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继承衣钵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氏的政策做了修补。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较温和的态度;但仍然不许官方和民间再立斯大林塑像。在经济领域不但继承了赫氏的政策，还进一步扩大了。
(一)改变所有制性质
社会主义国家是全民所有制，国家一切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是全体人民委托国家来经营全部资源。国家管理一切资源的部门只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规划，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是一种大社会大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是一种计划加商品生产的国民经济形式。从斯大林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看，获益多多。比如，斯大林格勒生产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农用汽车，根据计划安排直接发给各地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运输成本，没有了销售费用，对国民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勃列日涅夫一伙又是怎么做的呢?
1、1965年苏联公布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生产条例》。规定企业自留利润分配中14%作为员工的奖励基金。表面看是为了增加工人收入，实际上是让少数人先富了起来。由于传统习惯的力量，由于赫鲁晓夫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几乎对奖金都馋涎欲滴，对奖金分配自然是掌权者说了算。近80%的奖金流入了厂长、经理、工程师、高级职员手里。有一个工厂的经理一个月就给自己发了七次奖金。当然不是直接发给自己，而是工会主席给经理定发奖金数额，经理给工程师定，工程师给工会主席定。所以有些工人一针见血指出：“新经济体制”就是我们工人干活，领导人拿奖金。
2、企业自治。即扩大企业自主权。
①企业的厂长经理有权解雇工人。工人从国家的主人变为雇佣劳动者，就改变了所有制的性质。
②企业需要工人的数量不再按劳动定额(工时定额)确定，由领导说了算。工人数量的减少，只能让在岗工人加班才能完成生产任务。这种“企业自治”，违反了八小时工作制，损害了工人的健康权、休息权。被解雇的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工人，比最低工资收入的人(如清洁女工每月60卢布)，生活更悲惨。
③企业包括厂房在内的房屋，闲置的可以出租;设备闲置的可以出卖。
从1965年开始，到1973年结束，苏联的五万个工业企业，有四万三千个扩大了企业自主权。
3、集体农庄蜕化变质
1917年苏俄颁布的《土地法》规定：俄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禁止买卖、出租和出典土地。1969年勃列日涅夫一伙颁布的《土地法》规定：集体农庄的土地可以买卖和出租。这就为权利寻租打开方便之门。能买得起或承租农庄土地的只能是暴发户们。
4、对流通领域实行价格双轨，鼓励经营自由市场。
约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在各城市陆续建了八千多个自由市场。配套设施有旅馆、饭店、百货商店。由于自由市场泛滥，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大部分进了自由市场，造成国营商店只有少部分东西可卖。格鲁吉亚盛产水果蔬菜，有些中间商，为了让水果等卖个好价钱，租货运飞机从格鲁吉亚把苹果、西红柿、黄瓜等运到莫斯科等地出售。赚得盆满钵满发了大财。明知道价格比国营市场贵一倍，甚至两倍，苏联居民买日常用品，多数只能去自由市场。使实际工资成了名义工资。
(二)可圈可点之处
仅仅从发展生产的角度，把企业做大做强来说，勃列日涅夫一伙有值得肯定的方面。
1、对制造业进行托拉斯改造。1960年代末在列宁格勒举办厂长经理培训班，请美国专家讲授托拉斯专业化管理企业的经验。例如，从1970年开始，把车里雅宾斯克、哈尔科夫、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制造厂合并;把莫斯科、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的汽车制造厂合并，成立总公司，把原来各厂的人、财、物、产品研发、产品销售集中到总公司，使原来独立的工厂变成分厂。这一举措，使苏联的装备制造业迅速升级换代，产品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农业方面在1970年代初做强派占据了上风。因为1953年苏联全面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承包到组只种百八十亩地，拖拉机牵引播种机两三个小时地就种完了;联合收割机一两个小时就收完了。造成农机投入高，效率低，使承包到组不吃香了。于是出现了“农工综合体”。其经营方式就是把几个集体农庄合并，或是几个集体农庄与几个国营农场组合，成立股份制企业。例如种小麦的地方建设面粉厂，再建面粉深加工的工厂;在生产葡萄的地区，搞葡萄酒厂、罐头厂。到1970年代中后期，有些“农工综合体”土地有近万亩，工厂十几个。
(三)造就了特权阶级
1957年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92——2003年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吉拉斯的《论新阶级》在美国出版，给西方攻击、否定社会主义制造了口实。客观地说，吉拉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特权阶级，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吉拉斯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阶级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就大错特错了。南斯拉夫官员高薪制，农业长期实行个体经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的48%。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始终没有占主导地位。
无论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横跨欧亚大陆在亚利山大二世改革下，成了世界列强之一的俄罗斯，还是具有5000年文化，唯一没有被列强肢解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都曾经长期在封建专制帝国的统治下，其经济大都是依靠佃农、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来支撑。除了这些共性，中国还有其特殊性：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以皇权独大的等级制、名门望族的世袭制、各级官员的特权制、男尊女卑的夫权制为核心的、被儒者陆续补充的儒家文化，逐渐地与小农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小农意识。也就是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描述那些现象。柏杨认为儒家文化(酱缸文化)导致了中国人的丑陋，只说对了一部分，真正左右人类生存和思想本源的是社会的生产方式。正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版)。这个小生产指的是以家庭为单位仅种几亩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自觉地赞成私有制，图谋获取更大的财富，跻身大资产阶级行列，成为人上人。
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后，并不代表“习惯的力量”的消除。其传统观念一直在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赫鲁晓夫搞农业和工业的承包试点、勃列日涅夫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的关系，使全民所有制成了一纸空文，其结果是造就了特权阶级!
苏联部长以上的高官，每月交50或60元卢布的手续费，就可以到“特殊仓库”买东西。有些官员觉得住在分配的房子里不舒服，就自己盖别墅。譬如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合作总社经理，用公家的材料在河边盖了一栋别墅。二楼阳台一直伸到了河中间，可以在阳台上钓鱼、跳水。里加的苏维埃主席(市长)看了很嫉妒，就占用白菜地也盖了一栋。在院子里挖个游泳池，省得去河边了。格鲁吉亚一个城市的苏维埃主席看自由市场的经理发财有些眼红，就向经理借一千卢布。经理没听清楚，又问需要多少。市长就用手一比划。经理以为市长要借十万，于是毫不犹豫的从提包里拿出十万卢布给了市长。能搞到外汇的外交官、商人、演员、体育界人士，用外汇券去特供商店买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商品。
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推行的路线不难看出，苏联领导层已由人民的公仆逐渐变成了只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阶层，他们与不法工农企业家、商人勾结在一起，形成了特权阶级。
这个特权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拼命鼓吹私有制、自由经济的“好处”;拼命鼓吹多党执政才是“民主之路”。他们不顾底层民众的死活，使苏联人民对苏共失去了信心。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获取得利益不被清算，盼望着苏联解体、苏共亡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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