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的形势发展，
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宵山脉中段政权，
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话说毛泽东对于坚持在罗宵山脉中段建立红色政权，充满了信心，他深信这是对中国国情切实掌握的结果。但是，上面怎么看，是支持还是责难？他心中不免有几分不安。
“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1、此间系罗宵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2、党在此间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3、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3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
“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病医疗万难，正随时解此难点。”
毛泽东关于湘赣特委的成立，还向中央诚恳地剖白心迹说：
“宛希先、毛泽东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宵为候补常委，暂推毛为书记。泽东此刻在学习期间，实在不能担任。以后两省委及中央之派人即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
毛泽东在关于今后全面工作的打算方面写道：
“1、普遍发展6县之党。2、发动当地农民的暴动。3、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4、在军队中建立坚强的党。5、办军校及党校。盼望政治消息，请湘东特委担任政治消息传达，3日1次。……8、多派同志来工作并请省委随时指导。”
毛泽东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真是天日可鉴。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不久之后，就招来了上级的全面非议。此是后话，容后再叙。
就在这6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军又调集第6军胡文斗部杨池生的第9师及第3军杨如轩的第27师共5个团，以第9师师长扬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第4次“进剿”。湘敌第8军第2师也由平江调到攸县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西侧。
毛泽东面对这种形势，他和朱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决定，为造成敌军指挥上的失误，第4军在反“进剿”的第一阶段，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主力出击湖南酃县，一则牵制并压住湘敌，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二则诱使赣敌出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赣敌。
为此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第4军主力第28、29、31团，西征酃县；由袁文才、王佐带领第32团留守根据地，密切注视赣敌杨池生、杨如轩两部的动向。会议结束后，第4军各部，依计而行。
果不其然，杨池生、杨如轩一见工农革命军西征酃县，以为井冈山有机可乘，就迫不及待地部署对根据地的进攻。由杨如轩带领27师两个团及第9师1个团，在新、老七溪岭方向进犯根据地；由杨池生带领第9师其余两个团驻守永新。
毛泽东得知赣敌即将从永新出动，他与朱德立即率领第4军主力急速返回宁冈，部署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方案。
以第28团、29团以及第31团第1营为主力，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在永新、宁冈交界处的新、老七溪岭阻止敌人；由毛泽东率领31团第3营在永新的龙田、潞江一带扰乱赣敌，并监视湘敌；由袁文才、王佐带领第32团，在宁冈、酃县边境活动，牵制湘敌第8军吴尚部。
翌日，毛泽东率领31团第3营奔赴龙田、潞江一带，其余部队亦分头作战前紧张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第28团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赣敌右路两个团，多次发起猛攻。至午后，第28团将赣敌击溃，接着乘胜追击，在白口歼敌一部，直插龙源口，切断了左路赣军的退路。第28团协同第29团、第31团第1营，将左路赣军歼灭于龙源口地区，乘胜进占永新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4次“进剿”。
工农革命军在这一次反“进剿”战斗中，歼灭赣军1个团，击溃赣军两个团，缴获步枪400多枝，重机枪7挺，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以来战果最辉煌的军事胜利。后来，根据地人民曾经这样歌唱工农革命军第4次反“进剿”的胜利：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畅，快畅。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了宁冈、永新、莲花3个整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吉安、安福各一小部；使湘赣边界进入了全盛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原来在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大纲》提出：
“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建立红军区为目前的要义”，“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杜修经又交给毛泽东一封密信。毛泽东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湘赣边界特委：
省委决定4军攻永新整军后，立即向湖南发展，由袁文才同志守山，并由28团拨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
详见特委通知，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此致敬礼
湖南省委
毛泽东接到这样的指示，心情自然是十分沉重。他表示接受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的指示，同意把工农革命军改称为红军。从此，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就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
但是，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设在江西安源的中共湖南省委里，安源煤矿工人廖保庭只是名义上的省委书记，而实际上负责任的则是省委常委林育英及贺昌二人。这一封指示信就是出于林育英之手。毛泽东曾经说过湖南省委是“喝米汤的省委”，而他也最怕“喝米汤的省委”搞瞎指挥，尤其担心“钦差大臣”满天飞，给革命带来损失。“钦差大臣”已经使他吃尽了苦头。
毛泽东非常清楚，南方的统治阶级尚处于稳定时期，红军分兵湘南，远离根据地，必将不利于罗宵山脉中段的政权。可是，这又是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然而，毛泽东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让步妥协的。他决定召开红4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和研究湖南省委的来信。
毛泽东见到杨开明后，他对杨开明说：
“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的下次‘会剿’。”
杨开明，号一青，又名克敏，1906年1月17日出生于板仓杨家老屋。他是杨开慧亲叔叔杨昌楷的儿子。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工作时就认识了杨开慧的这位叔伯弟弟。那时候，杨开明常去长沙清水塘22号，看望姐姐和姐夫毛泽东。毛泽东1925年在广州主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杨开明也曾经积极地协助他的工作。
毛泽东主持会议，杜修经传达了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精神和湖南省委的“六、二六”指示。他和袁德生不察当时的形势，极力要求边界坚决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4军主力远征湘南的硬性决定。
毛泽东则根据对时局的分析，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
“杜同志带来了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可今年雨水够多了，再来该发洪水了。中国有一句古话，‘闭塞眼睛捉麻雀’，我看这个指示很有点这个味道。结果呢，麻雀抓不到，反倒跌大跤。”“不要说别的，去湘南，吃饭问题都不好办。”
毛泽东陈述了红4军不能去湘南的6条理由：
第一，在红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正在多方洗刷“冒险的流毒”，改变、克服了过去某些同志存在的流寇习气，树立了在根据地作艰苦细致工作的风气。“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4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4军之改造必更困难。”
第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4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而不是象湖南省委所估计的那样，湘南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如果红军冒进湘南，孤军深入，则难免不被强敌所围攻，甚至有被敌军吃掉的可能。“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
第三，在根据地方面，“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住。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4军非常危险。”
第四，4军第3次打开永新后，永新、宁冈等地，各项工作进展迅速，收效显著，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此种主张决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
第五，目前要去湘南解决经济问题，实为不可能。因为在湘南暴动时，“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款子亦被筹光。”“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第六，经过多次战斗，“伤兵增至500，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此亦最大困难之一。”
