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teve Bloom
https://cosmonautmag.com/2025/09/what-is-missing-from-your-understanding-of-revolutionary-democratic-centralism/#footnote-source-2
在《我们是自己的解放者》(We Are Our Own Liberators)一书中，贾利尔·蒙塔基姆(Jalil Muntaqim)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革命运动所需的组织和政治构想的重要见解，他这样描述“民主集中制”：“民族解放阵线的所有成员、委员会和小组都可以讨论或建设性地批评并为某一具体指令或政策的发展作出贡献，但一旦决策已经作出，所有成员、委员会和小组都必须遵守。”
在其《纲领草案》中，大不列颠共产党(CPGB)也给出了类似的表述，该草案同样包含许多在我看来对当今世界革命性变革愿景至关重要的要点：
民主集中制在党内行动中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派应被压制。少数派必须有成为多数的可能性。只要他们在实践中接受多数的决定，同志们的团体就有权支持不同的纲领，组成临时或永久的派别，并公开表达他们的观点。
类似的“民主集中制”概念比比皆是。我引用这两个例子，只是因为最近恰好碰到它们。
在本文中，我将论证，上述方法只是部分正确。要使我们对革命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实践真正完整，还缺少一些关键要素。在我看来，这种不完整的理解长期盛行，是导致美国(以及其他地方)左翼不断分裂成越来越小团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据我所知，唯一真正理解这一问题正确方法的组织，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被开除成员中的一个派别——“第四国际主义倾向”，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在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上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有意识地把任务定为思考SWP为何在这一革命运作环节上走错了路。我在这里写的许多内容，正是受到那段经验的启发。
当然，也可能还有我不了解的其他团体，他们正以我将在下文提出的精神来追求或曾经追求民主集中制的实践。本文标题中的“你们”并不适用于这些团体或其成员。我所针对的，是那些仍坚持这种不完整理解的人。我希望你们能感受到我在这样做时依然保持尊重。包括贾利尔·蒙塔基姆、CPGB以及其他许多人在内，我都非常尊敬他们，因为他们在当下的艰难时期致力于建设革命意识和革命组织。但当涉及“民主集中制”、它的内涵及其应用方式时，我要强调，我们的集体理解需要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在开始之前，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在本文标题中加上了“革命的”一词。我要指出，实际上存在其他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不是完全自上而下、官僚化的有机组织，或多或少都在实践“民主集中制”——否则它就无法保持一个有机整体。即便像民主党这样一个纪律极为松散的团体，也在其最广泛意义上遵循“民主集中制”：当涉及到那些由战略决策者认定为重要的立法问题时，你会发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会整齐划一地按照指示投票，不论他们的个人信念如何。
这与我下面将要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一致的，即“在真正重要时的行动统一”。对于民主党来说，仅这一点就已经足够——当然，这与该党内部实际上相当有限的民主决策现实结合在一起。但我将论证，要实现真正令人满意的革命民主集中制，必须遵循下文所描述的四项原则。而且，必须有对革命的承诺——即彻底推翻帝国资本主义，并以一个走向全球“按需生产”而非“逐利生产”的体系取而代之，同时由工人阶级创造新的国家形式来推动这一转变。正是这种对革命的真正承诺，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相结合，构成了我们在本文所要讨论的“革命民主集中制”。
让我们逐一列出革命民主集中制的四个相关原则：
1.寻求共识是内部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点对一些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即使是那些声称在实践共识寻求的团体，也常常做得很糟。美国绿党就是一个例子，我目前在其全国委员会(NC)任职。在绿党中，尽管每一项提交NC表决的提案都开头声明该党寻求在共识基础上开展工作，但一旦出现不同观点，往往的倾向是分裂成派系，甚至相互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共识”只能在讨论之前就已经百分之百一致时才能实现。但那样的“共识”毫无技巧可言，因此这个词也就失去了任何真正的意义。
更进一步，大多数自认为在实践“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甚至根本没有“共识”这个词。他们往往一旦遇到分歧，就分裂成派系，并且很常见的情况是领导层与挑战领导层决定的普通成员之间爆发“战争”。这种情况在许多教条主义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小团体中几乎成了一种不成文的组织常态。我可以亲身作证，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做法。我虽不是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SO)的成员，但根据我从外部观察，以及参与者的证言，这种领导层与基层成员的关系也是该组织最终瓦解的重要原因。
毛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左翼中也充斥着采取这种做法的团体。然而，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据说列宁(民主集中制的倡导者，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希望效仿的人)在希望全体布尔什维克党都能团结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时，会把在相关问题上立场最对立的两个人拉到一个房间里，要求他们在达成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草案之前不能出来。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共识构建形式。即便这个故事是杜撰的，我仍要论证，它也代表了列宁主义实践中的一个真实方面，是我们应该更常效仿的。
寻求共识需要时间和努力。这当然也是它很少被实践的主要原因。分成派系并通过投票解决问题要容易得多，尤其当你是一个在多个战线上忙碌的领导层时。然而，革命集体在遇到争议时，双方的倡导者应停下来问自己两个问题：
1.在别人提出的立场中，有什么是正确的，可能揭示了我自己观点中的薄弱之处，我可以承认并把它纳入自己的思考?
