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一般资本论读书会只读完成度最高的第一卷，不引入二、三卷内容，这个问题其实不好讲明白。于是这个问题常常让大家辩得乱七八糟。
今天心血来潮，找了一篇以前读过的文章，翻译出来给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其实更多是辩经性质的。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不妨一读。作者是Duncan Foley，2013年刊发在RRPE上的。按原文内容来看，应该是讲座的整理稿。
如果一定要给这篇文章一个重心的话。我觉得结尾一句话很重要：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这里的“价值理论”，其实是分析“生产与分配组织方式”的简略说法。
这句话不只有辩经意义。好了，接下来是正文。
“新”经济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上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去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此时，许多人开始质疑：如果社会不再大量生产(甚至完全不生产)物质产品和服务，还能维持较高的实际收入吗?
这一问题在当下更具紧迫性。过去25年多来，统计数据显示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但工资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个人和家庭的收入、财富分配差距急剧扩大。
传统经济学借助“恩格尔曲线”解读这些趋势。该曲线将各类商品和服务的支出占比，视为实际收入的函数并加以描绘。曲线显示：随着收入增加，家庭在服务上的支出占比会不断上升。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去工业化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完全可理解——人们富裕后，需求重心会从衣食住等基本物质需求，转向教育、医疗、心理咨询(改善生活质量)、旅行、培养爱好、提升公共秩序、获取法律与金融服务等非迫切、可延后的需求。
在经济学视角下，任何“自愿”的货币交易，都被视为某种实际产出的生产信号。这种产出可能是物质产品，也可能是可衡量的服务;甚至像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NIPA)处理越来越多交易那样，被视为“虚拟产出”。
不过，我们还能从其他角度解读这种社会变化。比如教育领域：成本上升但成效下降，部分原因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的发展，系统性地破坏了家庭和社区机制。再比如健康问题：资本主义生产通过恶化环境、增加生产环境的压力与风险，直接引发了诸多健康隐患。还有法律与金融服务：它们并非人类固有的需求，更像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自身催生的需求。
除此之外，当前人类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生产规模，已对地球的有限资源、生态环境及人类生存承载能力，产生了显著影响。蒸汽、铁路、电力、汽车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依赖化石能源等廉价但不可再生的资源发展壮大。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延续，面临着巨大难题。
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经济”愿景应运而生。其核心是：以物质资源消耗少的服务为基础，借助规模经济实现无限增长，同时为掌握技能和知识的人带来高收入。这种愿景，成了人们乐于接受的乌托邦式“安全阀”。
首先，向这类经济转型，似乎无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革命性变革——因为服务经济牢牢建立在产权、市场交换和竞争之上。如果资本主义真的朝着“新经济”方向发展，许多看似威胁其生存的矛盾，都能得到缓解甚至消除。人们甚至认为：在以信息为核心的新型服务经济中，人均实际收入能延续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增长模式，无限增长而不必面对资源或环境的严重限制。这一想法，也让无数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指数增长路径”显得“合理”。
在本次讲座中，我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用斯拉法的话说，就是“被埋没和遗忘的”视角——重新审视“新经济”愿景的关键要素。这里尤其要用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理论。
这种视角会对“新经济”中一些过于乐观(甚至可说是盲目乐观)的承诺提出质疑。毕竟，服务由人提供，而人需要吃饭、穿衣、住房、出行，还需要消费那些必须依赖可用能源和其他稀缺物质资源生产的物质产品与服务。就拿信息服务来说，它对能源的直接需求，绝不是微不足道的。
“新经济”模式的支持者，忽视了古典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区分：价值创造、剩余价值产生、剩余价值占有，这三者是不同的。信息经济的所谓“辉煌成就”，本质上是剩余价值占有的创新方式(尽管很多方式源于古老且常见的经济现象)，而非新的价值创造方式。
从古典-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视角看，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摆脱传统困境——资源依然稀缺，环境限制依然存在，人类劳动成果的分配依然不均。
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及相关范畴
