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等众多非主流货币国家纷纷跟随欧美释放货币的时候，当IMF年会上，各国强烈批评美国滥发货币将引发其它国家输入性通胀的时候，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却依然坚持认为：央行必须将控制通胀作为头等大事，主要措施就是“三样武器”，即公开市场操作、汇率改革、利率改革。
此言一出，人民币汇率升值加速，10月15日冲破6.26，形成2005年汇改以来的历史性高点。这样的市况实在难以让人理解。中国不是要稳定经济吗?中国不是出口已经严重恶化了吗?那为什么这时候还要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要汇改，但汇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使汇改的目标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吗?
我们过去已经看到太多次的“巧合”。美国人一叫喊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央行就高喊紧缩货币，把抑制通胀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所有懂得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应当明白，在开放的条件下，紧缩货币和货币升值实际是一回事，其经济效果都是抑制中国经济的内需，难道中国经济目前还经得起进一步紧缩?
那易纲“央行必须将控制通胀作为头等大事”的表态到底出于怎样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不该无视通胀”吗?如果是，那恐怕不会有结果。因为，央行不该无视通胀的说法仅仅是美国教科书告诉世界其它国家的教条，而对于美国自身，它们并不会这样考虑问题。美国人的政策从来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从来都“灵活多变”，从来都不拘一格。只有中国“货币教条主义”盛行。
既然央行明白自己的“四大货币政策目标”，那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避其三而只言通胀”?美国、欧洲和除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IMF不都在主张应当以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应对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吗?其实，我们必须看到，当世界主要经济体过度投放货币的时候，中国没有及时跟进(或跟进力度不够)的直接后果就是货币紧缩，人民币升值必然，经济进一步衰退必然。此时，如果遇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相对稳定或下跌，中国通缩必然。
其实，易纲等央行官员不是不明白，未来中国通胀将主要源自境外因素。实际上，过去也一样。10月14日，IMF世行年会最后一天，易纲在回答记者关于通胀风险来源的提问时表示：目前的风险主要来自农产品价格和进口的通胀风险。他说，对中国而言，金钱上的通胀不会成为主要问题，通胀风险主要来自于农业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因为外部的量化宽松政策，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及其他外来影响，进口的渠道将带来通胀风险。
我十分认同易纲这样的看法，但问题是，是不是我们紧缩货币，这样的“输入性通胀”就可以得到治理?是不是发生通缩，中国经济就可以更加健康?如果不是，请适度投放货币，让人民币汇率回到稳定略贬的通道，而不是以市场化为借口任由其升值。9月份的数据表明，去除食品价格的影响，中国CPI只有1.11%的水平，这个数据距离低过1%的通缩水平只有一步之遥了。
经济学一般认为，通缩对于经济的危害远远大过通胀，而最讨厌的则是“滞胀”。实际上，中国经济的疲态已经不容忽视。我认为，央行货币控制目标不仅要针对货币市场利率的稳定，同时也该兼顾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是全球经济特殊时期对中国央行提出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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