2.剩下的分歧中，哪些是根本性的，必须坚持?哪些是次要的，可以留待以后讨论或解决?
提出这两个问题对于领导层尤为重要，因为集体的领导层有首要责任为处理可能出现的分歧设定恰当的基调。
大多数情况下，在这种辩论中最初提出的相互竞争的立场既不会百分之百正确，也不会百分之百错误(当然，我们承认也有例外)。通过积极倾听的过程，即便无法达成共识，也很可能缓和争端。有时，用这种方式深入探讨相关问题，会让所有参与者认识到，双方一致的观点才是核心，而剩下的分歧是次要的，从而为通过制定一份仅专注于主要问题的共识动议或文本来友好解决争端创造条件。这是我们在每一次有争议的讨论中都应该努力追求的结果，即使最后未必能实现。
我常常使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指导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前进：革命运动中的讨论恰当的目标，不是确定谁是对的，而是确定什么是对的。[3]一旦这种讨论成为常态，而不是我们习惯上那种人人只为确认并一再重申自己观点的讨论，它将在民主集中制公式的“行动统一”一面产生极为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少数派知道多数派已尽一切善意努力去诚实探讨分歧，力求发现“什么是对的”而不是单纯证明自己原先的主张;如果一个集体已经养成了成员们不断作出合理调整、接纳来自持不同意见者观点的传统，那么这种良好的意愿与集体感将会自然产生。这反过来又会强有力地推动真正意义上的联合行动。这样的统一远比仅仅依靠组织章程所强加的统一更有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共识并不是要求绝对一致的百分之百同意，而是在确认确实存在重大分歧、需要投票决定下一步行动之前，进行真正的共识寻求。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共识也不是指那些掩盖分歧的外交辞令。真正的共识寻求必须承认并处理现实中存在的实质性分歧，以便解决它们，或至少将其最小化。
2.当分歧仍然存在时，只有在确实需要统一行动的情况下才应追求统一行动
这一点在我所知的任何“民主集中制”定义中都没有出现过，除了我自己的表述，但它本应被包含其中。因此，我们应当谈论的是“在真正重要时的统一行动”。
在我20世纪60年代末刚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早期岁月里，我们的做法是：我们的“反战小组”(即那些积极参与反越南战争运动的党员)在进入任何一次会议或大会之前，就对可能出现的每一个议题形成统一立场，甚至包括下一次示威该在哪个公园举行的问题。这被视为我们作为“先锋队”的角色的一部分。
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无论在党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层面，还是在党的内部运作层面。在与群众运动的关系上，这样的介入方式会严重限制，甚至完全否定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组织所必需的自发性。有时，非党的群众在创造性方面要远胜于党本身，而运动也能从中受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个试图在会议之前就决定每一个细节的“先锋队”，就会变成斗争的包袱，而不是发挥先锋作用。
一个革命组织必须再次分清：哪些是必须以统一方式进行斗争的必要问题，哪些则最好交给群众的创造力去解决。读者可能可以从上文提到的例子(例如示威在哪个公园举行)推演出许多类似的问题。罢工中的工人、正在行动的群众，常常能找到应对困难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远比党总部想出来的要好。没有什么科学定律能够预先确定，在任何特定情境下，党必须围绕哪些战术和战略问题组织纪律性斗争，而哪些问题可以交给运动的创造力去处理。弄清这一点，是革命领导艺术的一部分，也正是为什么培养这种艺术和学习革命理论一样不可或缺。
在内部层面上，当经过上述最好的讨论方式后，仍然存在分歧，而此时要求持不同意见的人“服从纪律”，就会不可避免地在集体内部制造紧张，考验集体的统一。有时，这种号召意味着分裂：少数派退出组织，或者因拒绝统一行动而被开除。如果多数派或领导层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强行推行“统一行动”，无论大小，只因为“统一行动”被写进了党章，那么这种做法更容易制造长期积累的不满与怨恨，并可能在某个关键时刻导致分裂。相反，如果少数派在经验中了解到，党的“统一行动”号召并不是机械执行，而是在充分考虑某一特定时刻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后才提出的，那么这一过程更有可能增强而不是削弱集体的统一。
