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我宁愿做一个边缘人
——访青年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卢周来
「内容摘要」一个正派学者应该追求群而不党、求同存异。我在我的随笔集中曾经说过，我的文字不想讨任何人喜欢。有人学会了左右逢源，但在学界相互攻讦的背景下，我宁愿“左右都不是”，在人歌人哭鸟来鸟去的学术江湖做一个边缘人。
价值中国网：经常在各大报纸和刊物上读到您的文章，充分感觉到您的渊博学识和勃勃生力，以及您对现实的强烈关怀，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是什么使您能够在如此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纵横驰骋呢？
卢周来：在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的时候，我不可能做到在经济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驰骋。但我一向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有强烈的偏好，因此，对于一般的史学理论、历史及其解释也就有了兴趣。这体现在我的文字中，历史与思想的东西可能会多一些。当然，我同时也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应该懂得历史、懂得经济思想的成长过程，这样才可以避免过分的工具理性，避免结论与现实相去太远。
价值中国网：学界有一种不太好的风气：分派划圈讲内外，甚至论资排辈，流于“出身论”。多年来，您一直在努力弥合这种种非理性的分裂，主张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您为什么这样做呢？
卢周来：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不同观点的相互碰撞。经济学也是如此。就拿当下在中国经济学界备受推崇的奥地利学派、新制度学派来说，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也曾经是“非主流”，但他们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现在都被承认了。
在市场化导致利益分化的时候，为了使得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表达自己诉求的渠道，也需要各种不同的声音，需要不同的观点，这样有利于决策民主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我这里还想再提醒一句：知识界相互攻讦的风气真要停止了！包括不少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经常抱怨被轻视、被排斥，甚至被侮骂，我就想，一些学者之间本身就是相互轻视、相互排斥、相互侮骂，还能指望这样的学者能被重视与尊敬？我记得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包容比自由更为重要！这句话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上盛行“文人相轻”不良习气的知识圈应该是有警醒意义的。
价值中国网：您不但高度关注现实生活，而且高度关注学科前沿。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变暖与文明转型”，事实上，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近几年来碳排放交易突飞猛进，已发展成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国际经济学界怎么看待全球变暖及相关情况呢？希望您能够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个人又如何看待全球变暖及相关问题呢？
卢周来：我对此没有什么研究。如果说谈点感想主要有三点：
第一，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环境问题提醒我们，人类对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应该有所反思。环境产业本身就是人类制造出问题然后被迫解决问题，但其发展又被计入GDP增长之中，最后的结果竟然是环境产业本身又成为推动GDP增长的骨干，甚至支柱产业。这本身是一种反讽。
第二，治理全球变暖自然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合作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走出“囚徒困境”，而这又需要各主权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具有约束力。这个难题的解决可能更难。
第三，原则上讲只能根据成本、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一般经济学道理，由已获得发展的发达国家在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中承担更多责任，支付更高成本。
价值中国网：本次论坛将特别关注欧阳君山先生提出的“注目礼”的新思想，您是最先发现这一新思想的少数几位专家之一，并且高度评价关于这一新思想的著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在您对“注目礼”的新思想的高度评价中，有一句话特别引人注目，您写道：“在‘创造体系’已成学界笑话的今天，君山先生的确创造了一个体系！”您在批读《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时又提出意见：没有讨论一般经济学理论所讨论的“市场均衡”这一最核心的问题！君山先生也据此进行了修改。能再谈谈对这本书的看法吗？
卢周来：这些年我注意到，在传统的所谓学者圈之外其实有一个比较广大的“民间学者圈”。这些学者可能非科班出身，非专业出身，他们的研究只是出于自身的兴趣与追求，并不特别期待学界圈认可。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有成果的一辈子也没有得到认可与重视。但我通过与这些民间学者的接触，觉得他们的研究其实是有优势的。首先，正因为他们非专业出身，使得他们能打破常规，打破已有范式的局限，综合运用各种知识，来论证他们的观点；其次，正因为他们的研究首先是出于兴趣与爱好，是为着“求真”而“求真”，世俗的约束也少一些，所以他们的观点有时反而有超越性。
欧阳君山先生这本著作，说是经济学著作，但肯定与我们阅读的任何一本现代经济学著作都不一样，基本概念与基本框架都是他自己建立的。所以创造性是不用怀疑的。我常想，吴思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先后发明了三个重要概念“潜规则”、“血酬定律”与“官家主义”，也是在传统的政治学框架之外另起炉灶的结果，而欧阳君山所发明的“注目礼”，极其创造的体系，也是在现代经济学之外另起炉灶的结果，二者应该有相同的意义。但坦率地说，因为现代经济学学规森严，门槛很高，所以，这决定了君山先生的成果不可能在现代经济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我尊重他的言说。正如我尊重所有民间学者的努力一样。我也相信，他们中有人真能成为“知识危机的突围者”。
价值中国网：当前中国社会正遭遇严重的信仰危机，这几乎是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人们似乎穷得只剩下钱，用您的话说，社会越来越“无根”。在这一点上，您也高度肯定君山先生提出的“注目礼”的新思想——亦被称为“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您认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才能找到“根”呢？
卢周来：要找到根，就必须重建信仰。在这其中，君山所推崇的中华文明当然是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当前，政府正在推动新农村建设。因为中国仍然是个乡土中国，包括城里人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根都在乡村，所以，我认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把重建乡土社会作为一个重点，即通过文化与公共空间建设，包括恢复一些传统的东西，都是使我们找到根的重要步骤。
价值中国网：卢老师，最后请允许我们向您提一个比较个人化、甚至还有点敏感的问题。前面说过，学术界流行分派划圈，作为一位体制内学者，有人说您属左，也有人说您偏右，还有人甚至说您左右逢源。就我们的印象和了解，您平等待人，实事求是，不唯权威，不唯主流，只唯实，超越左右翼——而且这也是您多年以来就举的一面旗帜。但您也曾经表示，超越左右翼有点理想化，最后还是选择把自己作为砝码放到天平较轻的那一端。那您是不是也属于哪一派呢？您究竟怎么看待思想界的派性问题呢？
卢周来：我个人反对一切派性划分。一个正派学者应该追求群而不党、求同存异。我在我的随笔集中曾经说过，我的文字不想讨任何人喜欢。有人学会了左右逢源，但在学界相互攻讦的背景下，我宁愿“左右都不是”，在人歌人哭鸟来鸟去的学术江湖做一个边缘人。
但我也从不讳言我的立场。马克思写《资本论》为工人阶级提供斗争的武器，弗兰克·梅林说那是因为马克思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或者像胡登所说的，上帝曾经赋予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别人感受的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别人感受的更深切。所以，我在与现实政策取向息息相关的经济学研究中，始终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记者：覃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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