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五（20-21节）

　　目录

　　第20节第二场文革的开始

　　第21节林彪事件(上)

　　第20节 第二场文革的开始

　　（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1969年开始，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所谓“知识青年”指的是高中或初中文化水平的中学生，按现在的标准看起来，中学文化水平算不上“有知识”。不过在1969年的时候，农村的文化水平还较低，有初中文化就算是“有知识”了，所以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红卫兵的主体，也就是1966、1967、1968年这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插队落户。所谓“插队落户”，也就是这些城市青年的户口，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安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农民。

　　在1969年第一批知青插队落户之后，以后每年又陆续有一些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前后共有约1600万知青到农村插队，直到1977年才停止。考虑到当时城市人口一亿多人，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乡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知青”下乡。

　　毛泽东本来的文革战略部署中，本来并没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它是在特殊情况下，临时出台的应急之策，最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考虑。在“造反有理”气氛中熏陶出来的红卫兵，已经变得非常不安分，把这些人留在城市中，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所以要把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从而就消除了红卫兵不听指挥，继续造反的隐患。

　　很显然，当时如果不把红卫兵们送到农村中去化整为零，他们在城市中闹事起来，而且谁的话也不听，那就只能动用军队开枪镇压了。毛泽东让红卫兵“上山下乡”，避免了最坏的情况，这就是军队向群众开枪。当然“上山下乡”运动也有经济上的意义：文革后很多工厂处于停工停顿状态，很难接受这么一大批人就业，所以就把他们安排去农村就业，也就是务农。

　　由于当时城乡生活差别很大，特别是大城市的知青，到农村去以后，发现那里的物质生活远不如城市，于是产生一种被“欺骗利用”的感觉。他们对毛泽东搞的文革，以及对毛泽东本人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对毛泽东提倡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自己被毛泽东当成工具利用了，用完后就廉价处理了。这些知青成为中国第一批反毛泽东的人，对毛泽东怨言极大，认为他们的青春被毛泽东耽误了。

　　（2）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也无可奈何。所谓“点火容易灭火难”，文革这把“造反有理”的大火点起来了，不把这批红卫兵送到农村去，造反之火就熄灭不下来。为了安抚下乡的红卫兵，后来毛泽东又放松了插队落户的条文，从1971年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顶职、病退、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其实知青真正在农村务农，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之后，这些人多半成为学校教师、赤脚医生、公社文书、农机修理工等，脱离了直接的农业劳动。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就不那么艰苦了。中小城镇的招工，也都优先安排知青当工人。

　　然而，这批知青的人数极大，再加上知青的家长，几乎半数以上城市居民，都对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政策非常不满。这样一来，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被人民所不满。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无形中大大降低了，因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伤害了太多人的利益。

　　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标志着“夺权的文革”已经结束，“整党的文革”开始了。我们可以把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前的文革，称为第一场文革，也就是“夺权的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的文革，称为第二场文革，也就是“整党的文革”。

　　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它是依靠红卫兵和造反派，夺取党政军各领域“当权派”的权力。但“夺权的文革”只是把刘少奇的权夺过来了，周恩来和林彪的权都没有夺过来，因此这场“夺权的文革”失败了。毛泽东最后遣散红卫兵，就意味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彻底结束。

　　虽说毛泽东全面夺权的“夺权的文革”失败了，但它也大大削弱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有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搞文革的话，毛泽东是不可能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整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因此，毛泽东趁着这个机会，又发起了第二场“整党的文革”，这可以说是对第一场文革失败的补救。

　　关于“整党的文革”，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它的目的是改组和改造中共。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中共已经变成“暮气沉沉”的保守党，不想再革命了，不想再进取了。因此毛泽东要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并且认为只有“朝气蓬勃”的革命党，才能避免走上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

　　（3）

　　中共的“九大”，就是毛泽东搞“整党的文革”的开始。很多人说，中共“九大”是一次非常“不正常”的大会，这个说法是很中肯的。什么是“正常”呢?“正常”就是跟过去差不多，变化不大。如果中共“九大”是“正常”的大会，那就说明“九大”跟过去差不多，还是老一套，那么毛泽东的大刀阔斧整党又体现在哪里呢?因此，“九大”的“不正常”，正是体现了毛泽东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党，以及进行大力度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后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是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当然也就没必要召开党中央全会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非常“不正常”的，它的不正常，首先表现在人事上。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95人，按照规则，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的全体中央委员，应全部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可是这次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59人。在没有到会的136人中，除10人去世以外，绝大多数都被打倒了，或者靠边站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扩大”，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等74人都扩大了进来，使参会人数达到133人。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九大”的预备会议，在开幕式上，周恩来率先讲话说：【今天开的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周恩来接着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九大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修改党章草案的讨论;(三)专案审查报告，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

　　周恩来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大家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对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

　　毛泽东先把最关键的致命话题端出来，让大家讨论。这些是：(一)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正确不正确?(二)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不该搞?(三)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四)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毛泽东先把最关键的致命话题端出来，显示了毛泽东的一种策略，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4）

　　与两年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相比，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气氛完全不一样。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十一中全会两年多之后开的。但以我的感受来说，两次全会的政治空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紧张、恐惧;八届十二中全会是：轻松，踏实。这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是参会的大多数人都有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我在精神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我把文革看成是1930年中央苏区的“肃反”一样，我当时已经准备随时被关起来，后来我考虑到的问题都成了现实。但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我的疑虑基本上都消除了。】

　　邱会作说出参加这次大会绝大部分老干部的心里话。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老干部们人人自危，不知道这场运动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牵连进去。可是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搞文革的武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被遣散了，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的噩梦，已经不再可能出现，老干部们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大家的心情就轻松愉快下来。

　　大家的心情轻松下来，就可能会出现“畅所欲言”的情况，而这种“畅所欲言”往往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的上半阶段，大家心情很好，会上畅所欲言，结果就出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心情很好，畅所欲言，结果就出现了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毛泽东要吸取以往的教训，警惕这次会议上大家“心情很好”状况，所以他要在开幕式上提醒大家：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什么是不该说的话呢?这就是毛泽东端出来的关于文革的四个致命话题：(一)文革正确不正确?(二)文革该不该搞?(三)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四)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按照中共的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都要总结上一次全会到这次全会之间的工作情况。从上一次1966年8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到这次1968年10月召开的十二中全会之间，党中央的主要工作和任务就是搞文革。因此按照惯例，应该在这次全会上，对这两年搞文革的情况做出一个总结和评价。

　　可是要对这两年的文革进行总结和评价，就很难不涉及到上述四个致命的话题。这四个话题中的任何一个话题，一旦讨论起来，都很有可能引发出否定文革的论调。现在毛泽东的文革是处于受挫折的低谷阶段，不过毛泽东是不认输的，他要进行各种努力，把文革继续搞下去。而在低估和挫折阶段，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党内出现否定文革的论调，说什么“文革不该搞”、“文革缺点很多”、“文革搞不下去了”。如果党内这种否定文革的论调泛滥起来，毛泽东的文革就真的搞不下去了。因此，毛泽东必须事先制止否定的文革议论。

　　（5）

　　基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就巧妙地先发制人，先把这四个致命话题讲出来，主动提出大家来“议论一下”。毛泽东这里说的是“反话”，他口头上让大家来“议论一下”，其实上是在提醒大家，这四个话题你们最好“不要议论”。因为毛泽东又不可能用“大白话”告诉大家：“这四个话题你们最好不要议论。”

　　果然，一些悟性好的高官，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就是不要议论这四个致命的话题;而那些悟性不太好的高官，不明白毛泽东这些话的意思，就去向那些悟性好的高官请教，于是很快大家都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不要议论毛泽东说的四个话题，不要与毛泽东“过不去”。果然，这次大会上，谁也没有议论上述四个致命的话题，避免了否定文革论调的出现。

　　不过，大家都不对文革进行评价，这次大会上不对文革做出一个总结，也是说不过去的。然而，毛泽东本人来对文革进行评价，不免让人感到“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所以，这次对文革进行评价的重任，又落到林彪身上。这就像1962年刘少奇挑战毛泽东，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后，林彪出面讲话，帮毛泽东回答刘少奇的问题。这次，林彪再次出来，帮毛泽东对文革做出总结。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表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专门对文革进行总结和评价。林彪说：【毛主席要我讲一讲，我觉得很没有把握，我就只能讲个大概。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第三个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林彪这里代替毛泽东，回答上述四个话题：(一)文革正确不正确?(二)文革该不该搞?(三)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四)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关于“文革该不该搞”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必要性，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然的话，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要知道，革命当然不是那么很舒服的事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遭受一些牺牲，遭受一些痛苦的。但我们要知道，革命所付出的这种牺牲，比复辟以后我们所遭受的牺牲，这两者对比起来，那复辟以后我们要遭受更大、更残酷、更大规模的牺牲，那个痛苦就大大地超过了现在我们主动地革命所付出的这种代价。】

　　（6）

　　【这次文化大革命，避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流血的国内战争。他们复辟，那人民一定还要反复辟，就要发生内战。这种内战的损失，一定会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看到的那些损失。所以，现在这些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

　　林彪阐述搞文革的必要性，他的论点是：如果不搞文革，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一旦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人民就要“反复辟”，中国就会发生内战。而一旦发生内战，那么付出的牺牲就会更大。搞文革就等于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内战，与大规模内战相比，文革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关于“文革正确不正确”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意义，林彪说：【在我看，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有四次。第一次文化革命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世界第二次文化革命是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第三次就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

　　【这三次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如果同中国这一次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它们的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最广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林彪用世界历史来举例说明，把文革说成是超过人类历史任何一次的文化革命。这也就是说，文革的是无比正确的，对人类历史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胜利成果，林彪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老干部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使我们学会了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一点是重大的胜利。】

　　【除老干部以外，整个七亿人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也是对群众最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群众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之后，才能识别什么叫修正主义，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才不会被冒牌的社会主义所欺骗，可以说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收获之一。】

　　【军队也受到了最大的教育，学了阶级斗争、学了群众路线，把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地提高。】

　　【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苏联这些国家，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搞物质的建设，而不过问思想革命化，不搞文化革命，不宣传马列主义，一味地搞物质刺激。我们的做法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第二点。】

　　（7）

　　【我过去曾经讲过，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这种损失，与它所得到的胜利来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损失，迷失方向，就怀疑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个“二月逆流”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发生错误。由于这种错误，所以他们才有许许多多的糊涂的想法，错误的想法。】

　　林彪总结文革的胜利成果：(一)老干部受到了教育，学会了继续革命;(二)群众普及了毛泽东思想;(三)军队也受到了教育;(四)文化上的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也就是后来说的“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五)文革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二月逆流”的错误，就是只看到暂时局部的损失，没有看到长远整体的胜利。

　　关于“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的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是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要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列宁在1924年就去世了，他只活了五十四岁;斯大林在前一阶段是有功绩的，但他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学说。】

　　林彪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这个新理论指导的有力武器，文革就一定能搞到底。

　　林彪的这次讲话，是代表参加这次全会的全体人员，对这两年来的文革工作进行的总结。林彪从各方面全面地肯定了文革，而且把文革说得近似于完美。林彪以党内第二把手的身份说这样的话，就压住了否定文革论调的出现。如果林彪也像当年刘少奇一样，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讲话，对文革表示怀疑，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法再搞下去了。

　　虽然林彪的这次讲话是空话大话连篇，但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能把文革总结到这个地步，也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怎么说，这次林彪又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讲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并不断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讲。看来，他欣赏林彪的讲话。】

　　林彪对文革进行了总结之后，其他参会的人们，就不必再对文革的问题进行讨论了，但这次全会上不讨论文革，大家难免陷入无话题可说的尴尬地步。为此，毛泽东给大家带来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把刘少奇开除出党的问题，第二个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

　　（8）

　　人们对八届十二中全会期待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在人事方面。两年前的十一中全会上，中共高层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人事变动，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从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在这次十二中全会之前，很多高官已经被打倒了，或者靠边站了，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全会将进行非常重大的人事变动。可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却再次出人意外，这次全会没有提及人事的变动，甚至没有提出人们最为期待的“党内地位排名顺序”。

　　中国的体制是仿照苏联的“人民政府”体制，与传统的封建君王体制或资本主义民主体制，都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是没有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高低次序。外国的政府高官：总统、总理、国务卿等的行政地位，都由法律明文规定。但中国的体制却不一样，比如中国最高的四个职位：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他们在法律上都是平级的，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

　　为了弥补政府高官的地位模糊问题，中共另外制定一套“党内地位排名顺序”，来明确政府高官的地位顺序。在每次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都要公表一个最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排名顺序，来明确每个官员的高低地位。按照中共的纪律，政治局排名低的人，要接受政治局排名高的人的领导，这与他们担任的行政职务和级别的高低无关。

　　比如林彪的行政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周恩来的行政职务是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朱德的行政职务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尽管周恩来和朱德的行政职务都高于林彪，但在党内的排名，林彪排第二位，周恩来排第三位，朱德排第九位，所以周恩来和朱德都要反过来接受林彪的领导。因此，看中国的政治，仅仅看官员的行政级别是不行的，更要看他在党内的地位排名。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排名次序是非常明确的，十一位常委排名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明确打倒了的，剩下的八名常委，他们的排名顺序是什么呢?这次大会上完全没有提到和说明。

　　到了1969年的中共“九大”，选出政治局常委五人，可是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其他三人都没有排名。当时的公报是这样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这样一来，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三人就没有地位高低之分了。

　　（9）

　　这种取消“党内地位排名”的新体制，也是毛泽东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的本意是，取消党内地位的排名，可以让大家减少为了争排名的内讧。但事与愿违，这种不分排名的体制，反而造成权力和责任分不清。因为没有排名，高官们相互不服气，更加不团结了，特别是引起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严重内讧，继而引发林彪出逃的政治灾难。因此，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毛泽东又重新恢复了“党内地位排名”的体制。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回过头来说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人们对八届十二中全会期待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对犯了错误官员的处分。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被明确打倒了的，应该给予明确的处分。在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对彭德怀等人做出明确的处分，该会议公报说：【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然而，这次全会对邓小平和陶铸的处分，又让人出乎意料之外。而且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还出现了意见分歧。林彪的意见是不仅要严厉处分刘少奇，还要处分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和贺龙，但毛泽东却不同意。林彪在这次全会上讲话的最后说：【我的讲话到这里为止，最后有几个口号要喊：

　　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打倒彭德怀、贺龙!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的口号，也是代表林彪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这五个人，但毛泽东却表示另外的意见。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毛泽东这里说的“大家要开除他”，这个“大家”中带头的就是林彪。不过这次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并没有造成大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这次大会没有对邓小平问题的作出结论，只是对邓小平继续进行“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是伸缩性非常大的，等于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当成是犯罪嫌疑人，最后审查的结果，既可能是有罪，也可能是无罪。同样，毛泽东对陶铸和贺龙也没有做出“有罪”的结论，也只是继续“隔离审查”。至于彭德怀，虽说早在1959年已经给予了撤职的行政处分，但并没有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10）

　　毛泽东为什么不对邓小平等人开除党籍呢?因为毛泽东在经历了“夺权的文革”失败之后，他已经预感到下一场“整党的文革”将是一场硬仗，绝非那么容易取胜。因此毛泽东要保留一些预备力量，以备应急时用。如果开除了邓小平等人的党籍，那么今后就无法再启用邓小平了。这时，毛泽东已经把邓小平、陶铸和贺龙等人，留下来当作应急的预备队。陶铸和贺龙如果不是因病死于文革期间，后来也很可能重新复出的。看来，一个人政治生命，也取决于由“天命”这个东西规定的寿命。

　　文革开始后，那些被“打倒”的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党内受到的都是“隔离审查”的处分。为了搞清这些被“隔离审查”的干部，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中央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全方位地彻底审查这些被“隔离审查”高官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中央先后成立了10多个专案组，比如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邓小平专案组，陶铸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彭真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

　　这些专案组，除了刘少奇专案组得出结论之外，大部分专案组都没有得出结论，有的专案组虽然得出了结论，但没有被中央通过。比如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

　　但中央没有批准彭德怀专案组的这个结论，所以彭德怀一直到1974年病逝，也还是处于“隔离审查”状态，没有对他的问题做出结论。彭德怀始终没有被开除党籍，更没有被判刑。

　　刘少奇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后来林彪等人死后被开除党籍，性质是追溯，与刘少奇不同。1968年10月18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刘少奇专案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决定：【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这里对刘少奇的处分，只是开除党籍，并没有对刘少奇判刑，也没有剥夺刘少奇的政治权利。按照法律规定，只有被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才是罪犯。而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仍然算人民内部矛盾，不算敌我矛盾。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虽然是铺天盖地大批判了一通，但最后的处分，还算是手下留情的，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对刘少奇判处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力。后来的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人，都受到了判刑处分。

　　（11）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刘少奇的叛徒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参会的人每人发一袋《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其中一份长达74页的材料名字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主要是揭发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和1929年三次被捕的“叛变”情况。

　　现在主流的说法是：刘少奇的这份“罪证”材料完全是诬陷。不过事实也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历史都不会是绝对清白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光彩的和不愿意公开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大人物，当他们在位的时候，人们不敢讲他的坏话，可是一旦倒台，墙倒众人推，各种各样的不光彩事情就被人们揭发出来曝光了。这种揭发材料，里面固然有诬陷的东西，但也有真实的东西。

　　熟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蒋介石时代的国策第一条就是“反共”，当时加入共产党本身就是极大的罪过，有关共产党的案子都是重案。据说蒋介石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因此共产党员一旦被捕，要想出狱，绝对没那么容易。

　　一般来说，被捕的共产党员要想出狱，只有三条路：(一)叛变，(二)写悔过书宣布脱党，(三)被党组织营救出来。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敌人不知道该人是共产党员，被当成错抓的人释放。

　　刘少奇三次被捕，而又轻而易举地出狱了，这就难免不让人产生怀疑，刘少奇是怎么出狱的呢?刘少奇在自己的履历书中，关于他出狱的说法是：因为敌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把他关了一阵就放了。但刘少奇的说法，疑点也很多，特别是关于1929年的那次被捕。

　　刘少奇自己写的《简历》说：【1929年，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后来，刘少奇自己又改了这个《简历》，改为：【1929年，在罢工中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

　　刘少奇自己修改的自己简历，是一个疑点。按照刘少奇修改前的说法，他是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如果是叛徒出卖，那么敌人就已经知道刘少奇的共产党员身份了，又怎么会轻易把他放出来呢?所以刘少奇后来自己也感到不妥，就把“被叛徒出卖”，改为“在罢工中”，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了。但刘少奇对自己《简历》的修改，反而让人感到有欲盖弥彰的嫌疑。

　　鉴于这些疑点，毛泽东早就对刘少奇的被捕产生过怀疑，1953年，毛泽东秘密让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查一下伪满政府的档案资料中，关于刘少奇被捕的情况。

　　（12）

　　据“高岗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张秀山回忆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对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材料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有些人因此说，毛泽东在1953年就开始“整”刘少奇的黑材料了，这个说法并不合理。因为在1953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毛泽东之所以秘密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应该是出于一种想知道真相的好奇心。另外对于一个政党的领袖，也有必要了解清楚自己部下的真实情况。虽说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是非常信任的，但他也想搞清一个长时间隐藏在心中的疑问：刘少奇到底叛变过没有?

　　以前毛泽东没有机会知道这个秘密，现在缴获了伪满政府的档案，就可以查出刘少奇被捕时的真相了。然而，高岗却误解了毛泽东的动机，以为毛泽东秘密查刘少奇的档案，是想“整”刘少奇。于是高岗开始大肆进行搬倒刘少奇的活动，结果没有搬到刘少奇，高岗自己却倒台了。不过，如果高岗没有自杀，到文革时，他是第一个反对刘少奇的人，应该可以作为“反刘英雄”复出了。

　　高岗当年查出了刘少奇什么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文革中，公布出刘少奇的很多“叛变”罪证。刘少奇专案组还找了一些当时跟刘少奇一起工作的原中共党员，揭发刘少奇叛变的情况。特别是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孟用潜的揭发，特别具有杀伤力。

　　孟用潜的揭发供词说：【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沈阳)纱厂开支部会，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以及满洲省委委员丁基实等人。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

　　【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刘少奇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他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是当作煽动工潮案审讯，当作是一个工潮案，而不是共产党案。最后刘少奇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

　　（13）

　　除了孟用潜的揭发材料，还有与刘少奇一同被捕的原中共党员丁基实、成柱周，以及当时参与过审讯刘少奇的伪满警察刘多荃等人的供词。按照当时中央专案组提供的材料来看，刘少奇的叛徒案，似乎是“铁证如山”。据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邱会作回忆说：

　　【给刘少奇定罪的材料一大本子，定他为“叛徒、内奸、工贼”。关于刘少奇在沈阳被捕的问题，解放初期主席就叫高岗去调查，结果给高岗惹下致命的麻烦。现在，叛徒的帽子给刘少奇直接扣上了。全会对刘少奇进行了认真揭发批判，印发了大量审查材料。那些材料，极大多数有时间、地点、事实真相、并有旁证材料和实物照片。当时，对这些材料本身是没有不信的理由的。】

　　【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我看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对当时的材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对当时的材料可以部分推翻，或者全部推翻。但不管怎样，决不能说刘少奇的材料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捏造的。这样说，不能令人信服，使别人对我们党的公信程度有质疑。】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是“靠边站阶段”，从1966年8月到1967年1月。在这个阶段，刘少奇虽然失去了权力，但仍然享受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仍可以自由行动。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与刘少奇见面后，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二个“批判阶段”，这个阶段从1967年1月到1967年6月。

　　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大约1967年1月16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在刘少奇与毛泽东1月13日见面的三天后，刘少奇的电话就被拆除了。前文分析过，毛泽东对刘少奇这次见面的态度很不满，最后下决心彻底打倒刘少奇。1967年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掀起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据王光美回忆说：【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14）

　　在这个对刘少奇的“批判阶段”中，还对王光美进行公开批斗。王光美回忆说：【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4月9日，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

　　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在这个“批判阶段”中，虽然报刊上对刘少奇进行批判，对王光美进行批斗，但还没有发生对刘少奇本人的直接批斗，刘少奇也还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到1967年7月，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三个“批斗阶段”，就开始对刘少奇本人直接批斗了，这个阶段是从1967年7月到9月。

　　王光美回忆说：【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做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唯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

　　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15）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9月13日凌晨，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

　　1967年9月王光美被逮捕后，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四个“隔离审查阶段”。此后不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了，只是把刘少奇隔离软禁在家里，由刘少奇专案组来调查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被“隔离审查”半年后，到1968 年4月，刘少奇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站立不稳等症状;7月出现严重病情，经抢救后脱险。

　　1968年10月，刘少奇的审查结果出来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这个审查结果，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此后，对刘少奇的处理进入第五个“削官为民阶段”。此时刘少奇被撤销一切职务，被开除出党，变成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了，但也不算是罪人。按照中国古代的标准，对刘少奇的处分就是“削官为民，永不录用”。这在中国古代，也算是比较轻的处分，重的处分是杀头，处刑，流放。

　　刘少奇“削官为民”之后，按道理他应该离开中央，到民间去自力生活。但从1968年10月以后，刘少奇已经完全不能自行进食了，全靠鼻饲维持生命，因此他也无法自力生活，只能继续住院。刘少奇就这样靠鼻饲生活了一年，到1969年10月17日，作为中央战备疏散计划，重病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疏散到河南开封。到开封后刘少奇的病情加重，11月12日在开封去世，终年71岁。

　　有一些传闻说：刘少奇生病后无人照看，去世时白发一尺长等等，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刘少奇从1968年10月就已经完全靠鼻饲维持生命了，如果无人照看，是不可能再活1年多的。应该说，刘少奇并不是被故意“害死”的。

　　（16）

　　除了揭批刘少奇之外，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第二个重点讨论话题，是批判“二月逆流”。本来“二月逆流”是发生在1967年2月的事，已经过去1年半多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来批判呢?这里反映出毛泽东对参加“二月逆流”闹事的“三老四帅”的不放心。

　　毛泽东知道陈毅这些人都是胆子大的，敢说话的，在1967年2月红卫兵造反派兵临城下，对他们磨刀霍霍的时候，他们都敢跳出来“放炮”。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遣散，危险期已经过去了，他们讲起话来就更无所顾忌了。这次参会的老干部们，绝大多数对文革都有很大不满，如果陈毅等人带头挑起批评或者质疑文革的话题，众人跟着发泄心中的不满，那么情况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在“二月逆流”闹过事的“三老四帅”，是这次会议的最大危险分子。对此，毛泽东的解决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方法是不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第二个方法是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但把他们的嘴堵住，不让他们放肆地讲话。