宛希先也对省委的意见力持异议，朱德、陈毅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议论非常热烈。
争论的结果，绝大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前往湘南有百弊而无一利，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意见。毛泽东说：
“既然如此，我们就形成一个决议，不执行省委的指示，大家同意不同意？”
于是，联席会议就产生了一个以毛泽东的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抵制湖南省委指示的决议，决议说：
“红4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由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被敌人消灭。”
毛泽东又提议说：
“我们要尽快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一份报告。”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袁德生、杜修经是会议中的少数派，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也只得表示同意联席会议的决议。
最后，毛泽东在报告中恳切地写道：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
就在毛泽东书写这份报告的时候，红4军已经面临着新的危机。
原来，蒋介石对江西军队4次“进剿”井冈山均告失败，很不满意，他在6月中旬就下令，由湘军第8军吴尚部，会同赣军第3军第27师杨如轩部、第6军胡文斗的第9师杨池生部，计11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1次“会剿”。6月底，湘、赣两省敌军约定，于7月7日开始，由吴尚的第8军自酃县向宁冈进攻；由杨如轩、杨池生两部从吉安、安福向永新进攻，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双方在永新会合。
毛泽东根据湘赣两省敌军的利害不尽一致的特点，采取了“按左抶右”的战法，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打败赣敌，使湘敌不能动弹救援。
毛泽东毅然将红军主力从永新撤回宁冈，命令红31团佯攻湖南酃县，虚晃一枪，给敌人造成错觉，然后迅速退回宁冈，准备集中力量打击江西敌人。
红31团攻湖南的行动，吓得湘敌立即龟缩起来。
赣敌却以为红军主力西出湖南，机会难得，急忙下达了由永新进犯宁冈的命令：由杨池生的1个团经烟阁、四教、龙源口进攻新七溪岭；由杨如轩的两个团经墩上、白口进攻老七溪岭；由1个团在永新城至新、老七溪岭之间待命。还有1个团和敌总指挥部守备永新县城；杨如轩的前敌指挥所驻白口指挥。
毛泽东针对赣军的行动，亲自部署了兵力：
朱德、陈毅率红29团、31团1营在新七溪岭抗击杨池生的1个团；王尔琢率红28团在老七溪岭抗击杨如轩的两个团；袁文才率红32团小分队，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坛山上配合作战；永新、宁冈两县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溪岭附近的山头上参战。
新、老七溪岭，相距不足5公里，紧靠龙源口村拔地而起，地势险要，像两扇大门，守卫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
龙源口的战斗首先打响。紧接着，新、老七溪岭上战火纷飞，硝烟滚滚，英勇的红军战士，进行了顽强的保卫战，多次打败了敌人的进攻。
红28团在老七溪岭首先结束战斗，王尔琢率部立即从白口包抄下去 ，与在新七溪岭的部队一起夹击龙源口的敌人，歼敌1个整团。之后，毛泽东又兵分两路：
一路由他自己率领红31团，经拿山返回宁冈，在永新地区相机打击进占永新之敌。一路由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军部及主力红28、29两个团，从攸县进取湘敌巢穴——酃县、茶陵，威胁敌人后方，迫使湘敌不敢久驻永新、宁冈，调动进入永新之敌回援。然后，两路一东一西，东西夹击，集中力量，打击赣敌，以打破敌之“会剿”。
毛泽东率红31团回到茅坪后，湘敌已由宁冈退往永新。红31团马上跟踪追击，去打永新的敌人，切断湘赣两敌的联系。
1928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吃过早饭，在塘边村处理了几件事务后，向三房乡走去，他要去参加一个干部会议。
毛泽东来到三房村口，忽然从大樟树下转出两个儿童团员，挡住了他的去路，童声童气地问道：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毛泽东向他俩说明有重要事情来三房乡。
“有路条吗？”
两个儿童团员异口同声地问。毛泽东知道他俩不认识自己，就用商量的口气说：
“哦，路条忘记带啦，以后补一张给你们行吗？”
“没有路条不准过去！”
儿童团员斩钉截铁地说。毛泽东笑着说：
“小同志，我是来开会的，现在回去拿路条来不及了。”
一个儿童团员把同伴拉到一边，悄声说：
“哎，看来是自己人，让他过去算了。”
同伴说：
“不行！乡干部经常说，毛委员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们可不能粗心大意！”
“对，听毛委员的话！”
两人意见一致了，回转身问毛泽东：
“还有别的证件吗？”
毛泽东摇摇头。一个儿童团员说：
“你想过去，就先跟我们到乡苏维埃去一趟。”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他说：
“好嘛！你们就派一个人同我到乡苏维埃去吧。”
其中一个儿童团员跟着毛泽东到了乡苏维埃门口，才知道他们盘查的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有点不好意思了。毛泽东热情地赞扬他说：
“你们的警惕性很高，做得很对嘛！”
7月间，红4军在取得军事上胜利的同时，在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好转。
红4军在茨坪建立了军械处。红军战士们在一无工具、二无材料、三无厂房、四不懂技术的困难条件下，硬是逐步摸索着把一个个修械所建立和发展起来。开始，只会打一些大刀、梭镖，枪尾断了改成马枪。或者采取修旧利废的方法，把各种坏枪的好零件拆下来，组装成好枪。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加，经验的积累，加上从敌人那里缴来了一些工具，逐步可以造枪了，造出了独特的单响枪。
7月间，红4军又在茨坪李家祠办起了一个被服厂，为统一部队服装的颜色，被服厂还专门抽调了几个人，办起了一个小染坊，用茶籽壳、黄枝子、牛眼籽作原料，把布染成灰色，或者购买靛青把布染成蓝色。
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食盐，随着敌人的封锁日甚，供应越来越少，价格也越来越贵。为了解决食盐问题，边界党和政府除了开辟圩场，鼓励中小商人从外地贩运盐来，或者设法从白区秘密运食盐外，还广泛发动根据地人民自己动手熬硝盐。
熬硝盐的原料是厨房、厕所的老墙土。方法是：先把老墙土打碎，泡在水里，数天后将泡墙土的水放到锅里去熬，水熬干后，锅里剩下的便是硝盐。这种硝盐吃起来虽然又苦又涩，但在当时环境下，却起到了救急应需的作用。
旧圩场的改造和红色圩场的开辟，以及买卖出的设立，沟通了根据地内外的商品流通，使根据地生产的竹、木、油、茶等商品能够运出去，根据地军民需要的食盐、布匹、西药等也能运进来，缺乏的东西在圩场上得到了一定的补给，活跃了根据地经济，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说7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主力大队红28、29两个团，一路攻克酃县，湘敌仓惶退往茶陵。此时，红28、29团应继续在湖南境内作战，乘胜再攻茶陵。然后再回师永新，与红31团一起打退永新之敌。这样，既可以一举粉碎湘赣两省敌军的会剿，而且井冈山根据地也可以乘机扩大。
可是，朱德、陈毅却改变了原来与毛泽东商定的作战计划，决定率领红4军主力大队，放弃攻取茶陵，而折回宁冈，增援永新的红31团。
新的作战计划一传达，部队中的情况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红4军大队中的红29团，系湘南宜章的农民组成，不少人思想上存在着浓厚的小农意识和家乡观念，他们总想打回老家去。而湖南省委的“6、26”指示正好符合这部分人的落后思想，更使他们的地方主义情绪迅速增长起来。
已经来到湖南大门口的红29团，听说又要返回江西，就完全被地方主义所控制，他们借口湖南省委去湘南发展的指示，坚决要求回湘南。随红4军大队一起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非但不出面制止29团士兵的错误行动，反而“导扬其焰”，怂恿29团去湘南。29团的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也在一边推波助澜。
这天夜晚，陈毅到城边的一条小溪里洗了澡，回到部队就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他感觉不妙，立刻去找朱德。此时，王尔琢已经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朱德，朱德也正在派人找陈毅。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召集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研究对策。胡少海一进屋就说：
“士兵委员会要闹事，要回家，向导都找好了。”
龚楚瞅瞅朱德，又看看陈毅，说：
“怎么说呢？我看29团的官兵回湘南是必然的，拦是拦不住的。”
陈毅责问龚楚说：
“永新联席会议你是参加了的，通过了的决议要不要服从？
龚楚说：
“永新联席会议我是少数服从多数，可是永新联席会议本身就不服从上级党部湖南省委的指示，现在29团广大官兵要求执行湖南省委指示，向湘南发展，我没法制止。”
胡少海也趁机说，留在井冈山挨饿，不如回湘南发展。
根据王尔琢的建议，朱德立即召集有红29团士兵委员会及两个团的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朱德、陈毅主持，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人都参加了。朱德向大家晓之以理，对红29团的返乡行动，多方予以劝阻。
可是，朱德此时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会议上多数人提出要到湖南去，不少人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
杜修经在永新联席会议后，心里仍然念念不忘把红4军拉到湘南去。此时，他趁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等人远在永新之际，在这次会议上再次亮出了湖南省委指示的牌子，并以上级代表的身分，推翻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竭力主张红4军大队往湘南发展。
据杜修经后来回忆说：朱德马上写信给在永新的毛泽东，报告部队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永新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立即写了一封长达3页的回信，派专人送到红4军大队。毛泽东在信中说：