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逐渐形成垄断，这导致：接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里，能跳出模糊、片面的认知，真正理解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思想，以及马克思对这些思想的阐述与批判的人，越来越少。
尽管简要概括这些精妙而深刻的理论可能存在简化风险，但我仍会梳理与本次讲座主题相关的核心观点。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性劳动在物质产品和服务生产中的耗费，是商品价值(以货币价格体现)的来源。比如，某一年全球经济的总增加值，就是该年生产性劳动时间耗费的货币表现。
给定“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即增加值与生产性劳动时间的比率)，增加值或净产品价值的增长，只能通过增加生产性劳动时间实现。当然，生产性劳动有多种具体形式，其劳动活动的性质和技能要求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将这些形式转化为单一的生产性劳动投入指标——下文将默认已完成这种转化。
从全球范围看，大量生产性劳动要么用于家庭生产(产出不进入市场，不成为商品)，要么用于小生产者生产(小生产者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占有产品的全部价值)。但全球经济中，生产性劳动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存在的：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雇佣劳动力在一定时期内从事生产。
马克思指出：雇佣工人实际出售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力”——也就是从事生产性劳动的能力。工人通过劳动，为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增加的价值，通常会超过工资(工资是劳动力的货币价格)。这样一来，在雇佣劳动生产中，就会产生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会计术语中，表现为售出商品的毛利)。剩余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差额：一是货币工资，二是劳动平均创造的价值(即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
几乎所有资本主义生产中，都能从质的层面看到剩余价值的产生(极少数资本主义企业无法创造足够增加值来覆盖工资支出，属于例外)。但马克思强调了一个关键事实：由于商品的竞争定价可能偏离其生产性劳动含量的比例，剩余价值未必在它产生的生产性企业中“实现”。
经济学家过分关注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简略论述中的数量层面，却不幸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质性观点：资本主义剥削会形成一个“剩余价值池”，每个资本家都通过某种商业模式或市场地位，争夺这个池子中的份额。
事实上，即便不是资本家，也能参与争夺剩余价值池的份额。正如(马克思时代及当今都)公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地租理论所阐释的：如果产权具有强制执行力，其所有者(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术语中，常被称为“土地”所有者)就能阻止资本家获取相关生产资源，进而形成“租金”。这些租金是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剩余价值池的一部分，但租金本身与生产性劳动的剥削并无直接关联。
比如，拥有肥沃土地、瀑布、矿产、油气资源等的所有者，无需自己劳动，也无需雇佣他人从事生产性劳动，就能分享生产性雇佣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
对剩余价值池及其通过竞争、议价进行分配的分析，还能得出一个较少被提及的结论：即便是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对全球剩余价值池的贡献也微乎其微。某一企业通过提高自身生产性工人的生产率、或压低其工资，为剩余价值池做出的直接贡献，远不及它所争夺的全球剩余价值池的规模。
某企业若能过度剥削工人并实现盈利，并非因为它扩大了整个剩余价值池，而是因为它能通过将生产成本降至竞争性市场价格以下，为自己争夺到剩余价值池中的更大份额。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提高利润率的方法，但和资源所有者获取租金一样，它绝非占有剩余价值的唯一方式，甚至可能不是最典型的方式。
颇具悖论意味的是：从资本家阶级的视角看，资本主义剥削其实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马克思曾指出，竞争的作用只是将生产方式的逻辑强加给个体生产者。许多评论家将这一观点视为对“竞争决定市场均衡”的批判，但它同时也说明：每个资本家本质上都是剩余价值产生体系的“搭便车者”)。
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有很多，通过提高生产性雇佣工人的生产率或压低其工资来降低成本、进而剥削他们，只是其中一种——且远非唯一一种。生产性雇佣工人的实际剥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间接推动全球剩余价值池扩大。其他占有方式还包括：垄断市场部门、开展市场营销与广告活动、通过专利、版权、商标确立知识产权、占有稀缺能源或其他自然资源、巧妙设计金融交易或金融产权结构、控制医疗服务等。
斯密和李嘉图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现代经济学家也在努力区分“寻租”与“生产”)，并试图通过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来解决它。但斯密的论述，既澄清了问题，也造成了混乱，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他引入了一个无关的问题：生产性劳动是否体现在“有形的、可出售的商品”中，而非易消逝的“服务”中。显然，这与生产性劳动是否为剩余价值池做贡献，毫无关联。