　　第一个方法显然是下策，因为没有理由不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硬不让他们来开会，反而会损害毛泽东自己在党内的威信。所以，毛泽东只能采取第二个方法，先发制人，用批判“二月逆流”的作为理由，使“三老四帅”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样他们就无法放肆地说话了。用批判“二月逆流”来堵住陈毅等人对文革的批评，可谓毛泽东的一个高招。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对陈毅等人的防范，还是有必要的。在两年后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与林彪发生正面冲突的关键时刻，陈毅果然跳出来“放炮”，声称：“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后来，又把陈毅和陈伯达一起批判，称为“二陈合流”。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话题。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了准备“九大”而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三老四帅”们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江青等人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三老四帅”们过关，出席“九大”。当时我感觉，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只是代表他们几个人的意见。】

　　（17）

　　【周恩来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做出认真的检讨。”于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周恩来提出，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了华东组，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这次批判“二月逆流”不是毛泽东直接提出来的，而是来自中央文革的建议，这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如果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那么批判“二月逆流”就成为毛泽东的指示，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毛泽东就要与“三老四帅”的关系紧张起来。而批判“二月逆流”由中央文革提出来，毛泽东只是附和一下，那么批判“二月逆流”就不是毛泽东的指示了，这样毛泽东就可以避开与“三老四帅”关系紧张，可以作为第三者来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件事。

　　毛泽东唯独不让“三老四帅”中的谭震林来开会，是毛泽东对谭震林公开扬言“我不跟毛主席了”的惩罚。另外，这次除了批“三老四帅”之外，还要批朱德，也是因为毛泽东怕朱德在会上挑起否定文革的话题，批一下朱德，就可以把朱德的嘴堵住，保证这次会上不会出现否定文革的论调。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这次全会批判“二月逆流”是一个重点，大家发言都很积极，被批判的人也都承认，自己骂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尤其几个元帅，他们批判自己，甚至比批判他们的人调子还高。总理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也是重头戏，他挨个批判这些老同志，尤其是几个元帅，总理批的很厉害，也很具体。】

　　周恩来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心情也是轻松的，现在毛泽东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老干部们都保住了，至少是他们的肉体生命不再有危险了。保住老干部是周恩来的胜利，这些现存的老干部，都在心里感谢周恩来，这使得周恩来在党内的威信，比在文革前飞跃了一大步。

　　在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上，周恩来并没有反对。因为这次批判“二月逆流”，是在党内“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与红卫兵的揪斗相比，那根本不算是什么事情。

　　（18）

　　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上的哲学是避免斗争，折衷主义，他知道“三老四帅”在“二月逆流”的时候得罪过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已经停止夺权了，大家已经都安全了。所以此时让毛泽东批判一下“三老四帅”，出一出气，大家又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因此，周恩来不仅没有反对批“二月逆流”，而且还动员“三老四帅”认真检讨一下，让毛泽东高兴，把这件事情淡忘过去。周恩来自己也发言批判“三老四帅”，甚至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这也是为了让毛泽东高兴。大家忘掉过去的不愉快，重新团结起来。

　　林彪在这次会上也对“二月逆流”狠狠批判了一下，因为这是毛泽东的部署，林彪当然要跟着执行了。不过林彪的批判，就像古代衙门里打人的差役，把打人的棍子举得很高，但打下去并不重，这是打给别人看的。林彪在讲话中说：

　　【主席原定在1967年3、4月份文革“见眉目”的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使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二月逆流”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全国革命群众都声讨这个“二月逆流”。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又严肃地清算和批判“二月逆流”，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批判，那么这次文化大革命会要流产的。】

　　林彪说：“二月逆流”破坏了毛泽东原定在1967年3、4月文革“见眉目”的打算，这点林彪是看得很准的。林彪又说：这次全会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就会流产，这点林彪看得也很准。这次会议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陈毅等人来一个否定文革的“放炮”，引发高官们的共鸣，那么文革就要流产了。

　　林彪尽管给“二月逆流”帽子戴得很高，但打下去的手并不重。林彪说：【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以外，他们同彭德怀、贺龙那还有点区别。他们犯了错误，但毛主席宽大为怀，是允许他们改正的。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是，对他们一方面要严肃地批，但是还要“保”，并且希望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但是，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保”，就轻松起来，就把尾巴翘起来，而坚持错误不改。】

　　林彪明确把谭震林以外“二月逆流”几个人称为“老同志”，明确把他们与彭德怀和贺龙区别开。在林彪看来，彭德怀和贺龙是一定要打倒的。林彪还明确肯定，要把“二月逆流”的几个人选为“九大”代表。

　　（19）

　　至于参加“二月逆流”几个老同志犯错误的原因，林彪也进行了分析，他说：【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至于转到反对了。因为过去的民主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在某些方面是没有民主革命那么的舒服，对于他们的利益，他觉得是受了损失。因此，他们就从革命的老战士、老战友，而变成反对革命继续前进的角色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很好地作为教训的。】

　　林彪对“二月逆流”原因的分析，应该说还是很深刻的，抓住了问题的要点。

　　周恩来以为这次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只是狠狠批评一下，出一口气，就完事了。他没想到毛泽东在这里还留了一个后手，让周恩来在后来的“九大”上栽了一个跟头。

　　据吴法宪回忆说：【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除了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外，还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从各省、市、自治区找来的，是所谓的“新鲜血液”。这些造反派一上来就乱“放炮”，猛轰这些老同志，并且登在了《简报》上。】

　　【中央文革还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几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谓“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账”。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据我看来，这些”炮弹”里的有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出来了。彻底算这些同志的历史老账，把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

　　【在会议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所以，我的感觉，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彻底揭发陈毅等人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而且陈毅等人自己也都承认了，周恩来也承认对陈毅等人的批判是正确的。而且，这些揭发批判材料，都白纸黑字地印在会议的《简报》上。陈毅等人“认罪过关”后，作为“九大”代表参加了“九大”。但在选举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陈毅、李富春等人的历史问题严重，而且这些历史问题陈毅等人自己也承认了，周恩来也同意了，所以陈毅等人不能当选政治局委员。

　　（20）

　　这下让周恩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周恩来本人也批评过陈毅的历史问题，陈毅本人也承认，这些都白纸黑字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上。周恩来没想到毛泽东把当时随便批判一下的材料“当真”了。对于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当政治局委员，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周恩来找不出理由反驳。结果在“九大”上，陈毅等人只当选普通的中央委员，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使周恩来的势力大损，这些是后话了。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言说：【我就没有什么话讲了，林彪同志讲了那么多，同志们也都讲了很多。这一次会呀，我看是开得还可以，开得好嘛。】

　　【“二月逆流”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公开讲的，大闹就是公开讲嘛。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对“二月逆流”表态。他对“二月逆流”参与者的批判是很轻的，甚至说 “大闹”是“党的生活允许的”，这样就与江青等人对“二月逆流”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拉开了距离，显出毛泽东的宽厚。

　　毛泽东又说：【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没有好人?在座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同志嘛。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贺龙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等人的揭发材料看来，贺龙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的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对于军队方面的老干部，毛泽东一方面肯定红四方面的干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贺龙，公开说对贺龙“不保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应该主要是对林彪的让步，打倒贺龙让林彪满意。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康生等人不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把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记录，写成一个文件，准备在“九大”上继续批判。毛泽东对此表示说：【不要再批了。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样，“二月逆流”的问题终于结束了。

　　（21）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准备开始他的第二场文革：整党的文革。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搞整党依靠的力量，第一个当然是在文革中崛起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江青集团。可是单单靠江青集团的力量显然还不够，还需要林彪集团来配合，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战略。可是毛泽东的整党还没有开始，后院就起火了。毛泽东搞整党依靠的两股力量：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出现了严重的内讧。

　　为什么会出现内讧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江青这个人，在于江青有野心，想接毛泽东的班。人一旦有了野心，就不会安分守己，就忍不住要跳出来争夺权力，天下就不太平了。至于江青的野心，我们先看几个人的回忆片段。林彪“死党”之一的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头衔之外，什么都不是，但她已经以党内第三号人物自居了，把周总理根本不放在眼里。这个问题，在江青公开场合出现时所占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些。凡是有毛主席出场的场面，江青的位置总是与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数场合，江青与林彪并肩出场;凡是周总理领头的场面，江青至少也是同周总理并排出场;凡是中央文革小组单独出场，江青当然就是霸主的位置，总是走在前头，后面跟随的人，要同她保持一段距离。

　　由于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在文革中，江青确实到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至少可以与周恩来平起平坐了。江青也特别需要别人看到她与毛主席的亲密关系。在文艺晚会上，江青总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她想尽办法要走的与毛主席近一些。不能如愿，她有时就用毛巾去给毛主席擦擦鼻涕，整整衣服。】

　　林彪“死党”之一的李作鹏回忆说：【曾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16号楼参加中央碰头会，在周总理谈有关工作时，江青不知为什么，发疯似的又哭又闹，没头没脑地骂总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骂得总理低头不语。

　　也就在这次会上，江青生气地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有什么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则天，那些人不要想有好日子过。”江青又说：“有人说我不懂军事，我怎么不懂军事?我跟毛主席几十年，跟毛主席学战略战术，难道还不如你们?”】

　　后来毛泽东也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想接毛泽东的班，做党主席，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当然，江青也明白，自己要想做党主席，没有军权是不行的，所以她就想方设法伸手向林彪控制的军队抓权，结果引发了与林彪集团的严重冲突。

　　（22）

　　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江青伸手向军队抓权，应该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那时毛泽东急需林彪的帮助，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向林彪夺权，和林彪把关系搞糟。

　　江青向军队抓权，等于是要夺林彪的权，当然引起林彪的强烈反弹。据李作鹏回忆说：【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权的野心早就有了。江青并不糊涂，她知道军队的重要，随着她的地位的提高，她试图控制军队的野心越来越大。实际上，江青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常务副主席，妄想把林彪也架空了，她企图夺取军队的指挥大权。】

　　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我们防止江青一伙插手军队，真的如同防止盗贼一样严格。】

　　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林彪集团在反江青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哪些是江青代表毛泽东，哪些是江青自己的私货。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就成为提供这种情报的重要人物。汪东兴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方便，向林彪提供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情报。据邱会作回忆说：【军委办事处与江青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在杨成武时期，与江青合作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抵制江青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毛主席对江青的任何动向，汪东兴会立即传到叶群那里去，叶群又转手传到黄永胜那里。】

　　从邱会作的回忆来看，汪东兴似乎有点像林彪安插在毛泽东身边的间谍了，把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情报，在第一时间向林彪汇报。汪东兴为什么这么做呢?据吴法宪回忆说：

　　【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讷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

　　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汪东兴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23）

　　关于江青对汪东兴的态度，邱会作也回忆了一些细节，他说：【江青出席中央碰头会，从她的举动就可以知道她的喜怒。江青凡是进场见人先笑后说话，并同大家一一握手，就是心里很高兴的表现;凡是进场后不说话，也不同大家握手，气冲冲地坐在那里，就是心里很不高兴的表现，对她必须提防，否则谁都可能遭灾;凡是坐下之后噘着嘴，摔茶杯，摔擦手的小毛巾，心中就有火了，很快就要骂人了。

　　1968年夏的一个晚上，中央碰头会在钓鱼台16楼开会，我到会不久，江青来了。她入场的时候，全体人员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都要起立以示迎接。护士给江青端来一杯开水和一包药，江青端起开水喝了一口，随手把杯子向地下扔去，并大声说：“哎呀，不得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死我。你汪东兴，这么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你心里有没有毛主席呀?”

　　我坐的比较远，也被扔茶杯的响声吓了一跳。在此情况下，汪东兴只好走到外面，叫护士给江青重端了一杯开水。开水送来之后，总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江青这才息怒。】

　　邱会作还特别提到汪东兴对他们说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汪东兴家里长谈过两次，每次谈话都在5个小时以上，所谈的内容是天南地北，但中心是谈毛主席与江青的关系。据汪东兴说：“江青与毛主席的夫妻生活，早在1964年就结束了。”从汪东兴的谈话中，他让我们确信，毛主席早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当时我们信了，所以抵制江青就无所顾忌了。现在看来，我们上了汪东兴的当，也可能是汪东兴出于对江青的不满，借助我们反对江青。】

　　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大胆地抵制江青，除了听信汪东兴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林彪态度的转变。据邱会作回忆说：【从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了，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

　　林彪之所以对江青态度的变化，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变了。以前江青是通过红卫兵和造反派，间接地向林彪夺权，所以林彪也没有必要撕破脸直接跟江青斗。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没有了，江青直接伸手向林彪夺权，林彪就不能对江青再客气了。林彪怕自己手下的人，鉴于江青的特殊身份，不敢跟江青斗，就给他们壮胆说：毛泽东对江青也是公事公办的，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迁就江青了。

　　在林彪的支持下，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果然与江青勇敢斗争起来。这里摘录其中一件事。据吴法宪回忆说：【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

　　（24）

　　【待续】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1968年5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像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江青就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她心中极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

　　江青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

　　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江青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黄永胜出国访问。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话了，他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传给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江青这样赤裸裸地向军队插手，引发与林彪的关系紧张，毛泽东当然也不满意。毛泽东为此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江青出于个人野心，并不听毛泽东的话，还是背着毛泽东继续向林彪和军队伸手插手，造成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关系紧张。后来毛泽东与林彪彻底闹翻，江青不能说没有责任，这也是后来引发“九一三”事件的远因吧。

　　毛泽东对江青也是没有办法，他晚年提到江青，曾十分痛心地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我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来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

　　（25）

　　应该说毛泽东对江青并不满意，但江青在文革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就是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先锋。如果毛泽东不用江青的话，那么谁能替代江青这个先锋呢?

　　陈伯达是个迂腐的书生，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根本不堪用。张春桥倒是比较足智多谋，可是张春桥的资历太浅，根本压不住老干部们。江青的资历虽说也浅，但她可以借助“毛夫人”的招牌，压住相当一部分人。

　　康生的资格虽然老，也相当足智多谋，但康生熟知党内斗争的深浅，在关键时刻不肯挺身而出为毛泽东打冲锋。在1967年2月的“二月逆流”中，康生看到周恩来派的奋起，赶紧缩到一边不出头了。康生这样的人，毛泽东当然不能指望他出来当先锋的。

　　本来毛泽东曾想培养陶铸当先锋，没想到陶铸连几个月的考验都没有通过。陶铸想八面玲珑保住自己的地位，到处当好人，谁也不得罪，根本没有江青那种不怕得罪人的战斗精神。于是，毛泽东就陷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困境。尽管江青不理想，但毛泽东也还不得不用江青。

　　随着“九大”的临近，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第二次面临分配胜利成果的难题。第一次是1949年建国时的分配胜利成果，那次分配得很成功，没有引发大的不满和内讧。在这次召开“九大”时，一大批当权派的老干部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了，出现许多权力的真空和职位的空缺，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二次权力重新分配，第二次分配胜利果实。这次毛泽东的分配胜利果实不太成功，留下很大的隐患，这是导致后来林彪事件的起始点。

　　按照常规，党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准备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是一种党内地位的象征，历来都是由第一把手或者第二把手来做。1945年“七大”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亲自做的，1956年“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做的，1969年“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做的，1974年“十大”的《政治报告》是周恩来做的，1977年“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华国锋做的，1982年“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胡耀邦做的，1987年“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赵紫阳做的，1992年“十四大”、1997年“十五大”和2002年“十六大”的《政治报告》是江泽民做的，2007年“十七大”和2012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做的。

　　（26）

　　“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做，这是早就定好的。但是由党的第二把手做《政治报告》，有些内容不一定反应第一把手的意思，这在“八大”时就出过问题。据邱会作回忆说：【后来听说主席说过，他在“八大”基本是一个闲人。像《政治报告》这样的文件，我们看见毛主席是在主席台上修改的。文件上原来写的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毛主席不同意这种提法，修改之后，先给坐在右边的周总理看了，再给坐在左边的刘少奇看，周总理还在那个文件上做了批注。文化大革命时，印发了周总理的这个批注。】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刘少奇给毛泽东看的《政治报告》草稿中，原先并没有这句话，是后来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这样的提法，所以在主席台上提出不同意见。后来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阶级斗争”。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再次提到此事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

　　按照常理，既然让林彪做“九大”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应该由林彪来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由刘少奇起草的。所以，林彪得到毛泽东指定他来做《政治报告》的指示后，就遇到一个难题：如果完全由林彪自己来起草文件，万一有什么提法，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是很麻烦的，上次刘少奇就是教训;可是如果完全由毛泽东那边准备好一份《报告》，林彪只是照本宣科地宣读一遍，那么林彪就成了傀儡人物，做给别人念稿子的傀儡事情，林彪的面子和自尊心都是不允许的。

　　因此，林彪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准备两份《报告》：第一份由毛泽东那边指定人写好，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发下去;第二份是林彪的口头讲稿。林彪并不宣读毛泽东那边起草的正式《政治报告》，而是讲自己的口头讲稿，这样就不会有傀儡人物的形象了。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主席处开会回来，把我和李春生叫了去。林彪慢吞吞地说：“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27）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搞两份《报告》的建议，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正式的《政治报告》，另一份林彪的口头讲稿，则由林彪自己起草。张云生回忆说：

　　【林彪又说：“你们都知道，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意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助我来搞。”

　　林彪授意后，我和李春生向叶群请示如何具体搞。根据叶群的布置，又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几个“笔杆子”，帮助林彪“拉条子”。

　　1969年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事。林彪会客，向来不让工作人员在场，但负责迎送的工作人员，不准擅离岗位。我在林彪门外等着他们谈话的结束，大约不到一个小时，陈伯达等三个人从里边出来了。在他们分别登上自己的汽车以前，我听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从他们谈话的和谐气氛来看，这次商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过程是顺利的，但结果并不顺利。陈伯达准备写十个题目，到3月中旬，才交出头三个题目的初稿。但这尚未成形的初稿，在钓鱼台开会讨论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张云生这里说的轩然大波，就是陈伯达起草的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后来被毛泽东否决。这引发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冲突的地步。

　　关于陈伯达这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授意写的。这是目前的主流说法;第二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自己写的，与林彪无关。这种说法来自陈伯达本人。

　　第一种说法，最初来自1973年中共“十大”报告，它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政治报告》。对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

　　（28）

　　关于“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这件事，吴法宪回忆说：【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报告》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陈伯达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的愤怒，是生气陈伯达背叛自己，投靠到林彪一边去了。关于陈伯达的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这里先说关于陈伯达《政治报告》的第二种说法。陈伯达出狱后，多次否认他曾经得到林彪的授意，声称那份《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不过陈伯达的说法，疑点很多。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回忆说：

　　【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毛家湾那里谈了一下，林彪表示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

　　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我们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主席。毛主席很快圈阅退回，就这样，陈伯达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据陈伯达的秘书说，陈伯达是在见了林彪之后，定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而且，陈伯达写好提纲后，又去与林彪商量，最后定下总题目和小题目。因此，陈伯达这份《报告》的总纲精神，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授意，至少是陈伯达与林彪商量决定的。因此，陈伯达说《政治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应该是不真实的，这主要是陈伯达想撇清他与林彪的关系。因为那时林彪是第一号“坏人”，陈伯达说他不是听从林彪的指示，而是自己写的，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罪过”。

　　（29）

　　另外，毛泽东的本意是不同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但陈伯达把提纲送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圈阅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毛泽东是想拖一拖，让林彪自己主动改正。如果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同意或批评，就会引起林彪的不愉快，影响他与林彪的关系。所以毛泽东指望林彪自己主动改正过来，这样就不会伤及两人的感情。

　　陈伯达本来是毛泽东的人，历史上与林彪并无什么交情，怎么会加入到林彪集团里去呢?这主要问题是江青。江青对陈伯达丝毫不给面子，动辄训斥，让陈伯达的自尊心难于忍受，终于选择离开毛泽东，投奔林彪了。

　　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坐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其实江青也不是单单对陈伯达，对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是动辄训斥，可是他们两人为什么不生气呢?因为他们两人对江青“服气”，认定自己应该接受江青的领导，所以对江青的训斥没有反感。而陈伯达仗着自己是毛泽东多年政治秘书的老资格，对江青根本不服气，对江青的训斥耿耿于怀，这样他与江青就无法和平相处下去了。

　　关于陈伯达向林彪靠拢的事，吴法宪也回忆说：【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

　　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人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陈伯达加入林彪集团之后，也就开始为林彪效力，开始站在林彪一边，与江青集团进行斗争。

　　（30）

　　本来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与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合写《政治报告》。可是陈伯达却来了一个反常的举动，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单独写。这样一来，就出现两份《政治报告》，一份是陈伯达单独起草的，另一份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出现两份《政治报告》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前，原来中央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我不愿同张、姚合作。在起草人的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了另外一个稿子。】

　　陈伯达说的他自己的行为，显然是反常的。因为既然是中央决定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那陈伯达就应该遵照中央的指示办事。陈伯达甩开张、姚，自己干，显然是违反中央指示的。为什么陈伯达这么大胆，敢违背中央指示呢?这是因为陈伯达得到了另外一个“中央”的支持，这个另外的“中央”就是林彪。

　　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也回忆说：【写《政治报告》的工作开始了，我们感到最不好办的是，中央决定由陈、张、姚三人起草报告，而陈伯达却甩开张、姚，自己干。我们向陈伯达提出：“张、姚他们来问怎么办?”

　　陈伯达固执地说：“不管他们，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

　　我们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果然，这时姚文元来电话，问陈伯达起草《报告》怎么进行。陈伯达自己不接电话，让我们答复姚文元，说：“告诉张、姚他们，他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吧。”

　　后来张春桥又来电话，问陈伯达怎么办?是否谈一谈?陈伯达也是用同样的办法，让我们答复：“让他俩自己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着吧。”

　　张、姚一连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我们对陈伯达说：“你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是不会闲着的，他们是会向上报告的。”

　　陈伯达说：“不管他，中央决定主要是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

　　（31）

　　陈伯达以前对江青是唯唯诺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是江青身边的红人，陈伯达本来应该不敢得罪这两个人的。可是陈伯达这次有了林彪在背后撑腰，居然大起胆子来，敢挺起腰杆跟江青集团斗争了。陈伯达不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参与写作，主要是要贯彻林彪的想法和主张，防止张、姚“塞进他们那些东西”，把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搅混了。

　　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是什么呢?据邱会作回忆说：【其实主席决定由林总做《政治报告》后，林总就开始自己拉条子，并告诉办公室的同志，他已有一个基本构思，陈伯达来了可助一臂之力，这个《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很快就定了下来，标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林总的“克己复礼”思想就很重了，他认为毛主席把“刘、邓”和“彭、罗、陆、杨”这些人打倒，应该满意了。文革这几年确实很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国搞派性，搞武斗，应该“复礼”了，全国应走上正常秩序，注重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林彪的认为，毛泽东既然已经把刘少奇等人打倒了，应该满意了，文革也应该到此为止了。在“九大”以后，文革就应该停止了，政治运动不应该再是中共的主要任务，中共应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题，应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彪是熟知毛泽东的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题目，只谈建设，不谈革命，肯定不符合毛泽东的胃口。这点，林彪在动手写之前，就应该很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题目不会高兴。那么为什么林彪还要偏偏惹毛泽东的不高兴，偏要提出这种题目的《政治报告》呢?这是因为林彪试图通过这份《政治报告》，给毛泽东提意见，或者说是向毛泽东“进谏”。

　　林彪希望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停止文革，停止“继续革命”，把国家的轨道重新转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林彪的这个意见和看法，应该说早就想向毛泽东提了，可是他又不敢直接给毛泽东提意见。自从彭德怀之后，党内敢向毛泽东直接提意见的人就没有了。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更不是一个好办法，彭德怀就是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的信，出了大问题。

　　（32）

　　那么林彪怎么才能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呢?于是林彪就想出一个妙招：借着这次起草《政治报告》的机会，写一份反应自己看法的《政治报告》草稿，把自己的意见通过《政治报告》草稿间接地表达出来。毛泽东看到这份《政治报告》草稿，也就是看到了林彪的意见。林彪希望通过这份强调经济建设重要性的《政治报告》草稿，让毛泽东看了以后，开始重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

　　林彪用这种对毛泽东的劝说，是十分巧妙的。如果毛泽东能够接受林彪的看法，采纳林彪的意见，那是最好不过;如果毛泽东不理解林彪的看法，不采纳林彪的意见，顶多是否决林彪的这个《政治报告》草稿。这样，林彪和毛泽东就不会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相反，如果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试图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的话，那必定会引发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林彪写这个《政治报告》草稿，其实只是旨在给毛泽东一个人看的，并不是真的想把它作为正式的大会文件。当然，林彪也不便直接向陈伯达交代自己的用意，因为这种极为敏感的话，是不好直接说出口的。林彪应该是通过叶群，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了陈伯达。叶群和陈伯达都是福建老乡，两人的私交相当密切。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刚到林办不久，就常听叶群说，她到陈伯达那里毫无拘束。叶群向秘书们透露说：“我去老夫子那里，他正在午睡呢。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闯他的卧室，把他叫醒。我就坐在他床边同他谈话，很随便。陈伯达是我在延安时代的老师，我们过去就很熟，我见他，从来都不感到拘束。”】

　　陈伯达本人也十分赞成林彪的意见，他也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根据林彪的意图，陈伯达很快就写好了《政治报告》草稿的第一部分。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是核心关键，它的本意，并不是用于在大会上发表，而是用于表达林彪、也是表达陈伯达给毛泽东的进谏和意见。陈伯达的秘书回忆说：【陈伯达亲笔写了一封简信，附上第一部分稿子，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呈送主席。可是送出的稿子没有回音，我们心里很不踏实，但又不能对陈伯达说，怕干扰陈伯达的写作思路。】

　　陈伯达期盼毛泽东能够好好看一下他写的第一部分，这其实是他和林彪劝说毛泽东停止文革的意见，希望毛泽东能认真思考一下他们的意见。

　　（33）

　　可是陈伯达的稿子送出去后，毛泽东那边一直没有回音。原来毛泽东一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心中就冒起火来，根本没有看陈伯达的稿子。

　　在“九大”开完之后，陈伯达终于收到了毛泽东退回来的稿子。陈伯达惊讶地发现，他亲手封好的装有报告稿的牛皮纸口袋没有拆封，毛泽东只在牛皮纸口袋上写了八个字：“退伯达同志。毛泽东”。毛泽东竟然连牛皮纸口袋都不愿意打开，当然不会看到陈伯达呕尽苦心写的他和林彪的“意见书”了。陈伯达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陈伯达写这个稿子，意图并不是要“反”毛泽东，只是想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可是毛泽东误解陈伯达的这番苦心，当然让陈伯达难过伤心了。毛泽东退陈伯达的稿子，这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来说陈伯达写稿子的事。

　　陈伯达把第一部分草稿写好送呈毛泽东后，一直不见回音。这时，他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单独写的事情，当然得罪了江青，于是江青就要开会批判陈伯达。

　　批陈伯达的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开会前，江青通知首都党政军各方面的人来参加，会场里坐得满满的。江青声称陈伯达一个人单独写稿子，是试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责令陈伯达做检讨。陈伯达刚刚解释了一句话，立即被江青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检讨，不让他说了。”接着江青又说：“你陈伯达还配当解放军?你不配!快去摘掉陈伯达的领章、帽徽!”