“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的形势发展，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宵山脉中段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毛泽东在信中还希望朱德、陈毅说服部队，不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但是，朱德、陈毅在两种意见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被迫允诺部队由酃县绕道遂川，去攻遂川之敌，以解永新之围，然后再有计划地去湘南。这样，红29团才暂时停止了返乡活动。
就在14日这一天，由于湘军担心红军大队攻击茶陵，便由莲花、宁冈、永新一带，撤回茶陵一带防守。
毛泽东指挥红31团、永新赤卫队、暴动队，以四面游击的方式，不分昼夜地袭扰敌人。
红4军军委书记陈毅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意见，再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说服教育工作。会议上有很多人看着湖南省委的杜修经，杜修经却微笑着不说话。陈毅多次目视杜修经，让他起来作解释，杜修经依然是以微笑回答陈毅。原来，杜修经这2天看到红29团、28团的情绪，又觉得湖南省委要红4军去湘南的指示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了。
陈毅看看朱德，又看看杜修经，见他们都不表态，只好提出先让杜修经回宁冈茅坪找毛泽东和湘赣边特委书记杨开明，报告部队的状况和要求，然后再决定部队的去向。龚楚拍着杜修经的肩膀说：
“省代表，你去！我们等你1天，你不回来我们就走了。”
这正是：冷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阴霾一动，遮蔽半天晴日。
欲知红29团能否返回湘南，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朱德和陈毅等人在兵乱之际，不应该让29团士兵委员会的成员们参加领导干部会议，此时此地还要讲什么民主？最有效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可他和陈毅不但没有实行釜底抽薪，反而让那些成员们参加了会议，致使反对派杜修经、胡少海、龚楚在会议上占了人数上的优势，岂有不失控之理？
第50章
“如果你们不走就好了，28团、29团不到湘南来，永新一带
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就可能巩固，还可以乘机把割据地
区推进到吉安、安福、萍乡，与平江、浏阳连起来；赣敌第6
军胡文斗部也可能争取一些。”
话说1928年7月16日这一天，杜修经起了个大早，赶往宁冈茅坪，不巧的是毛泽东已经去了永新。杜修经只好向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报告了情况，送上了陈毅以红4军军委名义写的报告。
杨开明听了情况，看了报告，想了一想说：
“找润之同志无论如何来不及了，军情紧急，拖延不得。”
他停了了片刻，又说：
“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一下。”
杜修经带着杨开明的答复，赶回沔渡，向陈毅报告了情况。陈毅立即召开红4军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同意29团打回湘南。会议还决定取消红4军军委，组织新的红军前敌委员会，陈毅被推举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在历史上第一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陈毅决定让红28团同去湘南，以防29团孤军深入，被敌击破。陈毅在部队出发前，匆匆给毛泽东写信，汇报部队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带部队出去，必定把部队带回来。”
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后，非常着急，立即通知中共茶陵县委书记黄琳，也就是后来的江华，从宁冈赶到永新，向他介绍了紧迫的形势，让他送信给朱德、陈毅，要他们按原计划打茶陵，或佯攻茶陵，转回永新来，同31团、32团一起消灭根据地内的敌人，粉碎敌人的会剿。毛泽东还说：
“这件事只有让你去，因为你是茶陵县委书记，可以配合主力攻打或佯攻茶陵。湘南是去不得的，敌人太强大，去了必定失败。”
黄琳找到一座庙里，把毛泽东写给杜修经、朱德、陈毅的亲笔信，交给了正在开会的陈毅和朱德。毛泽东在信中要求红4军军部及28团、29团，要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他在信中还再次提出了不能贸然去湘南的理由。
陈毅看罢毛泽东的信，和朱德、龚楚、杜修经打开地图，查看与井冈山的距离，看是否可以先回井冈山。龚楚说：从地图上看，虽与井冈山近，但大山阻隔，实际上远。陈毅决定停止次日的行动，晚上紧急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来信。
在晚上陈毅主持的会议上，杜修经作了主要发言，结果大家都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事已至此，不如朝前走，争取到湘南打几个胜仗，万一不利再向井冈山靠拢也不迟。于是，会议决定继续向湘南前进。
黄琳只好率县游击大队返回宁冈。
“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部队攻下郴州后，红29团打开范石生的仓库，大发洋财，准备回家。
是日晚，范石生大举反攻，朱德下令紧急撤出郴州向资兴旧县撤退，可是红29团的1000多人竟然四散向宜章方向逃跑。结果，除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的一些零碎人员和萧克的1个连以外，全被范石生部消灭了。红28团也受到了一些损失。
这真是：令早颁，尚不知城堡对手是敌是友，临战统帅生悔意，有点粗疏；
城已破，且只顾仓库钱财属你属我，旋作鸟兽都散去，太也荒唐！
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说：“军部和团部的命令由通讯员传到，命令29团即向资兴旧县转移，他们都不听。先后3次命令，反而加速了他们成连成排向家乡奔跑的进程，他们枪上挑着在郴州发到的洋财，奔向死亡和溃散之路。”
朱德、陈毅率领余部来到了资兴旧县的布田村。自冒进远征湘南以来，部队第一次得到了较好的休整。陈毅在这里起草了一个《告湘南人民书》，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等政策，旨在把湘南的工作坚持下去。可惜，这些愿望已经没有条件实现了。
1个星期后，陈毅、朱德率部队东移到桂东县的沙田。陈毅、朱德将29团余部编入第28团。陈毅深感自己作为前委书记领导不力，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教训。
何长工主持了这次党员代表大会，陈毅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请求给予处分。党员代表们对朱德、陈毅提出了许多严肃的批评，有的党员在发言中非常激愤，强烈要求把朱德、陈毅撤职查办，还说要打陈毅屁股40大板。陈毅说：
“我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
“同志嗳，党章上没有打屁股的规定嘛！”
一句话立刻引起一阵哄笑，在一片哄笑声中，陈毅、朱德与党员代表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被化解了。尽管如此，党员代表会议最后还是决定给予朱德、陈毅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其实，后来连这个处分也并未实施，也不可能实施。
红4军大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而此时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也不妙了。
原来在8月上旬，驻守永新的赣军得悉红4军主力已经远去湘南，湘赣边界兵力非常薄弱。于是，他们就毫无顾忌地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了猛攻。
毛泽东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指挥红31团和地方武装退入永新的小江山区的九陇、潞江、波阳、九陂一带；红32团和宁冈、遂川、莲花、酃县、茶陵各县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也分别退入山区。
至此，除了宁冈的西区和北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江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冈区和大院区，以及大小五井的山区以外，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赣军占领了。
赣军进入井冈山根据地后，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靖卫团横行无忌，烧杀抢掠，白色恐怖遍布湘赣边界城乡。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组织大部分塌台了，各种群众组织大多停止了活动。那些富农分子和党内的投机分子也纷纷反水。整个边界，不仅“农民被屠杀者数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而且，群众分得的土地，全部都被土豪劣绅夺回去。特别是在已经收割的地方，豪绅地主都以少报多，强迫群众缴纳多于实际产量两倍以上的粮食，迫使不少群众倾家荡产、上吊投水。
敌人还在各地设立封锁线，实行军事上的步步进逼、经济上的严密封锁。凡封锁线外的群众，只要踏进封锁线内，轻则受到扣押处罚，重则被斩首枪毙。
尽管边界党组织和红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10倍以上的强大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使敌人妄图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消灭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阴谋遭到破产。但是，无法阻挡的是，在敌人的淫威下，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边界斗争陷入低潮。
红4军主力向湘南的冒进与失利，最终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相继失陷，这就是井冈山时期惨痛的“八月失败”。
在八月失败后的一天，毛泽东去看望因病住在红光医院中医部的黄琳（江华），他在谈到斗争的形势时说：
“井冈山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腾云驾雾，有10个镇子，方圆500多里，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井冈山大。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到基层去组织、领导农民，竖起旗子来真枪真刀地和敌人干，用枪杆子打出一个天下来。”
他还充满期望地说：
“要是我们在武夷山、大别山、太行山、长白山等等都插上红旗，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
1928年8月中旬，湖南省委派袁德生携带省委
袁德生首先传达了省委指示精神，他特别强调说，红4军要坚决执行省委“绝对正确”的去湘东发展的指示。
与会者经历了“八月失败”的磨难，心里都窝着一把火。现在又见湖南省委发出这样主观的、硬性的指示，再也按捺不住了，纷纷议论起来。有的甚至当场与袁德生顶撞起来。毛泽东用平静的语调，问袁德生：
“省委要红4军向湘东发展，那么，湘东和整个湖南，敌我斗争情况怎样呢？长沙工人运动怎样？有罢工的吗？学生运动怎样？有罢课的吗？商人有罢市的吗？白军有哗变的吗？农民现在有无起义？游击战争发展到什么规模？有多少游击部队，开展了哪些斗争？”
