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及维特根斯坦殊途同归：语言、思想与时代的双重突围
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比较20世纪两位截然不同的思想巨擘——中国革命家毛泽东与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轨迹，揭示二者在批判形式主义、探寻真理之路上惊人的内在相通性。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实践哲学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虽产生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与实践语境，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形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语言病”与“规则病”，是符号系统与生活实践的严重脱离。这种病症在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中表现为规则与目的脱离、能指与所指脱离、执行与理解脱离、表象与实质脱离等四大症候。综合二者的思想遗产，以“疗效验证”、“生态重塑”、“实践智慧”三大原则为根本的治理哲学，破解形式主义困境、构建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提供理论镜鉴与实践。
关键词：形式主义;语言游戏;生活形式;实事求是;规则遵守;治理现代化
一、引言：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
20世纪的人类思想史波澜壮阔，在东方与西方、战争与革命、解构与重建的宏大叙事中，两位思想巨人的隔空对话构成了一道独特而深刻的风景线。一位是身处中国社会巨大变革漩涡中心，以军事统帅与政治家身份重塑国家命运的毛泽东;另一位是游离于欧洲哲学传统边缘，以天才之思解构语言迷思，重塑哲学面貌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二者在身份、领域与路径上看似毫无交集：一位的著作是指导行动的纲领、战斗的檄文，另一位的思想是叩问逻辑的界限、语言的本质;一位的舞台是烽火连天的战场与波澜壮阔的政治实践，另一场的战场则是哲学书斋与心灵深处的思辨探险。
然而，当我们穿透这些表象的差异，深入其思想的核心地带，便会发现一种奇妙的共振与汇流。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人类思想与行动中一种共通的痼疾——形式主义(Formalism)。毛泽东终其一生与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党八股作坚决斗争，其哲学基石“实事求是”正是对一切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最有力驳斥。维特根斯坦则前后期哲学皆以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为己任，前期为思想划界，告诫对不可言说者保持沉默;后期则瓦解对语言本质的迷信，宣称“意义即使用”，其哲学工作宛如一位医生，旨在治疗因语言误解而引起的哲学疾病，这其中正包括将语言形式实体化的各种哲学形式主义。
这种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其深层意义远不止于思想史的趣味性比较。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知与行动中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当符号(语言、规则、文本)系统与它所源出的生活实践相脱离时，思想是如何被异化，行动是如何被空转的。在当代中国，尽管“实事求是”被奉为党的思想路线，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顽固的病毒”不断变异再生，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亟待破解的难题。重新审视毛泽东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遗产，正是为我们提供了一面犀利的哲学透镜和一套珍贵的诊断工具，使我们能够超越就事论事的现象描述，直抵形式主义的哲学病根，从而探寻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
二、战争与思想的淬炼：两种实践中的哲学觉醒
伟大思想的诞生往往并非在宁静的书斋，而是在极端情境的淬炼之中。毛泽东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突破，都与他们亲身经历的战争实践密不可分。战争这一人类活动的极端形态，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和对生死界限的凸显，粉碎了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迫使思想直面最赤裸的现实。
(一)血与火的淬炼：从战场经验到哲学突破
1.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与“反对本本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残部登上井冈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他面临双重压力：外部是国民党军队的频繁“围剿”，内部则是来自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巨大压力。后者固守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本本”和苏联革命的“城市中心论”模式，指责毛泽东的农村道路是“山沟里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
正是在这种血与火的考验中，毛泽东的实践哲学得以萌芽。通过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远超任何本本上的教条。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著名论断的提出，绝非书斋里的逻辑推演，而是对革命实践中鲜血与教训的深刻总结。它宣告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原则：真理的标准不在权威的文本之中，而在活生生的实践之中。一切理论、政策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非依循形式的教条。