　　陈伯达这时有林彪在后面撑腰，倒也不怕江青，他不允许别人来摘他的领章、帽徽，并且针锋相对地对江青“反威胁”说：“你们要打倒我，你们敢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吗?”

　　结果，陈伯达顶住了江青的批斗，没有检讨，江青也拿陈伯达没办法。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话。”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江青的批判会没有吓住陈伯达，之后陈伯达还是继续单独写《政治报告》，不跟张春桥和姚文元合作。

　　（34）

　　中共“九大”原定在1969年3月15日开幕，在此之前的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时说：“《政治报告》让伯达、春桥、文元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这是毛泽东正式让林彪挂帅，陈伯达牵头写《政治报告》。尽管此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但对于陈伯达这样的快笔头来说，有一个月时间，本来应该是足够的了。

　　前面提到，陈伯达把关键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写好后，送呈毛泽东批阅，但迟迟得不到毛泽东的回音。因为第一部分代表了林彪和陈伯达的意见，看不到毛泽东的回音，陈伯达猜测毛泽东可能是在考虑他们的意见，于是就慢慢地写后文，等待毛泽东的指示和意见。这样一来，陈伯达的稿子就迟迟没有写出来。

　　前面也提到，毛泽东根本就没有看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到1969年3月7日，陈伯达仍然没有写完，毛泽东不满了，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问陈伯达：“你究竟和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回答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陈伯达虽说是书生，但起码的政治头脑还是有的。陈伯达知道这时不能说出林彪，否则他的麻烦就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人扛下来这个责任，反而不会出大事，所以陈伯达就说“我自己一个人写”。

　　毛泽东早就得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汇报，知道陈伯达把张春桥和姚文元抛开，自己一个人写。毛泽东本来给陈伯达的指示是：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一起写。陈伯达之所以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抛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写，肯定是得到林彪的支持。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更超过对陈伯达的不满。不过毛泽东这时也不好把林彪端出来，只是把不满发泄到陈伯达一个人头上，说：“现在又想重复‘八大’《政治报告》中所犯的错误，只讲发展生产，不讲阶级斗争。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毛泽东本想干脆另起炉灶，让康生牵头，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写，但这样又太不给林彪面子。于是毛泽东说：“索性把起草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的。”

　　毛泽东又说对康、张、姚说：“《政治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这样就因为《政治报告》的原因，把“九大”开幕的日期从3月15日推迟到4月1日。当时各地代表已经按照原来的通知，在3月15日之前都来到了北京。现在开会的日期后推，只好组织代表们先在北京参观。

　　（35）

　　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陈伯达的稿子，因为完全否定陈伯达，也就是完全否定林彪了。所以毛泽东给陈伯达一个面子，让他继续“一个人”写下去，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同时写另外一个稿子。这样一来，张、姚写了一份反映毛泽东想法的稿子，陈伯达写了一份反映林彪想法的稿子，这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稿子，就变成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分歧之争了。

　　周恩来也明白，陈伯达和张、姚的两份稿子，反映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周恩来这时又不得不在两人之间摆平衡了。周恩来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说：【九大《政治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

　　周恩来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只是说大家来讨论陈伯达的稿子，并且周恩来亲自主持对陈伯达稿子的讨论。于是陈伯达就把他写好的前三部分《报告》稿，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周恩来对此没有发表意见，而江青等人对陈伯达和他的稿子进行了攻击。据邱会作回忆说：【江青骂陈伯达说：“中央文革向来都是集体领导，为什么你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还说：“稿子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江青讲了之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像连珠炮一样地指责陈伯达。】

　　毛泽东虽说指示双方“各搞各的”，但毛泽东亲自指点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稿子。据负责毛泽东警卫的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回忆说：【毛主席把张春桥他们几个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

　　毛泽东本来指示康生与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但康生深知这场《政治报告》之争，实际上牵扯到毛泽东与林彪之争，康生如果替毛泽东写稿，那就会得罪林彪了。康生不想得罪林彪，因为他也得罪不起。得罪林彪的人，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一个一个地倒台，这让康生不得不考虑得罪林彪的后果。于是康生就“及时”地生病了，没有参加起草《政治报告》。

　　据汪东兴回忆说：【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康生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36）

　　康生给林彪的电话是很有政治艺术的。第一，康生向林彪表明，这份《政治报告》他没有参加，这就是说，他没有做不利于林彪的事;第二，康生评价这份稿子是“份量不够”，这表明他并不完全赞成这份稿子，也就是表示对林彪的同情;第三，康生又说这份稿子的“基本思路”站得住，并建议林彪在这份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康生这样做，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得罪林彪。

　　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稿子，当然也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这次轮到陈伯达“进攻”和提意见了。陈伯达说：“这个报告稿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产。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据吴法宪回忆说：【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

　　从内心来讲，周恩来是支持林彪和陈伯达的，但他也不能支持林彪与毛泽东闹翻，他要调和毛、林之间的矛盾。鉴于毛泽东的态度，周恩来必须否决陈伯达的稿子，但周恩来并没有说陈伯达稿子的内容不行，而是以陈伯达没有按时交稿为理由，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周恩来这样做，既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也不会得罪林彪。

　　关于这点，邱会作回忆说：【对陈伯达初稿的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看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标题，应该是同意的。但总理深知，这样的主题，在主席那里是通不过的。总理明明知道陈伯达是对的，但他还是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为借口，否定了陈伯达。总理的确是智慧超人的。】

　　这次，陈伯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胆，他明知道毛泽东不会高兴强调“发展生产”的意见，但还是在毛泽东面前提了出来，后来陈伯达又大胆地抵制在《政治报告》中加入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据吴法宪回忆说：【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他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

　　（37）

　　林彪并不意外毛泽东否定他指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但意外的是毛泽东没有跟他“交心”。以前毛泽东对林彪有不同意见时，总要通过各种方法，向林彪“交心”，说明为什么不同意林彪的意见。比如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的《滴水洞家信》，就是向林彪“交心”，婉言表示不同意林彪的意见。

　　可是这次毛泽东什么理由也没有说，就否定了林彪的意见，这样林彪大为不快。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就在这个时候，主席对张、姚稿子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主席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有些内容还要改写。对于如何修改，主席也作了具体的批示。

　　我去向林彪报告主席的批示，林彪问：“张、姚写的稿子，你们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我现在就想给首长讲讲它的大意。”

　　林彪说：“现在不用讲。陈伯达写的稿子，你们也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

　　林彪问：“把两个稿子比较一下，它们哪一个好一些呢?”

　　我说：“很难说。”我确实感到很难说。因为主席已决定在张、姚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我不能妄加评论。我宁愿当个旁观者，而不愿把自己牵连进去。

　　林彪微微露出一点笑容，说：“不要紧，你说说看。”在他那一贯严肃的脸孔上，是难得看到一点笑容的。

　　我不得已，从口中挤出这么一句：“两个稿子，如果叫我写，我都写不出来。”】

　　林彪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他想听听秘书的意见，但秘书也看出这里水很深，不敢发表意见。

　　林彪对毛泽东不做任何解释，就否定了他的稿子，感到十分不快。于是林彪也就采用消极的态度，对毛泽东的稿子不发表任何看法，送到他那里审改的稿子，他连看也不看，更不要说提出修改意见了。

　　据吴法宪回忆说：【后来在《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政治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

　　林彪秘书张云生也回忆了林彪的消极态度，说：

　　【过了几天，主席又对张、姚的第三稿作了修改，特别是在文字结构上作了很大调整，把原来的四个部分改成八个部分，还逐个加上了小标题。其中，主席还大段大段地加写了一些话。

　　在这过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事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之前，他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林彪原来布置“拉条子”，说他在大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但到了最后一刻，他也决定不讲了。

　　（38）

　　3月底，总理把最后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送林彪审定，林彪还是一字没看，就在稿子封页上大笔一挥：“呈主席审批。林彪某月某日”。

　　这天中午，总理给林办打来电话：“这个稿子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我于昨晚批送林彪同志定稿，你们收到了吗?”

　　接电话的张益民回答说：“收到了。”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过目后，如果同意，请早些把稿子退给中央办公厅，他们在等着付印。”

　　张益民说：“林彪同志已经把稿子批呈主席了。”

　　总理很着急地说：“怎么，又批送给主席了?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几次，请林彪同志最后定稿，他不再看了。现在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呢?”

　　张益民请示总理：“我是否打个电话，把送出的稿子再追回来?”

　　周恩来问：“送出多长时间了?”

　　张益民说：“半个多小时了。”

　　总理失望地说：“不用再追了，已来不及了。”】

　　这次，林彪居然把毛泽东送给他最后审定的稿子，又送回给毛泽东。尽管林彪不是故意的，但这肯定会引起毛泽东的很大不快。

　　邱会作也对此事回忆说：【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的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总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

　　林总原来打算提出建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就不宣读《报告》了。林总与我们提及此事时，黄、吴、李和我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总经过考虑，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下决心承担宣读《报告》的任务。

　　在大会上，林总与其说是作报告，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因为林总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总说：“我就是故意要念得磕磕巴巴的。”这是林总极为难得的调侃。】

　　据另一个林彪“死党”李作鹏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我出狱后，我一直苦苦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心与林彪“分手”呢?根据当时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见所闻，虽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态度，肯定是重大转折之一。可惜我们都被“九大”新《党章》中明确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李作鹏说的话是很中肯的。既然毛泽东已经与林彪发生了重大分歧，那为什么还要在新《党章》中明确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39）

　　前面提到，在中共“九大”开会之前，必须准备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政治报告》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同时，在《修改党章报告》方面，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也发生了一场不愉快。

　　《新党章》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起草，全是毛泽东的嫡系在做这件事。本来陈伯达也是毛泽东的嫡系，毛泽东没想到陈伯达居然在关键时刻投奔林彪，改换门庭，这让毛泽东大为震怒。《新党章》中的一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过去的《党章》中，还从来没有写过具体的“接班人”。

　　在《新党章》中规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来自江青的提议。据原中央警卫团长张耀祠回忆说：【1968年10月17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应该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江青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同志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毛泽东同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但林彪并不高兴这样做。据邱会作回忆说：【1968年9月间，《新党章》在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之前，林总主持了一次中央会议进行讨论。林总在会上提出：《新党章》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

　　《新党章》经过中央文革建议、中央碰头会讨论之后，毛主席同意了，这样毛主席就算正式承认林总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了，但林总自己还没有接受。在“九大”开幕之前，即《新党章》将要提交大会审议通过之前，林总再次向毛泽东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从《新党章》上删去。对此，毛主席没有从正面回答问题，但他在会上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

　　这很显然，主席就是要林总不要再提出在《党章》上删去接班人的字句了。从此以后，林总就再不提意见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林彪写入《党章》呢?这是出自“论功行赏”的必要。作为一个集团的领导人，不管是企业领导人，还是政党领导人，都必须对有功的功臣进行奖赏，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保持集团的战斗力。对毛泽东的文革来说，林彪立的“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打倒刘少奇的阶段，没有林彪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在“九大”上，毛泽东不对林彪“论功行赏”，不对林彪有点“表示”，那是说不过去的。

　　（40）

　　“论功行赏”无非是三种方式：金钱、地位、名誉。企业一般采用“金钱”的方式，在年底以“奖金”的形式，奖励干得好的，为企业立功的功臣。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不发奖金，所以不能用“金钱”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给林彪发奖金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剩下的对林彪“行赏”的手段，只有“地位”和“名誉”。林彪现在的地位，在党内是副主席，在政府内是副总理，林彪在党内的地位是不可能再上升了，只有提升在政府内的地位。总理的地位已经有周恩来占据了，所以林彪的地位要想再上升，只有“国家主席”这个位置。

　　毛泽东不想让林彪的地位再上升了，如果林彪上升到国家主席，那就要像以前的刘少奇那样，《人民日报》上并排登载毛主席和林主席一样大的头像，在很多场合林彪就要跟毛泽东平起平坐了。刘少奇那样不掌握兵权的人，当国家主席还问题不大;如果林彪这样掌握重兵的人，再当上国家主席，那就是尾大不掉了。

　　当然，毛泽东如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无妨;但毛泽东并不想让林彪接班，因为林彪并不信奉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林彪主导写的《政治报告》，提倡的都是“唯生产力论”那一套，这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现在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只不过是一个暂时过渡的角色。

　　因此，毛泽东不想真的让林彪接班，所以就不能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一旦林彪当上国家主席，那就养虎貽患，到时候就非让林彪接班不可了。

　　这样一来，毛泽东对林彪“行赏”，提升“地位”的手段也不行，剩下的就是“名誉”了。因此，毛泽东把林彪写入《党章》，就是给林彪一个名誉，作为对林彪的奖赏。

　　毛泽东本人直接提出把林彪写入《党章》，显然不太合适。于是毛泽东就让江青出面，让江青提出把林彪写入《党章》，然后毛泽东再来“同意”一下，这样一切就非常自然了。

　　可是林彪也是高手，他看破了毛泽东的意思，看破毛泽东并不想真的让他接班。林彪认为，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他接班，就应该对林彪许愿，在“九大”之后让他当国家主席。可是，毛泽东对“国家主席”的许愿只字不提，只是给林彪一个空头的“写入党章接班人”的名誉。

　　这样一来，林彪感到毛泽东并无诚意让他当“接班人”，所以不满意毛泽东对他空头名誉的“行赏”。因此，林彪多次提出删掉《党章》中接班人的一段。最后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才勉强接受了毛泽东给他的这个“接班人”名誉。

　　（41）

　　因为写《新党章》的权力把持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所以江青就想掺入一些私货，在《党章》中把江青也写进去，提升江青的名誉。江青这样做，显然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把江青写入《党章》。据邱会作回忆说：

　　【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连《党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得一干二净。”因为康生是他们的灵魂，他们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见。江青的名字没有上党章，她是很不满意的。】

　　张春桥对江青是马首是瞻，江青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敢反对江青的话。而康生还是有眼光的，及时把江青删掉，避免了到毛泽东那里挨批评。不过江青这个人的野心还是按捺不住，越膨胀越大，她甚至想要取代林彪，由她来当毛泽东的接班人。

　　在“九大”期间，江青进行过一次露骨的“争当接班人”的表演。据邱会作回忆说：

　　【大会将要进入选举之前，江青向林彪进行了一场“艺术性”很高的战斗。一天，江青在京西宾馆举行一次座谈会，姚文元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因为我承担军委办事组的会务工作，我断断续续地进入会场，听到了一些讲话和发言。

　　座谈会开始时，姚文元首先讲了话，他说：“今天江青同志召集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现在请敬爱的江青同志讲话。”

　　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会场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在掌声中，江青开始讲话了。江青说：“我是一个不宣传自己的人，我也不同意别人宣传我。大家很清楚，对我的宣传，就使人把我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所以就不能随便说。”

　　“我今天准备讲三个问题：(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林副主席接班，毛主席是有个考虑过程的。一天，毛主席对我说：‘谁来接替刘少奇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一时不敢回话。在毛主席再三问起之后，我才敢大胆回答毛主席的问题，说：‘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历史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二是一贯同毛主席亲密合作的人;三是要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的人。’

　　我说了之后，毛主席笑着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人了。’

　　我有意让主席散散心，即说：‘那好，现在我们把考虑的人，各自写在条子上面。’

　　我们都各写了一张条子，互相看了条子之后都笑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我当年同毛主席一起提出来的。”】

　　江青这里讲的关于她和毛泽东谈论林彪接班人的事情，或许是真的。但江青这么说，目的在于强调她的重要性。人们听上去，林彪似乎还是依靠江青，才当上接班人的。这样的话，江青在毛泽东眼里，应该比林彪更有地位了。

　　（42）

　　邱会作回忆说：【江青接着说：“关于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在十二中全会上，担任主要讲话的人(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对文艺复兴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对这个问题，我把所采取的态度向毛主席报告了，主席对我是很赞扬的。对这样的问题，我是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领导同志的崇高威信。”】

　　前面说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做了长篇讲话，把毛泽东的文革，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后来江青提出：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喻为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是不正确的，并多次不点名地批评过林彪。这里江青再次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并声称毛泽东同意她的观点。

　　邱会作回忆说：【江青继续说：“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什么人可以到这个司令部里呢?我看最关键的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把对文化大革命有功的人，都要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去，选到中央政治局和党的核心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去。”

　　江青又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不过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止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

　　江青讲话之后，姚文元接着讲话。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江青的《讲话记录》留下来，再没有转手，但《记录》以后怎样处理就不知道了。】

　　江青私自召开会议，并声称毛泽东的接班人不止林彪一个人，江青也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是露骨地向林彪争权，争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江青这样毫不掩饰的讲话，当然让康生看得冒汗，赶紧把江青的讲话压下来，没有扩大传出去。江青本想通过这么做，来提高自己的威信，但其实是适得其反。江青这样赤裸裸的争权，赤裸裸地争出风头，反而买来人们对她的反感。

　　这里也看出，姚文元对江青是言听计从的，江青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江青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的话盲目执行，对江青的非理智行为，不但不设法阻止，反而帮着火上浇油。表面上看，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百依百顺，讨得江青的欢心，实际上这样反而是“害”了江青。倒是康生在关键时刻帮了江青，使江青没有犯大错误。

　　江青集团中，没有一个本着对江青负责的“军师”来辅助她，这也是江青失败的因素之一吧。康生并不是江青集团的人，不过他还是及时阻止了一些江青的愚行。只是在“九大”以后，康生也不太管江青的事了。

　　（43）

　　在“九大”召开之前半个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面积约0.7平方公里，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心部分。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政府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划界，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就成为两国的国界。因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所以中国和苏联都声称拥有该岛的主权。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珍宝岛这个归属不明的小岛，就成为一个引发冲突的导火索。中苏双方的巡逻队，都登上珍宝岛巡逻，表示该岛是自己的领土。这样一来，中苏双方的巡逻队就在珍宝岛上发生冲突。刚开始是“文斗”，双方进行对骂;后来发展到“武斗”，双方用棍棒打斗;最后发展为“战斗”，双方动用轻重火器交战，苏联方面还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中方参战的只是步兵。

　　第一场战斗发生于1969年3月2日，双方死伤数十人;第二场战斗发生于3月15日，第三场战斗发生于3月17日，苏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中方只是用反坦克炮、火箭筒等轻武器还击。当时的解放军战士非常勇敢，在几十米的近距离上，用轻武器对苏军展开反坦克战，打退了苏军的进攻。

　　经过上述三次战斗之后，中方实际控制了珍宝岛，但直到1991年，俄罗斯才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

　　1969年3月15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珍宝岛问题。当汇报人说珍宝岛地区敌人炮火打到我方纵深七公里，毛泽东说：【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苏修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

　　【我们抗议他们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苏联知道我们不会打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把东西，坛坛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

　　此时，毛泽东已经做好与苏联发生核大战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认为，一旦苏联打进来，那就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就拔不出去了，哪怕中国死一半的人，最终还是会取胜的。

　　（44）

　　珍宝岛的武装冲突是小规模的，双方死伤数百人。可是这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却在中国引起很大震动，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珍宝岛事件的第一个后果，是证明了毛泽东“反苏联”路线是正确的，此后中国反苏的调子愈发升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最终导致中国与美国的接近，导致中美建交。

　　珍宝岛事件的第二个后果，是在中国掀起一场“备战热”。此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向备战军事一边倒，一切为“打仗”做准备。这样一来，民用产业就大大压缩，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最终导致人民对文革的很大不满;

　　珍宝岛事件的第三个后果，是在“准备打仗”的气氛下，林彪等军人的角色愈发重要。林彪以战备的理由发出“第一号令”，造成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局面，最终导致林彪的“叛逃”。

　　当然珍宝岛事件也使苏联受到很大震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不赞成格列奇科，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战，苏联会陷于一场日本侵华那样的泥潭战，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更糟糕。因此，苏联最终没有发起对中国的战争。

　　虽说毛泽东做好了与苏联核大战的准备，但他也没有想挑起战争，还是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周恩来则一直设法通过外交解决问题。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在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进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等临时的协议，暂时缓和了中苏双方的紧张对峙。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到“九大”的话题。

　　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亲自主持开幕式。当毛泽东出场的时候，全场沸腾，全体人员起立，一边鼓掌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第一个出场，毛泽东之后，依次是林彪、周恩来等11人。在主席台的前排，毛泽东坐在中央，坐在毛泽东右边的是老干部，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是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这个座位排列是周恩来安排的。4月1日上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林彪说：【九大开幕式上主席台的人，遵照主席批示，拟定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二位同志，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

　　（45）

　　毛泽东的意思，是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上主席台。然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个人，在“八大”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认为，江、张、姚三人一下子坐到“九大”的主席台上，未免太唐突了一些，但周恩来也不好直接反对，于是委婉地说“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不过，毛泽东还是批准江、张、姚三人上主席台。另外，刘伯承的座位排在朱德前面，也是毛泽东提出的。

　　历史有时候像是开玩笑，坐在毛泽东右边的五个人，下场都不错，没有一个被打倒的;坐在毛泽东左边的六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林彪客死他乡，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入狱，康生死后也遭到开除党籍，骨灰被迁出八宝山。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上主席台，引起众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很多老将军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奋斗一辈子，还没有资格坐上主席台，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只不过摇摇笔杆子，居然就扶摇直上坐上了主席台，让老将军们从心底里感到不服，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的此举，又得罪了一大批老干部。

　　毛泽东等人在主席台上坐下后，待掌声平息下来，毛泽东站起来宣布：“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会场上马上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由于掌声停不下来，毛泽东只好打断掌声说：“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人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听到此话吓了一跳，周恩来赶紧打圆场说：“毛主席当合适。”

　　这时林彪也反应过来，马上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但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这次反应很快，马上向台下的众人“求救”，说：“毛主席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赞成的举手。”

　　台下的众人全体一齐举手。林彪松了一口气，说：“好!全体通过。”

　　毛泽东不好再推辞，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台下的众人又全体一齐举手。毛泽东接着说：“大家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全场众人鼓掌通过。

　　毛泽东为什么要当众提议林彪当主席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分析。

　　（46）

　　毛泽东对“九大”的期待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第二场“整党的文革”的开始。“九大”是毛泽东整党的起点，所以毛泽东试图在“九大”中，引入他的整党概念，把“九大”开成一个与以往的党代会完全不同的崭新大会。

　　首先毛泽东想在“九大”上引入更多“民主”的元素。以往的党代会，参会代表分为“大代表”和“小代表”两种。“大代表”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中央委员，省委书记等高官，而“小代表”是来自基层的工农兵普通党员。在过去，这些“小代表”只是按照上级指示，投某个人的票，完全没有个人的自主性。

　　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因此毛泽东希望在“九大”上也引入这样的民主，至少要有一种民主的气氛。

　　毛泽东说：【没有自由权就不叫选举，而是奉命行事，我们不能搞那一套。拉选票，这是古来有之。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靠金钱。我们共产党不搞这套，也搞不起呀，谁能用钱买选票?我主张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要多讨论几次，让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机会。但我们的民主，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肯定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的特点。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一定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各级领导班子也要实行这个原则。老、中、青三种人，在中央委员中大体上要各占三分之一，老的不能不要，像我们这些人就算老的了;中年的在党员中占主要成份，青年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把这些人好好培养出来，就是未来的希望。】

　　在毛泽东的这个主导思想下，“九大”的气氛与过去的党代会有很大不同。“大代表”们受到了压制，不再那么高高在上地盛气凌人讲话了，而“小代表”的意见得到空前的尊重。虽说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服从上级的角色，但他们受到的尊重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要搞的整党，主力军就寄托在这些“小代表”身上，所以他要在这次大会上，鼓舞“小代表”积极参与党内的大事。

　　毛泽东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中央委员会”，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在文革之前，“中央委员会”都是清一色的老干部，因为没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是进不了中央委员会的。这种级别又是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一年一年地熬，非要熬到老年，才能熬到这个级别上。

　　（47）

　　年轻人要想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委员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毛泽东的文革，就让王洪文那样的年轻人，有机会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过去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王洪文的表现欠佳，但王洪文那样的年轻人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反映出毛泽东要彻底整党和改造党的决心。

　　出于整党和改造党的考虑，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要打破过去的老规矩。大会主席团主席，过去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但这次毛泽东决定事先不规定，而是当场选举。

　　早在1969年3月25日，负责筹备大会的周恩来，就“九大”主席团常委的问题，致信毛泽东和林彪，提出：“老同志是否也需要一、二人参加主席团常委?”