袁德生被问得张口结舌，一个问题也回答不出来。只好说：
“这次还没有把各方面情况搞清楚，下次来，一定答复你们。”
毛泽东向袁德生详细介绍了根据地和红4军的现状，接着说：
“上次杜修经把红军大队拉往湘南，部队至今下落不明，在边界已经造成了很大损失。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必须汲取这个教训。根据地内剩下的红军，再不能贸然离开边界，冒进湘东。”
袁德生说：
“红军大队开往湘南后，音讯皆无并不等于遭到失败。”
他坚持要求红军执行省委指示。正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一个到湘南替红28团抬担架的本地农民返回来了，他带来了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实际情况，并告知大家，红4军军部和28团正在桂东一带活动。
与会者闻此消息，对湖南省委的错误指挥更加气愤。毛泽东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他沉痛地说：
“如果红军大队不往湘南冒进，那么，不但可以避免边界的八月失败，而且，还可以乘着赣敌第6军与第3军内讧于樟树之机，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可以与罗霄山脉北段的红5军取得联络；可以和平江、浏阳连接起来。红军大队被拉走，不仅失去了扩大边界割据的良机，也使湘南红军和边界同遭失败。”
此时，毛泽东在永新城及其附近15公里内，对敌11个团的袭扰，已经长达25天之久。毛泽东提出：要率红31团和地方武装从永新县城周围地区撤出，前去迎接红4军大队。
于是，会议当即决定：坚决拒绝湖南省委要红4军向湘东发展的错误主张，由毛泽东、宛希先率领红31团罗荣桓的第3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由何挺颖、陈毅安和红31团团长朱云卿率领第1营，同袁文才、王佐的红32团及地方武装，保卫井冈山。
同时，会议要求袁德生，负责向湖南省委报告情况，说明原委，希望得到省委对边界工作的支持。
是日晚，毛泽东对贺子珍说：
“你先留在永新刘珍这里工作，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
翌日清晨，罗荣桓带红31团第3营在毛泽东、宛希先率领下，经茅坪来到宁冈。毛泽东到32团驻地看望蔡协民夫妇。此时，32团正在休整，战士们有的打草鞋，有的补衣服，一派安静悠闲的气氛。毛泽东见曾志和蔡协民坐在一起，开玩笑说：
“你们这一对形影不离，真是模范夫妻呀！”
毛泽东突然瞥见曾志的肚子鼓鼓的，即便是肥大的男装也遮不住了，就关切地问：
“曾志同志，你怀孩子了？有几个月了？”
曾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有七八个月了。”
“这样不行！部队马上要行动，你不能再随部队走了，赶快回后方，明天一早就骑我的马上山去休息，等生了孩子再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的马夫就牵着马，接曾志去了井冈山。
毛泽东率队经荆竹山、大院、黄洞等地，冒着盛署酷热，忍受饥渴疲劳，急速向湘南行进。
不久，江西敌军第6军和第3军因为内讧，第6军6个团仓皇撤走，第3军5个团也退到永新城内。至此，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1次“会剿”基本破产了。
且说毛泽东率领第3营，一路上巧妙地摆脱了敌人。但是，在最后的一次战斗中，部队还是被冲散了，毛泽东只带着几十名战士，于8月22日中午赶到了桂东县城。
当红28团指战员们听到毛泽东亲率红31团第3营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湘南寻找他们时，异常的兴奋和激动，一个多月来的低落情绪和各种担忧一扫而光。只可惜红29团已经不复存在，所剩100余人连同军部特务营，一起并入了红28团。
毛泽东进入桂东城后，一面派人前往军部和红28团团部，通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进城开会；一面派红28团1营、红31团3营部分指战员到肖家草堂等地打土豪。
此时正是朱德、陈毅感到危难之时，林彪从桂东派人送来急信，说毛泽东率领第31团在永新一带，与赣敌苦斗近1个月之久，正率领31团一部南下来迎接红军大队回井冈山；还带来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
“土豪劣绅压迫人、剥削人，是社会的寄生虫，是劳动人民的冤家，是我们穷人的死对头。穷人要摆脱千年苦，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我们红军就是帮穷人打土豪劣绅的军队。”
讲完话后，毛泽东站在台上，指挥红军指战员把打土豪得到的财物分发给到会群众。
这是一座长方形的房屋，哨兵见朱德、陈毅来了，连忙向他们敬礼问好。陈毅边走边观察着院子，这是一个很宽敞的大院，两侧是厢房，迎面一座小楼，穿过夹道，后面又是一个四合院。
毛泽东闻声出迎，他紧紧拉着朱德、陈毅的手，连连说：
“辛苦了，辛苦了！”
陈毅说：他作为红4军军委书记，为自己不能制止这次分兵而造成的损失深感愧疚，觉得无脸见毛泽东。毛泽东的态度却十分和缓，向他们询问了一些部队的思想状况等情况，对他们说：
“前些日子，赣敌经过猛攻，最后占领了永新，还占领了莲花、宁冈。但是，敌人又发生内讧，大部队已经仓惶退去打内战。如果你们不走就好了，28团、29团不到湘南来，永新一带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就可能巩固，还可以乘机把割据地区推进到吉安、安福、萍乡，与平江、浏阳连起来；赣敌第6军胡文斗部也可能争取一些。”
毛泽东还拿出几块布片，让朱德、陈毅看，这是红军主力大队去湘南后不到10天，湖南省委于7月30日发来的指示信，要红4军不要去湘南，而要“毫不犹豫”地去湘东。
就在8月23日这一天晚上，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桂东县城内唐家大屋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与会者交谈了分兵后湘南和边界的情况，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深刻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严重错误。
会议决定部队返回井冈山，赶走敌人，收复失地，继续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会议刚开到中途，城外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
原来，湘敌吴尚第8军阎仲儒部两个团，由酃县开来，在桂东挨户团的配合下，分几路向红4军发起突然袭击，将红28团第1营与红31团第3营隔开了。
毛泽东、朱德当即下令中止会议，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是，敌人依仗人多势众，不断向红军阵地发起冲击。红军只得撤出战斗，转移至县城西南方向的寨前村。
会议决定：撤销以陈毅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会议还决定：杜修经、龚楚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领导湘南群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会议结束后，红4军分两路从寨前村出发了。
红28团第2营营长袁崇全率领2营和团直机炮连作为先遣部队，在出发后的第1天里，还送回来报告，接着就与大部队中断了联系。不久，袁崇全派人送来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
朱德和陈毅十分气愤，立即命令28团3营前去追赶，3营追了1天，也没有追上。等到与军部和1营会齐之后，又继续向东追赶。就在此时，朱德等部又与湘军第8军相遇，双方发生了战斗。等撤出战斗，朱德等人与袁崇全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再说被袁崇全以“打遂川”为幌子带走的第2营指战员们，渐渐发现了袁崇全的阴谋，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先后摆脱了袁崇全的控制，回到了红28团。
28团团长王尔琢带领警卫排，要进入思顺圩村内，深入虎穴，动员被袁崇全胁迫的战士返回部队。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了，王尔琢一行来到思顺圩村口，王尔琢边走边向战士们喊话：
“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你们不要害怕，我是来接你们回去的。”
许多战士听到王尔琢的喊声，纷踏而至，准备回到部队。不料，袁崇全突然提起两支驳壳枪，双枪齐发，“砰！砰！”两声，朝王尔琢打来。王尔琢猝不及防，当即倒在血泊中。
王尔琢的不幸牺牲，激起了指战员们对叛徒的无比仇恨，也擦亮了广大指战员的眼睛。一个战士端起步枪，对着袁崇全就打，袁崇全在仓皇之间，带了极少数几个人向遂川方向逃去。被叛徒胁迫的两个连的指战员们又回到了红军部队中，
王尔琢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他从南昌起义开始，就不理发、不剃须了，一脸的络腮胡，一头披肩发。他说：要等到革命胜利后再理发。战友们因此都称他是“美髯公”。
南昌起义失败后，王尔琢跟随朱德、陈毅千里转战，将铁军的余部带上了井冈山。他是红4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5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界顺圩外的虎形岭。
掩埋王尔琢的遗体后，毛泽东、朱德重新整理队伍，清除了不坚定分子。毛泽东、朱德任命林彪接替王尔琢为红28团团长。
毛泽东、朱德虽然知道林彪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开过小差，当过逃兵，上井冈山后又右倾悲观。但是，毛泽东认为，林彪才22岁，还是个娃娃，这些问题都可以原谅。
毛泽东很欣赏林彪“善用疑兵，声东击西，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很喜欢这个沉静寡言而又聪明能干的小伙子。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大队穿过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向井冈山挺进。
正在开创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深感革命痛失良才。他回到茅坪的八角楼里，在王尔琢追悼大会前夕，含悲忍泪为王尔琢题写了一幅挽联：
一哭尔琢，再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解放方始休！
这正是：毛公三哭少英雄，字玑璧联慰英灵。
美髯若不身先死，开国大帅第几名？
欲知毛泽东回到井冈山如何坚持斗争，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驻守郴州城的国民党军范石生部，本来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的友军，是不应该攻击的。联络友军，攻击敌军，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和道德底线。可是红28、红29团打红了眼，打来打去竟然打到了友军头上，而且29团还将郴州城仓库洗劫一空，岂不让朋友寒心，岂有不败之理？这可真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也。
第51章
“我们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4个月之久，使割据地
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
