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老师展开的是对西方左翼理论背后政治底色的批判：那些曾自诩为“世界体系批判者”的人，在现实政治中却往往表现为中国与全球南方最顽固的否定者。这并非偶然，而是“左翼”在帝国主义结构中被豢养的必然逻辑。当批判的立场无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经验和主体认同，它就只能在危机中反复退缩，将对未来的想象让渡给民粹与法西斯。卢荻老师所谓“工人贵族”的再生产，不只是阶级位置的利益固化，更是知识共同体自我认同的惰性。他们无法也不愿承认另一个现代性的可能，只能以道德洁癖和抽象普遍主义否定现实中的“不纯”。在这个意义上，文章不是呼吁与其对话，而是为他们预作悼词：那些本应是“中锋”的人，终将无声地倒下——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接过他们放弃的位置，将历史的球权重新纳入新的全球政治构想中。
“他们要在黎明前死去”，自取的
文丨卢荻
“旧世界已经濒死，新世界尚在难产，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涌现。”这是上世纪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名言。然后近百年过去了，轮回再现，来到特朗普2.0年代，民粹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浪潮汹涌澎湃。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焦虑不安，即使不敢奢望改变世界，至少也得理解世界。而理解世界的关键之一在于理解中国，是否堪以寄望作为创造新世界的重要力量；由此进而要求自我审视，检讨他们长期以来借以理解西方本身的知识，以及他们应对西方与世界的实践。
来到新旧交替加速阶段，争论升级
笔者此前在本栏介绍了围绕Giovanni Arrighi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争论，那已经是十多年前了，而随后世界果然是照着书中的预言演变：美国霸权衰落加速，中国在世界崛起加速。于是争论两端的分歧更严重，对立更尖锐，表现为对另一部新近著作的热议：意大利学者Domenico Losurdo的《西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诞生、死亡、重生》（意大利文版2017年，英文版2024年，中文版2025年，作者于2018年去世）。
本书的主要篇幅用于哲学批判，但是核心信息是政治批判，后者透过英文版两位编辑和译者的导论更加凸显出来。
哲学批判，指的是书中第3-5部分，对近百年来欧美一系列多多少少属于左翼阵营的思想家的批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Perry Anderson——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创办主编和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历史系教授——近50年前的名著《西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探讨》，后者以不无认同的态度讨论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演化，着重强调，西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从物质批判转向精神批判，即是从政治经济学转向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归根究底是因为“历史与阶级意识”问题：自1920年代革命浪潮被镇压之后，西方的革命不再，纵使是在危机时代也就是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时候也是如此。
政治批判，主要是书中第1-2和结尾也即第6部分，正是要揭示Anderson及其所讨论的思想家群体的共同知识盲点，即，对苏联、中国、全球南方的轻视、漠视、敌视。在知识上，这一方面是源自以先验信条对照和要求现实，所谓“纯粹主义拜物教”，另一方面，更根本是无视历史存在的资本主义必然是一个世界性体系，劳动与资本的斗争必然是表现于世界范围，而西方社会之外的社会主义导向的反帝反殖运动，正是劳动反抗资本的体现。Anderson以冷淡的态度，说俄国革命波澜壮阔而中国革命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绝后的社会动员，但是皆受制于客观环境也即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有限，因此世界意义有限，这正反映了上述的“无视”。
而今日回应Losurdo的反批判者，倒是从精神批判回归到物质批判，然而同时是从无视走向敌视。其特性犹如笔者在评介围绕Arrighi著作的争论的上一篇文章（以及之前好些评论各路“自封左派”的文章）所述，在知识上以国别模式理解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以左翼话语包装着对中国的满满的敌意，总之是宣称中国政治经济的恶劣程度堪比甚至远超美国霸权，总之是西方中心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地罔顾霸权的存在。
错位“看待中国”：一点个人体验
行文至此，或者可以借题发挥，谈谈笔者与西方左翼的一度邂逅和一点感悟。
新世纪初，笔者突然心血来潮，写了一篇文章投寄《新左派评论》，就是那篇令很多人感到新奇的发表在《读书》杂志的以“中国模式”为标题的文章的英文版。然后Anderson直接上门来亚非学院在办公室详谈，很表赞赏，并将我介绍给Robert Brenner（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历史系教授），邀请我去洛杉矶做个讲座。
然后那篇文章命运多舛。Brenner作为评审极力推荐，同时提出诸多修改和补充要求；我尊重这些要求，将文章从5000字左右扩展至15000字以上，回应质疑、强化论断。然后等着等着过了两三年始终不见刊，评审继续推荐，是作为执行主编的Susan Watkins死活不同意。期间跟她多番面谈和邮件交流。她强调，文章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和危机趋向，这在政治上和知识上都不对。我引经据典解释说现阶段中国政治经济现实的主要矛盾不是这样，理解中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必须有世界范围的系统观，不能限于国别模式观之内。
然而知识的论辩始终不敌政治的成见，最终他们放弃了，我也放弃了。在随后的年头，出现在《新左派评论》的中国论述，经济上是孔诰烽那类调调，政治上是区龙宇甚至黄之峰的专访，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却原来，西方左翼与右翼，在面对西方之外的世界时是同一种认识、同一种立场、同一种行动。
在洛杉矶的大学讲堂会议室、餐厅酒吧、Anderson家里，一群来自世界各地但是用英语交流的左翼知识分子高谈阔论，其乐融融也自以为睿智看透世界。后来觉得是虚幻，当时却觉得好像是憧憬的实现。大概是2008年左右，Watkins在汪晖座谈会上主持致辞，就热情洋溢地欢迎中国同志、祝贺世界各地左翼共聚一堂，那个时候我也感动了。然而真实世界终归是另一回事。
黎明前，“他们本来应该是中锋”
言归正传，2024年年底，Anderson在北京大学演讲谈世界资本主义前景迷茫，替代的前景更是迷茫，其基调正是“旧世界已经濒死，新世界尚在难产”。
这个基调主要是来自视野的限制，就是只着眼于西方内部：危机重重下，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统治不下去，另一方面是被统治阶级不是朝向创造新世界，而是朝向野蛮的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终归还是百年来西方左翼苦苦挣扎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问题。至于会场上一众中国学者的提问，提醒是否需要重视来自中国、来自全球南方的国际主义进步力量，得到的回应依然是漠视。
然而漠视总比敌视好。Losurdo著作的英文版编译者在其导论和其他相关推介文章中，特别强调，西方左翼之所以被西方中心主义俘虏了，其实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就是“工人贵族”问题：西方对全球南方的盘剥所得，部分用于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集团，各式各样社会民主党、工党、民主党以及相关联的群众团体和意识形态建制就是其代表，诱导工人阶级支持这种盘剥。今日西方左翼及其影响下的群众对中国的敌视正是来源于此。
笔者在小时候见识过阿根廷文艺作品《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年代久远，忘记是电影、连环图、抑或是初中课文，总之不是原初形态的话剧，这些形态都出现于中国，影响了整整两代人。作品以拉丁美洲文学特有的魔幻现实主义刻画边陲地区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性，作为中锋足球员的主角在经受压迫中觉醒，挺身反抗而最终牺牲。这里就借用作品的意象，说：现阶段是新旧世界交替的黎明前，左翼本来应该是犹如中锋，但是西方左翼却要自取毁灭，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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