此也成为传统心性修养的重点。而在当代，忠依然有着重要价值，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就是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要比中华传统士大夫更加强调忠，因为其根本目的更为高尚宏大，因此也是作为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如入党誓词的核心就是忠，“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页。] 而党员的四个忠，在根本上也是统一的，就是要忠诚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事业。在革命战争年代，忠诚意味着不怕牺牲不怕艰难，而在执政之后，特别是经济快速发展后，忠更意味着内心始终保持党员的初心，拒腐防变，始终全心全意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工作，这更要求党员在心性始终对于忠的塑造。
（四）纯
纯就是纯洁性，从中华传统修养工夫来看，就是纯诚。而从当代来看，纯洁性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党的本质属性之一，要做到党的纯洁性，每一党员在心性修养上就要做到纯。党员心性的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赤子之心的对理想信念的纯诚，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华传统文化常常讲赤子之心，意思就是始终如同稚童的心一样纯洁干净。对党的理想事业热爱并积极要求加入其中是一回事，而能够持之以恒的保持这份童心般的纯粹纯心则是另一回事；二是对人民的赤诚的热爱之心的纯度。党员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在心性方面充满了纯粹的对人民的热爱之情。用这种高纯度的热爱充斥内心，才能战胜内心的私欲并转化为纯粹的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之中。
（五）律
如何做到以上的博大的胸怀理想、充满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纯粹的热爱呢，这就需要律。无论古今中外，律都是修身养性的基本方法。什么叫律，律就是约束身心，律分为自律、他律和戒律。自律就是自我约束，就是《中庸》讲的慎独；他律是有人监督下的遵循，用党的术语讲就是党员要服从组织的管理；戒律就是各种行为规定，古今中外各种教派都有着各式各样的戒律禁忌，其中相当一大部分都是为了修心束欲。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既要自律，做到时刻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也要他律，服从组织的管理和安排；更要遵守戒律，就是要时刻遵守党纪国法和社会道德规范，如同佛家讲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只有始终把律放在心上，以律来规范心性言行举止，才能长久地符合一名真正的党员的要求。
（六）定
定也是古今中外心性修养的最重要的方法和目标，如《大学》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道家讲的清虚无为，也是一种定，禅宗讲的禅，本质也是定，禅定就是止观静定，所谓，“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坛经》）。对于共产党员而言，定同样重要，定就是坚定，既要对理想坚定，对事业坚定，对党的忠诚坚定，对人民服务的志向坚定，共产党人的个人心性也要定，不能心浮气躁。如果稍有挫折，就怀疑动摇，怎么能做到对理想信念的坚定呢？因此，既要有如上的心性博大、志向高远，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热爱，也要时时自律。要做到心性坚定不移，关键在于对于党的理论事业前途的真学真心真悟，只有真正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而不是为了自我利益的政治投机者，才能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矢志不渝的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
（七）实
实就是实践性，就是实事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性修养与传统心性修养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特别强调实践性，因为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认为，实践性才是人的类本质。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历程也证明了必须要实事求是。实际上在传统心性修养中，也有重视和强调实和实践的一面，如所谓修齐治平，齐治平就是实践，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也是重视实践。但共产党人，要更加重视实践，否则不足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乃至解放全人类。所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修养，一定要走向实践，修心是为了更好的实践，而又在实践中修炼身心。党的实事求是的整体作风必须要落实在每一党员的心性修养的实上，心性要扎实、平实、紧实、踏实，思维习惯、工作作风都要务实，不能有半点虚浮做作，全党上下，心性都实，整个党的作风就会实事求是，事业就会顺利，反之，脱离了实，虚浮飘渺，党的事业就会曲折。
四、结语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心学”命题，即秉承了马克思政党对于党员的党性的一贯要求，又继承了弘扬了中华优秀文化中的个人修养传统，同时也针对性地面向新时代以来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需要，实现了在党员个人修养上的“两个结合”，也是党在党员个人修养方面的重大理论飞跃。具体践行“心学”修养，根本上是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伟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和人民，构建“大、仁、忠、纯、律、定、实”的内在精神魂魄，从而更好支撑党员个体乃至全党投身于伟大事业的新征程。
文章来源：《行政与法》，2025年第9期。
注释
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求是》2022年第3期。
何哲：《中华道家的治理思想及对人类治理体系完善的启示》，《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李健：《儒家文化的人本向度与德育意蕴》，《文化学刊》2020年第1期。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书店，1992，第13页。
同上，第23页。
张广保：《原始道家的道论与心性论》，《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1期。
徐大同：《先秦法家权势、法治、心术的治国之道》，《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5期。
鲁芳：《宋明理学“诚”“心”关系之三个层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纪念版》，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同上，第590-591页。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2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6页。
刘扬.“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给松江省委的题词[J].中国档案,2013(2):74-7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同上，第312页。
同上，第14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同上，第28页。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50页。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 2016年第9期。
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求是》2022年第3期。
李永杰、王凤：《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性概念的百年建构》，《兰州学刊》2021年第5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
习近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求是》2024年第7期。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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