2.维特根斯坦的战壕沉思与《逻辑哲学论》。几乎在同一时期，年轻的维特根斯坦作为奥地利军队的一名士兵，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战壕之中。与毛泽东的革命斗争领袖实践不同，维特根斯坦的经历更侧重于个人在生死边缘的哲学沉思。在枪林弹雨和死亡威胁下，他坚持写作后来震撼哲学界的《逻辑哲学论》。
战壕经历让他对语言的局限性产生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他在日记中写道：“面对死亡，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这种极端体验促使他思考：语言的逻辑结构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内描绘世界?那些对于生命、价值、存在意义至关重要的东西，是否能够被言说?《逻辑哲学论》的核心命题——“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晶。他试图为语言划清界限，认为传统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如伦理学、美学的本质)正是因为试图言说不可言说之物，从而产生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呓语，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上的形式主义。
(二)天才的孤独：哲学体系的殊途建构
尽管路径迥异，二人都以非凡的洞察力构建了各自的思想体系，并都对形式主义展开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1.毛泽东的实践哲学与“延安整风”。毛泽东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知行合一”哲学智慧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实践哲学体系。在《实践论》中，他系统阐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强调“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认识源于实践，并最终服务于实践，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任何凝固化的、脱离实践的理论教条都是其批判的对象。
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将其哲学思想应用于党的建设的一次伟大实践。他将“反对党八股”与军事斗争并列为两大任务，对党内存在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文风弊病进行了辛辣的批判，称之为“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要求文风必须“准确、鲜明、生动”，提倡《鲁忠才长征记》那样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文风。这场运动远不止是文风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其核心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其宣传工具——党八股，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转向与“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道路发生过一次深刻的转向。他前期在《逻辑哲学论》中试图构建一个完美的逻辑语言体系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哲学问题，可视为一种极致的形式化努力。但后来他认识到，这种追求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误解。在《哲学研究》中，他彻底颠覆了前期的观点，提出了“语言游戏”和“意义即使用”的革命性思想。
他认为，语言没有统一的本质，其意义在于它在特定“生活形式”中的具体使用。词语就像工具箱里的工具，其功能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哲学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词语被剥离了其具体的使用语境，导致了各种混淆和空洞的争论。因此，哲学的任务不再是建构理论，而是作为一种“治疗”，通过描述语言的实际用法，消除因语言误解而产生的哲学困惑，让被“休假”的语言重新回到其“工作岗位”。
三、形式主义的哲学病理：维特根斯坦镜鉴下的当代症候
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透镜，我们可以对当代中国形式主义现象进行一次深入的病理学解剖，揭示其作为一种“语言病”与“规则病”的深层结构。它主要表现为四大“脱离”：
(一)规则与目的的脱离：“语言游戏”的自我空转与异化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健康的“语言游戏”规则内生于“生活形式”，并服务于游戏的目的。而形式主义则意味着规则的异化：规则本身成为了目的，游戏参与者精通规则运作，却忘记了游戏的初衷。
可以说，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一项旨在深入了解基层情况的调研，其核心目的应是发现问题、倾听民意。但在形式主义模式下，其“游戏规则”异化为：报告必须符合特定格式、达到规定字数、配备标准化的表格与现场照片。基层干部的大量精力从“深入调研”这一目的，转移到了“制作一份完美文案以通过上级检查”这一规则上。调研报告成了“合规品”，而非“有用品”，完成了一场精致的自我空转。
再如，绩效考核的本意是提升工作效能。但当其指标设计脱离实际，就会导致为了考核而考核。下级单位耗费大量资源用于包装业绩、美化数据，以在考核“游戏”中取胜，而非真正提升工作实效。规则(考核指标)与目的(工作实效)严重脱离。
(二)能指与所指的脱离：“语言休假”下的符号内卷与空转