　　毛泽东批示说：“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指出，正、副主席和秘书长由谁来担任。到大会前一天的1969年3月31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提到大会主席团的问题，但毛泽东仍没有回答大会主席团主席的问题。这样，周恩来也不好再问了，毕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因此，在大会开始后，主席团的正、副主席和秘书长人选，都还没有明确下来。周恩来和林彪，都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大会的一开始，直接征询代表们的意见，请代表们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主席团的正、副主席和秘书长人选。

　　首先，毛泽东向大会代表们提出主席团主席的候选人。当然，这时毛泽东肯定是不便提名自己当主席的，他必须提名别人，而这个别人也只能是林彪。如果毛泽东提名周恩来当主席，那林彪的面子就没处摆了。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一开始，就说：“现在，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要临时搞这么一个“民主选举”，所以吓了一跳。林彪当然不敢接受主席的位子，马上请台下的众人选毛泽东，众人立刻一致举手同意毛泽东当主席。毛泽东然后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众人马上一致举手同意林彪当副主席后，毛泽东又说：“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众人鼓掌通过。

　　（48）

　　毛泽东搞这个民主选举，虽说有做秀的成分，但毕竟是党代会上第一次向代表们进行“民主选举”，让代表们，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小代表”，有受宠若惊的主人翁感觉。

　　有人说毛泽东这次提议林彪当主席，是对林彪的野心进行“试探”，这种说法不合理。如果毛泽东真的搞这种所谓的“试探”，那就未免也太幼稚了。因为林彪没有接受毛泽东让他当主席的建议，这并不能证明林彪没有野心。

　　因为这次毛泽东营造会议的民主气氛，代表们在选举时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那些有希望当选的人，对自己能不能当权，能以多少票当选，心中感到惴惴不安，各方面都在悄悄地拉选票。据邱会作回忆说：【江青一伙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表演是充分的，中心意思是：我们是毛主席的亲信，未来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拉选票。他们的做法，对不明真相的人，有很大的欺骗性。

　　首先是出场、退场的问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主席台的时候，都俨然是一副中央主要领导的神态，他们跟随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一起出入场，江青有几次是跟周总理并排入会场的。元老派则是跟在中央文革成员之后出入会场。不仅如此，在江青一伙控制的新闻报道上，还特别发表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会场的大幅照片。

　　江青他们看到候选名单上，还是老同志占优势，大为不满。江青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就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革命造反派当权是根本问题。没有革命造反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也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指示最中心问题，就是肯定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朝气蓬勃的。”

　　对这个问题，还是康生比他们高明，康生说：“关键是权力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争中央委员的名额，是只图虚名。”

　　康生这一席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江青一伙最后还提出了别人说不出口的问题。江青说：“在选举中保证中央文革成员有足够的票数，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威望问题。”

　　江青把中央文革成员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看成是反映中央文革小组的威望问题。林彪集团则有意安排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结果江青等人不仅没有得全票，比林彪集团的人的票数还要低，这就等于是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威望不够。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提到。

　　（49）

　　另外，江青还利用《人民来信摘报》来宣传自己。毛泽东在《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民”来信，提议江青应成为九届中央常委，并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还建议李讷、毛远新二人成为“九大”代表。毛泽东对此批示说：“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周恩来这边的人，当然也担心选票的问题。据邱会作回忆说：【根据毛主席既要保证朱德、陈云、徐向前、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这些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批归批，选归选。

　　但总理还是不放心。24日下午正式选举，上午总理专门召集了主席团扩大会议，特地讲老同志要当选的问题。总理说：“老同志有错误，不论是文革中的还是历史上的，都应批判，但是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也要把握好，特别是这次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首先要在党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老同志，我们就一批、二保、三看、四帮吧。”

　　散会后，总理把我们几个留下，心事还是很重。总理轻轻拍着自己的脑门，沉思很久才说：“下午就要正式选举了，有把握吗(指老同志当选)?”

　　我们说：“预选通过了呀。”

　　总理说：“不见得稳固。青年人不懂得党的历史，不懂得大局观念，吹一股小风就垮了。你们都是老同志，军队的同志原则性强，办事组的同志威信高，你们马上给部队和你们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要投那几个人的票，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吃午饭时，黄、吴、李和我不仅给总参、总后、海军、空军、广州军区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我们也给自己的老战友打了招呼。】

　　由于“民主选举”造成的不确定因素，在候选人的提名上争论激烈，使预选时间拖长，原定3月21日进行选举和闭幕，已经不可能了，不得不推迟到3月24日。此外，因为对中央委员名额的争夺激烈，毛泽东在选举前一天的3月23日，不得不把中央委员的名额再增加5人至279人，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毛泽东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

　　林彪则说：“这次大会比以前都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

　　（50）

　　在说到“九大”选举结果之前，先说一下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1日的“九大”开幕式之后，会议转入小组讨论，一直讨论到4月14日，才又召开全体大会。毛泽东对这次大会很用心，讲话次数很多。据邱会作回忆说：【这期间，毛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召集人、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毛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

　　毛泽东的讲话，大概分为四个大题目。第一个大题目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与四清运动不同，四清运动主要是搞基层，搞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是搞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是两次革命，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相当大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搞工人阶级。

　　我们把制度和方法，总死死捆在一起。比如，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坚持，这是对的。但我们共产党办事很蠢，把老百姓的百分之八十都包起来，只让他们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结果是包而办不好。我看要把它倒过来，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了。】

　　这里毛泽东提到文革，主要指出三点：(一)文革是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这样的革命，若干年可能需要再来一次;(二)文革不搞不行的理由，是领导权不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手里，而是在资产阶级手里;(三)我们现在的制度，对老百姓管得太死，毛泽东希望权力下放。

　　文革事实上也是一个权力下放的运动。文革前每个单位的领导权，都完全掌握在当权派手里;文革后，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按道理说，这种“三结合”的革委会，群众有一定的监督权，但事实上，群众的监督并没有实现，这是一个遗憾。

　　在毛泽东谈文革的时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一个粗人说直话。许世友说：“好的要说够，坏的也不要隐瞒。我们党内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干部对造反派不满，有苦难言!所有老干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头。老干部对这个问题没有闹起来，就是所有老干部都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老干部并不反对文化革命，但都反对造反派!”

　　许世友这样直白的话，当然没有人敢应和。毛泽东对许世友这样的粗人，似乎也不太计较，没有批评他。

　　（51）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二个大题目，是整党问题。毛泽东说：

　　【革命根据地那个时代，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现在进了城，是好事，因为不进城，蒋介石就霸住这些地方了;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延安那个时代，就是说我们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的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不是军人的，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的专政”。

　　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们有个特点，他们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党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个别实在不行的党员，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当然还要经过上级批准，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里毛泽东说的“整党建党”，就是他下一步要搞的文革。毛泽东认为，中共在农村根据地时代，在没有进城以前是好的，可是进城之后，就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党员干部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所以要整党，更准确地说，是要“重建”，毛泽东特别引用外国人的话“我们这个党在重建”。

　　毛泽东的整党思想是：党支部的整党，不能只在党员之间评议，还要有党外群众参加对党员的评议。评议出来的不合格党员，要劝退出，严重的还要纪律处分。

　　毛泽东本想在“九大”之后就整党，但由于“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激烈，攘外必先安内，毛泽东“九大”后的主要精力放在“安内”上了，结果整党的计划就推迟了下去。

　　（52）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三个大题目，是准备打仗。毛泽东说：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对准备打仗一点也不能放松。我们总的战略还是积极防御，这条不能变。人家打进来，我们不打出去。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出去，我也不出去。但是你打进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进来了，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我看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有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总之我们不怕打仗，要有准备就是了。人家就问了：准备好了，仗打不起来怎么办?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准备好了没有仗打，这是经常的。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苏美搞那么多的原子弹，花的钱不计其数。他们的原子弹并非为了展览的，将来打不起核战争怎么办?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出路。

　　几年来，林彪同志抓战备抓出成绩来了。准备打仗，思想准备是主要的，物质准备是重要的。我们不能没有思想准备，也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存起来。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准备打仗，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不久前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军公然冲动坦克等重型武器，使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要准备打仗。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担心，就是苏联会出兵干涉中国，现在这个担心似乎越来越有变成现实的趋势，因此毛泽东开始号召人们“准备打仗”。

　　毛泽东对苏联的战略是“积极防御”。这是中国绝对不侵犯苏联的领土，而是等待苏联打进中国来。一旦苏联打进了，中国就有理、有利，可以利用人民战争来击败侵略者。

　　为了准备战争，一方面是物质上的准备，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准备。物质准备就是大搞“三线建设”，在各地大建分散型的小工厂，少建大工厂。大量的小工厂固然有利于战争，使生产能力不会一下子全部破坏，但小工厂的经济效益不高，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特别是大量的军事项目建设，军工厂，深挖洞等，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四个大题目，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得非常多，这里只摘要一些。毛泽东说：

　　【我看党内最危险的路线斗争主要有三次：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主义，二次是王明的左倾主义，三次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发生在党的创建时期，这时期党员不多，我们也没有军队，但造成了思想混乱，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界限模糊了，妨碍了党的发展。

　　‘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以后主要是左倾错误了。王明的左倾主义损失就大了，当时我们有大小不同的好多块根据地，有几支相当大的军队，这些都让王明断送掉了，红军被迫长征。王明他们用‘左’的面目去纠正别人的右倾，所以越纠越‘左’。

　　（53）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存在着一个全党变修的问题，其前途就是亡党亡国。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我们早有察觉，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得更清楚了。】

　　毛泽东说到这些路线斗争的时候，谈到了很多细节，这里就略去了。毛泽东除了说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些公认的“坏人”之外，还“口无遮拦”地提到朱德和陈毅。毛泽东说

　　【朱德、陈毅是经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朱、陈他们有时也不反我。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陈毅向上海中央请示，受到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

　　毛泽东在会上讲到这些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老干部们清楚，但大部分年轻人不清楚，他们听了很新鲜，也很激愤，特别是对参加这次大会的朱德和陈毅，更是抵制情绪很重，这就造成朱德和陈毅两个人非常被动。后来朱德未能当选政治局常委，陈毅未能当选政治局委员。在“九大”会议期间，甚至还开了一次批陈毅的小会。

　　据邱会作回忆说：【4月23日晚，上海代表小组在京西宾馆开小组会，会议从晚上九时开到凌晨五时，批判陈毅。我先后进去了两次，都向他们提出说：“陈老总是个病号。”

　　王洪文还同我开玩笑说：“我们也会照顾病号。”

　　上海小组的会已经开到凌晨4时多了，我只好向总理报告。总理接到我的电话，感到很惊奇，并说：“真有那样的事吗?你去给王洪文同志打个招呼，做点工作，我马上就去。”

　　这样我立即进去对王洪文说：“我受总理的委托，对陈老总的健康是负有责任的。你们的会已经开了快八个小时了，一个病号能受得了吗?会出事的。”

　　我向王洪文说这番话时，陈老总看着我，几乎要流出泪来。

　　王洪文把我拉到会议室外面，说：“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指示，陈毅这个人很顽固，对自己的错误基本上不承认。更使人气愤的是，他的发言名为自我批评，实为教训人。明天就要选举了，他选上中央委员，又会尾巴翘起来的。这点事，我们就不要干扰总理了。”王洪文说完回会议室继续开会。

　　不久，周总理来到会议楼休息室，我向他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总理对我说：“我们不要指责他们，只设法把陈老总送回去休息就是了。事情很复杂，一句话说得不好，都可能出事的。”

　　周总理与我说了几句话之后，就把王洪文、陈老总都叫来了。总理当着王洪文、陈老总的面，若无其事地对我说：“邱副总长呀，我肚子饿了，想吃东西，还有他们两个(指陈、王)也一起吃一点，搞点东西吃。”

　　陈老总一只手捂着肚子，向总理说：“我不必吃什么东西了，我这就回医院，好吗?”

　　总理只是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把陈老总送上电梯去了。

　　陈老总走后，王洪文要向总理说明为什么开这个会，总理都用别的话堵住他的嘴，没让他说下去。】

　　（54）

　　1969年4月14日，“九大”再次召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前一天，周恩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周恩来就明天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请示毛泽东说：“老同志是否还是坐在前头?”

　　毛泽东说：“老同志还是坐在前头，要选这些人。”

　　这时王洪文大胆插话说：“我们不大愿意选他们。”

　　王洪文的大胆插话，让毛泽东感到他是一个敢捅阎王殿的名副其实造反派。毛泽东本人就是大胆妄为之人，所以他也欣赏大胆敢干的人，这也是后来毛泽东提拔王洪文当副主席的原因之一。

　　4月14日下午5时，当毛泽东出现的人民大会堂会场时，台下掌声雷动，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见众人的口号声不息，只好对着话筒说：“不要喊口号了。”这才把众人的口号声平息下去。

　　毛泽东继续说：“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二是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是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这里说明一下“九大”的议程。在4月1日的开幕式上，林彪作了《政治报告》，康生作了《修改党章报告》，之后的4月2日到4月13日，分小组讨论《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在4月14日的全体大会上，对《政治报告》和《新党章》进行表决通过。所以毛泽东说：今天有三项议程，除了表决通过《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外，还有几个人要在大会上发言讲话。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插话说：“先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通过了再发言。”

　　毛泽东说：“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的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

　　毛泽东说完后，周恩来开始发言。周恩来这次的发言，主要是赞扬和吹捧林彪，因为周恩来发言的内容中，有三分之二是关于林彪的。周恩来说：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历史。只有懂得了这些路线斗争的历史，才能懂得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55）

　　周恩来吹捧毛泽东之后，开始吹捧林彪。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公开讲话之中，对林彪最大力度的高度吹捧。周恩来借着《党章》中写入林彪接班人地位的机会，对林彪大力吹捧，也显得很自然。这里稍微多引用一些周恩来吹捧林彪的话。周恩来说：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1961年首先在军内出版《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措施之一，这本《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了，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5年底，在毛主席发动《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反革命阴谋，并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与彭真《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1966年5月18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一主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同志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1966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2月的工业会议，1967年3月的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1968年10月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全国解放后，在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提倡把我军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56）

　　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套作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林彪同志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恩来如此高强度、大力度地吹捧林彪，主要目的还是保持和加强与林彪的合作关系，这对于周恩来本人的命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周恩来要借着这个机会，大大吹捧林彪一番，让林彪高兴。

　　周恩来的吹捧是很有艺术的，不是空洞地说大话，而是用很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周恩来说林彪是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这个用词真可谓恰到好处;周恩来最后说“我们还为有了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这句话吹得很高，却又不太肉麻。

　　周恩来表扬别人技术是超一流的，这种表扬技术，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几句表扬吹捧的话，把别人说得很高兴，那么接下去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周恩来在各方面的朋友极多，这与他高超的表扬别人的技巧有直接的关系。

　　在今天的会上，林彪本来没有准备发言，可是他听到周恩来在讲话中如此大力度地吹捧他，感到有必要说几句谦虚的话，否则就是默认周恩来对他的吹捧了。林彪在周恩来讲话完之后，插话说：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我事先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

　　总理对毛主席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的、伟大的、光荣的中国，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领导。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

　　（57）

　　林彪继续说【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事情，只知道跟毛主席就是了。在那时候的一切领导人中间，我前前后后比来比去，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主席很高明。

　　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像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二方面军的贺龙底下，在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早就没有了。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了。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他能够允许我存在吗?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的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

　　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是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林彪讲的插话，既是中肯的，也是必须的。林彪说他事先不知道周恩来讲话的内容，这应该是真的。林彪听到周恩来这么捧他，心中应该是感谢和感激的。林彪临场发挥，说了一番表示谦虚的讲话，也讲得恰到好处，这表明林彪的应变能力和临场发挥能力，都是很强的。周恩来把林彪捧一下，林彪自己再谦虚一下，这个一唱一和，更加完美了林彪的形象。

　　林彪讲话完之后，众人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鼓掌，同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见众人给林彪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就对着话筒说：“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

　　听到毛泽东的话，众人的鼓掌声平息下来。接下来是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等人发言，他们分别代表军队、工人、农民、战斗英雄、革命干部发言，每个人的发言都比较短。其中来自珍宝岛前线的战斗英雄孙玉国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孙玉国一上台，就立正朝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则站起来向孙玉国招手致意。孙玉国把珍宝岛的战斗经过，在大会上简要讲了一遍。孙玉国发言中，毛泽东数次带头鼓掌。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都鼓掌，台下的众人更是掌声雷动，大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58）

　　孙玉国发言完之后，毛泽东问他说：“你多大年纪?你是哪里人?”

　　孙玉国回答说：“二十九岁。东北人。”

　　毛泽东然后向众人说：【他叫孙玉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我们什么也没有。苏修有飞机、乌龟壳，我们是步枪、手榴弹，靠步兵。苏修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用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它们。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

　　孙玉国在退场前，走上前和毛泽东握手。然后，孙玉国又准备和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用手向左边一指，孙玉国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赶紧到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林彪面前，与他握手。孙玉国和林彪握手之后，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孙玉国又赶紧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

　　孙玉国和周恩来握手后，周恩来又用手向左一指，孙玉国又返回毛泽东左边，和坐在毛泽东左边的陈伯达等人握手。孙玉国握手完后，正准备退下去，周恩来又对他向右一指，孙玉国赶紧又转身回来，和坐在毛泽东右边同董必武等人握手。孙玉国是来自基层的小干部，根本不知道中央在人事上等级森严的规矩，但他还算机灵，被周恩来一点就通。

　　毛泽东的本意，并不喜欢这种等级森严的人事规矩。毛泽东搞的文革，也是想打破这套规矩，但并没有能够实现。

　　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通过了林彪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于是“九大”进入最后一个议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4月15日起，先由四十五个小组提名，提出进入预选的候选人名单。列入预选名单的候选人，再在大组进行预选。通过大组预选的候选人，就成为正式的候选人，提交大会进行最后的决选。

　　这场选举，成为前所未有的“激战”，原因就像林彪说的那样：“这次大会比以前都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这次大会打破了过去论资排辈的条条框框，使得许多过去不可能当选的人，也有机会当选了。这样一来，竞争当然也就激烈了。

　　这次选举中竞争最为激烈的，自然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前面说过，江青野心勃勃，要跟林彪争当“接班人”，这当然引起林彪的高度关注。因此，林彪就设法在这次大会上，打压一下江青的威风和锐气。

　　据吴法宪回忆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跟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上，他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59）

　　1969年4月24日，“九大”举行全体正式投票，选举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共279人。在选举时，参会代表对通过预选的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凡是过半数的候选人就当选。“九大”代表共1512人，正式选举时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1510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1510票的全票，林彪得了1508票，周恩来得了1509票。

　　据说林彪少两票的原因，是为了显示他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要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林彪自己与叶群一起投了林彪的反对票。周恩来少一票的原因，也是为了显示他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自己投了自己的反对票。江青少了8票，只得了1502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少了十余票，他们的得票比林彪集团的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要少。据邱会作回忆说：

　　【4月24日下午“九大”举行正式选举。全场设有五个票箱，主席台上一个，主席台下四个。投票开始后，毛主席第一个在主席台上的票箱投票，按照排列，第二个应当是林总，第三个应当是周总理。但江青在投票时，又借机出一个小小的风头。江青看到毛主席起身投票时，她也站起来了，江青待林总走到自己跟前时，她迈出一步就跟在林总后面了。周总理完全知道江青的习性，让她在林副主席的后面，自己的前面投了票。

　　投票结束之后，大会休息了约二十分钟，接着在大会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宣布选举结果。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江青一直比较注意听，当宣布到她自己的票数时，她停了一小会，即退席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出场。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得票情况并不佳，江青少了八票，张春桥，姚文元各少十余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江青知道后大为震怒，说谁在她的名字上打叉，谁就是现行反革命。】

　　当“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公布完之后，林彪站起来宣布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样“九大”就在国际歌声中闭幕了。散会时，不少“小代表”走到会场的主席台前，要仔细再看看毛泽东的“龙颜”。毛泽东也站起来，多次向大家挥手致意之后才离开。

　　在参加“九大”的高官中，江青集团是抱着最大的喜悦来的;可是在散会时，江青集团却高兴不起来了。据邱会作回忆说：

　　【散会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是低着头向外走，他们不像往常那样，昂首到处张望。在“九大”选举时，江青一伙全部当选为中央委员了，但没有一个得全票的，特别是江青没有得到全票，他们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60）

　　在“九大”闭幕的当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照常进行。张春桥说：“选举中有人捣鬼，要彻底查个水落石出!不选江青同志的人，决不是‘小代表’，而是‘大代表’。这不是少选票的问题，这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

　　姚文元说：“同意彻底查清选举中的问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可以来个大鸣、大放、大字报。”

　　周总理向坐在他旁边的江青说了一句话：“你说几句吗?”

　　江青说：“我是受害者，不说话!”

　　康生接着说了话，他说：“要查选票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毛主席的指示是选举自由。另外，我们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无法调查。”

　　陈伯达说：“康老说得好。”

　　周总理说：“我完全同意康老的意见。少几票没有什么关系嘛，不要斤斤计较一两票，头上有几个‘×’，那又算什么?此事，由汪东兴先报告毛主席。在必要时，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

　　党代会上的选票少几张，并不影响选举结果，但却被认为是一个人“威信”的反映。林彪故意比毛泽东少两票，就是意味着他不想冒犯到毛泽东的威信。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如果只少一、两票，面子上还无伤大雅，可是他们少了许多票，票数比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还要少，这就让他们感到当众出丑，大伤面子。

　　江青对军委办事组的人愤怒地说：“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

　　江青集团没想到林彪集团会在选票上做文章，事先完全没有防备，吃了一个亏。这样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之间，又结了一次仇。据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一伙对选举问题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使黄永胜略有不安，他对着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可能惹祸了，你们看出来了没有?”

　　吴法宪补上一句说：“本来就不应当去搞那些事。”

　　李作鹏一下生气了，用很粗鲁的语言说：“在暗角里说话，嘴巴帮帮硬，现在又屁股稀松松!”

　　我也说：“别人少了选票，我们担忧干什么?”我的话是有意给黄永胜壮胆。

　　黄永胜说：“不要埋怨人，也不要讽刺人，好汉做事好汉当!”

