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为他在1858年11月-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写的序言。
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回顾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发现唯物史观的过程，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论证了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创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在写这部著作之前，进行了15年的经济学研究，研读和分析了大量经济文献和社会文献，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于1859年6月出版，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这篇序言曾于1859年6月4日发表在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第5期，发表时作了某些删节。
这篇序言最早由范寿康译成中文，1921年1月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卡·马克思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这里所说的全部材料，是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一些准备材料、大纲及摘录笔记等。——编者注]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指马克思为自己计划撰写的一部经济学巨著写的，但没有完成的《导言》。——编者注]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指马克思的著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编者注]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德法年鉴》是由马克思提议创办，由阿·卢格和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刊物，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该杂志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而停刊。——编者注]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编者注]，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把马克思和巴黎《前进报》其他撰稿人驱逐出巴黎的命令是法国内务大臣杜沙特尔于1845年1月11日签发的。由巴黎警察局长德莱塞尔签发的驱逐令于1月25日送交马克思，限其在一周内离开巴黎。——编者注]，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指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可以阅读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 精选好文—— 编者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可以阅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节选) -下 | 精选好文——编者注])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可以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下 | 精选好文——编者注]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可以阅读共产党宣言 | 精选好文——编者注]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可以阅读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 精选好文——编者注]。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可以阅读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节选）| 精选好文——编者注]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可以阅读雇佣劳动与资本 | 精选好文——编者注]一书， 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德意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编者注]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才能在伦敦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但丁《神曲·地狱篇》第3部第14-15行。——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
1859年1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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