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在整风整社之后，群众生产积极性和大队、生产队经营积极性大大提高，但生产对于生产队之间仍有意见。生产好的队认为超产不能多吃，减产队也和自己一样按标准吃粮，这是“共产风”没有彻底反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沥西大队试行了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在全大队进行统一分配的原则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为生产队自行处理的办法。这个办法实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整个大队的生产面貌完全改观。
毛主席接到这个材料后，批示“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在21世纪的现在，在经历了包产到户数十年的今天，在农村已经凋敝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材料，第一反应是：这个办法，以及这类办法，都是在促使着包产到户的诞生，都是在孕育着包产到户的思想，孕育着单干的思想。
包产到户，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包括陈云同志、邓子恢同志等在调查以后，都要坚决推行包产到户。这就说明，包产到户的自发意识有多强!
其实，这种包产到户的意识，是在不断追求公平、公正，满足农民狭隘性、自私性的情况下，被助长，被鼓励起来的。这种意识不断的冲击着集体主义的堤坝，不断的一个又一个的突破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式方法，在一条道上走下去，就产生了包产到户。
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利用社会主义原理，对农村的这种极具分散化的倾向进行调整、引导，使之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并引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不纯粹的是经济方式，它是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组合运用，在经济政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政治政策的调整，同时，在政治政策执行的一定时候，需要进行经济政策的干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不纯粹是经济的。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首先是政治的引导，过分了，偏了方向，出了“共产风”等五风，那么就要动用经济的策略进行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同样在经济调整的政策中，已经明显的产生了个人主义、分散化的倾向的时候，就需要使用政治的政策进行引导，以使发展的方向始终不离开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并且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在保证了农民基本粮食需求以后，类似上述调查材料中的这种不断助长农民自私性的提法，就是不正确的了。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也有长短，怎么解决呢?把长的切掉?给短的少供一些血液吗?
社会上总是会有差别的，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农户之间，个人之间，都会有差别，如果一味地追求平等，就没有办法工作。
完全平等是没有的。
像这种好队和减产队之间的差别，应该在基本生活条件具备以后，有一个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问题。一直强调差别，就会滑向单干。社会主义的基础，恰恰不是单干，是联合，是集体，是团结，是合作。农民的狭隘性只能看见种田时可以单干，他们预见不到在工业时代，如果没有合作，没有联合，就不会有任何成品产出。作为领导干部，不能及时预知这一点，顺应农民的狭隘意识，就是不会搞农业，是不会搞工业，是不会搞社会主义。这样下去，只能是社会主义集体化被瓦解。历史对这个结果做了无情的注解。
所以在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影响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才能够得到顺利建设。当农民因为穷队和富队为分配争执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正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时候。我们的作用恰恰是如何领导农民心情愉快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我们不能把共产主义风格搞成“共产风”，也不能因为“共产风”的危害而忽视了共产主义风格的建立。
须知共产主义风格与共产风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是建立在共产主义风格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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