　　江青一伙提出要查选票的事，周总理还是向毛主席汇报了，并得到了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人违犯党章的大合唱。”

　　（61）

　　4月25日下午，我因工作的机会同周总理见面，总理对我说：“你回去同黄、吴说一下，选举中的问题，主席有指示，已经解决了，不要有什么担心。原则问题你们要坚持，在一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辨子，要吃大亏的。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这次关于的选举问题，就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

　　我将总理上面说的情况，同黄、吴说了，并建议他们两人在顺便的时候，向总理说一下在选举中的问题，他们同意我的建议。这样，事情算是最后了结了。】

　　林彪集团在选票上做文章，本来以为江青他们看不出来，因为是无记名投票。可是没想到江青他们看破了，并扬言要查票，使黄永胜等人略有不安。不过在关键时刻，周恩来帮了他们的忙。周恩来没有牵扯到此事，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跟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也猜到江青他们少了选票，应该是林彪集团干的。毛泽东对江青有野心，想跟林彪争接班人的事，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林彪对江青有很大的不满，毛泽东心中知道。但林彪用这种当众让江青出丑的方式，来报复江青，也让毛泽东感到非常不快，这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结了一个疙瘩。

　　对于江青等人提出查选票的要求，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回答也很艺术，他说：“要查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毛泽东这句话，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毛泽东只是说自己不参加查选票的事。这样一来，是不是查选票，就由周恩来最后决定了。此时周恩来当然做出对林彪集团有利的决定，不查选票。

　　周恩来还特别告诉邱会作说：“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这次关于选举问题，就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

　　这是周恩来向邱会作暗示：你们内部的人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这次选举的事，已经有人写信给我揭发你们了。不过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不会传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还向他们建议：在一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辨子，要吃大亏的。

　　“九大”闭幕之后，下一个节目就是由“九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召开“九届一中全会”，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要进一步由中央委员们选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这时，选举争夺战进入白热化了。因为成为中央委员，还算不上中央决策人，只有进入中央政治局，那才是进入了决策人集团。

　　（62）

　　按照惯例，“九届一中全会”应该在“九大”闭幕后的第二天召开，可是这次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在“九大”闭幕四天之后的4月28日才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这主要是因为决定中央政治局的人选，很费心思。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来策划中央政治局“组阁”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因为陈伯达本来是八届政治局常委，排名还在康生之前，可是毛泽东却没有让他参加“组阁”小组。而黄永胜不是八届政治局常委，反而参加了“组阁”小组。很显然，此时毛泽东已经不信任陈伯达了。江青对毛泽东的这个安排也不满，她认为自己虽比不上周恩来和康生，比起黄永胜还是很绰绰有余的。毛泽东让黄永胜而不让江青参加组阁，江青当然不高兴了。

　　毛泽东破格提拔黄永胜参加组阁，而且还准备提拔黄永胜当政治局常委，这其实是针对林彪的考虑和布局。因为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在军队中第二位的实权人物。如果毛泽东把黄永胜从林彪集团中“拉”出来，“拉”到自己这一边，就可以大大改变军队中的实力对比，局势就会向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发展。可是黄永胜却“死不开窍”，毛泽东多次“拉”他，都没有拉过来，这些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据邱会作回忆说：【4月25日晚，军委办事组正在京西宾馆开会，汪东兴来电话通知：主席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主席召集周、康、黄开会，并不新奇，但“九大”刚闭幕，一中全会还没有开，新的政治局尚未产生，这样的会就不是一般的会了。

　　黄永胜不知道去开什么会，这时叶群来了。叶群一进门就笑笑地告诉黄永胜说：“你要去参加组阁了。”

　　叶群又说：“今天你们要开的会，江青根本不知道，主席怕她干扰组阁工作。今天的会议主要谈准备一中全会的问题，可能把政治局的名单初步定下来。”

　　黄永胜刚要出门，林彪办公室来电话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要到京西宾馆去。”

　　叶群为了回避江青，她从后门走了。黄永胜说：“我也走。”

　　江青来了之后，一看黄永胜和叶群都不在，就谈了几句。她说：“一中全会就要开了，要产生中央政治局。关于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具体情况，现在就不谈了。”】

　　（63）

　　毛泽东要“拉”黄永胜，林彪当然也要“拉”黄永胜。林彪让叶群提前把让黄永胜参加组阁的消息透露给他，表示对黄永胜的信任。另外，江青此时还不知道她被排除在组阁小组之外，因此江青对别人吹牛说：“关于组织政治局的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

　　邱会作接着回忆说：【黄永胜开会回来，详细给我们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林彪、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花时间;二是先搞一个名单出来，为了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提名单的工作，我们两人是幕后。”

　　林总说：“对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

　　毛主席说：“那只好独裁了，还是我们五人独裁吧。”

　　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

　　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二十五至三十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的三人小组，立即开始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同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毛泽东的最初想法是，让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人商量名单，毛泽东和林彪不参加提名。毛泽东虽说不参加提名，但最后的批准权在他那里，实际上他还是可以提名的。但林彪如果不参与提名，那林彪真的就被架空了。因此，毛泽东刚刚说他和林彪在幕后，不参加提名工作，林彪马上提出相反意见：“请主席指示人选方针原则”，这其实就是林彪要求毛泽东参与提名工作。

　　毛泽东看出林彪的不满，就退一步说“那还是我们五人独裁吧”。这样一来，提名工作还是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五个人参加，这样林彪就有了提名权，不是在“幕后”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九届一中全会之后，我同黄永胜有过一次闲谈。我问黄永胜：“你这个军委办事组长参加了组阁，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人参加呢?”

　　黄永胜说：“康生事实上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我说：“你参加了组阁工作后，我们曾经议论过，你将是中央常委之一。”

　　黄永胜说：“这是有根据的。在主席那里，曾经定了七个人的中央常委名单：毛、林、周、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还有江青或张春桥的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点生气，忙问：“为什么呀?”

　　黄永胜爽快地说：“那么多的老资格，人家会戳你后背。另外，我当了常委，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我不当也不能让江青当。”】

　　（64）

　　关于黄永胜推掉常委之事，吴法宪也回忆说：【江青是很想当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胜被指名负责这项工作，就认为毛泽东可能要让黄永胜当常委。于是江青马上一反常态地对黄永胜非常热情，想让黄永胜出面提名她当常委。江青找到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

　　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

　　江青找黄永胜出面提她当常委的事情不成，就去找周恩来，提出要安排邓颖超当政治局委员，要拉拢周恩来，想让周恩来出面提她当常委。江青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了，使她碰了个软钉子。接着，江青又找叶群，想让林彪向毛泽东提出选江青当中央常委。对江青的这个建议，林彪仍然拒绝了，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这样，江青想当常委的四处活动，都碰壁了。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的问题，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安排黄永胜当常委，毛泽东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江青不能当常委。”

　　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

　　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会议后，黄永胜向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永胜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

　　在黄永胜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林彪和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根据周恩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当常委。】

　　从吴法宪和邱会作透露的情况来看，政治局常委的最初方案是七个人。毛泽东向黄永胜伸出橄榄枝，想用“常委”这个高位把黄永胜拉过来，但黄永胜坚决不干。如果黄永胜接受了毛泽东的橄榄枝，那么文革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而黄永胜不上常委，江青或者张春桥也就不好上了。据说江青曾放出话来：如果黄永胜上常委，她就也要上，因为黄永胜的资历和江青差不多。而黄永胜不上常委，江青就没话说了。

　　另外，毛泽东对陈伯达有看法，不想让陈伯达当常委。可是林彪和周恩来等人都替陈伯达说好话，毛泽东最后只好同意陈伯达当常委。

　　从这次组阁结果来看，毛泽东本想让黄永胜当常委，但黄永胜没有当;毛泽东不想让陈伯达当常委，但陈伯达却当了。可见毛泽东在人事安排方面，并不能完全让他满意。这也反映出，毛泽东达不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完全独裁地步。

　　（65）

　　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这次选出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中，都是上一届的常委;21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10人是上一届的政治局委员，这10人是毛泽东(76岁)、林彪(62岁)、周恩来(71岁)、康生(71岁)、刘伯承(77岁)、叶剑英(72岁)、朱德(83岁)、陈伯达(65岁)、李先念(60岁)、董必武(83岁)。而新当选的11位新人中，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出身：

　　(一)中央文革小组出身的三人：江青(55岁)、张春桥(52岁)、姚文元(38岁);

　　(二)中央军委办事组出身的五人：叶群(52岁)、黄永胜(上将，59岁)、吴法宪(中将，54岁)、李作鹏(中将，55岁)、邱会作(中将，55岁);

　　(三)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三人：谢富治(上将，60岁)、许世友(上将，64岁)、陈锡联(上将54岁)。

　　留任的10位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都较大，都在60岁以上，新当选的11位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都较小，普遍在50岁左右，平均年龄年轻10岁以上。这个新旧政治局委员的年龄差别，体现了毛泽东启用新人，搞体制改革的思路。下面概要介绍一下这些新政治局委员。

　　新政治局委员中最重要人物是江青。本来江青按照她在文革中的表现和贡献，应该可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但由于各种原因，江青没有进入。当然这些原因中，毛泽东的原因是最为重要的。

　　毛泽东没有让江青当常委，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江青的性格，第二个考虑是形势的需要。从江青的性格来看，她是善于搞破坏，而不善于搞建设的人。让江青去打倒某个人，她可以干得很好;而让江青去团结一批人，干一件建设性的工作，江青就无法胜任了。

　　从形势的需要来看，在第一场“夺权的文革”中，主要任务是打倒、造反、夺权，这些事江青干起来都得心应手。而在今后的第二场“整党的文革”中，主要是党内斗争，这与造反和夺权不一样，需要相当高的政治手腕和技巧，这时江青就不能胜任了。硬让江青出来干的话，她只能是帮倒忙。所以，综合各种考虑，毛泽东没有让江青当政治局常委。

　　（66）

　　至于江青当政治局委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江青没有道理不当政治局委员。不过在江青入选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还出现一段戏剧性的情节。据邱会作回忆说：

　　【4月26日下午，毛主席就看到了上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林总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划了一个大叉，但林总没有加上“江青”。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毛泽东为什么要划掉江青，加上叶群呢?这应该是毛泽东给林彪出了一个“考题”。毛泽东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感到痛心，他希望林彪和江青能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为此，毛泽东先向林彪示好：这个表示就是让叶群进入政治局，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加上叶群的名字。

　　同时，毛泽东又划掉江青的名字，这里毛泽东希望林彪重新加上江青的名字。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那就是林彪推荐江青，准备与江青重归于好的表示。

　　当然，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心中也不一定真的想与江青重归于好，也可能只是迫于面子。因为毛泽东加上了叶群，林彪也加上江青，这算是礼尚往来。林彪不加江青的话，面子上似乎说不过去。不管林彪是不是心甘情愿，只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对毛泽东就有相当的好处。

　　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就等于是林彪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就等于是林彪向江青示好。“林彪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的这个消息传出去，会对军队中反江青的势力，起很大的遏制作用。因为军队中的反江青势力的总后台就是林彪，如果这些反江青的人看到林彪都向江青示好了，那么他们也要考虑转变态度，赶紧跟上新形势，向江青示好。

　　特别是黄永胜等坚定的反江青分子，他们本以为林彪是坚决反江青的，所以才这么大胆地反江青。如果林彪做出向江青示好的举动，黄永胜等人就会怀疑林彪反江青的坚定程度，更进一步怀疑林彪这个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更有甚者，周恩来等人也会怀疑林彪的反江青，到底是真是假。

　　因此，不管林彪的用意何在，只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对毛泽东来说，就是一场小胜利。然而，林彪却看破了毛泽东的用意，林彪把叶群的名字划掉，却没有加上江青的名字。第一，林彪以此表示他不想与江青重归于好;第二，林彪不想为了面子，让自己吃一个哑巴亏。当然，这样一来，林彪就要再次得罪毛泽东了。不过林彪心里也有气，他不喜欢毛泽东给他出这样的考题。

　　（67）

　　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划掉江青，加上叶群，是因为毛泽东“不好意思”让江青一个人进政治局，所以要拉叶群进去“陪衬”江青。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毛泽东这个人的做事风格，从来没有“不好意思”，从来是不怕别人议论的。如果毛泽东让江青进政治局都“不好意思”，那他还怎么“好意思”打倒自己多年的老战友刘少奇呢?况且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政治局委员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根本不需要“不好意思”。

　　林彪审阅后的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到名单上毛泽东划掉了江青，林彪划掉了叶群，如果按照这个名单公布下去，江青和叶群都进不了政治局。周恩来马上明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和林彪又闹矛盾了，现在只有他周恩来出面，才能调解得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这场矛盾。于是周恩来马上开始行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了江青、叶群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

　　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

　　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总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第一轮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原本只有江青，没有叶群，而毛泽东加上了叶群;第二轮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周恩来把江青和叶群的名字都加上去了。这次毛泽东再次划掉江青的名字，而林彪也再次划掉叶群的名字，林彪还是没有加上江青的名字。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4月26日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小组继续工作，主要是谈论江青、叶群两人的问题。

　　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12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2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江青同志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同志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68）

　　毛主席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总家里去，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

　　周总理对林总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

　　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

　　林总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毛泽东既然划掉了江青的名字，就不能再出尔反尔，轻易把江青留下来。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难处，于是专门带人去毛泽东那里登门拜访，坚决要求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这样众人的恳请，就让毛泽东可以下台阶了，于是毛泽东顺势同意江青进入政治局了。林彪也一样，顺势同意叶群进入政治局了。

　　这里林彪说“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这话是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亲自决定加上“叶群”的名字，林彪却划掉“叶群”，这分明就是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决定。当然周恩来等人也装糊涂，没有人会为难林彪的。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最后，27日下午，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五人在毛主席住处开会，九届中央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定下来了。毛主席说：“今天下午谈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二是政治局常委名单。”主席接着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个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

　　接着，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五人，在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上签了字。

　　临走时，主席对黄永胜没头没脑说了一句：“黄永胜，你也能统管三军。”】

　　毛泽东和林彪的这次矛盾，在周恩来手中圆满解决了。如果换一个人，未必能像周恩来处理得这么恰如其分。最后毛泽东对黄永胜说“你也能统管三军”，这是毛泽东对黄永胜还抱有希望，还要试图“拉”黄永胜。此时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了，所以他对黄永胜说这句话的画外音是：“你黄永胜要跟我毛泽东走的话，我就让你统管三军”。

　　尽管周恩来圆满地解决了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但在周恩来心中，对这次“九大”政治局的人选，是非常不满意的。后面我们将谈到这个问题。

　　（69）

　　前面说了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和叶群的当选情况，下面再说其他新代表的当选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出身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当选政治局委员，这已经成为公认的定局，没有人吃惊。因为从1967年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被认为是理应如此。如果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没有被打倒的话，他们也会进入中央政治局。

　　谢富治(上将)、许世友(上将)、陈锡联(上将)这三个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当选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历史上与林彪没有关系，不买林彪的帐，林彪也指挥不动他们。所以，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三个人进入政治局，明显是毛泽东作为平衡林彪势力的棋子。对于谢富治进入政治局，大家还不吃惊，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早就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他进政治局，似乎没什么悬念。不过许世友和陈锡联这两个纯粹的军人，也进入了政治局，这就让人有些吃惊了。当时的一些外电据此报道，中国新成立的政府是“军人政府”。

　　更让人吃惊的是，中央军委办事组出身的四个将领黄永胜(上将)、吴法宪(中将)、李作鹏(中将)、邱会作(中将)，也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个人，军衔不过是中将，居然也能进入政治局。据邱会作本人说，他对自己能够进入政治局，都感到很意外。为什么林彪的亲信“四大金刚”可以一下子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呢?这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说明一下当时军队的领导体制。在文革之前，军队的最高领导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由一名军委主席，一名常务副主席，和几名普通副主席组成。除了军委主席毛泽东之外，具体领导军队的是常务副主席林彪，他可以召集其他几位普通军委副主席开会，研究和决定军队的主要工作，林彪是军队中实权最大的人。

　　军队中实权第二大的人是总参谋长罗瑞卿，罗瑞卿被打倒后，杨成武接任;杨成武倒台后，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具有很大的实权。在林彪和总参谋长之间，还有几位普通军委副主席(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他们的地位比总参谋长高，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军队的一些事务。

　　文革之后，中央军委的几个副主席都被“炮轰火烧”，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工作基本上瘫痪了，于是就成立一个“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机构，代替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中央军委办事组是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之下，其他的军委副主席无法干预军委办事组，这样一来，林彪在军队中的实权，就比文革前大了许多，因为他不必再受到其他几位军委副主席的肘掣了，可以一个人“独裁”军队的事情。

　　（70）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林彪是文革的受益者，文革之后林彪的权力更大了。但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权力大了，同时也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树大招风”。后来林彪仗着他在军队中的“独裁”地位，擅自决定发出“一号命令”，这又给林彪带来致命的灾难。这是后话了。

　　中共过去一直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军人在中央的地位都不高。虽说总参谋长是军队中实权非常大的人，但建国后的历届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永胜是第一个具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总参谋长。这样一来，军队在中央的发言权显然大了很多。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毛泽东本人，而是军队和林彪，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

　　毛泽东让林彪的主要亲信进入中央政治局，表面上是对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立功奖赏，但在表面之下，这个安排还有另外一层作用，这就是堵死了林彪激励部下的手段。

　　对于领导人来说，用某种手段激励部下努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激励手段，第一个是钱，第二是地位。比如一个公司的老总，他要激励一个重要的员工好好工作，那么就可以用每年涨工资的手段：第一年1万，第二年2万，第三年3万……，第10年10万;这样使员工感到只要努力工作，就不停会得到涨工资的回报，员工也就一直努力工作。

　　相反，如果公司老总第一年就把这个重要员工的工资提到10万，以后每年的工资不变，一直是10万。这样的话，第1年员工当然非常高兴，可是在此之后，员工不管怎么干，工资也不变，那么员工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到头了”，再怎么努力结果也是一样。这样一来，尽管员工一直拿着高工资，而他的工作积极性反而越来越低。

　　在毛泽东时代搞社会主义，不能用钱来激励，那就只能用提高地位来激励了。一个人工作干得好，几年后提升科长，再干几年提升处长，再几年提升局长，再几年提升部长，再几年提升副总理……，这种逐渐升官，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部下的积极性，激励部下为你卖命。相反，如果一下子把这个人提升为副总理，以后他再怎么干，也都是副总理，不会再升了。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对部下用 “封官”进行激励的手段。因为部下感到从你那里已经不会再得到好处了，为你卖命的积极性也就越来越低了。

　　对于林彪来说，如果把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第一步先提升为中央委员，第二步再提升为候补政治局委员，第三步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那么林彪就可以用“封官”来激励部下替他卖命，干得好就可以继续升官。相反，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一步到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是在那时的权力格局下，黄永胜他们可以达到的最高职位了，他们已经“到头了”。

　　（71）

　　既然黄永胜等人感到自己已经“到头了”，那么林彪想用“升官”来激励他们替自己卖命，也就不再可能了，他们替林彪卖命的积极性也就越来越低了。这点正是毛泽东想要看到的东西，所以毛泽东愿意把林彪的四个主要亲信，“一步到位”地都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据说黄永胜当时已经被内定为第一副总理，他已经是位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下的第四号人物。如果黄永胜有野心，他还想继续升官，还想往上爬，那他只有离开林彪，改投到毛泽东门下。黄永胜帮毛泽东一起扳倒周恩来的话，黄永胜就可以升为总理;帮毛泽东一起扳倒林彪的话，黄永胜就可以取代林彪，升为军队的第一把手，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黄永胜也可以统帅三军”。

　　毛泽东曾想用“统帅三军”这个诱饵，把黄永胜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让黄永胜反戈一击向林彪进攻。然而黄永胜这个人野心却不强，没有想继续往上爬，没有想取代林彪或周恩来。如果黄永胜是江青那样野心勃勃的人，那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是很看重和看好军委办事组的，他想把军委办事组拉在他的手上，为此主席多次拉黄永胜，可是黄永胜不为所动。这不是说黄永胜不愿意离开林彪，而是黄永胜没认识到主席的用意，毫无“悟性”。试想，如果毛主席拉动了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并和江青一伙结合起来，那党和国家的历史就要改写了。林彪、总理在主席那里就是蚂蚁一样了，轻易就可以捏死。】

　　上面谈了这次新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人，这里还要谈谈几个未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人。这次未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上一届委员，最突出的就是陈毅。在“九大”上，朱德和陈毅两个人，一直是毛泽东重点要摆平的对象。陈毅是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因此他是作为上海地区的代表，来参加“九大”的。然而上海是中央文革直接控制的地盘，因为陈毅作为上海的代表，受了不少批，挨了不少整。

　　据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在上海讨论陈毅的代表资格问题时，张春桥在会上发言说：【“二月逆流”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中心的“裴多菲俱乐部”，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为中心的黑据点，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陈毅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72）

　　徐景贤回忆说：【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信发出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后寄回，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前面说过，陈毅等人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很多自我批判，当时他们以为自我批判之后，“二月逆流”的问题就可以过关，以后就没事了。没想到在半年后的“九大”上，陈毅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批判材料，却成为揪他“小辫子”的重要材料。据徐景贤回忆说：

　　【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文稿，“啪”地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说：“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你却反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和原则，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我所念的文稿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我接着说：“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騒动，代表们刚刚才晓得陈毅原来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

　　我淸了淸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说：“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过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名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脑后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我那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声呼叫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地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陈毅这时是哑巴吃黄连，因为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为了“过关”，随便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历史错误。陈毅原以为承认了错误，检讨一下，就没事了。而在现在，他想要推翻自己过去承认过的错误，也是很难的。

　　（73）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出席大会的党员代表1026人，选举出中央委员97人;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出席大会的党员代表1512人，选举出中央委员170人。可见参加“九大”的代表人数，以及选出中央委员人数，都大大增加了。

　　参加“九大”的1512位代表中，大部分是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代表，他们对中共早年的党史并不清楚。“九大”上江青等人把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朱德、陈毅等人的检讨材料抛出来，大部分代表头一次听说朱德、陈毅在红军时期曾经反对过毛泽东，都感到义愤填膺。因此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大部分人主张不选朱德、陈毅等人。这时毛泽东又表态说，还是要把朱德、陈云等人选进去。

　　毛泽东说：“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

　　许世友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把他们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

　　毛泽东说：“那些反过我的人，要选他是困难的，要你许世友投他们的票也是困难的。那些人，资格很老，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有的还犯过大错。他们的检讨也有，但群众不通过。我看以后就不要检讨了，主要看行动。我们看他们的行动，他们也看我们的行动。”

　　许世友说：“主席下命令，我们就选他们。”

　　毛泽东说：“那不就成命令主义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要选进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既要保证朱德等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他们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最后的选举结果是：朱德(809票)，陈云(815票)，陈毅(867票)，叶剑英(821票)，徐向前(808票)，聂荣臻(838票)，李富春(886票)，李先念(922票)。

　　大会总票数是1510票，要过得到半数以上(755票)才能当选。除了李先念之外，其他人都是800多票，勉强过半数当选。这样低的得票率，使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选举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这次选举还有一件趣事，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党员居然也以全票当选中央委员。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原广州军区代表迟泽厚回忆说：【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74）

　　对于上一届“八大”的21位政治局委员来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开除党籍，这只有刘少奇1人;

　　第二种情况是犯了严重错误，被排除于中央委员之外，降为普通党员。第二种情况的有5人：邓小平、陶铸、贺龙、李井泉、谭震林。

　　第三种情况是犯了错误，受到降级处分。第三种情况的有6人：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朱德降一级，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也降一级，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委员;陈云和李富春降两级，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为中央委员。

　　第四种情况是犯了错误，但经过检讨后，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第四种情况的有3人：陈伯达、李先念、叶剑英。

　　剩下没有犯错误的“干净”的人，只有6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刘伯承。

　　周恩来派系最重要的人物陈毅，没有获得政治局委员的提名，没有进入政治局，这对于周恩来派系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在1955年评元帅的时候，原方案中就没有陈毅，是周恩来力争之后，陈毅才进入十大元帅的第六名。十大元帅的前六名是：朱德(总司令)、彭德怀(第一野战军司令)、林彪(第四野战军司令)、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贺龙(红二方面军创始人)、陈毅(第三野战军司令)。

　　这次陈毅等人没有进政治局，许多老干部深感意外。江青都进了政治局，陈毅反而进不了，许多人纷纷为陈毅打抱不平，也因此对毛泽东产生了看法。

　　邱会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伤害了广大老干部。但大多数受伤害的老干部仍顾全大局，对毛主席还是诚心拥护的，这是我们党团结的象征。但把一些应当进入政治局的人排斥在外，如陈毅、李富春、陈云、聂帅、徐帅等，反而把自己的老婆塞进政治局，这是不能不使人反感的大事。“老革命吐故了，老婆纳新了”。】

　　当然毛泽东也意识到对陈毅等人过分苛刻了一些，所以又给他们一些安慰，让陈毅等人保留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

　　为陈毅的事，周恩来本想跟毛泽东再次“争一争”。这时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一张纸条，说：【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

　　（75）

　　邓颖超一方面是关心周恩来的身体，另一方也是劝周恩来不要争，“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周恩来后来终于没有争，这或许是听了邓颖超的意见。

　　到了周恩来这样地位的人，已经没有人敢给他提意见了。“对事对人要放眼量”这样告诫的话，别人是不敢对周恩来说的。邓颖超以夫人的身份，常常在关键时刻给予周恩来劝告和提醒，这对于帮助周恩来少犯错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江青有邓颖超这样的情操，以夫人的身份在关键时刻给予毛泽东劝告和提醒，中国的历史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周恩来这次“没有争”，周恩来派系大为受损，却反而是“塞翁失马”。因为周恩来派系力量的下降，凸显林彪派系力量的骤强，不仅使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的矛盾激化了，也使毛泽东把防范的重点，从周恩来派系转移到林彪集团上，最终引发了双方的激烈斗争，使周恩来派系反而得了“渔翁之利”。这些是后话了。

　　“九大”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汪东兴。本来人们都普遍认为汪东兴一定会进入政治局，因为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联系人，也是最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之一。因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除了汪东兴和温玉成之外，都进入了政治局，而汪东兴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对汪东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原因，邱会作回忆说：

　　【九大开幕之前，汪东兴病了。叶群带我们去看过汪东兴，之后叶群还叮嘱我们再去看汪东兴。记得我们去看汪东兴时，他不但很感谢，而且很激动，说着说着又哭又骂，什么“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不要我了”……

　　江青没去看他，也没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没派人去看他。汪东兴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那个时候一切都敏感得很。汪东兴在我们面前敢对主席不敬，我们是很吃惊的，看来主席和汪东兴也有很深的私密关系。汪东兴在杨、余、傅事件以后就和我们走近了，“九大”以后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

　　（76）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汪东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似乎是来自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不信任。而且汪东兴敢当着邱会作他们的面，说“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之类对毛泽东不敬的话，的确让人吃惊。汪东兴这个角色，是非常特殊的，后面我们再专门分析。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会议的议程就是选举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毛泽东坐下后，不见周恩来，问道：“总理呢?”

