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大事，都是毛主席掌舵，周总理和其他人具体操作来完成的，尤其是外交上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往往经过周总理领悟之后，转换成外交战线的说法做法。每当关键时刻，周总理都要仰仗毛主席，从而使得外交工作得以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也许相对来说，读懂周总理，比读懂毛主席要容易，但现实逼迫我们必须更深刻理解毛主席，怎么办？除了学习研究，别无他途。当下也许学习研究诸子百家的精华，是我们不得不下功夫去做的一件事情，否则再过若干年我们还会遗憾地说，毛主席依然至少比我们早看多少年，那岂不就辜负了老人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了吗？
《外交风云》第六集：建国伊始，驻外大使缺人，总理着急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没想到主席的一个想法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总理由衷感叹：
01
毛主席领导周总理：历史检验的结果
在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领导过毛泽东，同样毛泽东也做过这里的领导，例如中共三大后，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时期无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国民党中央，毛泽东的地位应该算作这里的领导。
周总理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毛主席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同时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兼宣传部代部长，在国共两党中央层面，主席的地位都要高于周总理。
遵义会议前，最起码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大转移（长征），尤其是湘江战役血的教训面前，包括周总理在内的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深切感觉到了既有的路线是行不通的，而红军的希望在毛主席路线的回归。
周恩来在刚到中央苏区的时候，他就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实践有所了解，再加上朱德的旁敲侧击——学润之的战法做法，所以才有他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那实际上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的胜利。
红军长征经过惨烈的湘江一战，来到湖南西南边陲一个叫通道的地方。有意思的是，自从到了通道之后，红军走的道，开始行得通了。通道，道通！
这个时候的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到只有3万。面对残酷的局面，当时的总负责人博古因为拿不出应对办法，因自责导致精神压力过大甚至要自杀。也正是在如此危难之际，党和红军指战员普遍的意愿是请出2年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为红军整体境况发生转机提供可能性。因为实践已经证明，那些对毛主席想法说法和做法的批判，是错误的。
毛主席想法说法和做法，构成了一个系统的体系，离开了这个体系，红军走的道，就走不通。而回到这个体系里，就道通了。
请注意，这个体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那就叫毛泽东文化。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三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必要准备，为红军道通准备了思想与物质——道与器。
遵义会议事实上带来道器变通之变。
那道器变通之根，之基，之源，之魂，都蕴含在毛泽东文化体系之中。
通道会议，是道通的开始。
毛主席在通道为挽救红军，作了大量细致工作。
黎平会议是道通的延续和巩固。
猴场会议，道通之道就器化成红军的共识，遵义会议水到渠成。
遵义会议，红军的命运发生了转机，毛主席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成了事实上周恩来的领导，这带有必然性。
02
周恩来对毛主席之道的领悟也是有个过程的
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
周恩来用了“坚定地”三个字，这说明他自己觉得之前他给与毛主席的支持虽然有，但力度远远不够。他也在犹豫，但这个时候刻不容缓了。
在中国人习惯里，有个怪毛病，不到万不得已，不做彻底改变。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
毛主席和其他中央的领导人有着显著区别，他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善于中医治未病。
毛主席又不同于民间的那些独来独往的高人，而是革命领袖，因此他会想方设法让身边的人理解他、支持他。
从领导艺术上讲，毛泽东能够制造一种气场，受这种气场影响，必定会有追随者。
周恩来属于党内对毛主席之道的先知先觉者。
我1978年考上湖北省重点高中武汉六中之后不久，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周恩来的文章《学习毛泽东》，这是周恩来1949年5月7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的第三部分，于1978年10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当时中国青年报全文转了。
周恩来在这篇讲话里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
“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
“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
周恩来诚恳地对青年们说：“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因为，“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而毛泽东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
周恩来认为：“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认识，同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经历了痛苦的过程，可是总理毕竟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和那些投机分子有着本质区别。周恩来“邃密群科济世穷”，有着“面壁十年图破壁”志向，以及“难酬蹈海亦英雄”勇气和决心。
周恩来总理，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就时间和空间而言，恐怕他是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文化里有个信条：相信群众相信党。
周恩来总理个人有个信条：相信毛主席。
【摘自：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而奋斗（197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
这一点，周总理和普通的劳动人民的心是相通的。
03
坚持研究毛泽东文化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毛主席在关键时刻对周总理的点拨，常常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毛主席作为党、军队、国家和人民的领袖，那是历史形成的。
毛主席是人民领袖，他身上有传统文化里英雄豪杰的优秀品质，同时他又是超越了传统英雄的英雄，因为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融会贯通，道器变通了。
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道器变通，那是一种事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
为了更清楚理解何谓事业，不妨再回顾一下《易经·系辞上》的这段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位置事业。”
前面四句话末尾四个字，我称之为“道器变通”。
其道器变通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那是道器变通之根；
其道器变通之器——形而下者谓之器，那是道器变通之基；
其道器变通之变——化而裁之谓之变，那是道器变通之源；
其道器变通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那是道器变通之魂。
李克勤后记：周总理说的“梦中人”为何需要“点醒”？为何毛主席能够“点醒”？这是怎样的道器变通之变？
这样的问题，不是光靠论理可以讲得清楚的，那是需要悟道的，悟道方能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
再说一遍这个意思，毛主席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个人素质与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老人家自己总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但我们要认识到他的领悟力是非凡的，有时候是绝无仅有的，这与老人家勤奋好学，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文化习惯有直接关联，这一点是我们这些热爱毛主席的人，特别要下功夫学习的。
毛主席从整体上对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领悟程度，在历史上恐怕无人能比，这与他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立场、观点、方法有关。从另一方面看，老人家对诸子百家的深刻领悟，又大大帮助了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认识，也就是说，老人家在系统思维上有优势，对此钱学森深有体会。所以，毛主席能够领导像周恩来这样的具有非凡智慧的领导人，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为什么毛主席比我们至少早看50年？毫无疑问，毛主席在德识才学真善美诸方面，远远高于我们。
或者说，过去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式方法还存在缺陷。
怎么办？
我们需要积极主动研究毛主席，而且必须从深层次上去研究。
现实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读诸子百家，不懂一点《易经》，甚至连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范畴——道与器都不想下功夫学习研究，能否从深层次上理解我们的毛主席呢？
我们何不拿出革命精神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下真功夫来学习毛主席，研究毛泽东文化呢？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是不是？
《外交风云》第七集：毛主席对将军大使说的一番话，无论思想高度，还是理论深度和方法广度，那都是别人难以企及的，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在场所有人都是心悦诚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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