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本周一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因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益临近这个大背景，备受关注。
在谈完“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认识，并表示要一鼓作气闯关之后，习总话锋一转，首次提出了“颠覆性错误”论。原话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全世界都听见了。英语取其大意，翻成the country could not afford to make “fundamental mistakes”，当然没错，但至于什么是“根本性问题”，何为“颠覆性错误”，却不仅仅是fundamental这么简单，只有放在中国政治和历史的特定语境中，才能完全理解。
首先一点，“根本性问题”一定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而不只是关于中国经济。如果此话的前半部换成“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一个大工商体”、“一个大托拉斯”，后面当然也可以接着说“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但这并不是此话的本意。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此言，虽然面对的是工商界领袖们，却是在谈政治。
就是说，相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国家发展才是那个“根本性问题”。若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以经济发展代替国家发展，甚至要求国家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牺牲，像九十年代的俄罗斯那样，为了幻想中的自由市场，不惜拆解现实中的国家，这就叫“颠覆”。一旦犯了这种错误，就是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颠覆性错误”。
有一个问题被很多人忽略了：一般而言，作为“经济动物”的企业家，其实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国家的兴亡。在经济学理论中，生产函数也好，利润公式也好，都没有国家这个变量。恰恰相反，由于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管治，企业特别是跨国大企业常常会倾向于把国家视为时友时敌的力量。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企业家更是会利用国家的崩溃和解体大发横财，通过强占巨量的公有资产一举成为富可敌国者。
历史上不乏其例：从来没有祖国的犹太人，曾无数次抓住机会在各国的乱世中一夜致富。当代现成的例子：前苏联解体之后，曾一举催生了一个巨富的寡头阶层。
在中国，这个问题原本并不突出，企业家与国家之间，远未形成有你无我的对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家群体靠国家的政策涅槃重生，与国家的关系，形同婴儿与父母，既无讨价还价的本钱，亦无一争高下的底气，只是一个懵懵懂懂先长大了再说的混沌状态。
三十多年后，时过境迁，国家六十耳顺，企业家三十而立，矛盾出现了。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只有三十年历史的企业家群体也还是小孩子，但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中国这个新生的企业家群体，在羽翼渐丰之后更加咄咄逼人。
原因之一是财富和名声的膨胀速度过快，导致中国企业家普遍轻狂有余，谨慎不足。原因之二则是因为受到一些人的鼓动和误导，导致这个群体中不知天高地厚者多，懂得大是大非者少。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企业家们周围，始终有一群名为“经济学家”、“法律学者”实为“政治导师”的军师级人物，这些人一直很忙，一直急着干成大事。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在以改革的名义制造对立，将经济与政治对立起来，将市场与国家对立起来，最终，将企业家与政府对立起来，目的很明确，就是逼着政府放权，逼着国家退让。
他们坚信自己不会白忙，如果以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为目标，把中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把统一国家解体成自治体联邦，那么，对于必然会在大掠夺、大瓜分的过程中捷足先登的未来寡头们来说，这的确是值得去梦想，值得为之奋斗的。
富豪的最高境界就是寡头，没有国家的退让，哪来寡头？有些人着急是有道理的。就在习主席讲话的前一天，中国很多网站都在流传一篇文章，某位军师与一群企业家的座谈，篇幅所限，节选几句，看看他们所期盼的改革是什么：
“……迷信政府力量是没有用的。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经济、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市场，只会打乱市场，扰乱经济!(掌声!)……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债，还不起，就把喜儿拉走了。为什么？因为黄世仁认为喜儿就是抵押品，这个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至于人是否适合作为抵押品，可以再谈。(掌声!)……美国过去在做什么，就是在削减债务，调整结构，是要死人的。中国为何调整结构讲了十年，还在讲?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调整。(掌声!)……我并不知道中国未来的新的增长点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们把市场放开，如果我们取消了市场管制，新的市场增长点，自然会涌现出来。政府制造的增长点，不就是光伏，不就是高铁嘛。搞一个垮一个(掌声!)……”
中国首先是个国家，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决不允许颠覆，习总此论，就是这个意思。对于某些并不在乎国家盛衰兴亡的企业家们来说，这是来自中国最高政治领袖的政治论，中国的大政治：国家永远高于经济，先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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