　　原来周恩来按照姓氏笔划排列，坐在台下了。毛泽东叫周恩来到台上来坐，这时大家对周恩来报以热烈鼓掌，周恩来这才走上台去。

　　这次选举政治局委员，仍然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过半数的候选人当选。277人中央委员的投票结果，选出政治局委员25人，其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275票，黄永胜274票，江青270票。会议投票选出25名政治局委员之后，马上举行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据邱会作回忆说：【选举结束后，就在主席台前召开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和康生也坐到台上去了，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坐台下前排。江青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是最后一个到达台前的。

　　毛主席说：“下面是什么议程呀?军委怎么组成?”

　　总理说：“军委主席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原来五位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还任新中央军委副主席;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总理刚说完，林总就说：“赞成。”】

　　这里需要指出，朱德从一开始就只是中央军委委员，从来没有当过军委副主席。最早的军委副主席是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后来又增加了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不同，政治局委员具有决策权的实职，而军委副主席是没有决策权的虚职，在党内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安排陈毅等五人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一方面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另一方面也是对林彪的一个制约。不过林彪对这个方案立即表示“赞成”，因为这个方案实际上对林彪还是很有利的。因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无实权，实权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手里，周恩来也明确说：“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77）

　　在“九大”的闭幕式上，毛泽东说：“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心里，对这次大会应该说是并不满意的。据邱会作回忆说：

　　【毛主席究竟对“九大”满意不满意?对林彪接班满意不满意?从“九大”当时的情况来看，主席好像是满意的，但从“九大”以后主席的一系列做法来看，主席是不满意的。主席可能还是信了苏修“军事官僚专政”的说法，认为军队上了台，掌了权，外电也是这样评价和攻击的。毛主席嘴上在调侃，其实心有疑虑，以后的事是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从“九大”的结果来看，毛主席革刘少奇的命成功了，权力却给了解放军(林彪)很大一块，无形中形成了“军政府”。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在“九大”写进党章，形成这种局面，毛主席应该是高兴的。所以毛主席的不高兴，说明他内心并没有想把班交给林彪。】

　　邱会作在这里说毛泽东对林彪有“疑虑”，这个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已经上升为路线矛盾。从两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观点就可以看出，林彪是不赞成毛泽东搞文革的，如果林彪接班的话，林彪上台后肯定要把文革停下来，肯定不会继续革命。毛泽东集聚他毕生最后的精力搞的这场文革，如果交到林彪手里，那就是前功尽弃，毛泽东的一切心血就付之东流了。

　　所以，毛泽东的内心中，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林彪接班。那毛泽东为什么又要在《党章》中写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这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这个原因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

　　其实林彪早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已经成为党的第二把手，事实上的接班人。在1969年的“九大”上，只不过是把林彪事实上的接班人地位，正式化和公开化而已。林彪的实际地位并没有提升，职权还是跟以前一样，仅仅是得到一些名声上的荣誉而已。

　　高明的政治家，和高明的棋手一样，可以提前看到好几步棋，而蹩脚的棋手，只能看到眼前的一步棋。毛泽东在林彪的名字写入《党章》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将来怎么把林彪的接班人拿下来。因为将来要拿下林彪，现在就不能让林彪的羽毛太丰满了，所以毛泽东就在“九大”上，暗暗布置下将来拿掉林彪的政治布局。

　　毛泽东的第一个布局，是把林彪的势力局限在军队之内，不让林彪插手党和政府的事情。“九大”后，林彪还是只管军队，党政的职务没有给林彪一个。不仅如此，就是林彪的亲信“四大金刚”，也没有让他们在党和政府部门兼职。

　　（78）

　　毛泽东真正中意的接班人，比如张春桥，毛泽东就让他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兼职。张春桥在党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这是一个实权很大的职位;张春桥在政府内任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都是有实权的职位;张春桥在军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这也都是有实权的职位。

　　毛泽东知道，一个接班人要想真正接班，必须在党、政、军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势力。毛泽东给张春桥在党、政、军各方面安排这么多有实权的职位，就是想让张春桥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以便日后接班。

　　对比之下，毛泽东没有给林彪安排一个党或政府的有实权职位，也就是不想让林彪在党和政府内发展自己的势力。试想，如果林彪真的要接班，他只在军队中有势力，在党和政府内一点势力没有，这样能接好班吗?这样一看，就知道毛泽东最初就没有打算让林彪接班。后来林彪为了“争”国家主席这个政界的职务，终于跟毛泽东闹翻了。

　　毛泽东的第二个布局，是让刘伯承等5人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那么只安排林彪一个军委副主席就可以，没必要再安排其他人当军委副主席。刘伯承等5个军委副主席，虽说没有实权，但在重大关键问题上，林彪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就可以形成对林彪的牵制。

　　毛泽东的第三个布局，是让黄永胜等林彪的四个亲信“一步到位”进入政治局，堵死林彪搞“封官许愿”的空间，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林彪也是政治高手，他从毛泽东的各种布局，应该很清楚地看出来，毛泽东并没有真心让他接班。林彪也知道毛泽东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不过是安慰他一下，不能当真的。刘少奇的国家主席地位还是《宪法》规定的，不是也照样打倒。试图靠一纸空文来保住自己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实力和智慧。

　　林彪既然看出来，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不是自己，那么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是谁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林彪认为：毛泽东真正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集团，将来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既然是这样，江青集团就是林彪最大的潜在威胁了。一旦江青集团壮大起来，可以独当一面了，那么林彪就没用了，也就是林彪倒台的时候到了。

　　（79）

　　毛泽东希望林彪帮助自己，把江青集团扶持起来。而林彪却发现，真正对他构成威胁的，正是江青集团。林彪的生存之道在于，不但不能扶持江青集团，而是要尽可能地打压江青集团，否则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只要江青集团壮大不起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没有人可以取代，林彪就是安全的。基于林彪的这种想法，在“九大”之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和白炽化了。

　　在“九大”上，林彪集团在选票上做文章，搞得江青集团大丢面子。“九大”后，江青集团当然要对林彪进行报复。据吴法宪回忆说：

　　【“九大”以前，江青他们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准林彪，但“九大”以后，江青等人对林彪的不满愈来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后，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中，军队干部已经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了打击军队和林彪的声望，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以江青为首，开始公然把矛头指向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在“九大”上《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以后，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进尺，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不突出阶级斗争，贬低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彪。这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林彪是可以随便批的吗?这样把林彪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真是无法无天!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半年了，有意见为什么当时不提?再说林彪的讲话，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江青对这样讲还不满意，这真是吹毛求疵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

　　这时，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的，江青和姚文元对这篇文章，逐段进行了批驳。他们是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

　　江青竟然想拉军委办事组的人，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讲话。一次我去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时，江青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林彪的讲话是不对的，要进行批判。

　　（80）

　　黄永胜问她：“要批判林彪的什么讲话，是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林彪的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跟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

　　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只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提到了政治局里。江青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

　　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

　　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81）

　　《吴法宪回忆录》出版较早，作者说话顾忌较多。吴法宪对江青拉拢他们批判林彪的事，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吴法宪不敢点破江青后面的人。《邱会作回忆录》出版较晚，作者说话顾忌就少了不少，比较大胆了。邱会作也回忆了江青拉拢他们的事情，因为邱会作说的比较具体，这里用比较大的篇幅引用。邱会作说：

　　【“九大”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但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

　　我们这些人从心眼里认为林总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为毛主席和林总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非常亲密的。林总为毛主席打江山，战功显赫，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毛主席向林总“发难”时，我们就搞不清毛主席是什么用意，也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诸如毛主席说“四个伟大讨嫌”，去掉“三个副词”，去掉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缔造的不能指挥呀”等等。我们没有往毛主席和林总之间有隙处想，反而认为是毛主席谦虚。(关于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等事情，在后面介绍)。

　　毛主席的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说出来的话，向左、向右都可以理解。而且主席每次说完也在等着看，对他有利则前进，否则就当成说了点幽默。所以毛主席在“九大”以后说了很多对林总的话，我们并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庐山会议才如梦初醒(或半醒)。

　　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当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我们也没有看清楚。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

　　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一些了，但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懂也没有用了。】

　　（82）

　　邱会作这些话，说的是比较诚恳的。邱会作他们认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1927年就和毛泽东一起战斗了，而江青1937年才到延安，交情是不能和林彪相比的。如果林彪和江青之间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是要林彪?还是要江青?邱会作他们相信毛泽东肯定是要林彪，所以就大胆地反江青了。邱会作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中央政治”，周恩来教育他们，他们也不懂。等他们最后“懂”的时候，为时已晚了。

　　邱会作又回忆说：【从1969年底以来，江青找黄、吴、李和我谈了几次话，前几次谈话都是骂陈伯达的，而且把陈伯达骂得一无是处。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说：“江青她这个人，叫你去你就去，如果不去，麻烦更大。你们去只带着耳朵就是了。”

　　1970年5月17日，江青又叫我们去钓鱼台十一楼，这次可大不一样了，江青主要是攻击总理。这次去，除了黄、吴、李和我之外，还有谢富治、李德生、姚文元。

　　江青上来就说：“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

　　江青就这样说了一串一串的事情。当时，黄永胜越听越激动，他突然对江青说：“总理辛辛苦苦领导我们工作，你怎么这样说他?我们对过去的问题不了解。”

　　黄永胜说完就提着皮包往外走，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搞得江青愕然。我和李作鹏坐得靠后一点，我们当然是支持黄永胜的，我们也附和黄永胜的话，也就站起来走了。吴法宪坐得靠前一点，他也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叫我们来就是搞这个?”说完也站起来走了。

　　黄永胜走到门口，江青就向黄永胜大声说：“哎，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亊!”

　　有关《解放军报》的亊是这样的。郭沫若给江青写了一首颂扬《样板戏》的诗，准备明天在《解放军报》发表，李德生把校样都拿来了。

　　这时李德生也急了，他说：“黄总长，不行呀，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问题。”

　　黄永胜说：“你是总政主任，这个问题你决定，你自己处理吧。”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总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这时吴法宪就给汪东兴打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要向毛主席汇报，并简单向汪东兴说了一下。汪东兴一听是对着江青的，立即去报告主席，主席同意了，并叫马上来。

　　（83）

　　本来是黄、吴、李、邱一起去，叶群说都去不好，不要兴师动众，最后林总说：“黄、吴一起去。”

　　黄永胜和吴法宪走了以后，我和李作鹏、叶群到三座门(国防部所在地)去等。不久，黄、吴就回到三座门来了，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对他们说的几句话。

　　当黄永胜向主席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这几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黄永胜的热脸蛋贴到主席的凉屁股上，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

　　这时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两个应当去找总理说说这个问题。如果总理先知道了，咱们还没说，总理会伤心的。”

　　黄永胜认为我说得对，但他考虑了一下说：“老邱还是你去，我不是不想去，你们想想，我刚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找总理有些不妥。”

　　大家都认为黄永胜说得对，黄永胜有点懂“中央政治”了。

　　大概七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

　　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不久，李先念跑来找总理，总理还有事，我就没有和总理一起去大会堂开会，我先走了。

　　过去我总是把这件事孤立地看，并总以为是江青目中无人，口出狂言。现在看来，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则江青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另外，这也是主席通过江青在“拉”我们，主席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意图，来进行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主席不是没有拉动我们，而是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弦。】

　　康生等人在中央时间久了，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的关系，就看得比较“透”了。而邱会作等四人刚刚进中央，当然不懂什么是“中央政治”，十分幼稚。不过他们的幼稚，却让周恩来感到“感动”。世故狡猾的人从来不会让人感动，忠厚老实的人才会让人感动。

　　林彪也看出邱会作等人幼稚，不懂“中央政治”，所以“五七一”计划等，都不能让这些人知道。直到林彪走后，黄永胜还大声疾呼：“你(林彪)跑什么跑，害死人呀!”黄永胜到那时还没有真正明白“中央政治”，没有明白林彪为什么要跑。

　　（84）

　　上面邱会作回忆中提到的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等事情，情况是这样的。1969年5月，已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再次外巡，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到了梅岭一号，毛泽东看到从走廊到客厅、书房、卧室，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毛泽东还针对林彪最先提出“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成了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毛泽东在东湖宾馆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毛泽东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了。”

　　还有，据参加修宪工作的杨福云回忆说：【1970年7月17日，修宪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看来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

　　第一个发言的是辽宁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总理打断她的话，说：“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指四个伟大)，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四个副词，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主席一进北大厅，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我请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布置工作人员将大会堂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画，少数主席手写体的诗词，作为艺术品保留。”

　　（85）

　　周总理又说：“刘剑同志布置时，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干，说：‘刘剑敢把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摘下来，就把他倒吊起来。’

　　刘剑同志为难了，他又不好说这是主席叫摘的，怎么办?最后只好说是我布置的。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进行了处理，只留少数几处毛主席手写体的诗词。”

　　周总理最后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

　　总理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从大家的眼神、表情可以看出，所有参会者听了总理的话，都为之震惊。因为这是当时最具政治性、最尖锐、最敏感、最不能议论的问题。而今天，总理以如此明确的态度，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几年里风靡全国的说法、做法，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正确的态度，自然震惊不小。】

　　根据杨福云的回忆，周恩来亲口说，毛泽东是当着林彪的面，亲口说“四个伟大”讨厌，当着林彪的面，让周恩来把毛主席语录摘下来，这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这件事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发生的，可见此时，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到了当众不给林彪面子的地步。

　　林彪是旧思想较重的人，也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认为“士可杀不可辱”。毛泽东这样当众不给林彪面子，虽不能说是当众羞辱他，但至少是当众让他难堪，这或许是导致林彪走上不归路的原因之一。这些都是后话了，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到“九大”之后的事。

　　关于“九大”之后，还有一个人应该提到，他就是陈伯达。尽管毛泽东不喜欢他，陈伯达最后还是进入了九届政治局常委，但已经是坐冷板凳的人了。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江青放言，黄永胜如果当常委，她也要当。许世友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许世友的这个观点。”

　　“九大”后，陈伯达就基本上没有见过毛泽东了。陈伯达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也就不主动求见毛主席了。”

　　陈伯达跟毛泽东疏远了，跟林彪就走得近了。陈伯达渐渐成为林彪住所毛家湾的常客，经常去毛家湾“看电影”，逐渐成为林彪的笔杆子。据说陈伯达的轿车总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看来陈伯达还是不想让毛泽东知道他去林彪家。

　　（86）

　　“九大”后，毛泽东开始实施他的第二场文革计划，这个计划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整党建党;第二个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第一个干扰是“备战”。

　　“九大”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多次发展到战争的边缘，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备战”上，不能像1966年到1968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文革。第二个干扰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进行下一场文革的部署。

　　尽管有各种干扰，毛泽东还是开展了他的“整党建党”部署。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社论，提出“五十字建党纲领”。这次整党建党的目标是“吐故纳新”，即“吸收新鲜血液”和“排除废料”。毛泽东试图通过这次“整党建党”，把那些暮气沉沉、没有革命精神的党员排除出去，把充满革命热情的新党员吸纳进来。

　　这次整党建党，在“纳新”的吸收新鲜血液方面，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当时发展新党员的标准是“首先吸收产业工人中优秀的造反派入党”，降低了过去苛刻的党员入党标准，简化入党程序，使一些以前不够条件的人，也可以入党。在这次整党建党中，大约发展了18%的新党员进来，使过去以革命干部为主体的党组织，在成分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然而这次整党建党，在“吐故”的“排除废料”方面，则进行得并不顺利。这次整党中，要对过去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而且整党的方式与以往不同，称“开门整党”。在评审党员是否合格时，不搞秘密主义，要吸收非党员的群众代表参与评审。通过审查的党员重新登记，未通过审查的党员，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开除，劝退等不同方式，把这些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党。

　　在进行“反右”、“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倾向往往是扩大化;可是这次整党的倾向正好相反，是缩小化，因为整党是整到自己头上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到林彪事件发生前，在整党中有约0.6%的党员被开除，约0.4%的党员被劝退，约0.5%的党员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合计有1.5%的党员被“吐故”。

　　毛泽东指望在这次整党中，至少把20%以上的党员清除出去，这样整党才有意义。可是结果只有1.5%的党员被清除出去，这样的比例，显示出这次整党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到林彪事件之后，整党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毛泽东在这次整党中遇到的阻力极大，官官相护，使“吐故”难以搞下去。虽说发展了18%的新党员进来，但各级党委的权力，依然掌握在老党员手里，新党员起不到改变局势的作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整党建党，又算是白搞了。

　　（87）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毛泽东进行了几项非常大胆的改革。第一项中央委员的改革。以前的中央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一旦成为中央委员，就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而“九大”新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不但没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工资待遇也不变。毛泽东认为：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热情。

　　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王洪文，成为中央副主席，工资仍是每月68元;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吴桂贤，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工资仍是每月67元2角;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并没有变成城市户口，依旧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在大寨大队挣工分。大寨大队每天劳动工值1.5元，按一个月出满勤算，陈永贵一个月也就是45元。

　　据说当时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知道这个规矩后，就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了。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时从他办公室里搜出不少瓶茅台酒，这些茅台酒是从哪里来的?据揭发材料说：【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卖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按照当时的标准，王洪文这样做算是“走后门”，以权谋私;然而按照现在的标准，用自己的钱买宴会上的剩酒，就算不了什么以权谋私。

　　“九大”上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是不脱产的，平时在自己以前的单位工作，召开会议时才到北京来开会，开会之后又回当地去工作。这样的中央委员，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毛泽东说：【新选上的中央委员不要脱离群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工农代表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长期脱产，到我们中央来坐机关，什么记者采访、照相，不用一年就要垮台。】

　　毛泽东本来想把中央的专职领导干部，换成工农兵的兼职领导干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干部不脱离群众，不会出现干部的腐败。可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陈永贵等工农干部担任中央领导，由于水平有限，工作搞得并不好，所以也没有能够推广起来。

　　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二项改革，是拉平干部与群众的物质待遇。给群众提高工资的代价太大，国家负担不起，所以就给干部降低工资，这是成本最低的。毛泽东说：【干部要减薪，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不过给干部减薪的阻力太大，终究没有实施起来。

　　（88）

　　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三项改革，是精简国家机构。毛泽东认为现在国家机关的干部太多，人浮于事，要把一大批干部下放下去，精简政府机构。

　　1970年6月，中央批准的《国务院各部门设立报告》，把国务院的各部委，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只保留原来18%的干部。除了中央机关之外，各省、市、自治区机关以及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等，也进行了干部人员的机构精简。

　　为了安置精简出来的大批干部，就开始了一场“干部下放”运动。第一种是把干部直接下放到农村落户，第二种是把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让城市机关干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五七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干部，无论官阶高低，年龄大小，一律称“五七学员”。“五七学员”按照军队编制，过军事化的生活，集体整队出工、收工;“五七学员”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打井、修渠等。前后大约有数十万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之后，干部下放工作就停顿下来。1972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此后一大批下放干部返回城市，基本上还是回到原单位工作。这样一来，毛泽东的精简国家机构，又算是白搞了。

　　此后“五七干校”并没有立即撤销，大多数地方把“五七干校”变成干部去轮流劳动锻炼一下的地方，已经失去精简国家机构的意义。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正式撤销

　　毛泽东搞“整党建党”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收到他想得到的效果。究其原因，第一个是阻力很大，第二个是遇到干扰。第一个干扰就是上面提到的，中苏关系全面紧张。

　　1969年8月13日，也就是“九大”结束后的三个月，位于新疆的中苏边界铁列克提争议地区，苏联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对中方一支38人只携带轻武器的边防巡逻队发动袭击，造成中方边防队全部阵亡。这既是苏联对珍宝岛事件的报复，也是新的挑衅。如果说珍宝岛冲突是中方取胜的话，铁列克提冲突则是中方失利，此后中方停止了在铁列克提争议地区的巡逻。

　　铁列克提冲突之后，中苏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局势，毛泽东不得不把工作的第一重心放在备战上。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以军事为中心，国家预算的50%以上用于军事或与军事相关的项目，使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生产战斗机4千多架，坦克1万多辆。现在中国军队保有的战斗机数量为1500架，坦克7400辆，都不如毛泽东时代的数量。

　　（89）

　　战斗机和坦克都是极为昂贵的兵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在几年之中，倾国家之力，建造了那么多的战机和坦克，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我们在提到文革对人民生活影响的时候，不应当忽视因为“备战”的军事生产，造成民用商品的物质短缺。如果没有倾国家之力搞备战，文革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应该会小一些。

　　1969年9月3日，越南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国由周恩来赴越吊唁，苏联由总理柯西金前往吊唁，中苏双方的总理，本来可以在越南进行一次总理级会谈，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可是周恩来害怕在越南与苏联人谈，弄不好会被栽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说也说不清。所以周恩来有意避开柯西金，匆匆回国，由李先念副总理留下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

　　当时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说。柯西金也知道中方因为政治原因，不便在公开场合与他讲话，所以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转告中国，柯西金希望在返国的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周恩来得知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见面时，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握手，以同志相称。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会谈，会谈进行了3小时40分。在机场会谈，中方就避免了欢迎仪式和招待活动的外交礼仪麻烦。

　　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们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

　　周恩来又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

　　周恩来最后说：【吵架是文吵，动口不动手。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周恩来提议：双方达成谅解，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协议。柯西金同意了周恩来意见，双方达成临时协议，使中苏关系暂时得到缓解。

　　从周恩来的发言来看，他的态度不卑不亢，他的讲话即表示了中方希望和平的诚意，也没有降低中国的身份。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可以成为后代外交官的学习教材。

　　（90）

　　有人说毛泽东反苏联仅仅是“意气用事”，不过只要从毛泽东在“九大”后进行的大刀阔斧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反修”是出自真心的，动真格的。建国时，中共照搬了苏联一套政治体制，毛泽东对苏联式的政治体制是不满的，认为它是“修正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所以“九大”后，毛泽东有了可以“独裁”的权力之后，毛泽东就自创了一套毛氏体制。毛氏体制，除了我们前面介绍过政治体制，还有教育体制(工农兵大学生)，医疗体制(赤脚医生)等，这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一个被称为“毛主义(英文Maoist)”的新分支。

　　毛主义在1970年前期，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世界各国出现过一些信奉“毛主义”的左派政党和组织，比如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毛主义共产党”，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美国的“革命共产党”等，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因为“红色高棉”大家都比较了解，这里就不提起，只稍微提一下目前上台执政的尼泊尔“毛主义共产党”。

　　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模仿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于1994年开始进行游击战形式的武装斗争，尼共的力量迅速扩大后，在2008年宣布停止武装斗争，通过大选的上台执政，成为尼泊尔的执政党，并于2011年再次当选。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外援，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点与毛泽东当年的夺权政权十分类似。

　　毛泽东生前曾大力支持过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的武器、经济援助，并在中国境内设置“东南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帮助他们开展宣传战。毛泽东死后，中国政府宣布停止输出革命，断绝一切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相继放下武器向当地政府投降。但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至今仍然坚持武装斗争和进行游击战。

　　毛泽东如果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世界上也不会出现“毛主义”这个词。在文革之前，世界各国认为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认为中国只是在模仿苏联那一套，不认为中国有什么新东西。毛泽东的文革，不仅在思想上，也在体制上，搞出自己一套新东西，让世界上一部分左派感到眼睛一亮。因为他们与毛泽东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苏联那一套已经偏离了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焕然一新的东西，使他们看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毛主义”就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分支。

　　（91）

　　尽管毛泽东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但有一个地方却复古了，这就是撤销“中央文革小组”，恢复“中央政治局”。毛泽东的这个“复古”是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造反夺权的机构，现在造反夺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保留这个组织了;第二个考虑是：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整党建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把“整党建党”工作至上而下地推行下去。“政治局”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就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当然，新的政治局和以前还是不同的，这点我们后面继续说明。

　　毛泽东并没有宣布撤销“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不再提起它了，让它不了了之。早在“九大”之前的1969年3月3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份中央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署名不要加文革小组了，文革小组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署名用常委。”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央文革小组”只是管文化革命的，现在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中央文革小组也就不需要保留了。在“九大”的《新党章》中，原来明确规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说“设立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句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机构”，这就在《党章》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最不高兴的当然是江青，江青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康生也不太满意，因为在政府和军队中，毛泽东都没有给他实职，也成了一个闲人。关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从“九大”选举到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心里都很不痛快，整天吊着一张脸，好像别人挖了她的祖坟一样。为什么?主要有三件伤心事：一是毛泽东没有委托她参加中央的“组阁”工作;二是没有当上政治局常委;三是没有明确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存在。

　　1969年4月30日晚，江青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照常开，新选的政治局委员也通知参加，我们也如往常一样，规规矩矩都去开会了。今天的碰头会，比以前略有不同，江青到会最早，并且坐在总理常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会议。

　　江青说：“今天的会是我让召开的，我要向大家说一个重要问题。你们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子里，有种的，我们就来较量一下吧!”