还有一些情况，“正确”决策并不那么明晰，此时先锋队群体最好只是征求所有人的真实意见，而不是试图单方面制定一个统一判断并强行推行。比如，一个工会正在考虑是否发起罢工。如果该工会中的党员意见分歧，而工会内部的投票也很接近，那么党员们一致投票赞成或反对罢工就可能轻易地人为改变结果——而实际上，可能更好的做法是如实衡量工会内部对罢工的真实支持度，再决定是否行动。
再想一想，这样的经历对一个组织的内部团结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一些成员不同意罢工，但却因纪律被迫在工会里投票支持罢工，而罢工又确实不合时宜并以失败告终，那么他们很可能因此对这个“民主集中制”集体心生疏离。
最后，还有一些时候，最合理的做法是允许不同的党支部或党员小组，针对同一运动或斗争采取不同的行动路线，通过这种方式积累集体经验，以帮助未来进行总结并指导进一步的工作。这是另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坚持统一行动和党内“纪律”既不合理，也远不如允许多样化尝试更有成效。
这就自然而然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个要点。
3.投票并不能决定正确的观点，只能决定集体将采取的行动
这看起来似乎显而易见，但仍然值得强调。多数派可能是错的，少数派也可能是对的。我们说服他人接受某一观点的能力，只在部分程度上依赖逻辑和理性;即便逻辑和理性在我们的讨论中占主导地位，我们所依赖的推理仍可能有缺陷，甚至常常如此。许多因素——包括社会压力、经验或信息的不足、某一运动或斗争中的不可预见事件、不完美的讨论所带来的误解等等——都会影响人们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如何在具体动议上投票，以及集体决策最终是正确还是错误(或同时兼有二者)。
尤其是多数派，更需要牢记他们可能完全或部分出错。这就是为什么前文提到的“总结集体经验”的传统，是一个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运作的基本环节。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必须回顾导致原始决策的辩论，并问自己：多数派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经验的验证?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挑战，从而至少部分地验证了少数派的观点?我想强调的是，这里几乎总是两者兼有。衡量任何个人领导者或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标准，不在于他们是否在每个问题上都正确——因为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在于他们是否能诚实而有效地推动集体从经验中学习，并且是否愿意在必要时基于经验修正自己的观点。
当某个革命团体建立起这样一种诚实总结经验的机制时，而不是由多数派或领导层在每一次都吹嘘自己的绝对正确，这一机制就会再次为在真正需要时实现统一行动创造条件。少数派即便仍然不同意，也更有可能热情地参与到某一已经决定的行动中，如果他们知道这次统一行动会被所有人视为一次实验，并且在一段时间后会对结果作出诚实的评估。少数派加入集体行动的动力将来自这种集体成长的潜力，而不是来自某种被强制施加的“纪律”鞭策。
我再次强调，这种集体文化的养成需要时间。它不是通过投票通过一套章程就能实现的，而只能通过在一系列实际斗争与行动中的战略反思和修正实践逐渐形成。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真正有纪律的革命干部组织往往需要多年才能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借用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在另一种语境下的话：这可不是一杯速溶咖啡。
理解一个特定集体在“煮咖啡”过程中的阶段，然后运用各种内部工具进一步培养真正的集体性，是任何革命组织领导层必须培养的艺术的又一种体现。它使我们能够思考，如何以一种方式来处理下一次辩论或分歧，从而强化而不是削弱我们所领导的组织的特定集体统一。
4.对统一行动的号召必须与在纲领和理论问题上所达到的统一程度相一致