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话说在1928年8月下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乘毛泽东去湘南接应红军大队未归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2次“会剿”。
“人在，根据地在，誓与井冈山共存亡。”
战士们凭借居高临下的显要地形，顽强作战，打退了国民党军多次进攻。
下午，正当国民党军重新组织进攻时，谭希同从黄洋界哨口一看，密集的国民党军一齐朝哨口爬来。战士们的子弹差不多都快打光了，谭希同也只有一发子弹了，身边的石头也快扔完了，眼看国民党军就要上来了，他和战友们个个心急如焚。谭希同忽然想起在茨坪红4军军械处刚刚修好的一门迫击炮，高声喊道：
“团长，前不久我们修好的那门迫击炮呢？”
一句话提醒了朱云卿，他急忙派战士抬来迫击炮，架在哨口的制高点上。可是，炮手连打了2发都是哑弹，眼看只剩下1发炮弹了，只听“咣当”一声，竟然响了。紧接着，山下“轰”的一声，炮弹不偏不倚，非常精确地击中了国民党军的指挥所。
湘军还以为是红军主力已经回山了，不敢再战，当夜撤回了酃县。赣军随之也停止行动，据守在各个县城。
谭希同，1910年出生于广东省仁化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战略基地，为红军主力部队返回井冈山、打破国民党军的第2次“会剿”，创造了条件。
1928年9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大队返回井冈山下的黄坳。毛泽东闻讯井冈山的战斗，非常高兴。
第2天，毛泽东给在永新的贺子珍写了一封信，要她回井冈山来。谁知永新县委书记刘珍想让贺子珍在永新多工作几天，就把信扣下了，他见到贺子珍只字未提。贺子珍已经听到毛泽东和红军大队归来的消息，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毛泽东来信，她既不好意思问，又不能擅自行动，只好耐心地等待着。那边厢毛泽东已经把信发出去1个多星期了，却不见人回来，就向刘珍询问贺子珍的情况。刘珍一看不能再拖下去了，只得把毛泽东的信交给了贺子珍。贺子珍马上回到了井冈山。
毛泽东从黄坳回到在茨坪的一处店铺的住所，一进门就见到了贺子珍，小别重逢，自然是分外高兴。贺子珍给毛泽东端来了洗脸水，毛泽东一边洗一边问贺子珍在他走后做了些什么工作。贺子珍择要讲说一遍。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
“你进步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过去强了。刘珍同我开了个玩笑，扣住了我的平安家信，害我虚惊一场，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以后你不要到永新工作了，你到那里，他们又不放你回来了。”
毛泽东又提到井冈山保卫战，他说：
“朱云卿他们真了不起，两个团打退敌人3个团。那炮就像长了眼睛，一发炮弹就催垮了敌人的指挥所，真乃神炮也。”
贺子珍说：
“当时，大人小孩都上了山，打旗的打旗，敲锣的敲锣。满山遍野就好像有千军万马。”
毛泽东问：
“当时害怕吗？”
贺子珍把毛巾递到毛泽东手上，说：
“一打起来，好像什么也不怕了。”
毛泽东说：
“你们也有功。”
他走到店铺的台子前坐下，铺好毛边纸，凝神思索一会儿，提笔写下了一阙《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1928年初秋的一天，毛泽东针对有些指战员“翻山怕苦”、“想打进大城市”等思想情绪，召开了一次全军指战员大会，他讲话说：
“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
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做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我们每逢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因此，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我们不要害怕多爬山，更不要讨厌它。
既然我们有了这样的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敌人的吹嘘就会变成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
讲到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说：
“革命要有根据地，就象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就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脚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毛泽东这一通俗有趣的比喻，阐明了革命的大道理，澄清了部分人的错误认识，帮助他们意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这时，赣军第14旅仍占领着宁冈新城和永新；独立第7师5个营占领着遂川；第21旅和第35旅，盘踞在泰和、吉安、安福、莲花；湘敌第8军3个师全部部署在攸县、茶陵、酃县、桂东一带。
为恢复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决定：仍然采取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方针，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进占遂川的赣敌独立第7师。
驻扎在遂川的独立第7师刘士毅部，原来一直尾追着红军，刘士毅以为红军刚在湘南失利，又经过长途行军，有机可乘，就以5个营的兵力，在遂川县城附近设下埋伏，以少量兵力引诱红军，要把红军诱进他的圈套里。
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做出了诱敌包围、分兵合击、歼灭敌人的战斗部署。
在这一时期，红4军一个战斗的计划和布置，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各级军事指挥员和党代表开会讨论决定的。有一次，研究过作战方案后，毛泽东拉着陈毅说：
“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指挥去。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就丧失了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或马上进攻，或立即撤退，或迂回，或把预备力量使用上，避免多头指挥。”
毛泽东又说：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
陈毅后来说：
“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说，把我这个脑筋就搞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
红28军的后勤、炊事人员，也挑着锅碗瓢勺炊事用具，“吭哩吭啷”地跟在红28团后面，毫无顾忌地进入天子地一带。
躲在县城附近的赣军指挥官，看到红军后勤、炊事人员也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以为红军后续部队已走完，赶忙命令埋伏之敌向县城移动，以完成对红军的包围。
毛泽东亲自率领红31团3营和赤卫队2分队，分兵两路，向县城压去。左路军迅速占领了县城东面的石桥，截断了敌人南逃赣州的去路；右路军越过遂川江上游的阳关桥，猛攻敌人的后方。红军左右两路部队发起夹攻，顿时枪声大作。红28团听见枪声，立即占据有利地形，开火接应，冲垮敌人的包围圈后，猛然转向回戈，发起反攻。赣军被红军来个反包围，腹背受敌，左右挨打，惊恐万状，溃不成军。红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敌军走投无路，立即土崩瓦解，余敌退往赣州。
就在这个时候，参与“会剿”的原川军范绍增部毕占云的特务营，在毕占云的率领下，与靠近的红军接头后，全营投奔井冈山，加入了红军的行列。不久，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
“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126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
红4军取得了回师井冈山首战遂川的胜利。
毛泽东回到茨坪没几天，茅坪乡工农兵政府委员长谢贵山，急急忙忙跑来报告说：
“昨天在村里抓到两个女探子，是驻扎在新城的国民党白军营长派来的，想探听茅坪村里有没有马粪，下了门板没有？”
毛泽东心里明白，茅坪一直是湘赣边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白狗子一定是想趁红军大队还没有回来的机会，偷袭茅坪。他马上有了主意，要让那两个女探子把红军大队未回茅坪的消息告诉敌人。于是，毛泽东要谢贵山如此如此这般，回去把那两个女探子放了。
谢贵山回到村里，把那两个女探子押出来，正颜厉色地大声教训了一顿，反反复复地说：
“如果这几天茅坪出事，过几天毛委员率领红军回来，就要你们的脑袋。”
谢贵山直说得两个女探子下跪立誓，才放她们走掉了。
坳头垅位于茅坪附近，是通往新城的必经要道。毛泽东命令红28团、31团等部，在一夜之间，布满了坳头垅两边的山山岭岭；赤卫队、暴动队、少年队、儿童团也迅速集合起来，配合红军作战。
驻守新城的白军营长，听了两个女探子的报告，十分高兴。
“站住！莫动！”
谢贵山喝了一声，3个家伙楞住了，就问哪里来这么多花边银子？一个“老表”说：
“这是打土豪缴来的，要不是藏在山上，早给白狗子抢去了。”
谢贵山补充了一句：
“明后天，毛委员就要带领红军大队回来，筹办粮油柴菜，卖酒添肉，这些花边要派大用场。”
谢贵山4人重新收拾好了，又抬着箱子往茅坪方向走去。1个白军士兵立刻下山报信，另外两个白军士兵尾随谢贵山一行，来到茅坪村里，他们觉得一切正常，就在村口点了一把火，给白军营长发出了信号。
白军营长看见信号，立即下令继续前进，直扑茅坪，不一会儿，全部进入了毛泽东布下的伏击圈里。毛泽东一声令下，成千的红军战士和武装群众一齐开火，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将1个营的敌人包围歼灭了。
红4军此战的胜利，迫使敌人余部退向永新。
在“八月失败”之后，边界党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再次抬头了，又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疑问。
有一天，乔林村郎中刘亮玉来问毛泽东说：
“毛委员，有人说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了，真有这样的事吗？”
毛泽东告诉他说：
“有些人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边界政权的存在。之所以发生这种悲观情绪，就是看大了敌人的力量。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是十分错误悲观的思想。这种人只观察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很容易迷惑，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就忧愁悲观，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了，这就必然要犯错误。
要知道，我们有湘赣边界党的领导，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有英勇顽强的红军战士，有广泛的群众武装，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毫无疑义的，革命的前途大有希望，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一定会点燃全中国的遍地干柴。边界的红旗子是始终倒不了的，一定能够打下去。”
