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徐景安的“思想自由决定论”
寒 之
徐景安先生在批判陈奎元的文章中，针对陈奎元院长提出的“在人文社科领域，所谓‘西强我弱’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西方强在何处，我方弱在哪里。”的论段，生硬地给出自己的解答，“答案很简单，西方实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先不说陈奎元提出的论断本身就有自己的逻辑和结论，单就徐景安先生的答案本身看，即是常识性的错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能够决定某种文化类型的强弱吗？80年代以来，此番自由式的话语迷惑了多少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啊！
从来就没有脱离经济和阶级背景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化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存在。尽管所有文明的成果归全人类共享，但是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都是由一定的经济以及相应的政治形态所决定的。相对于黑暗的中世纪，人权、平等、自由等先进理念无疑为冲破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起到重要的解放作用，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是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如同中国封建文化中的仁爱、礼仪、诚信、和而不同等文明成果，必然地惠及全人类，指明人类向善与进步的方向。米兰的足球俱乐部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写作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中提出“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的著名论断，深刻地阐明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排斥“自由”这个源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理念，而是要坚决、彻底地为“自由”的真正实现而奋斗。卢森堡解释说，“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当今世界，“自由”早已沦落为资本主义的文化特权和标签，成为装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干花，看似艳丽，实则枯萎。试想，那些在美国次贷危机与金融危机中失去房屋与家园的美国民众，即便拥有绝对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又能怎样呢？而这些自由只有对那些在危机中依然能够获取天文数字年薪的华尔街CEO们才有意义吧！
根本上讲，文化的强弱是由其背后的经济制度决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统天下的时代，西方文化必然大行其道，为资本统治世界确立意识形态与价值基础。反过来，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亦能够对物质世界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在人类历史上就起到了这样的伟大作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文化，以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为奋斗目标，160多年来激励着人类当中最优秀的分子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立场，与强大的资本展开殊死斗争，在20世纪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0年代初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是在西方国家的文化攻势之下全面溃败的。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文化攻势能够得逞，仅仅因为西方文化拥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天然优越性吗？剧变之后陷入动荡的苏联东欧民众是否还有人为获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而欢欣鼓舞？究其根源，在于资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一批瓦解国家意识形态、消解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文人内奸。从苏东剧变到颜色革命，每个国家都能看到这些西方资本代言人活跃的身影，他们打着资本主义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号，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直至将自己的国家沦为西方资本的附庸。
所以，根本不必谈什么普世价值和思想自由这种废话，对于所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国家而言，文化较量的关键在于维护国家民族独立的顽强意志以及民族经济独立自主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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