第二，他举的非生产性劳动例子，集中在家庭服务上(考虑到他所处的18世纪英国社会环境，这并不奇怪)——比如雇佣女仆、男仆、马夫、管家、女管家、园丁等，为地主阶级维持豪华庄园。这些确实是依靠剩余价值池维持的非生产性劳动，但它们与剩余价值占有本身的关联非常间接。
相比之下，崛起中的资本家(可能还没积累足够财富购置庄园)雇佣的簿记员、销售人员、保安、工头、人事部门人员等，其目的很明确：为了在剩余价值池的争夺中占据优势。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视角看，这些非生产性劳动的例子，显然更具代表性。
马克思既认识到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斯密阐释这一区分的不足。遗憾的是，他对斯密定义的批判与修正，在如今看来方式略显迂回。马克思提出的区分标准是：生产性劳动与资本相交换，非生产性劳动与收入相交换。
鲁宾进一步补充了一个必要限定：生产性劳动是“与资本相交换，且用于资本循环的生产阶段(而非实现阶段或金融阶段)的雇佣劳动”。这一限定至关重要——因为许多金融、广告、会计、法律等活动，在形式上是盈利性资本主义企业，很容易与真正的生产性劳动混淆。
马克思的区分标准虽显间接，但核心观点很明确：生产性劳动的耗费，会为整个剩余价值池做贡献;非生产性劳动，则不会。
综上可得出结论：全球剩余价值池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争夺剩余价值占有权这一竞争过程的非预期副产品。其规模是一种“涌现性、偶然性”的现象，不受任何个体资本家的影响，只对广泛的政治、文化、社会因素做出反应。
对所有资本而言，当下的竞争核心是：争夺剩余价值池中的更大份额。有些占有方式会间接推动剩余价值池扩大，但也有很多方式(包括多种获取租金的方式)不会。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蕴含着一些自我调节机制，这与本次讲座的核心主题相关。比如：如果资本家一味将资本从剩余价值创造领域，转移到非生产性的剩余价值占有领域，那么根据普遍竞争规律，生产性部门的利润率迟早会上升，非生产性部门的利润率则会下降。
金融
在全球化时期，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以及金融部门的收入，都实现了快速增长(但金融部门的就业增长并不显著)。
金融部门的收入分配极不均衡，这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的“99%与1%”分化——近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流向了收入分配顶端的群体。因此，理解金融部门收入大幅增长的根源与意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基于前文所述的剩余价值理论，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分析对这些问题有何解读?
马克思探讨了金融体系的多个方面，以及它如何参与剩余价值池的分配。其中最直接的情形是：金融资本家将货币贷给产业资本家，让产业资本家能参与资本循环;作为回报，金融资本家会获取产业资本家预期占有的部分剩余价值。
这一交易的逻辑很清晰：产业资本家可利用借入的货币资本开展生产性交易，预期从中获得剩余价值;而金融资本家如果不能以剩余价值分成的形式获得回报，就不会借出货币。
马克思在一段极具洞察力的论述中(这段论述也体现了他分析社会现象的核心思路)指出：借贷双方的竞争，会形成针对特定风险、特定期限贷款的统一利率;这一利率会掩盖一个事实——贷款回报与借款人的实际盈利能力，其实并无关联。
马克思着重强调：与产成品的“自然价格”或“生产价格”(其决定基于现有生产技术)不同，利率不存在普遍的理论决定因素，它会随商业周期、货币资本可得性及其他因素变化。
正如马克思所阐释的，这种统一利率还会导致“收入流资本化”的现象——比如，国家债务利息对应的部分国家税收收入，会被资本化为“虚拟资本”。
这一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在衡量利润率等指标时，必须区分两类资本——一是参与生产性资本循环的实际货币资本，二是全部金融资产和负债。
如果我们关注社会资本循环中的利润率，就不能犯两个错误：第一，不能将货币资本贷款重复计算——既算入金融资本家的货币资本循环，又算入产业资本家的生产性资本循环;第二，不能将利息重复计算——既算入产业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又算入金融资本家通过纯金融交易占有的剩余价值。
国民收入与资金流量账户认可这一观点，它通过区分“净利息”，得以计算生产性资本的净财务状况。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视角看，核算金融收入的正确方式是：将其视为特定资本主义企业从剩余价值池中占有剩余价值后，发生的转移支付。
但国民收入核算对金融部门收入的处理，并非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金融资本家”往往是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它们借出的资金，本身是从家庭、生产性资本企业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借入的。
马克思描述过这一过程的作用：它节约了整个社会资本循环中的货币资本——因为金融体系能让同一笔货币资本，同时在不同的资本循环中发挥作用。
比如，生产性资本主义企业无需将货币资本储备以金币或现金形式持有，而是可以存入银行。根据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已知原则，银行只需持有少量金币、现金(或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作为准备金，就能满足存款企业在资本循环中使用存款的需求;其余资金，则可贷给其他需要金融资本的产业资本家。
这样一来，封闭社会资本循环中的“净货币资本”，就表现为中央银行的负债头寸。通过这种方式，少量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就能为规模庞大的金融交易和实际交易提供融资。(如果资本循环是国际开放的，那么该体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净短期负债头寸，也属于净货币资本的一部分。)