刘亮玉又问：
“毛委员，照这样下去，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毛泽东眺望远方，略略沉思，坚定地说：
“只要我们坚持奋斗下去，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针对“八月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给萧克一班年轻指挥员们讲了一个神话故事。毛泽东说：
“有一回，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啊！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到吕洞宾。传说吕洞宾也成了仙啊。吕洞宾问张果老到哪里去？张果老说：‘上蓬莱朝圣。’ 吕洞宾诧异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地反驳道：‘我的脸是朝着东方的蓬莱啊！’”
毛泽东讲完了故事，又说：
“革命的队伍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就不能胜利。张果老虽然面向蓬莱，但路线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蓬莱。”
毛泽东讲罢故事正在兴头上，只见一个区赤卫队员走到他们面前，停住脚喘气。毛泽东问：
“你要找那一个？”
“要找毛委员。”
毛泽东一听就站起来，双手叉着腰，头稍稍倾斜地问道：
“你有没有见过毛委员？”
赤卫队员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没有见过，只听区队长讲过。”
毛泽东兴致又来了，他说：
“毛委员，毛委员，他全身都长毛。从头到脚都是毛，长了一身长毛啊！”
毛泽东见赤卫队员半信半疑地听着，又说：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们是天天在一起。”
赤卫队员擦了一把汗，说：
“我们区队长见过毛委员，他没说毛委员全身都长毛。他只是说毛委员像那个摇什么扇子的孔明。”
“是不是摇羽毛扇的？”
“对！是！就是。孔明会用计谋，毛委员也会神机妙算。他会领导军民攻城，会领导军民活捉县太爷，还会领导军民打死敌军营长，还会……”
“是区队长教你这么说的？”
“也不全是，有的是听别人说的。”
“还有别的事吗？”
赤卫队员摇摇头，把信交给毛泽东说：
“你每天都能见到毛委员，就请你将这封信转交给他。”
毛泽东说：
“你回去告诉区赤卫队长，叫他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信亲手交给毛委员。”
赤卫队员向毛泽东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大家早就忍俊不禁，一见赤卫队员走了，便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毛泽东在这个决议案中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边界党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毛泽东在决议案中沉痛地总结道：
“八月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稳定的时期，反而采取了在统治阶级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 ，不顾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的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29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毛泽东在决议案里关于《农村斗争问题》一部分中，提出了今后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法，这就是：
“我们今后农村斗争的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其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根据这个策略，我们应立即组织：（1）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骨干。（2）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的工农分子组织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间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后，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3）在工农群众中选举勇敢分子组织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19人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委员，仍由杨开明担任书记。
后来在11月，因杨开明生病，改由谭震林继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此时，刚进至遂川的敌军那1个团绕道泰和增援永新，红4军又趁机挥师南下，再攻遂川。
也就在11月2日这一天，红4军收到了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4日发出的指示信。由于交通不便，其间相隔5个月。尽管如此，这对于长期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湘赣边界和红4军来说，仍然是破天荒的大事。
中共中央在6月4日给毛泽东、朱德并转前委诸同志信里，明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4军：“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
中央在6月4日信中还要求第4军取消军委，成立赴湘南作战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前委由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工人代表宋乔生及士兵代表毛科文5人组成，指派毛泽东担任书记；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派杜修经为省巡视员，帮助前委进行工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为书记。
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重新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统辖红4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有：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工人代表宋乔生、农民代表毛科文，共5人；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在前委之下组织了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书记。
这样，从9月中旬至11月中旬，红4军避强击弱、忽南忽北，调动敌人，连打4仗，连战皆捷，共俘敌人营以下官兵500人，缴枪450多枝，敌军被迫转入守势。湘赣两省的敌军第2次“会剿”即被打破，井冈山根据地原有的地区基本得到恢复，红4军的力量也恢复到近5000人。
红4军六大在“党务新局面议案”里面，明确地提出：“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
六大选举朱德担任红4军军委书记，受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
此后，陈毅改任红4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
“4月以后，湘赣两省派来的‘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18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4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主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湖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湖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社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说的毛泽东、宛希先等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查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湖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29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湖南两方面的失败。”
毛泽东把八月失败归结于湖南省委的瞎指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了对杜修经这样的“钦差大臣”的愤怒。他写道：
“希望你们派人来，但不要派不懂事的学生娃子像杜修经这样的人来。”
毛泽东指责的这个杜修经，后来经历了脱党——入党——再脱党——再入党的生活历程。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常德师专副校长。1985年8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常委。
杨开明与杜修经相反，他毕竟是一位真正的坚定的共产党员。1928年10月，杨开明继续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他虽然身患重病，仍然坚持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他抱病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长达3万多字的《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1月，杨开明携带报告，步行20多天，由井冈山到达上海，代表红4军前委向中共中央汇报。随后，他被调任湘鄂赣特派员，在长沙、汉口等地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年年底，因叛徒出卖，杨开明在汉口被捕。1930年2月22日，杨开明被押往湖南长沙城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杨开明在临刑前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何健！”、“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刽子手的刺刀刺进他的腰部时，他怒目圆睁，仍然高呼口号，直到刽子手的刺刀刺进他的口中，鲜血喷涌，倒在地上。年仅25岁的杨开明英勇就义。这是一段令人唏嘘感叹不已的后话！
