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日，倘若你依旧认为赵宏事件的背后仅仅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那么这表明在这一事件里，你的思维仍处于一种缺乏主见的状态。若你期望深入了解此问题，可查阅我上一篇文章。
赵宏事件的反思：道德定义权究竟属于谁?
上一篇文章我主要讲述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赵宏的法哲思想的底层逻辑。
网络上可以找到的赵宏的公开言论有这些，先不谈这些言论的正确与否，就问你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由白左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中不?
(1)可以随便穿和服招摇过市。
(2)可以辱骂警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3)失德无德的艺人可以继续公开演出。
(4)吸毒只需要接受治安处罚，不需要承担任何治安处罚之外的损失。
而赵宏女士的这种思想源头自于一个持续不断的20年瑞典学术援助项目，今天我们用一个故事打开这项西方法哲思想的大门。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神父问一个普通人，你信神吗?这人回答不信，因为神不能给他一辆自行车，满足不了他的愿望，然后神父告诉他，你可以先偷一辆自行车，然后找神忏悔。
这并非一则笑谈，而是不同文化背景下衍生出的哲学议题。倘若你对此缺乏了解，不妨去探究一下赎罪券制度。这是一段将金钱、道德赎罪与上帝相勾连的历史事实。
其本质实则为“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的探讨，这是一个我们屡见不鲜的争议话题。当你笃定“人性本恶”这一观点时，那么很遗憾，你在潜意识层面难以察觉赎罪券制度诞生所蕴含的罪恶与不公平问题。
若秉持“人性本恶”的观点，那么一切错误似乎都具备了可被谅解的理由。故而，我们不难发现，秉持所谓“白左”理念者往往热衷于对恶徒进行救赎。
在此次事件中，这种观念体现为对吸毒人员实施法律层面的“赎罪”举措。毫无疑问，这就是一种法律的神化操作，法律被奉为神明，替代人类来进行道德判断。
然而，置于我们的文化语境之中，法律的核心功能在于惩戒，旨在惩恶扬善。这是因为我们坚信“人性本善”，倘若有人作恶，便是违背了人性的初衷，因而应当受到法律的惩戒。
在华夏大地，道德之源从未寄于那缥缈虚幻的神灵，道德之权威，深深扎根于现实人间，它源于“天理”之深邃，存于“民心”之淳朴，彰显于百姓日常所遵循的人伦纲常，以及历史长河沉淀下的公序良俗。道德的定义权与裁判权，始终掌握在民间，隐匿于每一个普通人心中的是非观念与羞恶之感里。
赵宏所代表的法哲思想，对罪人的救赎，比佛教和无厘头，佛教说放下屠刀，首先你要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才能得到救赎，但是西方文化逻辑你只要祈祷就可以，神可以助你洗刷罪孽，然后你就可以不停的循环。恶行不止，祈祷不停！他欠缺了人对自身之恶的反思。
而“萝莉岛”事件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其恶劣程度令人发指，它是法律表面成功但道德已然崩塌这一矛盾现象异化出的现代畸形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原谅了他，等于神原谅了他，他们不会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而且会把这种行为正当化。
所以你现在能否回答开头提出的这个问题?
问：是否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白左"思想主导的世界中？
答：是/否？
首先我的回复逻辑是简单清晰的，我不愿意!
因为这种源于"人性本恶"思想前提下的"救赎"文化。是违反我们你的历史记忆和民族道德直觉的。
如果法律的功能从"惩恶扬善"的公共正义，转变为对个体"罪孽"的"法律赎罪"和"循环谅解"，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定义和捍卫"善"与"秩序"的集体能力。
当一个社会对公然辱警、失德无禁、毒品滥用等行为丧失惩戒的意志和清晰界限时，它实际上是在纵容"恶"对"善"的侵蚀，最终伤害的是大多数渴望安全、稳定、有明确道德准则生活的普通人。
任何治理模式都根植于其文化土壤。将一套基于不同人性论和历史经验的模式强行移植，必然产生"排异反应"。
最大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失败的代价并非由其倡导者平均承担，而是不成比例地由社会的脆弱环节(普通社区、中下层民众)来承受。
精英可以在理论安全和物理安全的"泡泡"中倡导宽容，而混乱的苦果则由他人吞咽，萝莉岛就是最真实的例子，这是一种对普通人的酷刑。
西方（某些流派）的"神﹣罪﹣救赎"循环：
其逻辑是：人性本有罪(恶)→犯罪是这种本质的体现→关键在于通过向"神"(或世俗化的法律、社会)祈求并获得"救赎"( forgiveness / absolution )→救赎后可重新开始，甚至循环往复。
这里的"神"(或法律)扮演了交易对象和赦免者的角色。
这套逻辑可能导致对"行为后果"的轻视，而过度聚焦于"内心状态"是否获得赦免。.
而中国传统的"人﹣过﹣惩戒／教化"路径：
其逻辑是：人性本善→作恶是对善良本性的蒙蔽与背离→关键在于通过外部"惩戒"清算其行为后果、以儆效尤，并通过"教化"使其内心恢复本性之善→目的是修复被破坏的秩序与人伦。
这里的社会与法律扮演了"惩戒者"和"教化者"的角色。它更重视行为本身对社会伦理和集体秩序的破坏，并要求为此付出切实代价。
如果法律仅仅模仿宗教的"救赎"功能，对吸毒等严重"恶行"给予制度性的"谅解"（如封存记录、非罪化）,那就等同于在社会的层面承认了"恶行可以循环，只需形式赎罪"，这与中国文化中"恶行必须被阻断、代价必须被清偿"的集体生存智慧相悖。
而民众对此的愤怒，正是文化本能对生存逻辑的捍卫，这也是这次事件惹恼全网的底层逻辑。
因此，我不愿意生活在那样的国家，并非因为不认同，"宽容"、"人权"等抽象价值，而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那套脱离文化根基的"救赎式"治理模式，已被证明难以维护一个让大多数人感到安全、公正、有明确道德预期的社会。
围绕赵宏女士所引发的争论，正是这两种意识形态力量在现实中的碰撞与校准：制度必须严防死守，文化必须惩恶扬善。
任何削弱后者以迁就前者的理论，无论逻辑多么自洽，都难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因为它触碰了文明赖以存续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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