金融机构给国民收入核算带来了一个难题：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向存款人支付的利率，低于它向贷款人收取的利率，这一“利差”是金融机构收入的主要来源。
国民收入核算的惯例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再将这些利息流视为“转移支付”(即不再认为是部分剩余价值流入金融部门)。为什么会变?因为如果将金融交易的净利息视为转移支付，那么金融机构工人和所有者的收入(以工资、利润形式体现)，就会成为“没有对应销售收入的成本”，金融机构的增加值也会变成负值(这其实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观点一致——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认为利息支付是剩余价值的转移支付)。
为了避免将金融这一重要经济部门描述为“产生负国民收入与产出”的尴尬局面，国民收入核算形成了一个惯例：为金融活动“虚拟核算”产出，且虚拟产出的价值与金融部门产生的收入完全抵消。
结果就是：随着金融收入增长，实际GDP等国民收入核算中的产出指标，也会随之上升。在全球化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产出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如果国民收入核算符合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分析(将这些交易视为转移支付)，那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会显著更低。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金融机构在近几十年能从全球剩余价值池中，占有更大的份额。金融中介的运作机制是：基于具有某类属性(如低流动性)的负债(如企业或家庭贷款)，创造出具有另一类属性(如高流动性)的资产(如活期存款)。
这些头寸固有的矛盾，只会偶尔显现，且通常出现在金融危机中。长期以来，自由放任的银行政策存在不稳定性，这促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建立了对银行业及相关金融活动的国家金融监管。而限制金融中介可承担的承诺(或头寸)的监管措施，必然会降低金融机构的收入。
全球化时期金融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中介的“去监管化”——去监管化之后，金融机构会扩张那些风险更高、但利润也更高的头寸，这一结果是可预见的。
金融收入的另一主要来源是“经纪费用”。这类费用的产生，类似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中买卖房屋的经纪费用：当资产持有者对资产的主观估值，低于另一主体的估值时，就可能产生经纪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以介于双方估值之间的价格出售资产，就能实现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剩余”。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IPO(首次公开发行)：有发展前景的资本主义企业所有者，以普通股的形式向公众出售部分股权。公众对这部分股权的估值，高于企业所有者(因为所有者更希望将部分投资变现，用于其他用途)。此时，投资银行等经纪机构或交易撮合者，就能以“费用”的形式，占有这笔交易中实现的部分经济剩余——这部分剩余占总经济剩余的比例可能不高，但绝对金额往往很大。
国民收入核算有一项既定且统一的原则：不将现有资产的买卖，纳入GDP等“新增产商品与服务价值”的衡量指标。但“虚拟核算”的惯例，实际上将这些交易中以费用形式体现的部分，纳入了产出衡量——因为这些费用会表现为金融企业的收入(工资和利润)。
不难理解，全球化为何会扩大“资产所有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与“潜在所有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距：差距扩大，会让金融交易中实现的经济剩余增加，进而间接推动金融部门收入增长。
但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剩余价值理论的视角看，所有这些金融收入形式，都属于全球剩余价值池的一部分，与土地租金、资源租金本质上没有区别。金融资本家将已实现的部分剩余价值转移到自身的机制，涉及对预期的操纵和偶然合约的设计，这与土地、资源所有者的垄断权力不同，但最终在“剩余价值分配”的结果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必须强调一个关键观点：与国民收入核算原则得出的结果相反，金融收入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全球剩余价值池的规模扩大——它只是剩余价值在金融资本家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再分配。
如果资源、能源限制等因素制约了生产性劳动的增长，那么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视角看，寄望于通过扩大金融活动(其本质是再分配剩余价值)来抵消这些限制，是完全徒劳的。
知识产权与网络外部性
技术创新、艺术成就、运动才能在为部分人带来高收入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同时，一些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也取得了显著成功。这让人们产生了一种期待：这些“知识型”或“信息型”活动，能成为一种全新的、清洁的价值创造方式，规避传统“肮脏”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诸多限制。
但这里的核心原则依然不变：知识型、信息型活动的收入，与资源租金、土地租金一样，都属于剩余价值池的一部分。全球经济中某一部门此类收入的增长，必然会导致其他部门基于剩余价值的收入减少。
