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再一次印证了我的判断。去杠杆，必然会降低资本流动的速度。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通过量化宽松缓解资本减速造成的通缩压力，以避免恶性通缩导致的经济衰退(类似于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去杠杆的工作不能完结，量宽就无法结束。否则，巨大的通缩压力将引爆全球的经济危机。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解决思路，那就是抽调其他经济体的流动性。就目前的现实情况看，谁能为美欧提供巨额流动性?唯有中国!但是，中国是一个严厉管治资本流动的国家，欲从中国导出庞大资本，就必须打开制度缺口。如何打开制度缺口?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推动所谓“金融创新”或“金融体制改革”。例如，迅速打开“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缺口。第二，就是制造前苏联式的政治动乱，导致国家经济管理的全面瘫痪。苏东解体，为美欧提供了经济繁荣的黄金十年。毋庸质疑，他们现在正是双管齐下。我一直在提醒热衷“改革”的朋友们，不要做历史的罪人。出卖国家经济主权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有朋自北京来，问不“改革”当如何做?我说，兵无常形，水无常势，应反其道而行之。第一，坚决封死资本外泄通道，缓解国内流动性希缺问题。第二，坚决开始艰难的去杠杆过程，化解国民经济中隐含的巨大风险。第三，坚决开始税赋结构的全面调整，将资本重新导入创造价值的领域，必须坚定不移地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全部进程(绝不能半途而废)。我的意见是明确的，绝不允许所谓的“金融创新”和所谓的“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去杠杆并展开税赋结构的调整。简而言之：去杠杆，调结构。当然，在技术上，要解决好去杠杆过程的通缩问题。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中，我国仍然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来调节流动性。一旦大门洞开，我国去杠杆和调结构就均无可能了。我一直在问：谁说去杠杆和调结构就不是改革?难道，不按美国人的意见“改革”，就不叫改革了吗?
迄今为止，凡听到我陈述的人，无一人反对我的意见。但是，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力感。是的，正如他们所说，上述陈述如果来自于哈佛的教授，或许就可以在中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了。但是，……。我笑了，真理并不是为帝王而设，真理也并不是为平民而设，真理永远是为历史而设的。历史将使一些人成为英雄，历史也将使一些人成为小丑。据我所知，接受哈佛意见的衮衮诸公，大多数都沦为了历史的小丑。换句话说，治国者决不能听资本代言人瞎掰活。否则，……。当然，我们都很清楚，我国三十余年来已经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所主导的理论塑造和制度安排存在着巨大的历史惯性。然而，历史惯性又能如何?反潮流从来就是孤独的，甚至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那难道不正是英雄的使命吗?
十年了，多少出版商找我，希望写一两本可以畅销的书。我也很清楚，类似于《广义财政论》或《广义税赋论》这样的书，在中国出版恐怕要先自费才能发行的(也许仍会被禁)。不过，我仍然谨守对恩师的承诺，绝不以文字谋生。社会就是这样，奉献良知可能不名一文，出卖良知却能财源滚滚。然而，个人出卖良知，社会就可能遭遇灾难。在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区凯因斯故居，我曾经深情地对女儿说，中国也会有凯因斯那样的骑士，他们会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地工作。女儿说，更希望中国会有威尔逊那样大无畏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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