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重商主义何时休？
潘小涛
2007/05/25, 周五
刚全面接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吴仪，率领二十六名高官，到华盛顿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坚拒以人民币升值作为改善中美庞大贸易逆差的手段。另方面，杭州市政府征召市内最好的医生，替民营企业家检查身体，还为他们建立医疗档案，赋予他们优先看病的特权。这两宗毫无关系的新闻，却反映中共官员有着极深刻的“重商主义”情结，与北京当局高唱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所谓“重商主义”，是十六至十八世纪主宰欧洲的主流经济学说，透过国家政权去推动商业及贸易，以贸易顺差累积原始资本，并以货币（黄金）作为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
当时，欧洲刚脱离政教合一，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少了宗教教条的羁绊，商贸活动逢勃起来，并涌现大量新兴资本家，很多贵族也摇身变成商人。这股新兴势力主张君主专制，使国内市场畅通，并以强大王权作后盾，透过扩张殖民地和对外贸易来积聚更多财富。这些政权为了获得更多资源去巩固权力，也乐意支持及配合商人的要求，以行政资源推动贸易。不少欧洲国家在政商勾结之下，贸易量激增，经济繁荣，并开始大力发展手工业。到了十九世纪，有系统地抨击重商主义的理论出现，社会上要求分享经济成果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涨，重商主义思潮开始没落。
观乎今天中国，与当日重商主义时期的欧洲社会有颇多相似之处。传统上，中国社会极度“轻商”，毛泽东时代，“轻商”更是史无前例，与十六世纪前的政教合一欧洲社会并无分别；改革开放后，商业活动活跃起来，商人开始抬头，而中共政权也希望积聚更多财富来增强国力，也就是“白猫黑猫，能够抓到老鼠（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就是好猫”。如何衡量财富呢？外汇！以前，中共深受外汇短缺之苦，更险些因为外汇不足而无法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会议；因此，中共有一股强烈的外汇情结，而积存外汇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对外贸易。
到了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二千亿美元，与当年欧洲国家以出口贸易来积聚大量黄金的做法，如出一辙。吴仪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上，拒绝以减少出口补贴或升值人民币等“重药”来降低贸易顺差，显示中国政府将外储与国力挂勾的想法，并没改变。
积聚大量“财富”的同时，中国政府开始输入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并增加科研的投入。但是，欧洲当时有极富冒险精神的人民，还有科学研究的传统，以及良好的制度，因此在重商主义晚期，大力发展手工业的同时，也投入资源研制机器，很快便发明及改良各种蒸气机，迎来工业革命；反观今天中国学术界，急功近利，在落伍、官僚的体制之下，大家只是拼命抄袭、仿冒，鲜有自己的发明创造。
至于中国新兴的民营企业家，不少是高干子弟、下海官员或国企的原高级管理人员，即使白手兴家之辈，也与官方有千丝万缕关系。就像重商主义时期的欧洲，今日的中国商人也希望政府在政策上支持他们，减少营商阻力，而政府也需要商人的投资去促进地方繁荣。在利益支配下，政府全面向商界倾斜的例子，比比皆是。
浙江省杭州市政府拨款，组织全市最优秀的专家医生，为一百五十名民营企业家，安排每年一次免费身体检查，并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为他们发放优先就诊的医疗卡等。这是因为杭州市的调查显示，91.7％的企业经营者患有各种疾病，人均患病达3.2种，多与工作紧张、压力大有关。
市政府指出：“民营企业家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他们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关系到全市的经济发展。” 因此，政府就以上述的身体检查计划，展示对富豪的重视和关心。
除了杭州，重庆市政府向六百多名企业负责人，发放优先看病的绿色医疗卡；福建漳州市为优待纳税大户，派发免费过路过桥的公务车通行证给他们，其子女也可优先入读当地的重点学校。还有很多这种被称为“媚富”的例子。在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资源如此匮乏的今天，地方政府却为富商巨贾大开绿灯，大派特权，不正是 “中国式重商主义”的明证吗？
重商主义破坏社会公平、制造阶级矛盾、浪费社会资源等问题，在此不赘。“中国式重商主义”虽较古典的重商主义，已有很多改良，但本质上并无分别，若不及时加以纠正改良，早晚会重蹈欧洲十九世纪流血革命的覆辙。
本文作者为香港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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