全球剩余价值池的规模非常庞大：粗略估算，全球实际GDP约为60-70万亿美元;根据已知经济体中“利润与工资在增加值中的分配比例”推算，其中约一半至五分之三是剩余价值。因此，保守估计，全球剩余价值池的规模约为30万亿美元。
即便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埃克森美孚，其峰值利润也仅约360亿美元，仅为全球剩余价值池的千分之一左右。对哪怕是规模最大、根基最稳固的资本主义企业而言，全球剩余价值池都近乎“无限大”。即便某一企业或部门占有的剩余价值大幅增长，也能被这个池子轻松吸收——其他所有争夺剩余价值的主体，只需让出极小的份额，就能抵消任一主体所占份额的大幅增长。
推动知识型、信息型收入大幅增长的核心因素有两个：一是知识产权，二是网络外部性。
知识产权赋予了热门知识、热门信息(如流行歌曲、关键技术、高端医疗服务、数据库等)所有者一种权力——通过限制他人获取这些资源，占有剩余价值池中的部分份额。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这种“知识产权占有”，与近代早期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圈地运动”极为相似。比如，一旦某个人或某个实体确立了对某一瀑布的产权控制，一份占全球剩余价值池一定份额的“租金”，就会随之产生。(当然，如果开发瀑布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且这种生产率提升降低了工资在全球增加值中的占比，那么剩余价值池的规模可能会扩大。但无论瀑布由谁控制——是政府机构，还是地方社区联合体——开发瀑布都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
瀑布所有者要获取租金，只能允许某一个生产性资本家开发其水力资源——因为瀑布产生的能源是有限的“竞争性资源”，无法同时出租给多个资本家。但流行歌曲版权所有者的情况完全不同：通过互联网下载等媒介，版权内容可以近乎零成本地复制。事实上，版权(或专利)所有者可以将其产权出租给任意数量的使用者，这就极大地扩大了他在剩余价值池中的潜在占有份额。
类似的例子还有微软Windows等广泛使用的计算机操作系统：通过成本极低的复制件，操作系统可以反复出租或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对操作系统的需求会受到“网络外部性”效应的影响(这种效应也会影响艺术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商品对每个购买者的效用，会随着购买者总数的增加而提升。
由于全球剩余价值池的规模极其庞大，这些“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信息型、知识型商品的生产，只需人类的创造力和智慧，几乎无需其他投入就能创造价值。但事实是，知识和信息的创造者也是普通人——他们需要吃饭、住宿、穿衣，这些都离不开物质资源。
通过战略性持有知识产权获得的收入，可能极为丰厚，但这些收入的来源，始终是生产性劳动剥削所产生的全球剩余价值池。
还有一些商业模式(如社交网络、网络搜索)，无需用户直接付费就能产生收入，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信息型、知识型商品生产经济学”的困惑。在这些案例中，它们与全球剩余价值池的关联其实很直接：支撑这些活动的收入来自广告商——广告商愿意付费，将消费者的支出引向自身(这是争夺全球剩余价值池份额的一种长期重要策略)。
对“终端用户”而言(他们也可以被视为生产过程的“免费投入”)，无需支付任何明显成本，就能获得使用价值(如使用社交网络、获取有序信息)。这些商业模式看似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承诺“无需消耗资源就能扩大福利”，但实际上，它们只是将古老(有时甚至是远古)的经济理念，应用到了新的技术场景中。
“新经济”观点的支持者，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知识型、信息型商品生产，确实为个人收入增长提供了无限可能。但问题在于(这在社会科学中很常见)存在“合成谬误”——对个体成立的情况，对整个体系未必成立;而在这个案例中，确实不成立。
任何个体创作者的收入，理论上都可以无限增长，但这并不会推动社会价值创造的扩大，也不会推动剩余价值占有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核算指标(如实际GDP)在核算这些活动时并不可靠，这进一步掩盖了其中涉及的真实政治经济学问题。
“新经济”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生产性劳动剥削所产生的全球剩余价值池，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未言明的预设，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太可能使用“剩余价值池”这类术语。
如果我们剖析政客和媒体在政治经济分析中常说的“市场力量”、“基于市场(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创新创造力”等说辞，就能发现：这类言论背后隐含着一种观点——劳动剥削是一种“自然的自我再生产过程”，是剩余价值的“可持续来源”，就像太阳辐射是可用能源的来源一样。
在这种观点下，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唯一任务，就是设计好产权制度、税收政策、补贴政策和监管措施，以便将“剩余价值占有”转化为国民收入。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共识信念，也体现了这种世界观。比如，主流经济学认为：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存在由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决定的“稳定长期增长路径”;即便受到冲击，经济迟早也会回归这些路径。