这正是：有缺点的战士仍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剑指何方？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受到重大挫折的时候，曾经断言说：“只要我们坚持奋斗下去，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这既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豪迈情怀，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家的不可思议的预言！尊敬的读者朋友，你可曾见到过历史上有这样准确的预言吗？
历史学家们评价说：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着重地阐明了中国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阐明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明确而肯定的答复了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伟大理论。此论是比较中肯的，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大独特的贡献。
第52章
“敌人从这边打过来，红军从那边打进去，以此分散敌人的
兵力，使敌人顾此失彼。内外线作战，既可以解决当务之急
的经济困难。又可以趁机发展新的根据地。”
话说在1928年前后，毛泽东和朱德建设了两块军事根据地，一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一是九陇山军事根据地。
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介于宁冈、酃县、遂川、永新4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南北相距45公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东西相距90公里，总面积有4000余平方公里。四周以拿山起经龙源口、新城、茅坪、大陇、十都、水口、下村、营盘圩，戴家铺、大汾、堆子前、黄坳、五丰江、车坳到拿山，共计550华里，因而又称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为“五百里井冈”。
九龙山军事根据地，位于永新、茶陵、酃县和宁冈4县的边界，为4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
两相比较，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地形更险要，群众基础更优越，地域更广大，在边界武装割据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更重要。毛泽东提出，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方法，主要是要：“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
井冈山四面环峙高山峻岭，连绵不断；山高林密，悬崖陡坡，进出只有7条崎岖小路，都处于高山峡谷之中。边界党和军委机关人员，经过实地勘察 ，绘出简单草图，修成了5大哨口工事。“各哨口必须特别戒严，无论官兵工作人员及伕子等没有各机关外出条子不得放行，入口者须严密盘查以防侦察混入。”
于是，为了储备足够的粮食，一个挑粮储粮的运动，在井冈山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从宁冈到茨坪和大、小五井，山路崎岖，有六七十里到一百多华里的路程，中途还要翻过海拔1300多米的黄洋界天险。不用说挑担，空手行走也很艰难。井冈山军民背着布袋，挑着箩筐，每天，天刚亮就出发，到下午两三点钟才回到山上。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挑粮。
1928年11月的一天，天还没亮，毛泽东就穿着打满补丁的单衣，脚穿草鞋，背着斗笠、布袋，亲自率领挑粮队，从茨坪出发，前往宁冈的茅坪等地向山上挑粮。临近中午时分，后面的人还没有上黄洋界，毛泽东带领的“先头部队”已经各自挑着近百斤粮食，往回走到了黄洋界。战士们见毛泽东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都争着说：
“毛委员，你分给我们挑吧，别把身体累坏了。”
毛泽东一手护着粮袋，一手擦着汗，微笑着说：
“你们担得够多了，再加上我的，不是要把你们累坏吗？不要紧，我背得动。”
过了黄洋界，大家来到五里排那些苍劲挺拔的大槲树下，毛泽东招呼大家放下粮担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从腰间解下饭袋，开始用午餐，吃的是红米饭和辣炒南瓜，他说：
“这棵古树是一座茶亭，一把大绿伞。”
毛泽东问大家累不累？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不累，还能再背一趟。”
一个小战士说：
“我还浑身是劲，不信，你看。”
说着就蹦了几蹦，逗得毛泽东笑了起来。另一个战士说：
“现在累一点要什么紧，我们粮食存足了，就不怕敌人进攻。他们敢来送死，我们就把他们消灭在黄洋界下。”
毛泽东高兴地说：
“大家说得对！我们为什么要背粮？是为了对付敌人的‘会剿’，坚守根据地。现在大家多流汗，将来就可以少流血，敌人的所谓‘会剿’就会被我们打破。你们讲不累是假的，累还是累的。但是，为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为了赢得更大的胜利，我们就是要不怕累不怕苦。今天挑粮是为了革命，明天，我们还要挑起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的重担子。”
毛泽东说着站起身来，又问大家道：
“站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地方？”
一位战士说：
“可以看到江西，也可以看到湖南。”
“对，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毛泽东进一步开导大家说：“干革命就是要站得高望的远。我们站在这里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我们背粮上山，就是为了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红4军军长朱德年已40开外，战士们看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又忙，劝他不要挑粮。朱德坚持要挑，战士们就把他的扁担藏起来。朱德就又另外找来一条扁担，并且用墨写上“朱德记”3个大字，仍然一次又一次来往返于宁冈、茨坪之间挑粮。
经过井冈山军民的共同努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粮食和其它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计有稻谷30多万斤、白米10万担、茶油1000余斤、食盐6000余斤，布1000匹、棉花20多万担。为了储存这些东西，还在大小五井和金狮面等地新建了许多简易仓库。 井冈山军民编了一首山歌唱道：
毛委员运粮上山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努力，粉碎敌人会剿。
在这一时期，红4军还在茅坪象山庵和井冈山的大井、中井和小井建立了医院。由于敌人的封锁，药物和医疗器械来源几乎完全断绝。
没有医疗器械，医务人员就自己动手，用竹子做成镊子、软膏盒、大小便器、脓盆等，用杉木板做护木，用消过毒的剃刀代替手术刀，用土布代替纱布，用枫树叶代替盖布，用草纸、旧棉花代替棉球。对于用过的纱布、绷带，尽量做到洗了再用，用了再洗，直到最后不能再用。
没有药品，大家就采制中草药。开始，不懂得如何采制中草药，就向当地老农请教，向土郎中学习。为寻找中草药，大家不怕毒蛇和荆棘，走遍了各个山峰，挖到中草药达70多种。
边界党组织为解决缺医少药，曾经向中央和湘赣两省委写报告，希望“中央及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及一些碘片来”，结果都未能办到。
红军病员比较普遍的疟疾、感冒、疥疮等疾病，大多采用民间的秘方，用中草药治疗。在酒精、盐水一度缺少的情况下，就用漫山盛开的金银花替代洗伤口的消毒剂。
1928年底，红4军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小井建了一所较好的军事医院，名叫红光医院，极大地改善了红军伤病员的治疗和生活条件。
红光医院修建时，指战员们冒着严寒，披荆斩棘，夜以继日的劳动，很快开出一块近一千平方米的地基。然后，又砍伐竹木，运到工地。许多人磨破了肩，划破了手脚指，鲜血直流，也不叫一声苦。缺少必要的资金，广大指战员就把从5分钱菜金中节约下来的“伙食尾子”贡献出来，终于盖起一幢竹木结构的两层楼，共有3两个房间，屋顶全是用杉树皮和竹片搭成的。
红光医院的院长是曹荣，党支部书记是蔡协民的夫人曾志，副院长是萧光球。
有一段时间，医院不但缺医少药、而且连钱也没有了。负责后勤工作的杨至诚便去找毛泽东，全面地汇报了医院的情况。毛泽东对于建设红军医院极为关心，他听完汇报后，就对杨至诚说：
“我们好人没有吃没有穿，是不大成问题的。但是，对伤病员一定要照顾周到，不然就会影响战斗情绪。对伤病员的医疗看护工作，非常重要，是一项政治任务啊！钱，现在是困难些，部队的菜金还没有呢。但是，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一些让伤员用。”
毛泽东说罢，写了一张条子，让杨至诚交给红31团团长，指示红31团为医院筹办200元银元作经费，要求团卫生处再分一点药给医院。
在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不忘经常抽空去看望伤病员。
有一次，毛泽东路过小井，即到医院去看望伤病员。他和大家亲切交谈，一个一个的询问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红军？在哪里负伤、现在情况怎样？毛泽东教育大家要明了为谁当兵、为什么打仗、为什么要打倒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道理，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战胜疾病。
毛泽东还经常指示医务人员，要想办法把饭做好，如捞些鱼虾，打些山兔等等，给伤病员改善伙食。
1928年冬天，井冈山地区出现了少有的寒冷。入冬以后，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漫天飞舞的雪花，铺天盖地，一层又一层，把个井冈山裹得严严实实。
红军中许多战士还是穿两件单衣，没有棉被，也没有垫褥，只好两三个人合盖一床破线毯。有的甚至垫的是稻草，盖的还是稻草。战士们风趣地称之为“稻草被”。
部队的给养也更困难了，连原来只发给指战员们的5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到此时也取消了。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也吃不上。战士中流传着“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的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艰苦生活情况。
由于战事频繁、挨饿受冻、营养不足和其它一些原因，再加上药物非常缺乏，红4军的伤病员越来越多了。此时不用说特效药，就是简单的红汞、碘片都没有，医院的伤病员们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人数已经多达800多人，占全军总人数的1/5。
就在这种情况下，红4军又迎来了更大的凶险和考验。
