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的“阴谋论”是一个阴谋
司马南
徐友渔先生最近在凯迪猫眼看人贴有一篇雄文，标题《五四，先民主，再爱国》。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直白，白得不能再白，其所觊觎者，明眼人一望便知。
在徐友渔先生看来，之所以他不爱国，之所以他到处宣传不必爱国，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你不民主。因为你不民主，所以我就不爱国。
那么，徐先生到底是爱民主，还是爱国呢？
我猜，徐先生大约是选择爱民主的。
爱民主不是错，徐先生爱民主，其意固诚也，日月可鉴之。
但是，哪一个具体款式的民主是徐先生所爱的呢？天下民主如此之多，民主总是具体的，总与一国文化、经济、历史，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
红衫军黄衫军把游客吓跑的泰国的民主，您爱吗？
菲佣大行天下，曾与日本经济并列，今日一落千丈的菲律宾的民主，您爱吗？
总理性爱光碟到处有售，国家陷于破产边缘的乌克兰民主，您爱吗？
奥巴马老家，四十个政党掐架，经济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一的肯尼亚民主，您爱吗？
40年自民党执政，黑金政治当家，三天两头换首相的日本民主，您爱吗？
徐先生可能会爱美国的民主制度，但是，台湾的民主制度其实较之于美国更先进些，台湾可以一人一票选“总统”啊，美国还不行。
朝肚皮打一枪，在台上赖四年的讼师领导的民主，当政八年贪腐八年，您爱吗？
……
徐友渔先生不屑于回答这么琐碎的问题，就此打住也罢。
徐先生话题一转，闪过中国不民主，又瞄准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自觉地坚持把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成靶子来打，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但是这一次，徐友渔先生考虑到启蒙的需要，论述角度至为奇特。他选取了象《潜伏》电视剧一样有收视率和卖点的“阴谋论”来发力。
在他看来，所谓“极端民族主义”，在上个世纪90年代浮现出来，是因为有人在这里面“施展阴谋”的结果——1989年的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共需要借助民族主义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强凝聚力与合法性。
他不容质疑地断言，连90年代初期全国出现的“复兴传统文化”和“国学热”也都是“阴谋论”的产物。具体证据就是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继之，《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央电视台》接续发表类似文章，统统都是中共的阴谋。
为了使自己的论证更丰富生动，徐友渔先生略显不厚道地将北京大学季羡林老先生说成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他嘲笑季羡林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言论“牵强附会，毫无说服力”。
如果说对季羡林先生的诬蔑，毕竟还较为客气的话，徐友渔对所谓“民间层面的民族主义”的批判，活像是骂街了。他笔下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排外情绪”，“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同于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国”。
幸好作为当事人，大家都还健在，不然明摆着的咱家有理，只见徐友渔红口白牙一张一合之间，竟都成了美国人的理了。明明是他们撞我飞机，炸我使馆，刁难我远洋船，阻挠我祖国统一，动辄对中国实行封锁、制裁，在舆论上更是铺天盖地进行反对中国、分裂中国的宣传，中国人不过是有限度地表达了愤怒和不满。这种反感情绪立即被徐友渔先生抓住不放，并且将其定义为这就是“反美的极端民族主义”。
在徐友渔先生那里，道理何其浅显明白：美国人嘛，可以随便欺凌、蹂躏、糟蹋、损毁中国，而中国人必须始终面带微笑对待美国人。如果一时不慎，稍有不满情绪流露出来，即为大逆不道的极端民族主义，即违背了普世价值的原则。
徐友渔先生找到一个他认为很恰当的例子，来证明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的新特点——“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和商业化结合起来了”——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事实上，这本书不过是几个文学青年因为不满美国单边主义霸道行径发了一点牢骚而已，类似崔健写了一首摇滚曲子，情绪大于内容是难免的。而所谓的“商业化”，无非是这本书在市场上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
徐先生当然有不满意书中某些具体观点的自由，但前提是徐友渔先生要承认作者亦复有等同的言论自由。对言论自由抱有着特殊偏好的徐友渔先生可以起劲地宣传推翻共产专制，宣传今天不必爱国，享受着充分的言论自由，但是他却不肯给别人一点点自由，除了人显得不够厚道，不够大度以外，徐先生理论武库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由主义本身，也显得很可疑、很可鄙。（2009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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