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德米尔森・帕拉纳（Edemilson Paraná），芬兰拉彭兰塔-拉赫蒂工业大学（LUT University）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巴西塞阿拉联邦大学（UFC）社会学研究生项目荣誉教授，同时担任巴西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CNPq）研究员。
翻译：赵丁琪
加密货币常以 “颠覆性创新” 自居：它挑战传统金融机构，号称能为人们提供摆脱国家控制的途径。但加密货币究竟是什么？
作为首个且影响力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诞生于 2008 年，是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种回应。其匿名创始人以 “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为化名发表的创世宣言中，隐约可见对银行体系、货币任意发行及政府救助的批判。然而，它提出的解决方案并非打破市场逻辑，反而是加剧这种逻辑：通过消除中间环节，构建一个监管更为宽松的金融体系。受无政府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比特币的支持者将其宣传为实现货币 “去制度化” 的工具，声称能保护个人财富免受通胀和政府监管的影响。
这里存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2008 年的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根本性矛盾，但加密货币领域并未成为该模式真正且实质的替代方案，反而成了将其推向极致的载体。比特币的支持者并未将危机视为极端金融化失败的信号，反而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我们 “不够新自由主义”。因此，他们提出的对策并非在货币与金融领域进行社会干预，而是打造一个没有中央银行、没有政府参与，完全由代码和自主市场主导的货币体系。
加密货币在将新自由主义理念推向极端的同时，本身也成为了体系结构性危机的一种体现。其指数级增长反映出人们对传统金融机构信任的崩塌。数百万人接纳这种数字货币，部分原因在于传统银行体系未能提供稳定的服务，也未能让大众平等获得信贷与投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加密货币领域可被解读为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抗议——尽管这种抗议始终局限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这一悖论至关重要：加密货币是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回应，却非但没有克服危机，反而强化了其核心原则。
加密货币与威权新自由主义
加密货币主张捍卫个人在金融领域的 “主权”，消除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预或国家监管。这个体系中没有最后贷款人，没有反周期货币政策，只有一个基于个人激励的自足市场。这种逻辑体现了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反社会理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默里・罗斯巴德等思想家便曾倡导这种理念，他们主张货币私有化，推动市场绝对竞争。
这一意识形态框架被极右翼领导人巧妙利用，而加密货币的兴起与极右翼势力的抬头在时间上重合，绝非偶然。两者存在一种 “选择性亲和”：在这些领导人的话语中，加密货币成为对抗 “国家主义” 的武器，是纯粹由供需关系主导的经济象征。
例如，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将经济去监管化和国家私有化作为核心纲领，其立场与推动比特币使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高度一致。这位自称为 “无政府资本主义者” 的政客，将加密货币视为对抗中央银行的工具，认为它是 “经济自由” 的纯粹体现。
在萨尔瓦多，纳伊布・布克莱（Nayib Bukele）将比特币定为法定货币，这一决定挑战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传统结构，也强化了他 “颠覆性领导人” 的形象。然而，在这套创新性说辞的背后，这一举措实际上巩固了其政治控制，为私人投资者创造了新的价值榨取机制，加剧了民众的经济脆弱性。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则在对加密货币的怀疑与机会主义接纳之间摇摆。尽管其执政期间曾试图对该领域的某些方面进行监管，但在新一轮竞选活动中，他却与加密货币社群结成同盟，尤其是那些将他视为对抗中央银行 “暴政” 和 “金融社会主义” 堡垒的群体。这一策略延续了全球极右翼的惯用手法：利用民众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失望，将其引向反动的政治议程。
加密货币领域与极右翼
加密货币领域对这类政治人物的亲近，部分源于两者共享一套对抗 “建制派” 的叙事。加密货币宣称能以去中心化方式解决国家权力 “滥用” 问题，极右翼则将自己塑造成对抗 “全球主义” 和 “精英腐败” 的唯一可行选择。在这一联盟中，技术与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催生了一种威权资本主义形态——在放松经济监管的同时，强化社会与政治控制。
在个人竞争白热化、不平等加剧、霸权危机凸显，且长期危机中不断出现牺牲性要求的背景下，加密货币所标榜的 “快速巨额投机收益” 理念愈发具有吸引力。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与 “危机新自由主义” 之间存在共生关系——他们既是这一过程的成因，也是其结果；另一方面，这些势力却更高效、更大胆地将当前局势引导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通过将加密货币包装成金融自决的载体，疏导社会不满情绪。
但加密货币的局限与矛盾十分显著。其内在的波动性、监管缺失以及投机属性，使其成为一把双刃剑。它非但没有将公民从金融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而制造了新的依附关系。现实与承诺相去甚远：所谓的 “无监管” 并未带来更多自由，反而催生了新的科技金融精英，他们复制并加剧了已有的不平等。如此一来，“去中心化” 的承诺在加密货币市场巨头（从交易平台到投资基金）的集中化过程中化为泡影。
乌托邦与资本的极端化
加密货币正处于一种张力之中：既被宣传为 “解放工具”，又是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深化。它是危机的产物，却试图将危机推向极端，固守 “问题不在于市场，而在于市场不够充分” 的理念。因此，无需讨论国家治理中公私领域的功能失调或矛盾——对加密货币领域而言，恰恰是公私分离这一基础原则需要被抨击。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言，“不存在社会，只有个体”，一切都应遵循私人逻辑 ——“米莱门” 事件（MileiGate）便是绝佳例证。
这种对传统金融体系的 “反抗”，并未带来对该体系的超越，反而使其变异为更极端、更隐蔽的形态。加密货币领域并非金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是它的极端版本——一个没有任何制度制衡的版本。其发展非但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反而彰显了它在自身危机面前的重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密货币并非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而是证明了资本主义即便步履蹒跚，仍能找到自我重塑的方式，维系其权力结构。
这一过程在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崛起中得到体现：他们一边谴责 “国家干预主义”，一边利用国家机器巩固自身权力。作为新自由主义的 “叛逆之子”，他们挑战新自由主义的传统机构，却强化其排斥与积累的核心逻辑。
极右翼领导人与加密货币领域出于信念或利益而结成的联盟掌权，开启了 “加密混乱”（criptocaos）的新时代——以去监管化、私有化、投机化和波动性加剧为特征。在这种阴暗的 “加速主义” 中，加密货币延续着不稳定性，加剧了全球货币与金融的不对称性。极右翼对加密货币的接纳绝非偶然：它是一个更广泛现象的体现——技术正被用作加剧不平等、巩固新权力体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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