1928年11月，湘赣两省开始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第3次“会剿”。前敌委员会为了打破敌人的第3次“会剿”，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积极的反“会剿”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11月底，毛泽东获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建立的红5军主力即将来井冈山，就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境内迎接。
彭德怀，原名彭德华，号石穿。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潭乡乌石寨一个贫寒农家，幼年时读过2年书。彭德怀8岁丧母，10岁时曾叫花讨食，务过农，下过煤窑当过苦工。1916年3月入湘军当兵。在湖南湘潭一带“亲上亲”风尚的影响下，彭德怀的初恋对象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妹周瑞莲。1920年，正当他准备从湘军中回去结婚时，周瑞莲因地主逼债而跳崖身亡。后来他杀死恶霸地主欧盛钦，逃离湘军。1922年农历三月初七，彭德怀与原配夫人周坤模成了亲。无情的战争环境，使彭德怀和妻子周坤模天各一方，杳无音信，生死不明。1922年秋，彭德怀同黄公略等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由此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曾经在国民党军任营长、团长。他的文化知识都是在马背上学得的。
滕代远，苗族，1904年11月2日出生在湘西麻阳县下玳瑁坡村的一个大户人家，祖父是一个秀才。1923年滕代远考取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在同学、共产党员藤代胜的影响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他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还陪同毛泽东考察郊区农民运动。1928年6月，湘鄂边特委书记郭亮牺牲后，滕代远接替他的职务。
1928年7月，滕代远受命到平江策动国民党驻平江的独立第5师以彭德怀为团长的第1团起义。彭德怀是在这一年经段德昌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在第1团中还有共产党员黄公略及邓萍、李灿、李光、张荣生等革命骨干。
再说何长工奉命率领二三百人，提前来到莲花县接应红5军。他把队伍埋伏在莲花城北约20公里处的道侧两翼大山上。
1928年12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5军主力700余人向井冈山挺进，来到莲花境内何长工伏兵处。双方经过1个多小时的勾通，才弄清了彼此的关系。此时，莲花城有国民党军1个团驻守，两支部队在夜间从莲花城西绕过，直插砻市。
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争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
可是刚刚搭起来的台子很不稳固，人一上去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说：
“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
于是又搭起台子开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上台讲了话。
第二天，彭德怀到茨坪再次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上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
彭德怀上井冈山的本来目的，是与红4军联络联络，来这里“取点经”，想弄清楚革命的性质以及分田是怎样分法等问题。他听毛泽东如此一说，这才明白，原来革命还有两个阶段。
12月份，毛泽东在原来制订的分田临时纲领17条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部《土地法》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布。
毛泽东在这个井冈山根据地土地大法中，将土地革命运动的政策及方法等归纳为9条：
第1条，土地法规定土地分配的方法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3种方法分配之：（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以上3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第2、3条，土地法规定土地分配后的经营方式是：“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土地分配后，每人都须参加劳动。”
第4条，土地法规定土地分配的数量标准为：“（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适用第二个标准。”
第5条，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是：“（一）以乡为单位分配。（二）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三）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垇区）。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第6条，土地法规定山林的分配方法是：茶山和柴山平均分给农民使用，竹木山归政府所有。
第7条，土地法规定土地税征收标准为：“（一）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1、百分之十五；2、百分之十；3、百分之五。 以上3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分别适用二、三两种标准。（二）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第8条，土地法规定：“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第9条，土地法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就在1928年12月末，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商定了对井冈山红军的第3次“会剿”计划，成立了“剿匪”总部，以湘军何键为总指挥，兼湖南省“剿匪”军总司令；赣军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省“剿匪”军总司令。
1929年1月初，国民党会剿军加紧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同时计划以6个旅25个团约3万人的兵力，分为5路，由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3次“会剿”。
此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不仅面临着严重的敌情，而且在经济上也十分困难。红4军指战员们穿的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3分钱的伙食费也难以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只有到外线去打土豪才有出路。
联席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传达中共中共“六大”决议；一个是讨论如何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
原来，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领导，不坚定，左右摇摆，老犯错误，中国革命应当由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来领导。
六大在选举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36名中共中央委员中，有21人是工人出身的人。
选举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有：关向应 李立三 罗登贤 澎湃 杨殷 卢福坦 徐锡根
选举政治局常委5人，有：向忠发 周恩来 苏兆征 项英 蔡和森
选举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3人，有：李立三 徐锡根 杨殷
周恩来为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蔡和森为宣传部长，后改李立三为宣传部长兼中央秘书长。“六届一中全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
“六大”决议提出：中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
且说在柏露联席会议传达六大决议时，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左”倾盲动主义烧房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行为。他讲了一个遂川烧房子的故事，他说，工农革命军到一个地方，一开始群众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战士们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了，站在旁边看。你想再去接近他一点，他就又跑远一点。
毛泽东又讲了红4军对宁冈反水的群众，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去争取群众回家的。
彭德怀联想起平江起义后，盲动主义者乱烧、乱杀的行为，他说：
“这次会议正是在我30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袁文才和王佐也参加了柏露联系会议，毛泽东在传达六大决议时，有意把决议中关于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一段内容隐去，未做传达。六大决议的大意是：争取绿林部队的群众，孤立其头子。
后来，袁文才、王佐知道了六大决议的内容后，果然出了一个大乱子。这是后话，待稍后再叙。
再说柏露村联席会议又详细讨论了井冈山面临的敌情和反“会剿”的方针和布署，商讨破敌对策及红军的行动方向等问题。
与会者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意见。有的人只想消极地保守湘赣边界政权，主张红4军和红5军以及地方武装全部集中在山上，置之死地而后生。各部分兵把口，凭借井冈山的有利地形，力求就地击退敌人，免得敌人攻进来，根据地人民又要遭殃。有的人认为敌人力量强大，红军经济又十分困难，提出放弃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全部拉到封锁线以外去打击敌人。还有一些人虽然觉得形势很被动，却又提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毛泽东起初一言不发，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他首先对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说：
“敌人集中5倍于我的兵力进行‘会剿’，敌情之严重不必多说，但井冈山革命根据却不能丢，不能轻易把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