“能指”(Signifier)是语言符号，“所指”(Signified)是它代表的对象或概念。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意义在于其具体使用中的指向性。形式主义则导致“能指”与“所指”断裂，语言进入自我指涉、自我复制的“休假”状态。
现实中，可以说“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是一个有意义的能指，其“所指”应是企业办事流程简化、成本下降、满意度提升。但在形式主义层面，其意义被异化为：召开了N场专题会议、出台了M份红头文件、整理了X盒台账资料、发表了Y篇宣传稿。词语不再指向外部世界的真实改善，而是在文本、会议、汇报的内部循环中自我证明，形成一种“内卷化”的符号狂欢。
政策的空转也不少见。某些政策文件出台后，后续工作仅仅停留在学习传达、印发通知、分解任务上，仿佛文件印发了就等于工作落实了。语言(政策文本)完成了它的符号循环，却未能有效地指涉和改变现实。
(三)执行与理解的脱离：规避责任的“机械性假动作”
维特根斯坦指出，“遵守规则”本身是一种需要理解和情境判断的“实践”，而非机械套用。形式主义则表现为对规则的机械、僵化甚至极端化执行，执行者不求理解规则精神，只求在形式上“符合规定”，以规避个人责任。
不久前，中央提出“纠正违规吃喝”在一些地方被异化为“纠正吃喝”。学习贯彻“八项规定”精神的核心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杜绝公款奢靡。但一些地方为了“绝对安全”、显示“坚决贯彻”，出台“工作日全面禁止公务聚餐”等“一刀切”土政策，连必要的商务洽谈、基层工作餐也一律叫停。这种行为看似“严格执行”，实则是一种不动脑筋、通过极端化来规避风险的“假动作”。它完全背离了规则服务的实际目标，是对“遵守规则”本身的讽刺。
更常见的是“政策上下一般粗”地贯彻政策。上级政策到了基层，不经任何本地化、具体化的理解和转化，直接机械转发或套用。执行者不考虑本地特殊性，只求形式上与上级要求“一字不差”，以此转移和规避决策风险。有的单位，甚至出现了公文“抄袭”的极端现象。
(四)表象与实质的脱离：“家族相似性”下的平庸复制
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概念说明，同一概念下的实例(如各种“游戏”)并无统一的共同本质，而是通过一系列重叠交叉的相似点联系。形式主义的考核往往错误地追求一个可量化的“共同本质”，导致工作趋向于打造表面上的“家族相似性”，替代实质上的多元创新。
乡村振兴内涵极其丰富，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维振兴。但在形式主义考核驱动下，易于量化的表面指标(如刷了多少墙面绘、种了多少景观树、建了多少广场)成为硬性要求。于是，“美丽乡村”呈现出样板化。很多地方的乡村建设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花费不菲地造了几束“塑料花”，缺乏产业支撑、丧失文化魂魄、脱离农民真实需求，造成“千村一面”的平庸复制和资源浪费。
“创新工作”的模式化。本应鼓励探索的创新工作，在某些地方也形成了固定“套路”和包装模式，大家竞相模仿，追求形式上的“创新”相似，而非解决实际问题的真创新。
(五)逻辑与意义的崩坏：自相矛盾的“政策语言”
这是形式主义最极端、危害也最大的症候，它直接导致了维特根斯坦所警示的“语言休假”的最高形式——语言意义的彻底崩解。当政策制定脱离真实的“生活形式”和具体语境，仅仅为了满足不同部门的汇报需求或应对不同舆论场合时，就会产生一系列内在逻辑断裂、甚至彼此矛盾的指令，让执行者无所适从，最终使政策文本沦为自我否定的空洞符号。
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是“鼓励返乡”与“制止返乡”的悖论。一方面，为响应“乡村振兴”和“三产融合”的战略，某部门大力鼓励农民返乡创业，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宣传返乡创业典型，将“返乡潮”作为政策成效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有的部门又召开会议强调要制止农民“成规模”地返乡。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做法不仅瓦解公共政策的信用，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如果对以上做维特根斯坦式剖析，问题其一在于“语言游戏”的冲突。这两个指令分属两个不同的“语言游戏”。两个游戏在各自的封闭体系内逻辑自洽，但当它们被同时施加于同一个对象(农民)和同一个空间(乡村)时，就发生了剧烈的规则冲突。问题其二是“意义”的蒸发。“农民返乡”这个行为，在政策语言中失去了稳定的意义。它时而被视为“正能量”的典范，时而被视为“风险源”。对于基层干部和农民而言，他们接收到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信号，政策语言因此自我抵消，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无法从这些指令中获知行为的明确边界和政府的真实意图，最终陷入“不知如何执行”的困境。三是“生活形式”的抽离。政策的矛盾恰恰源于其制定过程脱离了农民真实的“生活形式”。农民是否返乡、以何种规模返乡，是一个复杂的、基于个体理性计算(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家庭照料等)和市场规律的自然过程。用两个相互打架的行政命令去“指导”或“制止”这一过程，是典型的用形式主义的文字游戏去框定鲜活的社会实践，其结果必然是执行层面的混乱和失效，最终损耗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和政策的严肃性。
这种政策层面的自相矛盾，是形式主义步入高级阶段的标志，它表明某单位的整个指令系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与现实世界的真实连接，而在符号与文本的自我指涉中陷入了循环和混乱。
四、双重突围的当代启示：构建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指导我们纠正问题不断前进的思想路线。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治疗”为我们破解形式主义提供了可以参考借鉴的思想资源。结合二者的智慧，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其核心是三大原则：
(一)疗效验证原则：确立以实践效果为最终评判标准