　　江青放了两段狂言之后，就走了。江青出去不久，汪东兴就得到报告：“来人了!”这是江青进中南海毛主席那里的代号，汪东兴立即回到主席那里去了。

　　（92）

　　5月4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人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林总的指示说：“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毛主席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先念、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这样，九大政治局集体领导就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

　　前面提到，九届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候补政治局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而毛泽东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只有13人，其他10人被排除出决策圈子。这10人是：张春桥、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董必武、谢富治、李雪峰、汪东兴。

　　朱德、刘伯承、董必武这三个人是早就坐冷板凳的，被排除出去毫不奇怪;叶剑英、李雪峰是新坐冷板凳的，排除出去也不奇怪;许世友、陈锡联是纯粹的军人，排除出去也可以理解;可是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被排除出去，就有些让人意外。这三个人在文革中都为毛泽东立了很大功劳，为什么毛泽东不让他们进入决策圈子?这些我们后面再分析。

　　“九大”之后，江青、康生等人成了“闲人”，林彪和林彪亲信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虽说依然掌握军队的实权，但权力并没有扩大到党和政府。不过这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林彪集团使用“掺沙子”的计策，这次毛泽东掺的沙子就是李德生。本来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五个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林彪的亲信，而毛泽东又让李德生进入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

　　李德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少将军衔，历史上与林彪没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是毛泽东可以信任的人。据李德生回忆说：【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开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我，是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后来叶剑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给我看，我才知道这个过程。】

　　毛泽东不仅让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而且给李德生实权，让他当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回忆说：【任命我为总政治部主任，听说在我到北京来之前，政治局就讨论过。当时谢富治曾表示不同意，说：“李德生是个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主席当面批评了他。】

　　（93）

　　谢富治不明白毛泽东对林彪集团“掺沙子”的意图，因为当时的高官们，大部分都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亲密无间的，没想到毛泽东在暗中要提防林彪。谢富治提出李德生不适合当总政治部主任，本来是有道理的，因为李德生文化程度低。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呢?

　　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最主要三个部门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号称“三总部”。当时，总参谋长是黄永胜，总后勤部部长是邱会作，这两个人都是林彪的亲信，这两个人毛泽东暂时还不能动，所以毛泽东可以“掺沙子”的职位，只剩下总政治部主任了。因此，尽管李德生的文化水平低，毛泽东还是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重用李德生，后面还要说到。

　　“九大”后具体主管党和政府事务的是周恩来，这样周恩来的实权反而比以前更大了。文革前周恩来只管政府，党是刘少奇管的，现在周恩来把党也兼管起来。然而，周恩来的实权虽然扩大了，但他的“地位”反而降低了，而毛泽东的“地位”大大上升了。

　　邱会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是平等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一班人的‘班长’。虽然政治局常委以毛主席为主，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在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义上并没改变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

　　但周恩来执政后，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了毛主席的‘从属’，党的政治局领导集体，要向毛主席个人请示工作，听从他的指示。从那时起，周恩来对重大问题是向毛主席写书面报告(同时也报林彪)，有些事还当面请示。

　　在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处理问题时，凡他认为有必要的，讨论后请汪东兴、叶群分别向毛主席、林彪口头汇报。毛主席的批示和汪东兴带回来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内传达学习。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划圈后，才能发出。】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对毛泽东太过“纵容”，促成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其实不然。我们看一下“九大”后主持日常工作的13名政治局委员，其中5人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德生、纪登奎是毛泽东的人，另外5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的人，陈伯达的派别不明朗，真正属于周恩来的只有李先念1人，加上周恩来自己也才2个人。周恩来在这种人数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也只能把毛泽东放在政治局之上，因为周恩来根本控制不了这个政治局。【本节完】

　　第21节 林彪事件(上)

　　（1）

　　虽说“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2年了，但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似乎是走入了歧途，结果越研究越糊涂。国内、海外的研究者们，把关注点放在具体的细节上，比如林立果怎么策划暗杀计划，林彪怎样仓惶出逃，却忽视了最关键的动机问题：林彪出逃的动机何在?

　　历史案件和现实案件一样，动机是理解案情最重要的东西。搞不清作案动机的案件，自然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感到扑朔迷离。人们认为林彪事件扑朔迷离，其原因也就是人们想不通林彪出逃的动机。

　　关于林彪的动机，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但说服力都不强。第一种说法是来自1972年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林彪是因为篡党夺权的阴谋暴露，迫不得已乘飞机外逃。在第一种说法中，毛泽东对林彪是仁至义尽的，一点责任没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为林彪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这种说法可以自圆其说，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人们信服。

　　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其证据主要有两个：第一个证据是林彪争当国家主席;第二个证据是林立果搞的“五七一”计划。第一个证据的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其实完全是光明正大搞的，谈不上什么阴谋。如果林彪真的策划暗杀毛泽东，那一切都应该在暗中进行，就没有必要争当国家主席，主动把自己的篡党夺权“阴谋”暴露出来。

　　第二个证据倒是非常符合阴谋论，可是不符合林彪的性格。林彪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应该非常清楚，靠林立果那几个人的“小舰队”，要想暗杀毛泽东，成功的可能性百分之一都不到。林彪绝不是一个莽汉，所以他不可能拿自己的全家性命押宝，去干一件成功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一的“五七一”计划。

　　由于林彪动机的第一种说法难于让人信服，从1980年代末开始，又出现了第二种说法。比如著名文革专家王年一教授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制造出来的。”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一小节《把林彪逼上绝路》，也声称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

　　在第二种说法中，林彪对毛泽东是仁至义尽的，一点责任没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为毛泽东“逼”林彪的结果。关于这种说法，很多人举出不少的“证据”，但他们都无法解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逼”走林彪对毛泽东有什么好处?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毛泽东可以说是林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林彪出逃对毛泽东没有任何好处可言。毛泽东“逼”林彪出逃，等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还不至于愚蠢到这样的地步。因此“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逻辑的。

　　毛泽东单方面主动“逼”林彪出逃，是不符合逻辑的;林彪单方面主动“篡党夺权”，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合理的解释是：“九一三”事件并不是毛泽东或林彪单方面造成的，它是双方各种矛盾和斗争激化的结果，这也就是谚语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

　　其实，“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和林彪两败俱伤，谁也没有好处，因此“九一三”事件应该是毛泽东和林彪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既然“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和林彪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为什么又发生了呢?这就应验了一句哲学名言：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

　　我们要理解林彪事件，在分析它的细节之前，要先考虑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或者说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二)“九一三”事件是林彪与毛泽东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偶发事件?

　　我们先分析第一个基本问题：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与林彪的矛盾，有“可以调和”的部分，也有“不可调和”的部分。这个“不可调和”的部分，就是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接续他的“革命路线”，而不是仅仅接替他的国家领导人职位。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只能接替他的职位，而不能接续他的路线。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已经反映出林彪的思想与毛泽东相距甚远，他并不赞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如果毛泽东让林彪接班，那么林彪肯定不会继续革命的，而肯定会停止文革，一切回到老路上。

　　所以，毛泽东让林彪接班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算是白搞了，毛泽东为“继续革命”付出的一切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因此，从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出发，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林彪接班的，这是毛泽东与林彪不可调和的部分。1966年为了打倒刘少奇，不得已让林彪暂居党内第二把手的位子，那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

　　既然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现在又已经是名义上的“接班人”了，因此毛泽东必须考虑怎样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第一种选择是让林彪体面地下来，保留林彪的荣誉和地位;第二种是让林彪不体面地下来，那就是要打倒林彪了。这就是毛泽东与林彪“可以调和”的部分，是选择让林彪体面地下来，还是选择打倒林彪。

　　毛泽东让林彪体面地下台，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林彪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并且积极辅佐毛泽东的新接班人，那么毛泽东可以考虑让林彪体面地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下来。关于这点，毛泽东曾经当面对林彪提起过让张春桥接班的问题。

　　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之事，一些严肃的文章和回忆录，都提到过这件事，但都没有讲具体的细节。有人根据这件事，编造了一段细节，说毛泽东亲自带领张春桥去林彪在苏州休养的别墅，对林彪说：“你看小张怎么样?”之类的话，这些都是编造出来的细节，不能当作历史真相来相信。但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一事，应该是有的。毛泽东和林彪对话的大概内容是：毛泽东提出让张春桥当林彪的接班人，林彪没有说话。

　　毛泽东对林彪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呢?这就是要试探一下林彪的态度。如果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主动提出把接班人让给张春桥，并表示要尽力扶持张春桥接班，那么毛泽东就可以采用第一种方法，让林彪体面地下来;如果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不做任何表态，那就是林彪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那么毛泽东就只能让林彪不体面地下台了。

　　因此，这次林彪对毛泽东的表态，其实也就决定了林彪的命运。林彪选择不表态，也就是表示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只能选择打倒林彪了。那么为什么林彪对毛泽东的话做出这样的反应呢?这些我们在后面继续分析。

　　（3）

　　林彪是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人，毛泽东提到张春桥接班，林彪应该马上明白，这是毛泽东暗示他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应该也清楚，毛泽东已经给他安排了两种下场：第一种下场是林彪答应让位，那么毛泽东可以让他体面地下来;第二种下场是林彪不答应让位，那么毛泽东就要打倒他了。但林彪最后选择了不表态，也就是“不让位”。

　　林彪此举，是因为他看到还有第三种下场，这就是违反毛泽东的意愿，“强行”接班。当然第三种下场不是毛泽东安排的，也不是毛泽东愿意看到的，而是要林彪通过自己去争取的。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进行一场斗争了。

　　前面分析了从毛泽东的角度出发，来看他与林彪的关系;这里再分析一下从林彪的角度出发，来看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与毛泽东的矛盾，也有“可以调和”的部分和“不可调和”的部分。

　　林彪本来并没有想要上党的第二把手，是1966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在林彪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林彪“推”上了党的第二把手。如果说刘少奇上党的第二把手，是自己主动想上来的，而林彪上党的第二把手，则是被动上来的，不是林彪争取的结果。

　　林彪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英雄主义者，非常注重名誉，从不检讨。据说当时的中共高官当中，从未检讨过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因此，如果毛泽东向林彪“要回”接班人的位子，林彪的自尊心会难于接受。从林彪看来，这样他就像一个被人任意拨弄的傀儡一样，需要他的时候，把他拉上台表演，不需要他的时候，又要把他推下去。林彪这样自尊心强的人，怎么会甘心给别人当傀儡呢。所以，林彪一旦上了接班人的地位，再让他退下去，他就不干了。况且这个接班人也不是林彪抢来的，是别人请的。

　　还有，林彪如果从接班人的位子上退下去，受影响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首先是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因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跟着鸡犬升天，他们当然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了。还有林彪的一批老部下，靠着林彪的提拔有了今天的高官地位。如果林彪下台，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台的接班人，肯定不会再用林彪的旧党，林彪的旧党们就要靠边站了。所以林彪的一批亲信高官，也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他们都用各种手段，劝说林彪不能退下去。

　　再有，如果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周恩来，林彪或许还有可能答应。因为林彪认为今天共产党的天下，周恩来是立了大功的人，他“服气”周恩来当接班人。可是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就不服气了。新中国是林彪这些人拼着流血牺牲，花了伤残的代价，才换来的。林彪自己也在战争中受重伤，成了半残废。张春桥不过摇笔杆子写了几篇文章，就要来“摘桃子”接班，林彪肯定是忿忿不平的。

　　让林彪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可以，要林彪去接受张春桥的领导，林彪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不仅是林彪一个人，就是军内一大批老将军，也很难服气张春桥的领导。在林彪看来，与其让张春桥接班，还不如我来接班，这应该是林彪争当接班人的心情。把这种心情说成是“野心”，当然也可以，但毕竟还有一些不同。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林彪的底线就是接班人的位子不能让，特别是不能让给张春桥等文人，这是他与毛泽东“不可调和”的部分。

　　（4）

　　当然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也有和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如果毛泽东尽管不情愿，最后还是让步，保留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让林彪和平地接班，那么林彪将依旧把毛泽东看成是大恩公，依旧忠于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坚持不让步，非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那么林彪也就不再忠于毛泽东了，就要“强行”接班。既然是“强行”，也就不排除使用暴力手段，包括暗杀手段。因此，林彪与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就是选择和平接班，还是选择强行接班。

　　毛泽东的底线，是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的底线，是一定要接班。两个人的底线相差太大，最后导致出现“九一三”事件，也就不奇怪了。林彪看清了毛泽东的底线，而毛泽东却没有看清林彪的底线，而且大大低估了林彪坚守底线的决心。毛泽东以为只要给林彪足够的压力，林彪就会让步，交出接班人的位子。因此后来毛泽东一再提高对林彪的压力，没想到最后压出一个“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的内心中，并不想与林彪摊牌，更不想打倒林彪，因为这样对他本人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毛泽东一直在设法和平地解决与林彪的矛盾，毛泽东在对林彪“施压”的同时，又一直给林彪留有退路。毛泽东对林彪施压的目的，只是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而不是要打倒林彪，这点与刘少奇完全不同。只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毛泽东就不会为难林彪，会让他体面地下来。

　　林彪的内心中，更不想与毛泽东摊牌，毕竟他是弱者，毛泽东是强者，他与毛泽东摊牌的风险太大了。因此，林彪为了避免最后与毛泽东摊牌，他也要向毛泽东“施压”。林彪试图让毛泽东知道：林彪和林彪集团不是任人宰割的，在军队里是有威信和有力量的。如果毛泽东一定要拿掉林彪接班人的位子，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林彪希望毛泽东看到这件事的严重后果，主动知难而退，最终让他接班，从而和平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林彪向毛泽东施压，小的事情不说，大的事情就有“林副主席一号令”和“设立国家主席”等。当然林彪的施压也不是恶意的，他希望这样可以让毛泽东知难而退，避免最后的摊牌。这些事将在后面详述。

　　林彪的另一种防卫之策，就是打击和削弱江青集团，特别是不能让江青集团把威信树起来。只要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威信树立不起来，毛泽东即使想让他们接班也很难，这样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稳固了。所以，“九大”以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就发生了激烈的内讧。

　　林彪集团要打压江青集团，江青集团也要打压林彪集团。因为江青集团也想接班，特别是江青想接班。江青接班的障碍，首当其冲就是林彪，不搞倒林彪，江青是不可能接班的。而且，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已经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如果毛泽东去世，林彪接班，江青集团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江青集团为了今后自身的生存，也要跟林彪集团斗争。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王子们，为了争夺接班人而发生内讧，可是这样的内讧又必然地爆发，让皇帝头痛不已。毛泽东虽不是皇帝，但他也不希望看到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可是这两个集团出于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夺接班人，不可避免地爆发起内讧，也让毛泽东头痛不已。

　　（5）

　　林彪和毛泽东斗争的性质，与刘少奇完全不同。刘少奇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刘少奇想用自己的威信，压过毛泽东的威信。刘少奇跟毛泽东当面争吵，当众说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过时了”，这当然是毛泽东无法容忍的。而林彪当众对毛泽东毕恭毕敬，手中挥动小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从来没敢挑战过毛泽东的权威。可是“九大”之后，林彪开始变了，他悄悄地开始挑战毛泽东的权威了，这就让毛泽东感到：第二个刘少奇又来了。

　　确切的说，林彪不是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而是要对毛泽东“施压”。林彪想迫使毛泽东让步，想让毛泽东放弃换接班人的想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林彪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军队中显示自己的威信，林彪要让毛泽东知道，他也是可以单独指挥军队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著名的《林副主席一号令》。

　　这里先简介一下《一号令》出笼的背景。前面说过，中苏关系由于1969年发生的几次边境流血冲突，极度紧张起来，大战有一触即发的局势。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达成临时协议，暂时缓和了一下关系，但双方仍处于紧张对峙的局面。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建立20周年的大庆日子，可是因为当时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中国，人们无心搞重大的庆祝活动，只搞了简单的庆祝节目。国庆口号的最后一条就是：“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

　　虽然有人建议毛泽东出于安全的考虑，取消例行的国庆节登天安门，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还是在10月1日登上天安门。林彪在天安门讲话，重点也是战争，林彪说：“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们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据说在196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得到一份情报，声称苏军将于10月20日大举入侵中国。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也从侧面“证实”了苏军发动核突袭的具体日期。因此，中国马上开始了紧急战争准备，首先是领导人的紧急疏散。吴法宪回忆说：

　　【过了1969年国庆节以后，从各方面看来，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10月15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以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做幌子，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另外，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6）

　　会后，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当场表示说：“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当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根据这个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对一些老同志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不过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疏散决定之后发出的。

　　10月1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10月17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毛泽东这次是真的认为苏联有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对战争准备进行了认真的部署。毛泽东和林彪疏散到外地，成为“二线”，周恩来带领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一线”，周恩来成为临时军队总指挥。按照常理，林彪是军队的负责人，又是国防部长，应该由林彪留守北京“一线”，担任临时军队总指挥。可是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夺了林彪的军权，交给了周恩来，这肯定让林彪十分不悦。作为军人，在打仗的关键时刻，却离开了军事指挥部，被夺了指挥权，林彪怎能高兴呢?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显然是不信任林彪。毛泽东对林彪的不信任，除了以前提到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毛泽东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从历史来看，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总会出现“吴三桂”式的人物。因此毛泽东不仅要防范苏联的入侵，更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借着苏联入侵的机会，投靠苏联一起向毛泽东进攻。

　　毛泽东对周恩来是放心的，因为不论从周恩来的历史，还是从他的表现，都说明周恩来是坚决反苏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不会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可是毛泽东对林彪就不放心了，他担心林彪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后来“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外逃苏联，也验证了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林彪10月16日到了苏州，心中郁闷;10月17日，林彪让秘书起草了一份“防备苏联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也就是所谓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10月18日，《一号令》由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出。《一号令》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号令：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林副主席指示：(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突然袭击，尤其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7）

　　《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向全军发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它还是新中国第一次发出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的命令。《一号令》发出后，全军近百万人马上行动起来，把数千架战机、数千辆坦克、数万门重炮疏散到野外，核导弹随时准备发射。因为武器疏散到野外，操纵武器士兵也必须跟随武器一起疏散，近百万士兵从军营疏散到野外，宿露了近两个月之后才重新回到军营。

　　从原则上讲，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是极其重大的指示，这样的指示应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至少应该由中央军委集体发出。以“林副主席”个人的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显然是不正常的。林彪为什么要发出《一号令》呢?目前存在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第一种观点是：林彪误判了战争形势，是无意中造成的误会，这不是林彪的阴谋;第二种观点是：这是林彪的阴谋，他要以此来试探他调动军队的能力。

　　探究林彪发出《一号令》的动机十分重要，因为这牵扯到整个林彪事件的性质。有人因此推论说林彪是无辜的，是冤案的，所以这里我们多花一些笔墨，探究一下《一号令》的细节。先看支持第二种观点的《汪东兴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负责保卫工作的汪东兴回忆说：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0月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

　　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

　　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副主席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发布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8）

　　另外在《聂荣臻回忆》中，聂荣臻也说：【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志同意。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

　　毛泽东同志听了报告，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

　　聂荣臻提到的林彪和黄永胜“造谣”，指的是叶群解释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是为了“保密”。叶群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

　　汪东兴和聂荣臻等人指控林彪搞“阴谋”，有四项罪名：

　　罪名之一：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

　　罪名之二：总参谋长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直接把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

　　罪名之三： 10月18日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向毛泽东汇报，造成“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

　　罪名之四：谎称毛泽东把《一号令》传阅件当场烧掉，是为了“保密”。

　　不过这里说林彪搞“阴谋”也不确切，因为林彪都是明着干的，不应算阴谋。

　　从各种情况来分析，汪东兴和聂荣臻所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指控的“四项罪名”是成立的。

　　第一，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这种极其重要的命令，显然是错误的，“罪名之一”成立。

　　第二，中央军委从来没有以个人的名义发布过指示。以前林彪起草的《军委八条》、《军委十条》等重要文件，都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的，而不是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的。黄永胜主持的总参谋部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一号令》，显然也是错误的，“罪名之二”成立。

　　第三，如果说《一号令》在发送之前，上报远在武汉的毛泽东，时间上可能来不及，有“先斩后奏”的理由。而周恩来就在黄永胜身边，两人同时住在北京西山，黄永胜去请示周恩来，不过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周恩来呢?所以“先斩后奏”的“罪名之三”是成立的。

　　第四，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显然不是为了“保密”，因为《一号令》都已经发出去了，还有什么保密的?所以“罪名之四”也是成立的。

　　（9）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烧掉《一号令》的传阅件呢?这是因为毛泽东考虑到他与林彪的关系。《一号令》传阅件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必须在传阅件上批示“同意”，或者批示“不同意”。

　　毛泽东当然不会批示“同意”。虽说毛泽东可以不做批示，但那就意味着默认，就是默认林彪在军队中的权威，毛泽东当然不愿这么做。因此毛泽东既不能批“同意”，也不能不做批示。

　　那么毛泽东批示“不同意”行不行呢?也不行。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很客气的，从来没有对林彪送来的材料直接批示“不同意”。如果这次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不同意”，不仅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同时也就是公开了他与林彪的矛盾，那就要与林彪发生公开冲突了。

　　这时毛泽东还不想与林彪公开冲突。因此，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同意”不行，批示“不同意”也不妥。这里毛泽东就来一个高招：烧掉传阅件。毛泽东烧掉了传阅件，不能再批示了，也就省去了批示的麻烦。这样一来，毛泽东既表示了对林彪的强烈不满，又给林彪留下退路，不至于造成两人的公开冲突。毛泽东烧《一号令》，看似鲁莽，其实是高招。

　　前面提到的为林彪辩护的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要想成立，必须要推翻上述第二种观点指控林彪的四项罪名。那么，第一种观点提供的材料，能推翻这四项罪名吗?这里先看佐证第一种观点的重要材料，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张云生说：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住在一个以前曾是宋美龄私人别墅的院子里。因为林彪是以“紧急战备”为由疏散到这里，我奉命随林彪、叶群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幢西式建筑里，叶群住在宋美龄住过的一所旧式小楼上。

　　林彪到苏州后第二天的下午，林彪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

　　林彪示意我作一下记录，我坐在沙发上记录，而林彪像平时常见的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句地口述着：“一、……;二、……;三、……”

　　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林彪问我：“都记下了吗?再念一遍。”

　　我说：“都记下来了。”我又照念了一遍。

　　林彪说：“好，就这样。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这几条传给他。”

　　我问林彪：“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东西宁可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还要压一下再打出去呢?”

　　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说：“噢，当然要压一下。宁慢勿错，可以压几个小时。把这个电话记录稿，送给叶群看看。”

　　（10）

　　我到叶群那里，把记录稿给了她。叶群看了一眼，问我：“首长叫打这个电话，你们就打呗!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故意转了一个弯子，说：“如果要想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

　　叶群蛮有兴趣地问：“哪两条建议?”

　　我说：“第一，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

　　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对，对，这条建议好。”但她又说，“首长这是过去在战争时期，指挥打仗时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毛主席报告。首长对毛主席是一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对他也信得过。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毛主席是应当的。”

　　……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个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由我负责向主席那里报告，由你负责传给黄永胜。”

　　我问：“再压多久呢?”

　　叶群说：“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7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并给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个战斗号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估计10月20日那天，苏联会发生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林彪发出“第一个战斗号令”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似也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开始全面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战备状态。确有一种剑拔弩张之势，似乎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开始了。

　　但是，只要冷静地、全面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这样一场虚惊是完全不必要的。当然这是马后炮式的分析。】

　　这里要提一下，张云生说林彪与10月17日抵达苏州，这个时间不正确。据当年主持接待林彪的苏州市负责人黄厥明在《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中说，林彪在10月16日抵达苏州。其他材料也说林彪10月16日抵达苏州，只有张云生说林彪10月17日抵达苏州，所以张云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张云生的回忆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项罪名吗?第一项罪名是：林彪背着中央和毛泽东发布《一号令》。张云生的回忆不能推翻这项罪名，反而做出一个反证：他曾经建议叶群向毛泽东请示，叶群并没有立即向毛泽东请示，还说林彪可以“先斩后奏”。但叶群也无法拒绝张云生的建议，只是答应由她向毛泽东请示。那么叶群到底请示了没有?张云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项罪名是：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就把林彪《一号令》下发至全军。张云生只是说他用电话把林彪的《一号令》直接传达给黄永胜，至于黄永胜是不是向上汇报了，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张云生的回忆也不能推翻第二项罪名。

　　（11）

　　至于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张云生没有参与这些事，不清楚情况，当然不能推翻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

　　张云生解释说：林彪发出《一号令》，是林彪本人误判形势，以为10月20日那天苏联会对中国突然袭击，所以让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前面提到过，苏联有可能在10月20日对中国发起突然袭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10月15日就知道了，大家还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如果毛泽东和大家认为有必要让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那么在10月15日会议上，就应该做出这样的决定。10月15日会议上没有做这样的决定，就说明毛泽东与大部分中央领导人不同意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毛泽东做出的决定只是领导人的疏散。

　　因此，即使是林彪个人以为10月20日苏联会对中国突然袭击，他也应该先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而不是擅自发出命令。所以用林彪误判形势，作为发出《一号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份常常用来佐证林彪“无罪”的材料是《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说：【林彪10月16日到了苏州，17日下午他找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

　　林彪口授后，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然后，叶群要秘书把记录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另一份由秘书传给北京的黄永胜。

　　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

　　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阎仲川(副总参谋长)叫到军委办事组，向他作了传达，阎仲川作了记录。传达时，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李德生都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告诉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

　　阎仲川问：“怎么传达呢?”