这也是为什么建立一支有纪律、真正“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干部队伍需要时间。这个过程无法被“捷径化”。没有任何一套章程能仅仅通过宣称某个组织是“民主集中制”而使之真正如此。
想想我们“民主集中制”的最终考验：那将在革命的熔炉中出现——即在起义的时刻，当群众已经(a)建立起能够取代旧国家机器的对抗性机构，并且(b)形成了促成这一切所需的集体意志。在那个关头，革命组织若已取得足够的群众影响、能真正发挥先锋作用，那么的确就必须要求统一的行动。
那么，如果在这样决定性的时刻(必然会出现)在行动方案上产生分歧怎么办?我们当然仍然要追求本文开头所强调的那种寻求共识的方式，希望解决或至少缓和分歧。但最终，大概率还是要进行投票。在那一刻，如果多数派要求少数派按照集体的决定去行动，甚至要把生命置于其中，那么多数派依靠的就绝不仅仅是某些写在组织章程里的“行动统一”条文，而是必须事先有多年累积的清晰记录：在讨论和总结经验中始终以诚实、求真的态度参与，而不是把这些过程当成自我证明的工具。同时，还必须依赖同志间多年来所锻造的信任纽带——每个人都能从过往的经验中确信，别人总会把斗争的最大利益置于个人考量之上。
最好的历史例子当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他们内部辩论激烈，但并没有因此互相视作敌人，也没有因为次要分歧而分裂。即便如此，在起义过程中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也曾出现裂痕——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背离了党关于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决定。然而，总体上，党还是在这一最关键的时刻保持了统一。这并不是因为没有分歧。例如，列宁和托洛茨基就起义时机的问题有过重大分歧：列宁主张立即起义，担心机会稍纵即逝，而托洛茨基则赢得多数支持，认为应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赋予其民主合法性。统一得以维持，是因为同志们——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已有十余年共同斗争的经验，彼此都证明了无论付出什么个人代价，都愿意为革命而战，从而在关键时刻能把统一行动的需要放在首位。
有趣的是，列宁当时要求开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惩罚他们的违纪行为，但多数党员却否决了这一要求。这恰好暗示我们：布尔什维克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并不是当代许多自称“布尔什维克”团体所持的那种僵化、刻板的概念。
在干部队伍形成的最初阶段，我们距离那种在真正革命时刻所需的政治与纲领的高度一致性、以及深厚的集体经验，还有很长的路。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强行要求相同程度的“统一行动”。我们的统一号召，除了要符合第二条“什么是必要的”的检验，还必须符合另一条检验：“在我们当前的集体理解水平和共同工作历史下，什么是恰当的?”这一点同样无法通过科学量化，也写不进章程，它再次说明：我们必须把革命领导的“艺术”看得至少和“科学”一样重要。
毕竟，革命者常常面对许多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没有哪一个是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而是各自都伴随一定的利弊——甚至可能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人会如何回应我们的行动。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仍必须选择行动还是不行动，却无法依靠任何基于既往经验推导出的“科学”规则来指导。这就像诗人在某段诗节里选择用更短的诗行而不是更长的诗行，画家在某个部分选择更浅的色调而不是更深的色调，音乐家选择某种节奏或旋律一样。如何在特定情境下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这样的一种选择。任何革命领导都必须具备某种感觉——几乎是一种美学上的直觉——去判断在某个特定集体、特定时刻，什么样的做法会产生最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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