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13日拂晓，北京已入深秋，人民大会堂前的旗帜在冷风里猎猎作响。警卫连夜布岗，院内大灯通宵未熄，一场关系全局的会议即将开始。就在灯火通明的东大厅外，同样忙碌的301医院病房里，毛远新还在输液，体温时高时低。
医务人员见他收拾衣服，劝了句：“身体要紧，别硬撑。”毛远新摆手，“中央通知来了，得去。”他话音不重，却透着年轻干部惯有的冲劲。一个小时后，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的吉普车驶进医院大门，两人几乎没寒暄，直接向大会堂奔去。
抵达门口时，警卫照例核对证件。曾绍山顺利通过，毛远新却被叫住。警卫翻了两遍名单，抬头说：“同志，名单里没您的名字，请暂停。”一句“请暂停”，空气顿时凝固。曾绍山折返，低声提醒：“中央办公厅有书面通知，怎么会漏了?”警卫依规再次检查，依旧摇头。门内人流不断，门外风越来越凉，场面尴尬到极点。
毛远新只好退到路边台阶上，他捂着肚子，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流，发烧的头更晕。他想不通：中办电报白纸黑字，怎么说没就没?“闹乌龙了?”身旁一名战士小声猜测。他苦笑，没有回应。十分钟后，曾绍山无奈地说：“回医院吧，出了差错我去解释。”吉普调头离开，后视镜里大会堂的灯光依旧耀眼，与他的窘迫形成强烈对比。
事情出现误会并不稀奇，可这次“乌龙”背后，藏着毛主席的一道亲笔批示。要理解这道批示，得把时间往前拨。1951年春，10岁的毛远新随母亲朱旦华来北京，他第一次见到因失去毛岸英而沉默多日的毛主席。小孩子在丰泽园跑来跑去，毛主席听着笑声，眉眼才舒展开。那年夏天，毛远新被留在中南海。之后十多年里，他与李敏、李讷住同一排平房，衣食住行几乎无差，毛主席刻意让侄子和孩子们远离任何特权光环。
进入青春期后，毛远新成绩不错，学校屡次想保送。毛主席只淡淡一句：“国家拿公费推你上学，不算本事，自个儿考。”这话有点冷，却让毛远新憋足了劲。最终，他以“李实”的名字进入清华，又因专业调配前往哈军工导弹系。改名背后，是毛主席“身份必须降温”的一贯原则。
1965年，毛远新军工毕业，支援辽宁三线建设。三年里，他频繁深入工厂车间，和工人同吃住，辽宁几家骨干企业的生产线他摸得门清。正因如此，1968年决定组建省革委会时，他成为副主任，并兼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这一年，毛主席点名让辽宁工人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观礼，周总理把百名代表安排进中南海一中队居住。毛远新负责接待，忙得脚不沾地。
国庆过后，他因连日劳累加剧旧伤，进了301医院。本应在病房静养，却突然接到“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通知。对他来说，这既是组织信任，也算殊荣，于是抱病上路。然而门口那一拦，让所有期待瞬间蒸发。
事隔数日，他准备返辽前去中南海辞行。毛主席坐在躺椅上，声音略哑：“听说你在大会堂门口吃了闭门羹?”毛远新点头，压了好几天的委屈像闷雷一样闷在胸口：“我不是怕丢人，就是想弄明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毛主席抬手示意喝口水，随后平静地说：“那不是问题，是我把你勾掉了。”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墙上的挂钟“哒哒”作响。毛远新愣了几秒，脱口而出：“大伯，为什么?”
“你在辽宁还有一堆事情，工人代表回来要收尾，军区那边也离不开人。再说，这次会议研究中央人事和路线问题，不必人人到场。别人可以缺席，你也行。”毛主席说得轻描淡写，却句句在理。
见侄子仍有疑惑，他补了一句：“你的问题不在被拦，而在心里装不下‘委屈’二字。今后工作不会总顺风顺水，受点挫折算什么?如果这点小事都喊冤，怎么抗得住更大的风浪?”
“我明白了，没有意见。”毛远新低声回答。
外人也许只看到“侄子被勾掉”的戏剧性，却忽略了时代背景。1968年的全会，肩负稳定局势、清理组织的任务，名单精简到极致。毛主席亲自勾掉自己的亲人，既是公私分明，也是向各地红卫兵、造反派传递信号——身份不能代替原则。
会议结束后，杨春甫代表辽宁参会，会上汇报了辽宁工业调整方案，与会者评价“干货多、情绪稳”。正是这种务实做派，才是毛主席希望毛远新学习的。也正因如此，回到沈阳后，他更频繁下厂。东大营热轧车间一次爆管，他拄着拐杖仍冲在最前面。工人私下说：“李实政委这次真拼了。”
1975年，毛主席突发严重气喘，中央决定从各大军区抽调能贴身办事的干部。毛远新再次被点名进京。他白天跑医院、夜里整理材料，不少文件需要用湖南口音的“翻译版本”复述给工作人员听，这种双向沟通，他干得不亦乐乎。可以说，他既是家里的侄子，也是主席了解各地情况的耳目。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病逝。治丧办成立，毛远新列席，每天在灵堂外负责协调警卫与代表团接待。
此后，10月6日..........
*来源：南书房 红旗文库注：文中有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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