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4兄妹服毒死亡的事情，再度震惊社会。直面这样的惨剧，我们或悲伤、或愤怒，但在悲伤与愤怒之后会发现，这样偶然的小概率事件，都是多因素导致，而每一个因素，都有着自己的偶然性，面对太多的偶然性，人们似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评说角度
父母对他们并不很好，都有暴力行为，父亲虽然尽职挣钱，但却疏于交流。即使他们不是留守儿童，跟在父母身边，在城里生活，并不一定会生活得更好，暴力之下，说不定是其他的惨剧。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人们觉得无力评论，至于如何解决问题，那就更是无从下手。
反过来说，这些偶然的、个体的因素，却很好地成为一些傲慢的人保持冷漠的理由。他们强调超生、父母不尽养育之责，然后，心安理得地生活在明显区分等级的中国社会中，并为自己稍微好那么一点的投胎技术洋洋得意。
事件本身虽然充满偶然性，但与之处于差不多境况中的儿童，却是一种普遍性存在，有制度性原因。哪怕这个制度性因素，在这一起事件中的权重并不大，但却不能忽略有同类的悲剧在系统性原因的推动下不断发生。
其实，你只要明白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青少年与幼儿，就会明白，父母的失职，对政府与社会而言，并不是四兄妹死亡的合理理由。因为，人类正是为了避免个体的风险，才进行群居生活，并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发展出政府这种形式。
也很难说当地政府是冷漠的，根据媒体报道，田坎乡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胡海峰，在事发前的两个月，曾三次上门家访。从5月8日开始，4名孩子中的老大、老二、老三，便不再上学，只有最小的妹妹坚持上幼儿园。学校老师和邻居曾多次试图敲开4个孩子的家门，但大多遭到拒绝。4月17日，胡海峰第一次上门看望孩子们，为了让孩子们消除戒备感，他叫村里的几个老百姓帮忙去敲门，但孩子们始终不开门。5月13日，胡海峰又与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及小学教师潘汶、乡干部李仲武等人在此上门家访，即便孩子们的二爷爷张仕贵到场，一行人仍旧没能叫孩子们打开房门。6月9日晚，相关人员再次家访，这次，终于叫开了门。潘峰进屋之后，立刻电话通知了胡海峰。当胡海峰听说老二和老三脸皮浮肿，据说是互相殴打造成，立刻叫乡卫生院的白梅医生和村干部张胜骑摩托车赶到4个孩子家，为他们检查身体，并吩咐属下，给他们买几身衣服，买新鞋子，带他们去理发。
我相信，这些描述都是真实的。虽然理论上，这些相关人员仍然要为自己没有尽责避免惨剧的发生而负责，对他们而言，这并不冤，但客观地说，在贵州一个小山村，很难做得更好。现在，胡海峰正在等待接受处理，很多时候，正是这样，人们追问直接的原因，但对那些似乎无力改变的事物做出有意识的忽略。
在过去一段时间中，中国发生过多起校车事故。在评论这些校车事故的时候，人们往往爱用美国的大鼻子校车做对比，不过人们忽略了的是，大鼻子校车轮胎下，那宽阔、路况良好的道路。实际上，在几起校车事故中，有两起都是因为校车太重，压塌了路沿，校车侧翻导致惨剧。但是，相比购买几辆校车的费用，全面地更新中国的乡村道路，显然是不可承担之重。所以，人们有意识地忽略了这个问题。
乡村不能建造更好的道路的原因在于，乡村人口密度稀疏，无法承担高昂的改造费用。相比之下，在城市中，人口密度更高，相同里程的道路，有更多的人来分摊，因此可以负担得起更好的道路设施。这个逻辑，对于软性制度也同样成立。
当地的村支书，乡政法委书记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照顾四兄妹的责任，这是当地政府设立的一种软性的救助制度。但他们注定不专业，他们有众多责任，这只是其中之一，很难做到尽责。法治、社会救助、交通安全、个人权利，都是城市化的产物，这些软性设施在城市更好，更完善，这与在县城只有20层的楼，而在大城市能有100层的楼一样客观，不可违背。
未成年保护制度，在现代条件下，不会来自于乡绅。从成本上说，更高的人口密度，才能更低成本地实现这些公共服务，就像公交车与自来水。最终，还是指向城市化。虽然有人说，即使跟着父母也不一定能过得更好，家庭暴力之下，说不定发生另外的惨剧，但是，当他们在城市里与父母生活，他们就更有可能获得更高水平的社会软性制度的帮助。所以，毕节惨剧背后，最系统的原因，当然是留守儿童四个字。
留守儿童，在官方话语中，仍然是一个虽然应该加以帮助，但却不应该消减其规模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就像集中处置的外国难民营。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条件让留守儿童留守，与创造条件让孩子与父母们生活在一起，这是马克思人口观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上的实践。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或的个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总和”，既然“劳动会消耗人的力量、神经、脑力，这些消耗就必须得到补偿”。那么，所谓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是这个个体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即活的个体(劳动者)在生产消耗一定体力和脑力后，通过取得和消费一定的生活资料，使其在体力和和脑力上不断恢复维持以前的状态和水平”。不仅如此，个体是会死的，所以，“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死亡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地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的总和，包括新一代劳动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工人的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文明状况下当然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更是明确提出：“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
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价格，与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与工人阶级形成在什么条件下息息相关，而中国当代工人，脱胎于户籍限制下的农民。
即使农民有这个经济能力，仍然通过严厉的驱逐政策，不允许农民工及其子女在高成本的生活环境中生存，维持他们原有的习惯和生活方式、生活要求，把他们隔绝在“历史和道德的要素”之外，就能压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成本与权利诉求，从而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这个逻辑，很符合马克思的人口再生产理论。不过，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话，这也意味着彻底的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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