这是“意义即使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直接推论。它要求彻底改变评价体系，从重过程、重材料转向重结果、重实效。具体措施建议：一是推行“循证决策”与“结果导向管理”。任何政策或项目的立项、评估和调整，都必须基于真实、可验证的证据和数据，其价值最终由其在现实世界中产生的客观效果来定义。二是建立“后评估”机制。对重大政策、项目进行事后效果评估，并将其作为考核和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形成决策闭环。三是落实“四不两直”改革调研与检查方式。检查调研成效，不应只看报告多厚、材料多全，而应直接下沉到一线，随机走访、暗访，验证报告中所言情况是否属实，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让“使用效果”说话。
(二)生态重塑原则：打破评价体系的内部循环，扎根“生活形式”
这是最治本的一环。形式主义根源在于体制内部的评价体系(上级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真实世界的评价体系(群众获得感)。必须重塑整个治理生态的“生活形式”根基。
不妨采取以下三大措施：第一，引入强有力的外部评价，将群众满意度、服务对象评价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并赋予其决定性权重。例如，推广“好差评”制度，并将其结果与单位、个人的绩效考核直接挂钩。第二，强化第三方评估，委托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估，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三，坚持人民民主，赋能基层与群众。通过健全民主协商、民意听证等机制，让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更能反映和吸纳群众的需求与智慧，使干部的“工作游戏”规则真正与“人民生活”的规则接轨。
(三)实践智慧原则：奖励“实事求是”，包容“探索性失误”
必须从制度上激励那些深刻理解政策精神、结合具体情境创造性落实的“实践智慧”，为敢于实事求是者撑腰，改变“干得好不如汇报得好”的逆向激励。
实际工作中，首先明确容错纠错机制的具体边界，清晰界定“为公的不拘一格”与“为私的胡作非为”，为那些在改革探索、攻坚克难中出于公心、程序合规但出现失误的干部提供容错空间，解除其后顾之忧。树立坚持“实战”导向的用人标准，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坚决破除“唯材料”、“唯汇报”，形成注重实绩、群众认可的鲜明导向，大力选拔那些在基层一线、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突出、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干部。严厉惩戒机械敷衍行为，对于那种不顾实际效果、只求自己“保险”、用形式主义应付了事的“机械性敷衍”行为，要进行批评教育和惩戒，树立“不干事、假干事也是一种腐败”的鲜明态度。
(四)系统协同原则：破解“政策悖论”，重建统一的“生活形式”
针对上述因部门割裂、目标冲突而产生的自相矛盾的政策指令，必须从更高层面进行系统性的协同与整合，确保各项政策都锚定于统一的、真实的“生活形式”，而非各自为政的文本生产。
尽快建立重大政策的一致性审查机制。在政策出台前，对其进行跨部门的合规性与一致性审查，评估其与其他现有政策是否存在逻辑冲突或执行矛盾，从源头上避免“鼓励返乡”又“制止返乡”这类悖论的产生。切实强化政策的精准化和清晰化，政策语言必须明确、具体，具备可操作性，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精细化治理，回归毛泽东强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原则，明确正向激励重点是什么及相应潜在的风险是什么，并制定防范预案和疏导措施，而不是简单的“稀了加面稠了加水”被问题牵着鼻子走。更何况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可调用的资源是有限的。
坚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人民至上”。任何机关部门的“语言游戏”规则，其元规则必须统一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不同政策目标出现冲突时，决策者应回到这一根本出发点进行权衡：究竟怎样的政策组合最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和长远利益?而不是哪个部门的规定更“硬”、哪个领域的风险更“要紧”。这才是将所有政策重新扎根于最大共识的“生活形式”之中的根本之道。
五、结语：在语言的废墟上重建意义
毛泽东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沉思，跨越了地域、学科与时代的鸿沟，从不同角度为我们照亮了形式主义的哲学本质与破解之道。他们的思想启示我们，形式主义绝非简单的作风问题，而是人类认知与行动中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病症，是符号、规则与生活实践的断裂。
在人工智能崛起、信息爆炸的“后真相”时代，形式主义改头换面，以数字化、技术化的新形态持续困扰着我们。算法可能编织“信息茧房”，技术官僚主义可能制造新的“数字鸿沟”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此时此刻，重温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告诫，品味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的箴言，显得尤为珍贵。
根治形式主义，归根结底是一场持续的思想解放和哲学实践。它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毛泽东式的务实及维特根斯坦式的清醒，让所有的语言、规则和制度都重新扎根于人类鲜活、复杂、多样的“生活形式”之中。这是一场让符号回归现实、让规则服务目的、让思想照亮行动的伟大旅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变革的时代中把握本质，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定力，真正实现语言、思想与时代的和谐统一，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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