但古典-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对价值与剩余价值起源的分析，对这些自满的预设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的国家间平等与国家内平等;二是国民经济中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内部平衡;三是环境、能源及其他资源约束，对生产性劳动就业与剥削构成的潜在限制。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愿景是这样的：在低工资地区集中进行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创造，而高收入社会则专门从事剩余价值占有。
基于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模式必然导致国家间、国家内的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至少有一个原因能说明这一点——金融及其他剩余价值占有部门，往往会产生高度倾斜的收入分配。
当前的高收入国家，能否依靠这种“价值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占有”之间的分工，维持“非生产性部门(按古典-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定义)远超生产性部门”的经济形态?
能源出口(尤其是石油出口)经济体的例子，给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心——这些经济体凭借稀缺资源租金，数十年维持着运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它们也能通过专注于金融租金和知识产权租金，实现同样的目标。
但不难预见：随着这种模式日益根深蒂固，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维持该模式的制度，必将面临更严峻的政治和社会压力。
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高收入，源于巨额的金融租金、知识产权租金、信息租金，那么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以及社会、政治的极化程度，也会不断加剧。这是因为，金融租金、知识产权租金、信息租金的分配(尤其考虑到网络外部性)，本身就具有高度不平等的属性。
在古典-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生产性资本主义模型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会倾向于让工资(或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趋于均等。当然，资本本身可能高度集中，导致收入分配倾斜。但在剩余价值占有中引入“信息外部性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后，即便存在激烈竞争，也能维持的不平等程度，会大幅提高。
前文已论述过一个核心观点：“新”信息经济的支持者，寄望于通过这些剩余价值占有方式，突破资源、环境、能源约束，延续基于生产性劳动剥削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这种想法存在“合成谬误”。
如果资源和能源约束限制了生产性劳动的人均产出，那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生产性劳动的工资被压低，要么剩余价值总量会非常有限——无论商业模式如何巧妙地试图集中剩余价值，都无济于事。增长理论家需要将这些约束，纳入他们的模型中。
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围绕剩余价值分配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究竟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矛盾的初步预兆，还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暂时的“增长阵痛”?目前尚无法确定。
从古典-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视角看，要对这一问题形成有依据的判断，我们需要更完善、更全面的全球剩余价值创造数据。
当我们相信劳动价值论时，我们究竟相信什么?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洞见，既强大又具有解放意义：国民财富的最终来源，是生产性劳动在协调分工中的组织，而非其他——不是重农学派认为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垄断”，也不是重商主义者主张的“货币与金融控制”。
正是在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这里的“价值理论”，其实是分析“生产与分配组织方式”的简略说法。
总体而言，各类政治经济学都仍在宣扬这种斯密式的核心观点，因此都属于劳动价值论的广泛阵营。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转形问题”解决方案的争论，以及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推广地租、利润、工资理论”主张的吹毛求疵，其实远没有这种广泛共识重要。
在关于“新”经济模型的辩论中，“价值源于生产性劳动”这一核心问题，成为了焦点;而“价格如何体现价值”、“竞争如何通过租金分配价值”等问题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认识到——“价值源于生产性劳动”这一主张，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Foley, D. K. (2013). Rethinking 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5(3), 257–268. https://doi.org/10.1177/048661341348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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