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者，如何看待民族国家？

最近发了个问卷征集，有位读者朋友问“在当今时代，左翼应当如何看待民族国家？”既然有读者朋友关心，我们就简单讲讲。

什么是“民族国家”？

AI给我的回答是：

民族国家是以单一或主体民族为核心，以共同语言、文化、历史记忆为纽带，拥有统一主权和固定疆域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的主流国家形态，其对立面是古代社会的多民族帝国。

民族国家的背后，是“民族自决”的原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民族国家指的是一种“政治共同体”，而非具体的国家机器。

有必要对以下两个概念做区分：“国家主义”强调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重要性，而“民族主义”则强调要争取“共同体”的利益，相较而言，后者所支持的东西更模糊，也更可塑。历史的看，“民族国家”与“国家机器”在现实中也未必合拍。

首先，民族主义经常会威胁现存的国家精英。回看晚清民国的历史，这一点就很清楚。洋务运动是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但是大清能不能跟上近代化的脚步，那就是另一回事。我们都知道，大清最后就是被洋务运动培育起来的新兴势力掀翻的。

其次，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未必支持国家主义。无论是世界各国的新自由主义者，还是20世纪后半叶的那批老自由派，其中不少人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不支持加强国家机器。他们认为，小政府有助于实现“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分析“国家机器”的内容并非本文主线，此处不展开，如有兴趣，可以读往期文章。而要谈“民族国家”，我们需要理解近现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

谈及民族与民族主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一本绕不过去的书。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常常被理解成“民族是虚幻的”。这本书的内容能不能推断出这个观点，我们不争论，但我觉得重点不在这里。安德森真正想强调的是：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需要依赖“想象”这个动作。

这不难理解，一个人的生命和社交很有限，你不可能和同民族的所有人打交道。因此，民族认同的纽带，是同一套“文化符号”：可以是说同一种语言，读同一份报纸，也可以是认可同一个文化符号，同一段历史记忆。这些东西，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来与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共情。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想象的边界是共情的边界，而共情的边界则是共同体的边界。

正因如此，安德森会认为“印刷资本主义”是现代民族主义诞生的核心动力——印刷术的普及导致了书籍、报纸的大量生产与传播，大家可以通过阅读报纸与小说了解千里之外的人和事，这是想象与共情的基础。与此同时，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地方言区开始逐步接受一种通用的“标准语”。

民族主义有什么特征？

“民族”说完了，那“民族主义”是什么？它有两个特征：

其一，民族是有边界的。按照民族国家的原则，一个人不能“在美国是美国人，在中国是中国人。”有边界，也就意味着有排斥性。在当代这样一个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这一点尤为显眼。

其二，民主革命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动力。当“人民”夺回主权之后，就会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主权属于“人民”，那谁是人民呢？于是，“民族国家”的原则为“人民主权”提供了一个逻辑上的载体。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的工业革命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工业资本主义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与可正常流动、受雇的劳动力。在18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恰好契合了这一进程。同时，共和革命砍掉了国王的脑袋，让法国人从“臣民”成为了“公民”，而“民族”给“公民”身份提供了一个边界。

除此之外，由于“想象”是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必要机制，因此民族的符号认同就变得非常重要。于是，统治阶级会试图塑造这些认同符号，乃至“发明传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设定标准语言，塑造国家仪式，通过公共教育塑造官方的“民族历史叙事”，统治阶级试图将“民族”的定义权握在自己手里。

搞民族主义，有什么政治后果？

不可一概而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常“稀薄”的意识形态，可塑性非常强。在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民族主义会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结合，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

在前现代、欠发达国家，民族主义会与民主革命，乃至社会革命同行。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大革命用民族主义反抗君主，20世纪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当中，革命者也用民族主义反抗帝国压迫。正如上文所说，民族主义与民主原则的某种亲和，使得其能够与各类进步主义思想结合，成为动员群众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力量。

但在那些完成了反封建、反殖民任务的现代工业国，民族主义则更容易与极右翼政治合流。政治精英们往往会将其作为排斥异己、转移矛盾的手段。一般来说，这种手段大概有二：一种是在疆域内识别出一个语言、文化或身份上的“他者”，对其进行压制乃至迫害；另一种则是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相互联系的现实，煽动对特定民族或广义的“外来移民”群体的仇视。究其原因，也就是正如上文所说，民族共同体有边界，因此也常常会为某些排外与仇恨行为提供背书。

作为社会主义者，如何看待民族国家？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想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是应该“批判”还是“拥护”民族国家？我不想这么回答。这种“批判vs拥护”的二分法，需要被一个新的认识论覆盖掉：民族国家，是眼下各国阶级斗争最直接的场域。民族国家设定了整场游戏的规则与约束，它的有些特征可能对工人阶级有利，有些特征则可能不利，有些特征契合社会主义的原则，有些则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悖。

把民族国家视为斗争的场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各国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最直接地指向本国、或直接压迫本国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其次，不同于国家机器，“民族利益”是一个更加可塑的符号。围绕“民族利益”的阶级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在争夺“民族利益”的定义权——无产阶级需要有能力将自身的阶级利益上升为全民族利益。

这是什么意思？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和蒋介石都曾经提出过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设想，《新民主主义论》是前者的代表，而《中国之命运》则是后者的代表。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这没什么大问题，问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持有不同政治立场，代表不同阶级的政治力量，对此可能存在大量相互矛盾，乃至截然对立的设想。

在当时的语境下，民族国家场域内部的阶级斗争，就体现为以下这个问题：哪一种设想，哪一套方案最终决定“中华民族”被塑造成何种模样？这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意识形态工程，但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它直接指向彼时的国家权力组织形式和社会生产的现实。

结语

最后，我正面回答一下这位读者的问题：民族国家值得研究，但远未到迫切需要给一个“定性”的地步。因为民族国家体系非常坚硬，我们的“定性”也不会对它产生实质性影响。所以我我觉得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面对这一现实力量的策略。

就我而言，赋予这种策略以原则的，是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最大限度地拥有控制社会生产的能力？对“民族国家”的态度与策略，需要服从于这个大目标。所以，我对民族国家问题采取的策略就是——非必要不在事关“民族主义”的公共议题上花过多心思，对于有强烈民族情感认同的朋友，只要不到伤害他人的程度，我也就顺其自然。但是一旦发展到挑动仇恨与歧视，会伤害到别人的程度，如果此事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就得出来制止。

但有一件事我是要说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我也不免俗。我也是有民族情感的人，我会关心我国劳动人民的遭遇。我心中的祖国，是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共同体。不过某些满脑子只有大国博弈，不惜把同胞当代价的人就难讲了，他们心中的中国，好像只是一个没有血肉的地缘政治实体，我觉得这种姿态才是真的伤害民族情感。

参考阅读：

Hobsbawm, E. (2021). On nationalism (D. Sassoon, Ed.). Little, Brown.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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