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来中国？”
“我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
“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革命啊！”
“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比摩西带领信徒出埃及伟大多了！”
这是寒春晚年在面对采访的时候，笑着给出的回答。
寒春是杨振宁的师姐，1921年出生在美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原名叫琼·辛顿。学校毕业后成为美国曼哈顿计划中的一员，在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几年，在1948年的时候来到中国，寻找她心目中的圣地延安。
寒春女士可谓是真正的革命者，她想要做的是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事情，而不是狭隘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循环。她大哥和朋友在30年代末，就到过中国，说那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真正地在为底层人民群众寻找新的出路，听到他们讲到毛主席所说的信仰，这深深地影响到了她。
寒春在晚年有这样一段自述，“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阶级，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要去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寒春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并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了终身。
在1980年的时候，寒春写过了一篇自述，讲述了她的心路历程。她对美国的厌恶是源于向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这种想法估计中国人不能理解，都说投的好，为啥不多投几个呢，是美国结束了二战啥的。
而寒春并不是说日本不可恨，而是怀疑美国的动机，因为那时候德国已经投降了，就剩下一个日本，被中国打的已经崩溃了，你不投原子弹，他们也得投降。而你轰炸的两个城市，真正的战争贩子一个都没有炸死。那么美国的目的很明显，第一，告诉世界，是我结束了二战，第二，并不和战争犯决裂，只是震慑日本，为后来接管控制日本埋下伏笔。
参与研发原子弹的科学家都傻眼了，寒春说，整个核子物理的研究实际上还是控制在军方手里，我发现我的奖学金也是军队发的，若他们拿原子弹干什么，我们搞研发的人是没有任何能力去阻止的。
“一连串的事实使我慢慢地认识到，军队、政府和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穿一条裤子，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个时候寒春就往美国农村和工厂车间里面跑，她想看看核子物理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到了美国南方看到这样的场景：数万名临时农民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连房子都没有，都是茅草搭的棚子，他们按季度流动到全国，葡萄熟了摘葡萄，苹果熟了摘苹果，就是一个流动的灵活就业者，被工头剥削的厉害，工资非常低。
到了工厂车间去看，情况更恶劣了，车间里用未成年的童工很多，工人们工作时间都非常长，居然长达12小时，还要黑夜两班倒，吃的伙食也比较差，而且不新鲜，都是预制菜，好多人就浑浑噩噩地过着，从不思考活着的意义，就像一群人肉机器一样。
这种底层的情况，寒春以前是不知道的，因为她的家庭还可以，从小就和穷人隔离了，而当权者也很少去底层去看看，就是埋头在办公室里乱写，说全国人民生活的如何比苏联好，那时候什么事情都要和苏联比，就拍了很多城市人家庭或精英家庭的片子，以此来证明美国是优越的，只有学美国的制度，国家才有出路，人类才有希望。
寒春对这种宣传厌恶至极，要么是当鸵鸟，埋头没看见；要不就是故意的虚假宣传。寒春就产生了深深的疑惑，为何美国生产力这么发达，还有这么多穷人在生存上挣扎的事情呢？为什么把牛奶倒掉，房子炸了也不给穷人吃住呢？为什么煤生产的太多了卖不掉，而煤矿工人却冻死了呢？她是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她的哥哥韩丁、哥哥的好朋友阳早送一些进步书籍给她看，有美国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史，还有一些马列的书籍，并和她讲了中国人在做“均贫富、等贵贱”的事情，寒春开始为自己迷惑的事情寻找答案了。
“那时我家里很热闹，大家到一起就热烈地辩论国内外大事。以前我只是听他们谈论，因为我认为我是搞科学的，政治上的事同我关系不大。可是原子弹的爆炸，把政治与我的科学联系到一起，逼得我不得不开始想问题。那么我所研究的科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我感到以前的思想太单纯，太片面了，我开始和一些进步人士来往。”寒春如此说。
通过这些朋友，寒春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一九四八年，她去了上海，虽然身边的亲朋好友反对，但是她义无反顾，她说：“这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寒春终于到达了多年向往的地方——延安，在那里的窑洞里和阳早结了婚，然后我们走了两天到阳早所在的瓦窑堡农具厂工作。
考虑到寒春从经济发达的国家而来，特地给他们安排了好一点的住宿，但是他们不接受，还给毛主席写了信，说他们不能被不同待遇对待，他们要跟群众一起，主席回复同意。
寒春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她工作的地方，都是以“是否有利于人民“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谈，不管是厂长还是普通员工，损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向他提出批评。
寒春后来主动要求去牧区放牛，她说，国家建立后，人民群众需要营养，她想在这方面做一点贡献，于是她去了蒙古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牧场――三边牧场，帮助改良当地的牛、羊， 后来又调到西安市郊的国营草滩农场负责奶房工作。
在她的工作中，她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她说：“我是从工业发达的国家来的，常常认为业务上理所当然比农民强。因而，常带着主观主义去工作，碰到钉子后才想起请教有经验的群众。在三边的时候，我捧着从美国带来的书学做奶酪，做了一年没有成功，才跑去请教有做奶酪经验的蒙族人。在草滩养鸭子时，我没接受做奶酪的教训，孵了两批小鸭，结果因条件没掌握好，都死了，这才想起向有经验的人请教。通过好多类似的教训，我慢慢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众的力量，群众有智有才。”
寒春夫妻在中国待了一辈子，为中国的畜牧业和农业机械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04年8月，中国开始实施“绿卡”制度，寒春成为第一个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2003年12月， 寒春的丈夫阳早在京病故，享年85岁。2010年6月8日凌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寒春同志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
作家魏巍说：“尽管寒春夫妻在各自国家里是少数，但他们却代表着人类的良心，代表着世界发展的前进方向。”
寒春临终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有对世界最美好的愿景，才付出毕生去实践。我崇拜毛主席，因为只有他，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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