　　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以后，同作战部一起拟了一个电话稿。阎仲川考虑，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命令》。所以，这个《第一号命令》的名字，还是阎仲川起的。】

　　吴法宪的回忆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项罪名吗?第一项罪名是：林彪背着中央和毛泽东发布《一号令》。

　　吴法宪说林彪10月17日向秘书口授《一号令》，抄了两份，一份由叶群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另一份由秘书传达给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还说，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

　　（12）

　　而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完全没有叶群加上这句非常关键的话。是张云生说假话?还是吴法宪说假话?从逻辑上来看，吴法宪的说法有很大问题。也许吴法宪说的也是真话，只是他被叶群“忽悠”了。

　　叶群说“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报毛主席”，那么毛泽东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还都没有结果。在毛泽东的意见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急着下发《一号令》，显然就是不经过毛泽东同意，擅自发出《一号令》。这些材料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

　　吴法宪又说：“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吴法宪这里的“后来”，意思非常含糊。如果这个“后来”是在林彪已经下发《一号令》之后，那么林彪就是在毛泽东同意之前，擅自发出《一号令》了，问题的性质并没有变。

　　当然，这里的“后来”也可以理解为林彪在得到毛泽东同意之后，发出了《一号令》，这样可以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但各种事实无法证明毛泽东事先同意过《一号令》，汪东兴没有说他接到过叶群的电话，更没有说毛泽东“没有意见”。而且，毛泽东把《一号令》传阅件烧了，没有留下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更不能说明毛泽东同意过。因此，吴法宪的话，还是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

　　吴法宪的话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项罪名吗?这个第二项罪名是：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直接把林彪《一号令》下发至全军。

　　吴法宪回忆说：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叫到军委办事组，传达林彪指示，当时吴法宪等人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就让阎仲川用电话向各大军区传达。黄永胜既没有报告毛泽东，也没有报告就在身边的周恩来。所以，吴法宪的话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项罪名。

　　关于林彪的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吴法宪都没有提出辩解材料，当然也就不能推翻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不过吴法宪还是为林彪做了一些辩解，他说：

　　【以后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政变的总预演，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当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没有受到威胁，“九大”以后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顺，没有必要搞政变。

　　第二、防范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问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常委会的共同决策。不能因为林彪一个人倒了，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把本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

　　第三、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过多次防范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样，林彪也是人，预防了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就说他是神经质，说他要搞政变呢?】

　　（13）

　　吴法宪的辩解是无力的。第一，吴法宪说“当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没有受到威胁”，这句话并不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早就受到威胁了，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想让林彪接班。这些在前面多次提到，不在赘述。

　　第二，吴法宪来了一个“偷梁换柱”，说林彪《一号令》的内容没有错。事实上，林彪《一号令》的内容也确实没有错，而是他不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以个人名义擅自发出《一号令》的方式错了。

　　第三，吴法宪还是用“偷梁换柱”来辩解，说林彪误判了形势，不能当成罪过。其实对林彪的指责，并不是他对形势的误判问题，而是他把擅自发出军事命令的问题。

　　当然，把林彪的“六项指示”传达为《林副主席一号令》，可能不是林彪的本意，而是传达人员阴差阳错地搞错了。但名称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即使是《林副主席一号令》的名称改为《林副主席六项指示》，性质还是一样的。

　　以上吴法宪的辩解，并无法推翻林彪的四项罪名，所以说上述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林彪擅自发出《一号令》是“别有用心”的。林彪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发这个《一号令》呢?这应该是林彪不满毛泽东在关键时候夺了他的军权，所以林彪要向毛泽东示威，他要让毛泽东明白，林彪在军队里说话是算数的。

　　因此，这次林彪有意不通过毛泽东，不告诉周恩来，自己一个人单独发出命令，看看部队会不会接受林彪的个人命令。林彪在《一号令》中，既不提党中央，也不提毛泽东，只是说“林副主席指示”。果然，各个部队看到“林副主席指示”，马上就行动起来，没有疑问，毫不犹豫地执行林彪的命令。

　　如果是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人，用个人的名义向部队下命令，部队肯定会有疑问;即使是周恩来用个人的名义向部队下命令，部队也不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因此，林彪用《一号令》证明了他在部队中是有威信的，林彪说话是算话的。

　　10月19日，毛泽东看到林彪的《一号令》后，马上做出相应措施，指示总参谋部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本来毛泽东已经授权周恩来，在危机期间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无论是中央政治局和总参谋部，都要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可是林彪亲信控制的总参谋部，只接受林彪一个人的领导，无视周恩来的权威。

　　10月20日，周恩来亲自前往总参谋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总参谋部每天早晨8时前向他书面汇报过去24小时发生的情况。这样就迫使总参谋部不得不同时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这也是毛泽东所谓的“掺沙子”。

　　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题为《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的文件，下达全军执行。该文件指出：“军队调动团以上部队，必须上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在中苏边境地区，凡是作战行动，无论规模大小，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林彪和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以后，方可付诸实施。”

　　这个文件显然是针对林彪的，声明调动军队必须经过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的批准，这其实就是禁止林彪再次单独发号施令。

　　（14）

　　毛泽东对林彪的《一号令》，虽说非常不满，亲手烧了《一号令》的传阅件，可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处置还是非常轻微的。毛泽东不仅没有批评林彪，甚至不再提起此事，只是做了一些防范动作。而这些防范动作，不是最高层的官员，根本看不出是针对林彪的。毛泽东这么做，可以说是对林彪的一种让步。

　　如果这次毛泽东对林彪采取比较严厉的处置，那么后来林彪“争当国家主席”的事情，可能就不至于发生了。林彪看到毛泽东让步，促使他感到，现在是“逼”毛泽东让步的最好时机，因此林彪要再“逼”一步，“逼”毛泽东放弃另立接班人的想法，真正让他接班。

　　作为军事家的林彪，知道政治斗争和打仗一样，取胜的机会将是瞬间即逝，决不能错过取胜的机会。林彪说他打仗取胜的经验是：“我有长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决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林彪看来，目前是打赢他与毛泽东的这场政治战争的最佳时刻，这个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为什么是最佳时机呢：

　　第一， 毛泽东已经把红卫兵和造反派遣散了，又把老干部得罪了，毛泽东暂时只有江青集团等一些文人，力量不够强;

　　第二， 第二，毛泽东想通过“整党建党”，在党内建立起一支新的力量，可是“整党建党”才刚刚开始，新的力量还没有建立起来，是毛泽东青黄不接的时候;

　　第三， 第三，目前林彪派系在政治局中占据三分之一以上，是林彪势力在党内的最高时期。综合这些因素，现在是林彪向毛泽东“挑战”的最佳时机。

　　林彪已经看出来，毛泽东并不想让他接班，早晚要拿掉他的接班人，只是毛泽东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如果等到毛泽东拿掉林彪接班人的准备完成之后，林彪那时再动手，就为时过晚。因此，林彪要在毛泽东准备好之前先动手，让毛泽东措手不及，才能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让步。

　　林彪正式“挑战”毛泽东，开始于1970年3月。在此之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从来没有与毛泽东唱过反调，更没有在公开场合下，提出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

　　（15）

　　1970年3月，毛泽东明确指示：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会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却一反常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出宪法中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知道，即使是发生了《林副主席一号令》等令毛泽东非常不快的事，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还有挽回的余地。可是一旦他公开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也就是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那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就无法挽回了。

　　建国后，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至今为止只有两个人：彭德怀和刘少奇。这两个人的下场怎样，林彪是最清楚不过的。然而，林彪还是鼓起勇气，成为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第三个人。至于林彪的想法，我们后面再详细分析。

　　毛泽东在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一年后的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林彪在1969年9月也重上井冈山，一年后的1970年8月，他也发起了挑战毛泽东的“庐山之战”。林彪重上井冈山时，也学毛泽东，做词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共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再回顾一下毛泽东1965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林彪的这首词，无论从笔法还是从意境上，都无法与毛泽东的词媲美。本来，林彪并不是擅长做诗的诗人。林彪到井冈山上寻找的，大概也跟毛泽东一样，是在故地激发自己的雄心壮志，重新开展一场人生的奋战。这两首诗，反映了毛泽东和林彪两人在“决战”前的雄心壮志。

　　不过毛泽东是一个人孤独地上井冈山的，而林彪却是带着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一起上井冈山。

　　（16）

　　一位当年的老赤卫队员向林彪赠送了一块井冈山产的玉石，林彪把此石带回北京后，让人刻成一方砚台。1970年5月1日，林彪在该砚台背后题写诗句后，赠送给叶群。诗句是：“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出自田汉的话剧《关汉卿》)。

　　林彪还在题诗之后，写了题名：“书赠战友叶群。林彪。1970年5月1日”叶群看后，回赠林彪一幅字，写道：“教诲恩情感不尽，天长地久永相随。”

　　林彪给叶群赠物，是他到了“决战”的时候;向叶群赠言，要叶群做好最坏的准备。林彪把叶群称为“战友”，也是恰当的，因为叶群的角色，早已超出妻子，称“战友”名符其实。一年后，林彪和叶群还真的实现林彪题诗的“死同穴”，也实现了叶群题诗的“永相随”，这是后话了。

　　1970年3月，中央开始讨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以及修改《宪法》的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却一反过去恭顺的常态，居然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出宪法中要设立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4月，毛泽东明确反对设立国家主席一事，说：“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可是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4月下旬，毛泽东再次拒绝当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此后林彪仍然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7月，毛泽东再次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但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2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说出这样的话情况下，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最后放“狠话”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说到这个地步，林彪才不再提国家主席一事。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当国家主席呢?要理解这个理由，我们必须站在毛泽东的角度上来分析。

　　（17）

　　最初提出国家主席问题的人是周恩来，据汪东兴回忆：【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总理的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

　　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

　　3月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

　　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次政治局会议，住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同志向林彪同志转达毛主席的意见。”】

　　根据汪东兴的回忆，周恩来在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首先指出“设国家主席”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政治局常委”提出的。并且，周恩来用“国家主席是不是还写上?”这样的语气，表示出他和政治局常委是倾向于“设国家主席”的。

　　当时的九届政治局常委只有五个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周恩来所说的“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就是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他四人的意见。既然政治局常委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必须表明态度。这次毛泽东十分慎重，专门让汪东兴回北京传达他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具体是什么呢?汪东兴本人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不提，而《吴法宪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都提到汪东兴传达的内容。

　　吴法宪回忆说：【1970年3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邱会作回忆说：【1970年3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其主要内容是听取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汪是专程从武汉赶回来的。汪说主席的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这里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18）

　　会上没有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没有要讨论谁当国家主席。散会时，汪东兴还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对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走走走，时间还早，到我那里再坐坐。”我们都欣然同意了。早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汪东兴就和我们走近了，过去他还摆点“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后他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我说的站在一起，是指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在汪东兴家里，大家开始也是扯乱谈。后来，吴法宪又请汪东兴核实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要林彪来当”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我当时的认识是：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心，很周到。其实，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

　　吴法宪和邱会作回忆的毛泽东原话，大同小异。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不要国家主席。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这里要注意到，毛泽东专门提出“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这句话说得很重。毛泽东说的“大家”是谁呢?显然是指周恩来信中说的四位政治局常委。现在周恩来这封信的内容还没有透露，单从毛泽东讲话中“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的语气来看，周恩来这封信中提出的政治局常委建议“设国家主席”，是比较认真和郑重的。

　　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的“不设国家主席”指示后，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当场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不布置“讨论”也是正常的，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最重要的林彪缺席。在林彪缺席的情况下，是不好讨论这个问题的。因此，周恩来特地吩咐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从这次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都是让叶群亲自去他的住处，他亲自向叶群说明自己的想法，然后由叶群直接向林彪汇报。可是这次，毛泽东不仅没有叫叶群去，甚至没有提到向林彪转达他的意见，还是周恩来提出让叶群去向林彪汇报。

　　从周恩来“设国家主席”的信，毛泽东就察觉出，这封信的主使人应该是林彪。因为其他三个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与国家主席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使是设了国家主席，也不会轮到他们三人当，只有林彪一个人与此有利害关系。因此，毛泽东察觉到，林彪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周恩来的信，向毛泽东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林彪想要当这个国家主席。

　　（19）

　　林彪的建议是非常巧妙的，他提出“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一些头脑比较简单的人，反而认为林彪是为了毛泽东好，是忠于毛泽东的表现。因此，毛泽东在这里要把林彪的目的“点破”，说：“我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毛泽东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一个人可以当。因此，设国家主席的得益者，只能是林彪，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自己为什么不能当国家主席呢?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分析。

　　汪东兴回忆后来的事情，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在3月17日至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才正式讨论毛泽东3月8日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这时林彪表示出不同的意见。林彪让自己的秘书跟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彪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这个电话，公开表示他与毛泽东有不同的意见。此时，毛泽东还给林彪留面子，他没有直接对林彪的意见表态，而是说“问候林彪同志好”，间接地表示反对林彪的意见。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我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让秘书给毛主席那里打了电话，但主席并没有正面表态，只让秘书打电话，问候林彪。】

　　关于此事，林彪秘书张云生也回忆说：【林彪、叶群从苏州回到北京后不久，于运深给我看了一份叶群在苏州和主席秘书来往的电话记录。叶群给主席秘书的电话说，请他转报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因为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

　　主席秘书回给叶群的电话，说：他已经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提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国家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

　　（20）

　　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大部分人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事情发展到此，本来可以就过去了。可这次林彪一反常态，他不让事情过去，还要继续坚持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回忆说：

　　【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林彪的三条意见：“(一)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国家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关于这件事，邱会作也回忆说：【4月11日，由林彪口述，秘书记录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二)关于国家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

　　这次是林彪亲自向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与用电话记录的书面形式，正式提出他的三条意见。由于林彪的地位，周恩来又召开会议，讨论林彪的意见。邱会作回忆说：【3月8日，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一致同意了，这种同意是拥护毛主席的惯性，大家并没有深想。

　　现在林彪的意见又来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念了，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来担任的意见，包括江青在内。我现在都认为，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中肯的，是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是毛、林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毛主席和大家的意见相左，林彪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主席很快就对林彪的建议(政治局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传出叶群与毛主席秘书来往的那次电话内容以后不久，我在北京看到了一份毛主席批件。这是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建议，主席旁批：“此议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

　　在这以后，我又在毛家湾看到中办印发的《宪法》修改草案的两种方案：一种是《宪法》条文有“国家主席”的一章，另一种则没有。这反映出，尽管毛主席对“设国家主席”一事并不赞成，但政治局内的意见并不一致，林彪的那个“提议”还在起作用。】

　　这是林彪第一次公开用书面意见的形式，提出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而且林彪的意见，得到包括康生在内的其他四位政治局常委的同意。由于林彪的意见是多数人的意见，这让毛泽东犯难了。

　　（21）

　　设不设国家主席，对于除了林彪之外的三位政治局常委来说，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由此引起的间接关系，还是与三位常委紧紧相关的，因为国家主席是关系到将来谁“接班”的问题。

　　如果林彪当了国家主席，那么林彪接班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相反，如果林彪不能当国家主席，那么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或者张春桥等人了。从周恩来等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林彪接班，比江青他们接班，要好得多。

　　谁来当接班人，对于康生来说，也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如果毛泽东安排林彪上台，完全没有必要把康生拿掉;而毛泽东安排江青或者张春桥上台的话，那么康生的威信就显得“太高了”一点，毛泽东为了江青或者张春桥的顺利接班，就有必要把康生拿掉。

　　尽管康生在历史上与林彪并无特殊关系，相反与江青倒是有特殊关系，可是“九大”之后康生成了“闲人”，此时他逐渐看出来，拥戴林彪，比拥戴江青集团更有利于自己。此后，康生就慢慢“淡出”江青集团了。

　　因此，一贯支持毛泽东的康生，在国家主席问题上，却站在了林彪一边。直到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讲话之后，康生还是公开表示支持林彪。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记述：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毛主席不当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

　　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至于陈伯达，早就跟着林彪走了，成为反江青集团的先锋。这样一来，五个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个站在林彪一边，而周恩来的态度，虽说主要是中立，但还是偏袒林彪的。

　　周恩来也希望毛泽东不要再换新的接班人，这样搞下去又是一场大的运动。而且从周恩来看来，也是宁可林彪接班，不愿江青或张春桥接班。所以，毛泽东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在政治局常委中就孤立起来了。

　　（22）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的专列路过苏州，他与林彪直接见了面。这是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之后，两个人第一次单独见面。据邱会作回忆说：

　　【叶群告诉我们，林彪提出“三条意见”后，大概是4月25号，主席在路过苏州时，林彪和叶群还到专列上去看了主席，让主席在苏州住下，并给主席腾出了林彪住的南园宾馆的房子，主席说不住了。

　　他们交谈得很好，主席还对林彪说起黄、吴、李、邱，并大加赞扬说：“我就是信任这几个跟我南征北战的红小鬼。”

　　那天正好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叶群让主席听了人造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录音，毛主席很高兴。他们之间没有再提起有关“国家主席”的事。】

　　前面多次说过，毛泽东这个人的脾气，如果他“骂”你，就是对你还抱有希望，如果客客气气的，那就是不抱希望了。毛泽东的年龄比林彪大很多，又是林彪的老领导，本来毛泽东“骂”林彪几句也是可以的。据说1966年林彪拒绝当党的第二把手时，毛泽东曾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

　　这次毛泽东在苏州与林彪见面，对林彪客客气气，“国家主席”的事一概不提，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是不抱希望了。

　　1970年4月底，毛泽东和林彪都回到了北京。毛泽东在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据邱会作回忆说：【时隔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还讲了一个典故，大意是：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主席讲完以后，大家都笑了。我当时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谦虚，二是主席虽然又上了“一线”，但他还是不想当国家主席，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原因是不愿管具体事务，愿意多考虑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林彪和总理担起来，一个当国家主席，一个当总理。现在想起来，我的看法真是幼稚可笑。】

　　毛泽东用曹操和孙权打比方，明确说希望你们不要当“孙权”，基本上已经把话“挑明”了。即使是到了这个程度，林彪仍继续坚持唱反调。据邱会作回忆说：

　　【5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当提到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说得非常中肯，他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但只能毛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

　　我们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要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23）

　　当时我们几个人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根本没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主席的心思。我们感到谁当国家主席，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毛主席当很正常，毛主席不当，由林彪来当也很正常。因此，不管主席怎么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他的“谦虚”。

　　林彪则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让林彪当;不设国家主席的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在1970年7月，又发生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关于“缔造”和“指挥”的问题。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为纪念解放军诞生43周年发表社论，这篇《社论》是张春桥起草的。《社论》第一句话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会上陈伯达对张春桥起草的《社论》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沿用“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张春桥的新提法中，增加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改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康生也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说张春桥的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而张春桥坚持不改，态度十分坚决，在会上形成意见对峙和激烈争论。周恩来不好表态，因为此事直接涉及到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最后决定：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是怎么来的呢?在林彪刚刚当上第二把手的1966年8月，当时“两报一刊”的说法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直接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并没有提到林彪。“两报一刊”在提到林彪时说：“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样。”

　　但1966年11月之后，“两报一刊”就把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删去，只提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显然，“学生”比“战友”要低一个档次，而只提“亲密战友”，就使人感到林彪有“平起平坐”的感觉。

　　1966年11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红卫兵代表时，提出新的说法：“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由林彪同志主持的人民解放军……”这样，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地位，首次与毛泽东并列在了一起。

　　1966年11月底，陈毅在接见军队造反派时，又进一步说：“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的。”

　　1967年2月，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再进一步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

　　（24）

　　1967年4月之后，“两报一刊”就形成一个习惯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据汪东兴回忆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

　　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

　　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

　　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

　　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

　　这次张春桥起草的《社论》，突然改动过去三年多来的一贯提法，显然不是偶然的，应该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不过这次“缔造”和“指挥”的问题，毛泽东作了让步，删去“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了过去的说法。但“缔造”和“指挥”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九一三”事件前夕的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在“南巡”中，又重新提起“缔造”和“指挥”的问题，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现在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这是后话了。

　　1970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时，特地删去了很多林彪特有的颂扬毛泽东的话，比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等。毛泽东还为此写下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毛泽东删掉的这些话，都是林彪的原话，可以算是间接地批评林彪吧。

　　（25）

　　毛泽东与林彪的最根本矛盾，其实并不是“设国家主席”，而是“个人崇拜”的问题。关于“个人崇拜”的宣传，古今中外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造神”，第二种方式是“歌功颂德”。

　　第一种方式的“造神”，是封建帝王时代使用的古典方法，把封建帝王塑造成“现人神”。人民之所以要服从帝王的领导，是因为帝王已经超越了“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人民要服从帝王这个“神”的领导。封建帝王不仅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且说出来的话“句句是法律，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第二种方式的“歌功颂德”，是近代发展出来的近代方式。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民的醒觉，用“神”来蒙蔽人民的手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所以近代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普遍采用“歌功颂德”的方式。比如美国也搞个人崇拜，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等人，都修建有规模巨大的纪念碑、纪念堂等纪念性建筑，对这些伟人的历史功绩和功劳进行“歌功颂德”式的宣传，让人们崇拜这些伟人，敬仰这些伟人。毛泽东曾对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的话，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早在建国之前，中共就开始对毛泽东进行“个人崇拜”的宣传，但那时的宣传采用的是近代的“歌功颂德”方式。一方面是毛泽东确实立下了很大的历史功绩和功劳;另一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恰当的“歌功颂德”宣传，对于国家和民族也是有好处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一面旗帜，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林肯这样的伟人旗帜，它就没有凝聚力，就很难把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更需要一个超越民族的伟人旗帜，增强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可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著名“五一八讲话”，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第一个把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式宣传，上升为“造神”宣传。这里再回顾一下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片段，林彪说：

　　【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

　　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毛主席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

　　（26）

　　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毛主席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彪强调：毛泽东之所以和我们不一样，是因为毛泽东是“天才”。林彪这里所谓的“天才”，其实就是不点名地说毛泽东是“神”。因此只有“神”才可以做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整篇讲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人，毛泽东是神。所以我们不服不行，必须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林彪说“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样的话，完全是臣子对封建帝王“表忠心”用的话，更是把毛泽东当作帝王对待了;对毛泽东喊“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也完全是封建帝王的待遇。

　　那么林彪心里真的认为毛泽东是“超天才”，是“现人神”，“句句是真理”吗?显然不是。林彪早年就多次怀疑过毛泽东，甚至写信让毛泽东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彭德怀。革命胜利建国后，林彪也没有迷信毛泽东。1971年林彪外逃之后，中央派人去林彪住的毛家湾，搜查林彪家里的罪证。从几万册图书中，发现林彪亲笔写的眉批，其中一些是针对毛泽东的。例如：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捏造是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从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些批语来看，他绝对不是真心地认为毛泽东“句句是真理”。既然林彪吹捧毛泽东“句句是真理”不是出于真心，那必然就是别有用心了。接着问题就来了：林彪的别有用心，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好意?还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恶意呢。

　　要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需要把林彪的言行，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林彪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这时林彪还不是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他在党内的排名仅是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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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阶段是林彪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这时林彪一跃变成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人的地位变了，他的想法和做法跟着改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林彪做出著名“五一八”讲话的1966年5月18日，中央已经发出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这时林彪不得不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刘少奇，这点林彪已经看到，但单单为了打倒刘少奇，似乎不需要搞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运动。毛泽东的文革，除了打倒刘少奇之外，应该还有别的目的。那么毛泽东的这个别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林彪当时想来想去，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毛泽东想当皇帝。

　　在林彪还不是接班人的时候，林彪对毛泽东尽管不迷信，但对毛泽东还是充满感激的，毕竟林彪能有今天的一切，少了毛泽东的栽培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那时林彪的想法是：不管毛泽东想干什么事，他就要帮毛泽东去做这件事。后来从林彪家中抄出来的图书眉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